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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廣闊：二里頭文化的文字符號與禮制文明

點擊：  作者：袁廣闊    來源：中國學派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7-29 09:47:17

 

 

摘要：近年來，河南偃師二里頭、伊川南寨等遺址均出土了一定數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號，字形上可與商代金文相互對照。同時，二里頭文化發現了成套的陶禮器和青銅禮器，表明該時期正是早期中國禮制趨于完備的階段。晚商金文中一些器物類象形文字，在構型上與同時代器物存在明顯的形態差異，反而與年代較早的二里頭文化器物風格接近，字體創制時間可上溯至二里頭文化時期。這批早期文字是中國古代文明獨立孕育的產物，其發現與解讀，見證了華夏文化禮器與文字的密切關系，以及中國古代文明核心的禮制文脈傳承。

 

前言

 

二里頭文化是中原地區第一支強大而又空前統一的考古學文化，它改變了之前該區域不同類型考古學文化并存的格局。其分布中心在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陽、鄭州一帶；輻射范圍向西突入陜西關中東部、丹江上游地區，南及豫鄂交界地帶，往東至少到達開封地區，北部抵達晉南垣曲盆地一帶。二里頭遺址位于伊洛河下游，遺址面積約3平方公里，內有宮城、宮殿、居民區、鑄銅作坊等遺跡，最近發現的井字形道路系統表明，這是一座規劃有序的大型都邑。二里頭文化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周邊有聚落和方國城邑圍繞，形成周邊拱衛中央的格局。二里頭文化因其存在時間和分布范圍與《史記》《國語》等文獻記述的夏朝晚期的年代與活動區域相符，學術界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為晚期夏文化，二里頭遺址為夏代晚期都城。

 

長期以來，文字的存在與否一直是學界探討早期文明的重要觀察點。目前早商文字的發現和研究有了新進展，從鄭州發現的“甲骨文”、金文和小雙橋的朱書陶文都可以證明此時文字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如鄭州二里岡遺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刻有3行10字。鄭州小雙橋的祭祀坑中發現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內壁有朱書文字，其文字內容可分為數目字、徽記類和祭祀短語類，其陶文與殷墟甲骨文對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顯的承繼關系。種種跡象表明，商前期的文字展示出中國文字至此經歷了較長時間發展，已是相對成熟的文字符號體系。正如黃德寬所說，小雙橋遺址的文字展示出“寫者已相當純熟地掌握了書寫技巧，表明當時文字發展和書寫的整體水平較高，早已脫離原始狀態”。

 

早商文字的發現與研究為尋找更早的文字打下了基礎，二里頭文化考古新發現也為文字的研究引入了源頭活水。近年來，隨著一批二里頭文化相關報告的集中刊布，人們發現這些二里頭文化遺址均出土了一定數量且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號。這些符號雖然往往單獨出現，缺乏特定的文段語境，但字形多數已完全具備象形文字的特征，可與后期的甲骨文、金文相互對照。這些發現，對研究二里頭文化晚期已使用的符號與文字的關系十分重要。

 

在早期文字的研究方法上，學界通常遵循上下沿承的研究理路。考慮到早期文字遺存相對缺乏，考古學界摸索出以殷墟文字為基礎，利用象形文字追溯早期文字起源的方法論構想。“象形”是中國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蘇秉琦曾說：“象形字的創造者只能是模仿他們親眼看到、生活中實際使用的器物形態。因此，甲骨文實物雖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們卻為我們留下中國文字初創時期的物證。”近年劉一曼又提出可以利用考古遺跡、遺物來印證商代文字的設想，并指出甲骨文字中可與考古材料對讀者不乏其例，考古學與甲骨學相結合的研究對甲骨文字釋讀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曹定云、杜金鵬、王暉也從金文、甲骨文構形入手，運用考古類型學的對比法，在比較二里頭出土青銅器與晚商銘文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

 

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二里頭時期已形成完備的禮制，能夠制造成套的禮器。這一階段禮制儀軌的漸趨完備和文字系統的互文出現，應不是偶然，而是恰恰提供了二里頭與商代文字的使用與禮制活動、禮器系統的關聯性的重要線索。有鑒于此，我們認為目前尋找早期文字的研究理路，有兩個可行的切入點：一是二里頭文化考古遺存所見象形符號與商代象形文字的比較；二是晚商器物類象形文字與二里頭時期青銅器、玉器以及陶禮器等器物的形態學比較。

 

01二里頭文化考古發現的符號

 

 

02二里頭文化器物與商代后期銘文“器物字”

 

 

03二里頭禮制文明與器物字的關系

 

