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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周恩來同志對統一戰線的杰出貢獻

點擊：2528 作者：水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3-05 08:50:44

【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6周年】

2024年3月5日，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生126周年。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他一生為中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功勛卓著。統一戰線是一個重要方面。

統一戰線從廣義而言，是指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在一定條件下，為了一定的共同目標而建立的政治聯盟或聯合；就其狹義看，是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戰略策略，主要是無產階級自身團結和同盟軍問題。統一戰線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列寧發展了統一戰線概念內涵。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統一戰線實踐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逐步總結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指導實踐。毛澤東同志將“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列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由此可知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經歷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及走狗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反對國民黨鎮壓革命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統一戰線等不同歷史時期。周恩來作為中共統一戰線的奠基者之一和主要負責人，發揮組織優勢，依靠人民群眾，團結各方面的力量，為實現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作出了杰出貢獻。

一、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最早的理論開拓者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二大作出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初步提出統一戰線的方針。1923年6月召開了黨的三大，決定在保持中國共產黨獨立性的條件下，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同志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還代理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

1924年，周恩來從歐洲返回正處在革命高潮之中的祖國，不久即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參與領導中國革命是從組織和領導統一戰線開始的。他和毛澤東一樣，是黨內最早關注“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掌握政治領導權、農民同盟軍等中國革命重大理論問題。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戰略，為建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指導。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對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統戰問題上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他依據毛澤東思想，從同“左”、右傾斗爭的豐富實踐中，提出和深刻分析了，“要建立一個鞏固的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是要認清楚敵人、隊伍和司令官這三個問題”，對如何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他根據中國革命的實踐提出了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方針和基本策略，積累總結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如何長期同國民黨打交道的實踐經驗。如：抓住根本，把握關鍵，去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依靠人民，團結群眾，以爭取最廣大的同盟軍；策略靈活，方法具體，善于求同存異，以擴大統一戰線；審時度勢，分清敵友，以科學地配置各種社會力量；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以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在解決統一戰線內部矛盾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等。這些基本方針基本策略和經驗方法，指導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二、既參與黨的統一戰線重大決策，又具體組織領導統一戰線的實踐

周恩來從1927年就進入了中共核心領導層，長期負責統一戰線工作。在中共中央制定關于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關于統一戰線方面的重大部署時，周恩來作為黨中央的重要領導成員，經常向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決策提供詳盡準確的材料和可供選擇的方案。特別是在歷史轉折關頭，協助毛澤東作出并實施重大戰略部署。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日寇侵華步步緊逼，蔣介石頑固地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面對此種撲朔迷離的政治形勢，周恩來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他在瓦窯堡會議上，協同毛澤東、張聞天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爾后，他又向中央建議接受張學良提出的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接著，他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為突破口，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契機，以同國民黨所進行的五次談判為關節點，終于開辟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道路，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受黨的委托，周恩來長期處于統一戰線“總管”的位置上。他在具體的工作中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正確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決策，成功地解決了一系列令人棘手的帶關鍵性的重大問題，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西安事變以后，中共的統戰工作進一步擴展、延伸。在面臨著蔣介石中央軍又一次進攻之時，一段時間內，統戰工作甚至成為了全黨上下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與毛澤東內外配合，為極力爭取蔣介石對于中共的諒解、解除蔣介石中央軍對紅軍的進攻及擴大抗戰時紅軍的編制和待遇而不懈努力著。毛澤東在內部出謀劃策，周恩來則在外部極力周旋，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盡量不使蔣介石進攻的情況下將中共的剩余力量保存下來并發展壯大，以完成中共崛起乃至逐鹿中原、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目標。從整個歷史事實來看，毛澤東的策略和周恩來的周旋都是很成功的，紅軍不但保存了下來，還得到了與紅軍實力相近的4.5萬人的編制，這就為中共在抗戰中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基礎。

