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展宋慶齡秘密入黨的,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兼駐華政治代表埃韋特。他這事干的有些毛糙,在共產國際內部受到非議。
提出非議的是共產國際聯(lián)絡部遠東代表格伯特,他從中國返回蘇聯(lián)匯報工作時說:“關于孫新林(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愿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514,目錄號2,卷宗號224〕
格伯特反對吸收宋慶齡入黨,不是因為她不夠格,而是因為她太重要了,具備“特有的價值”。共產國際在中國有一些很重要很難辦的事情,他們覺得只有宋慶齡出面才能辦得到。
1
與廖承志秘密接頭,就是一件。
廖承志1933年春剛從牢里出來。25歲的他當時擔任著中華海員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因為全總秘書王其良被捕叛變,他跟著被抓進了英租界老閘捕房,監(jiān)室里還關著陳賡,兩個樂天派湊在一起,商量著要跟巡捕開個玩笑。
廖承志對巡捕說,我領路,帶你們去抓同黨。巡捕趕緊給廖承志戴上手銬,押上車。廖承志指指點點,熟門熟路把巡捕帶到了法租界康腦脫路的一處花園洋房。女主人氣度不凡,一見戴著手銬的廖承志,立刻不依不饒。法租界捕房頭子聞訊趕來,一通耳語,英國巡捕才知道這是進了國民黨中委何香凝的公館,廖承志是給親媽報信來了。
巡捕讓耍了一道,轉身氣哼哼地把廖承志押回捕房。何香凝立即動手營救,宋慶齡沖在前面。反動當局意識到,以“共黨嫌疑”的罪名把“革命先烈廖仲愷”之子拘押,鬧出個三長兩短,對各方面都不好交代。于是達成協(xié)議,由何香凝、柳亞子聯(lián)名出具擔保書,將廖承志“帶回家庭嚴加管束”,陳賡過了不久也在黨組織和宋慶齡營救下獲釋。
廖承志回到家,共產國際作為中共的上級領導機構,急于和他接頭,了解上海地下黨的損失等情況。廖承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過,共產國際對他信得過。
與廖承志接頭,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門難進。要到國民黨元老的公館大宅登堂入室,不是一個普通交通員、或者上線聯(lián)系人就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廖承志此時在“嚴加管束”中,一個不相干的人貿然登門,讓明里暗里的特務盯上了,就是引火燒身。
再說,就是進得了門,還要把公館女主人何香凝支開,才能和廖承志談論秘密。這更是一件難辦的事,交情不到,眉高眼低的,行差踏錯一步,就可能冒犯到,被端茶送客請出大門。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宋慶齡都是接頭的不二人選。
1982年,廖承志撰文回憶了近五十年前的那次接頭:
1933年春,我由宋慶齡同志、柳亞子先生和我母親(何香凝)營救,從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記得是5月時分,宋慶齡同志突然出現在母親的客廳中。那時候,她通常是不輕易出門的。而且,我姐姐(廖夢醒)還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沒有事先知道,連間接的招呼都沒有??墒撬齺砹耍挥幸粋€人,這是從來少有的事。
我母親慌了,趕快自己沏茶。她卻平靜無事地同我母親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親明白了,她托詞去拿糖果,回到了寢室。當時,只剩下宋慶齡同志和我兩個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開口,只好這樣叫著。“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說。“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說話放慢了,但明確,簡捷,每句話象一塊鐵一樣。“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她說。“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國際!”她只說了兩個字,隨后又補充說:“共產國際。”“啊!”我?guī)缀踅谐鰜怼?/span>
“冷靜點,”她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單。”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qū)。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好。只有十分鐘。”她微笑著,打開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煙,自己點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親客廳走去。我聽見她和母親低聲談著什么,然后兩人高聲笑起來。
我飛快地寫好了,在一條狹長的紙上。十分鐘,她出來了,我母親還躺著,她看見我已寫好,便打開皮包,取出一根香煙,把上半截煙絲挑出來,把我那張紙卷塞進去,然后放進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館的大門。
整個過程行云流水,宋慶齡的表現十分老練。共產國際選對了人。
2
探訪剛從牢里放出來的黃平,是一件更難辦的事。