學界一般將文字與銅器、城市、禮儀祭祀中心一并作為文明的標志或要素。而二里頭文化作為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一環，文字與禮制這兩大要素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尤為突出，且彼此連契，密不可分。本文以器物字為切入點，嘗試觀察文字與二里頭文化禮制文明互為表里的關系，從考古學資料中梳理二里頭文化與商周書同源、禮同軌的文化連貫性與沿承性，勾勒中國早期禮制文明格制漸具的發展脈絡。

 

（一）器物字與禮器組合

 

前文通過觀察商代銅器上的“器物字”，我們發現商周時期作為權力與秩序象征的禮樂祭器組合，實際上在二里頭時期已漸具規制；這些“器物字”所代表的鼎觚爵豆尊等禮器類型，在二里頭文化遺存中已有集中出土，包括陶禮器、青銅器、漆器和玉器等。而最核心的青銅禮器只在具有都邑性質的二里頭遺址出現，如二里頭遺址墓葬中的銅爵、盉等酒禮器，在其他大中型遺址均不見。以爵、盉為代表的銅器群的出現反映了酒禮在二里頭文化統治階層中的重要地位。而這一文化現象，均可從二里頭和商代“器物字”符號中找到線索。

 

以祼禮為例。祼禮是先秦時期的重要禮儀，一般是指以降神為目的的祭祀形式。《詩經·文王》正義：“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尚書·洛誥》孔穎達疏：“祼者，灌也。”可見祼禮是商周時期重要的禮儀活動，施行于宗廟祭祀及賓客饗燕諸禮之中。《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在已出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禮的記載都十分豐富。那么，用于祼禮的代表性禮器又是什么呢？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鄭玄注：“夷讀為彝。”鄒衡認為：“雞彝這種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陶鬶。”而從考古資料觀察，祼禮和“雞彝”在二里頭遺址已經出現，二里頭文化墓葬中的漆觚就與祼禮相關。考古研究表明，祼禮在二里頭遺址已經出現。嚴志斌發現二里頭文化墓葬中的圓陶片應該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應與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現的木塞或圓玉片相同。良渚文化的漆觚使用制度，很可能就是二里頭文化漆觚器用制度的來源。可見祼禮的來源相當古老，良渚文化時期就在江南地區流行。在二里頭文化時期進入中原后，祼禮一直被接受、應用并隨早商文化的開拓而廣布，傳承至西周時期。洛陽—鄭州一帶是祼禮的核心使用地域，《集成》05444所錄殷墟四期的銅尊銘文，有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或為觚中置瓚（玉柄形器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祼禮場景。鄒衡認為，觚、爵、盉、三足盤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禮器，它們的存在，體現了夏朝的部分禮制”。在二里頭文化一期中，可以看出以陶爵、陶觚為核心的酒禮器組合初具雛形，二期以后增加了盉、杯、壺等。陶質酒禮器與青銅禮器相比而言其種類更齊全、形體特征更穩定，并具有較強的連貫性與繼承性，因此學者多認為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禮器爵、盉等是模仿陶禮器而來。

 

既然考古發現二里頭墓葬中出土的漆觚、陶觚為祼禮器，那么與之一起成為組合的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應都為當時的重要酒禮器。而且這些禮器類型，既是當時“器物字”的主要構成，也符合《說文》以酒灌地以祭祀祖先的酒禮器組合。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的鼎、爵、觚、壺等被商人所接納，在此基礎上商文化又創制了青銅斝，開始使用觚、爵、斝組合，而舍去了二里頭文化人群所重視的陶盉。二里頭文化陶禮器組合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在商代被鬲、爵、盆、豆取代。“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器物字在夏商之際使用的連續性，恰恰反映了這些文字代表器形使用功能的穩定性。“器物字”的傳續發展，見證了夏商禮器組合的規制沿承和國家禮樂秩序的有序發展。

 

考古發現證明，早期文字與制禮作法的巫師階層關系密切。小雙橋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宮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內，說明器物上的文字與祭祀活動相關。

 

（二）禮制實踐與以器造書

 