在抗戰之中，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的“陪都”重慶工作。他利用自己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及政治部主任的經歷和現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職務，對國民黨上下進行統戰工作，這些工作的開展，為中共和八路軍獲取經費、為得到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理解打下了基礎。除了統戰國民黨及其軍隊人士外，還對諸多的民主黨派人士及各界名流進行統戰、與他們搞好關系，這種聯系尤為重要的意義是，它使諸多的民主黨派站到中共一邊、加強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又使中共在解放戰爭后期在與國民黨的人才爭奪戰中取得優勢創造了條件。他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團結各方力量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妥善處理皖南事變，打退了反共高潮，發展壯大了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策動內戰，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周恩來協助毛澤東進行了中國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總調度，組成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全國的統一戰線中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在農村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把廣大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以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在城市，開展“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將青年學生和其他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實行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政策，把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爭取過來。對地方實力派和軍人，則策動和平起義。對民主黨派，則堅決支持其同國民黨的專制主義作斗爭。而把斗爭的矛頭僅僅對準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周恩來親自參與的一系列活動，如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參加美國、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軍事調停領導工作、組織營救民主黨派人士、籌備新政協會議等，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三、創建人民政協，凝聚各方力量建設新中國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是一個比較松散的組織。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黨考慮，要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就要建立新的統一戰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里提出了，“由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委托周恩來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當時，周恩來就一面協助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一面就擬定名單和邀請黨派、民主人士，具體策劃和幫助廣大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陸續向解放區轉移，用了大半年的時間，這項工作就圓滿完成。

1949年6月，籌備召開人民政協的時機基本成熟。各方代表共同協商成立了籌備會和常務委員會，分工并開展了各項工作。周恩來做了最重要的兩件事情。一是，參加研究提出組成人民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單，即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和實在的各方面的代表性；二是，起草“共同綱領”，真正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反映新時代的潮流。

周恩來就提出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時，要照顧各方，但又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有重點的。重點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但是有了重點，還要照顧各方，因為“政協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沒有意思了。政協就是要團結各個方面的人，只要他擁護憲法，立場站過來了，我們就歡迎。” 因此他強調，除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派及其反動分子不允許參加外，凡是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敵后根據地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而起義的朋友，保護國家器材有功的朋友，都要盡可能吸收進來，使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集中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大會。所以，政協除了工人、農民代表外，還有婦女代表、青年學生代表、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工商界、教育界代表、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還有自由職業者代表、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代表。盡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又設了特邀代表。第一屆新政協特邀代表中，有在中國整個民主革命階段始終站在正義事業方面的宋慶齡，有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梁啟超之子、建筑專家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海軍耆宿薩鎮冰，同盟會元老張難先，有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顏惠慶、教育總長章士釗、司法總長江庸，有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還有教育、科研、工業建設人才陶孟和、錢昌照、戲劇界知名人士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少數民族代表賽福鼎、阿里木江，老解放區民主人士陳蓮昆、安文欽，勞動界的英雄模范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等，充分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廣泛性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大協作。

1949年9月舉行的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是一次具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會議。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歷史文獻。全體會議還制定了人民政協“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決定了國家的政治體制、國歌、國旗、紀年、首都等大事。會議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選出了由180人組成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

它從法律體系和政治體制上奠定了人民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礎。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本政府接受《共同綱領》為本政府施政方針。

新中國建國初期，有些人對民主協商不理解，認為：“天下是我們共產黨人用槍桿子打下來的，現在什么事情都要找黨外人士協商再做決定，這恰當嗎？”周恩來解釋說：“我們有一部分黨員覺得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不錯，共產黨有一份。但離開了人民，共產黨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民主黨派也參加了革命和建設，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勞，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權來說話。”“共產黨在決定重大問題之前，必須同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進行民主協商，這不僅是工作方法問題，而且是關系到國家的性質和貫徹人民當家作主、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還是調整統戰內部關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問題。”

第一屆全國政協成立，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任常務副主席。1955年至1966年，周恩來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主席。他具體組織制定了“工作條例”，對民主協商作了許多原則規定，并身體力行，推進人民政協工作發展。據統計材料：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７年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國家大政方針和一些重大問題，找民主黨派和黨外民主人士協商200多次，毛澤東、周恩來都出席或主持了會議。可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是多么重視民主協商。民進中央負責人雷潔瓊說：“我們的民主協商，既民主，又解決問題，比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好得多。”人民政協充分發揮了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民主協商和廣泛團結的作用，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

四、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優良的品德作風

從上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工作，歷經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歷史時期，所面臨敵對勢力之強大，困難之嚴重，所承擔的任務之艱巨，舉世罕見。周恩來作為黨的統一戰線主要負責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決策，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優良的品德作風，領導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歷史功業。

