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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11日，國民黨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下設立精神總動員會，由蔣介石任會長，并公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3月22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林伯渠關于一屆三次國民參政會的報告。林伯渠在報告中說：蔣介石提出的精神總動員，不少內容是對付共產黨的，企圖在理論上與我黨斗爭。

4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國民黨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要用國民黨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在陜甘寧邊區發動一個大的運動，反對紛紜錯雜思想與貪生怕死等，說明只要國民黨抗日，我們就能服從。中央書記處作出一個提綱，從5月1日到30日進行邊區的大動員，動員反對反共，反對不民主，反對妥協，最重要的一點是強調：反對反共。

隨后在4月5日和4月27日，中共中央先后發出兩次指示，指出國民精神總動員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們要經過這一精神總動員的形式，支持、運用和發展其中積極的東西，對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評其中包含的缺點，對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壓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圖，使這一動員成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開展群眾運動，要求民主的武器。

1939年5月1日上午，延安各界三萬人于南門外廣場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延安各界五一紀念大會，毛澤東參加大會，同時出席的還有時任軍委參謀長的滕代遠、抗大教育長的羅瑞卿和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高自立等人。

大會在用圓木搭起約一人高的主席臺前面舉行，高處紅布橫幅上的黃紙寫的是“延安各界五一紀念大會”，正中懸掛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講臺上鋪著一張大紙，寫著開會程序：一、唱歌；二、通過主席團；三、報告開會意義；四、首長及來賓講演；五、通過宣言；六、臨時動議；七、呼口號；八、游行。臺面下懸掛著一條醒目的標語：團結統一起來，爭取抗戰勝利。

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他指出：“反對漢奸，擁護抗戰，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就是今天開會的意義。凡利于抗戰的，我們就要做，就要擁護；凡屬妨礙打勝仗的，妨礙抗戰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對。汪派、托派、搗亂分子的活動，頑固分子和陰謀家的活動，我們統統要反對。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要把現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的那種自私自利，貪生怕死，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風氣，根本改變過來。共產黨歷來更提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抗戰中間就要糾正一切不利于抗戰的錯誤思想。這種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①

17時，陜甘寧邊區工業展覽會在延安橋兒溝大禮堂舉行。許多人從東門外穿過飛機場，涌向橋兒溝。沿路兩邊豎立著不少“到工展會去！”的標語和引人注目的大型宣傳畫。此次展會是由中共中央建議，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等部門共同籌辦規模最大的一次，在延安《新中華報》上連續進行了報道，受到中央和邊區各界的廣泛關注。毛澤東主席在李富春、滕代遠、張浩、高自立、劉景范、王明等同志陪同下來到會場。邊區副主席高自立主持展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首講邊區的政治軍事文化工業等四項建設，繼說明一打日寇，二建設新中國，是目前的兩大任務，末結論到工業建設在今天的重要。”②會后，毛澤東及各位首長在邊區政府領導同志的陪同下，饒有興趣地參觀了工業展品。

展覽大廳原是一個舊的天主教堂，里面寬闊莊嚴。進門迎面擺著中共中央的賀詞：“勞動創造一切”，毛澤東主席的賀詞是：“無產階級是抗日的先鋒隊，應為堅持抗戰到底建設新中國而斗爭。”

各單位都提供了許多展品，各種圖表、產品說明琳瑯滿目，展品多達2460余件，分為原料、成品、機械、模型等幾個部分，包括機床、石油、煤、鹽、化工原料、織布機、彈花機、棉布、農具、日用品及輕工產品，充分展現了邊區的工業建設新面貌。

最為突出、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是武器、彈藥的展品。步槍、機關槍、高射機槍、迫擊炮、手榴彈、地雷、復裝子彈等。其中令人贊不絕口的是一支新穎、美觀、短小輕巧的步槍，口徑7.9毫米，一把折疊式三棱型刺刀，連接在槍管下方。這是由軍工局劉貴福、孫龍云等人設計、制造的。新槍尚未來得及命名，展會上標注的是“無名氏馬步槍”。毛澤東在嶄新的馬步槍前，仔細看了很久，拿起槍拉拉槍栓，瞄瞄準星，高興地對身旁軍委軍事工業局副局長李強說：“使上我們自己造的槍啦！槍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創造條件多生產，狠狠打擊日寇。”③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在高射機槍展位前，擠滿了參觀的人群。這槍是老軍工劉貴福、孫龍云、劉先惠、張慶森、曹嘉儀等人用馬克沁機槍改制成功的。說到高射機槍，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黨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擴大）全會之后，1938年11月19日，是個星期六。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他吩咐機要秘書葉子龍準備兩桌飯菜，邀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王若飛、賀龍等人出席。11月20日是星期日，毛澤東吩咐秘書又辦了一桌飯菜，參加的人有張聞天、李富春、蔡暢、滕代遠、羅瑞卿、王觀瀾、徐明清等。