從考古發掘資料分析，二里頭時期就已經有了關于“禮”“樂”的實物體現，作為一種社會準則和行為規范，禮制已經成為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秩序的主要支柱，在當時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當時的禮制活動，多與巫覡或“伶官”這一特殊群體的禮儀實踐相關；他們不僅是禮制活動的主持和管理者，也是早期器物字的造作和書寫者。何駑認為：二里頭文化宗廟祭祀時，多由“伶官手持龍牌、系銅鈴、戴羽冠跳舞時，它則是萬舞的道具”。杜金鵬根據二里頭遺址大型墓葬隨葬的綠松石龍形器以及青銅龍牌飾等，推測二里頭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群體主導宗廟管理和祭祖活動，“手持‘龍牌’列隊行禮，或手持‘龍牌’邊唱（頌揚祖先功德）邊舞”。這些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當時應該存在一個一定規模的巫師集團。其中一些巫師開始結合禮儀需求，在不斷使用和實踐中，依照禮器的形狀創制“器物字”。因此，青銅器中的“龍形”牌，玉器中的璋、戚，陶禮器中反復使用的爵、盉、尊、豆、壺等相關“器物字”率先出現。這些象形文字最初與祭祀、占卜關系密切。也可以說漢字是由分布于多區域的先民們在族徽、計數、祭祀等文明要素的基本需求下，不斷地創造著、積累著，最終由夏代國家巫師集團匯集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象形文字系統。

 

由是觀之，二里頭的器物字基本是按照禮器的客觀形體，用線條勾畫出器物的特征的造字方法。器物字多用正視角度表示，繪畫水平極高，把器物的特征表現得十分準確，這應當是有著超高繪圖技術的巫師完成的。這些早期器物字的特點是形象逼真、器物與讀音一體，每個符號都有相對穩定的書寫方式。對比新石器時代刻畫在器物底部的符號，二里頭文化的“器物字”同禮器組合與禮制活動密切結合，屬于真正的文字體系。

 

結論

 

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冊”，并非龜冊，而應為竹簡串編的簡冊。二里頭文化目前無大量文字發現，應當與文字載體有關。二里頭文化發現的文字符號多在陶器上面，但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偶爾出現的單體文字多與“族徽”有關。考古研究表明中國古代文字的創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每一個重要階段都有創新和改進，二里頭的文字在商代延續使用，但商代早期、晚期都還在不斷地創制出新的文字。

 

通過對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文字類符號進行分析，可以推測那些刻畫在陶大口尊口沿內側的數字符號多是用來做標記的,可能是舉行祭禮時表示祭器陳列的位置次序等功用；那些刻畫在陶器外側的“尊”“罐”“鏃”等象形符號當與二里頭文化手工業生產作坊有關的工匠族徽或氏族標志有關。這些字符與商代象形文字的相似性極強。商代部分“族徽”象形文字，很可能來自二里頭文化時期，二者一脈相承，展現出文字系統的連貫性。研究發現，刻畫在陶器上的陶文和以禮器為代表的象形字的使用者不同。二里頭文化陶器的符號多出土于作坊區，以及居址和廢棄的灰坑中。這些日用陶器上的符號傳遞的信息多與作坊或者“族徽”有關。二者使用的場景地點不同，而禮器都出土于墓葬中，特別是青銅禮器都出土于大墓中，這與當時舉行的祼禮關系密切。與禮制有關的象形字顯然與制度、秩序有關。因此二里頭文化文字的使用者當是具有溝通神靈資格的帝王與巫師。

 

通過考古發現的比較研究，可以梳理出中國早期文字的發展脈絡。從文字創制之法來看，中國早期文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商代后期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經過不斷簡化與提升，成為突出部分特征的文字。但少量象形文字的圖畫特征仍可在早期青銅器、陶器、玉器形象中找到原型。考古證據表明，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文字取象于二里頭時期的器物，這些文字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開始出現，并以類似于“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是禮制，中國文明起源走的是一條獨立的禮制文明之路。中國早期文字與禮制、禮器關系密切。正如卜工所說：“古代中國的精神生活自成體系，別有洞天，別樣精彩。那是禮制的天下，禮制的天堂。其發生的年代更早，禮儀活動更有秩序，禮制的觀念和意識流淌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禮制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魂魄之所系，根基之所在。”漢字作為華夏文明的承載工具，對文化的傳承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是世界唯一一脈相承的文字體系，對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它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成果，也是促成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綿延五千年而不斷裂、獨一無二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要之，通過比較二里頭文化器物造型與商代器物字的相似性、梳理象形文字的發展脈絡，或可找到一條研析中國早期文字傳承脈絡的新思路，勾勒出早期文字一脈相承的演變軌跡。由此可以推斷，二里頭文化的文字在早商時期延續下來，并在殷墟時期得到了發展，從而形成公元前兩千紀以來中原地區的文字傳統。而華夏早期禮制文明的發展，也在夏商文字的傳續發展中，見證著禮器組合的規制沿承和國家禮樂秩序的有序發展。

 

作者袁廣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100089）。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P100—P120

轉自中國學派微信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