周恩來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立場。他在統戰工作中，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貫穿著一條主線——立足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想問題，說話，辦事，處理人際關系，參與政治斗爭，始終站在黨和人民一邊。他指出，無產階級是統一戰線的司令官。在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東征、北伐，他面對蔣介石，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處理各種問題，團結各種力量，開展反帝反封建軍閥斗爭。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維護、壯大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抗日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與國、共、美（軍）三方軍事調停和與國民黨政府談判中，進行堅決斗爭，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創造有利條件。新中國成立后，他團結引導各民主黨派，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力量。

周恩來具有高超的領導藝術。他通今博古，學貫東西，多才多藝，斗爭經驗豐富，謀略過人。以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為指導，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克服經驗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基本原則和戰略策略運用得出神入化，其領導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他具有極強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高超的總攬戰略全局的能力、非凡的駕馭歷史發展進程的能力、妥善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在統一戰線偉大實踐的第一線，他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善于在斗爭中求團結，善于平等協商，區別對待；善于求同存異，在相互對立的意見中找到結合點；善于互諒互讓，以自己的某種讓步強化對方合作共事的意向等等，成功地處理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妥善處理皖南事變；巧妙地進行重慶談判；成功地組織新政協會議；在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求同存異廣交朋友，結成反帝反殖民主義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在中國乃至世界現代政治舞臺上，導演出一幕幕統一戰線事業的雄壯威武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事業在驚濤駭浪中發展壯大，長盛不衰。

周恩來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他認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而艱巨的事業，要凝聚各方力量，靠各民族人民通力合作去完成。共產黨應當胸懷寬闊，廣收賢人，共謀良策，并肩戰斗。在實踐中，他堅持五湖四海，主張用人唯賢，不搞宗派主義，為共產黨集聚了一大批有才華的能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從組織新中國第一屆政府開始，始終注意吸收非黨人士，發揮他們的作用。新中國首屆政府，周恩來任總理，

四位副總理中有兩位是非黨人士。政務委員15人，9人是非黨人士。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朱學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鈞、史良，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書城，起義將領傅作義，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人擔任了部長。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曾經拒絕當北洋政府和國民黨"國大"的官，經過周恩來的思想政治工作，出任了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朱啟鈐是中國城市建設創始人之一，在古建筑方面有很高造詣，曾任晚清京師外城巡警廳廳丞、北洋政府時曾任交通部總長、內務部總長及代理國務總理。全國解放前夕，由于歷史問題怕受連累，準備從上海出走。周恩來獲悉，認為他對將來搞建設可以發揮作用，特意請朱啟鈐的好友章士釗給他寫信，勸他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服務。朱啟鈐高興地回到了北京，周恩來安排他出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北京市和全國政協委員、古建筑修理所顧問。

周恩來具有優良的品德和作風。他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中國共產黨人崇高風范一身。

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愛國為民的情懷，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無私奉獻的精神，民主、求實、擔當、勤奮、嚴謹、細致的作風，平等相處、相互尊重、講究誠信、重情守義的品格。

他畢生經歷過無數次艱險和挫折，承受各種紛紜繁雜的超負荷壓力，仍信念不移，斗志不減。

他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為民解難。他身居高位，自奉簡約，手握重權，兩袖清風。他養育大批烈士子弟，本人卻不留子嗣。他身前親口指示將祖墳平整為農民耕地，不許親屬有絲毫特殊，死后又不讓親屬離開崗位赴京奔喪。他面臨生死考驗舍己為人，在飛機出現飛行故障時，他解下救生傘，讓與葉挺將軍的女兒葉眉揚。

他對盟友情深誼篤，肝膽相照。與國民黨張治中將軍交往幾十年，互相信任，患難相濟，將信義熔鑄于友誼中。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漂泊域外，感念其留在大陸的夫人生活孤獨，他安排其婿屈武為岳母過八十壽辰，使于右任深受感動。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晚年思念祖國，要葉落歸根，他周密安排。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講，我們取得了政權，不要忘記幫助過我們的朋友。有的人現在還在臺灣，等祖國統一了，一定要關照這些朋友。他在臨終前，特地把中央對臺辦主任羅青長，叫到病榻前，囑托：“千萬要記住，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周恩來的偉大精神品格受到億萬人民敬仰，對參加統一戰線的各界人士產生了強大的感召力。即使他的政敵，也對他無可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