延安城內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時至中午，設在寶塔山上的防空警報大鐘突然敲響了。說時遲那時快，日寇的7架飛機已經飛到延安上空。群眾頓時慌亂起來，人叫馬嘶，黃塵滾滾。敵機向人群掃射、投彈，瞬間房倒屋塌、火焰四起。隨著轟炸后的塵埃落地，延安被炸成了一片瓦礫堆，人員傷亡較大。為防止空襲，當晚在延安城里的中央機關、單位、學校都遷到城外山溝里。第二天敵機又來時，群眾有序疏散、隱避，因此，除一些房屋受損外，沒有一個人傷亡。以后日寇飛機還對延安實施了多次轟炸。據統計，20日和21日這兩次轟炸，各來飛機7架次、投彈110枚，炸死炸傷150余人，牲口90余頭，炸毀房屋380余間。由于中午吃飯時遇到日寇飛機的轟炸，在滕代遠的極力勸說下，毛澤東當日（20日）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父親滕代遠同時還兼任軍委軍事工業局局長和延安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員，對于日寇這次轟炸他的心里十分著急和擔心，同時也為做好今后延安的對空警戒感到責任重大。他在自己撰寫的《我的回憶》（未發表）里面說到：“我為了警惕日寇飛機來延安（的）轟炸，一面成立了高射機關槍連，專門擔任防空射擊；一面通知各單位注意抓緊防空的教育，挖防空洞等等。”

延安沒有高射武器，這讓延安的老兵工們痛在心頭。東廠槍械修理部負責人劉貴福的心里更是悲憤沉痛，他與工友們議論說：“毛主席、黨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當前的頭等大事。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自造高射武器，為延安的死難同胞報仇！”劉貴福將意見反映給政委和廠長，得到廠領導的支持。廠領導又召集孫云龍、劉先惠、張慶森、曹嘉儀、劉萬祥等技術骨干座談討論，得到大家的積極響應。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工人們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見，獻計獻策，最后一致認為采用重機關槍改造成高射機槍的方案現實可行。他們邊想邊議，邊畫邊改，經過多次討論修改，提出了設計方案，逐級上報，受到中央軍委領導和延安軍工局的認可批準。

高射機槍的主要部分是用馬克沁重機槍做槍身，外加一個底盤和扇形平齒輪；第二部分是三連環式瞄準具和發射機構，從底盤引出兩個握柄，用來控制單發和連發，轉動和升降；第三部分是三腳架，中間有轉軸與底盤轉座相連，三條腿用8毫米厚的鐵管鑲在轉座上，每條腿上配有拉桿，可以調節松緊，使三腳架更穩。經過六天六夜的連續拼搏，兩挺高射機槍終于裝配完成了。經過夜間射擊孔明燈（利用熱空氣浮力使紙質球體升空的照明燈）的試驗，打200發子彈效果很好，連發性能良好，且槍架穩定，轉動靈活，符合實戰要求。向軍工局匯報后，奉命連夜將高射機槍送往延安。次日一早，中央和軍委首長王稼祥、陳云、李富春、滕代遠等人圍著機槍問個不停。中央警衛團的同志們更是高興，他們與兵工戰友熱烈握手擁抱，大家在一起唱起了革命歌曲。當天，兩挺高射機槍就配備到清涼山和寶塔山的山頂上，在金色的晨光照耀下，顯得更加威武雄壯。自從延安寶塔山頂架設了這種高射機槍，有力地遏制了日寇飛機對延安的轟炸和騷擾，日寇飛機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延安南門外的新市區又繁華熱鬧起來。

這些兵器的制造與展出，在當時生產條件極其簡陋的延安，無疑是個奇跡。對于拿著大刀、長矛與日本鬼子拼搏的戰士們來說，尤其顯得無比珍貴，極大地鼓舞了軍民抗擊日寇的士氣。

1939年延安的五一節，無疑是令人難忘的一天啊。

【注釋】  

①毛澤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3頁。

②見1939年5月7日《新中華報》第三版“五一勞動節邊區工展開幕”

③引自薛幸福主編《革命根據地軍工史料叢書（陜甘寧邊區）》，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頁。

作者：滕久昕（苗族）；來源：晉城黨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