黃平是共產國際十分器重的干部,職位不低。他先后在蘇聯(lián)的東方大學和列寧學院深造過,深得共產國際信任。他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但不是中共確定的代表,而是共產國際指定的特邀代表。六大后,他留在蘇聯(lián)工作,后來接替張國燾成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是王明的前任。
顧順章叛變后,黃平回國,掌管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臺聯(lián)絡,負責中央交通工作。周恩來前往蘇區(qū),就是他安排的交通線,并護送到上海十六里鋪碼頭,交給綽號“小廣東”的交通員肖桂昌。
周恩來和王明撤離上海前,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一個中央臨時政治局。臨時政治局的成員,一些史料記載是六人。這個六人名單報到蘇聯(lián)后,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專門“詢問中共中央,這個臨時政治局是由哪個機構選出的,為什么沃羅夫斯基(黃平的俄文名字)同志沒有當選,政治局是否一致選出的……”。
還有一些史料記載,臨時政治局成員是九人,增加的三人中就有黃平。有學者認為,這個九人名單,可能就是在共產國際詢問“為什么沃羅夫斯基同志沒有當選”后,重新調整的名單。
可見共產國際對黃平的重視。
黃平成為中央臨時政治局成員后不久,就被捕了。
共產國際得到了黃平被捕后自首叛變的消息,但是,他們不愿意相信,致電中共中央表示:“我們不能相信,黃平簽署了脫黨聲明,我們認為這是國民黨企圖渙散工人隊伍”,認為是國民黨的離間計。
共產國際有人甚至認為,黃平自首了也沒有關系,可以“讓沃羅夫斯基同意與國民黨合作,但不要出賣自己原來的同志。”
真是偏愛有加。
共產國際急于找人探訪黃平,當面了解核實黃平到底叛變了沒有。
要找一個能完成這個任務的人,實在不容易。
首先,黃平職位不低,又要核實自首叛變這么一個難堪的問題。去見他的人,必須能鎮(zhèn)得住場子,必須是一個讓黃平仰視的人。這個人還要有敏銳的洞察力,能透過表面迷霧看到事物的內核。
其次,黃平雖然放了出來,但是還處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掌控中,不是隨便什么人就能見的,即使很有來頭的人,也可能碰釘子。共產國際在那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里就說:“目前國民黨不讓任何人與他見面,即使那些在歐洲和美國享有公眾輿論信任的人物。”可見,共產國際此前找人試過,踢了鋼板。
最終,共產國際找到宋慶齡,認為以她的身份、名望和能力,肯定可以辦成這件不大好辦的事。
宋慶齡出馬,確實把事情辦成了。
前些年,俄羅斯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里,有一份《美國記者哈羅德?阿賈克斯關于1933年4月6日“蘇茜”與黃平談話的報告》,這位“蘇茜”,就是宋慶齡。
報告詳細記錄了宋慶齡與黃平見面談話的過程。宋慶齡是走了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的路子,才見到黃平的。見面時,有一個化名“凌康”的國民黨特務一直在場。這個凌康對宋慶齡很不客氣,說話夾槍帶棒。宋慶齡要求凌康離開房間,說汪精衛(wèi)答應黃平“可以和我自由、單獨交談”。凌康不僅一口回絕,而且話里帶刺:“我們不可能留下他一個人,因為他招供后共產黨想殺掉他。他的生命處在危險中。我們應該保護他”。
好像宋慶齡是共產黨的刺客。真是人糙話糙。
無奈,宋慶齡只得當著特務的面與黃平交談,但還是掌握了黃平叛變的事實以及他的思想狀態(tài)。黃平被捕后先是觸電自殺,但是沒有死成,接著就叛變了。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我想如果打得個半死,把中央和國際的代表供出來,那就后果嚴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個接頭地址,和劉少奇在上海的住處。至于中央機關,政治局開會的地點(趙云家),國際代表的地址,地下電臺的情況——我都只字沒提。”
黃平算是有些底線,但是,他畢竟叛變了。共產國際希望他“不要出賣自己原來的同志”,他還是出賣了。共產國際大失所望,立刻翻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放棄他。”
黃平事件翻篇了,宋慶齡的任務完成了。但是,不知共產國際有沒有想過,就為了這么一個人,這么一檔子事,去消耗宋慶齡的特殊價值與名望,把宋慶齡的紅色背景袒露于國民黨高層及特務的眼皮之下,將宋慶齡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到底合適不合適,值得不值得。
共產國際這么辦事,不是第一次了。
3
黃平之前,共產國際還請宋慶齡做過一件更為夸張的事。
那就是營救牛蘭。
營救牛蘭,共產國際交給宋慶齡的任務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聲援造勢。由宋慶齡、愛因斯坦、高爾基等一眾國際名人成立“保衛(wèi)牛蘭委員會”。
一個是實質談判。共產國際開出的談判條件是,拿扣留在蘇聯(lián)的蔣經國換牛蘭。
不得不說,共產國際的這個主意實在欠考慮。條件本身,談判人選,談判步驟,考慮安排得都不夠周到。
這個談判條件看著大手筆,其實華而不實,可行性不高。提出這個條件時,并沒有把事情吃透,沒有把談判對手的性格和心理琢磨明白。
蔣經國和牛蘭,身份、境況完全不同。牛蘭之于國民黨當局,是公案;蔣經國之于蔣介石,是私情。蔣介石雖然惡行昭彰,但是又很講面子,很重名聲,終日把禮義廉恥掛在口頭。
你要他,拿一個危害黨國的重案要犯,去換回自己的親生兒子,而且這個兒子是不明不白地被扣在蘇聯(lián),遲早也有辦法弄回來。他真要這么換了人,他掛在口頭的禮義廉恥還有誰聽,他在權力派系的傾軋爭斗中還怎么服眾,他在政治舞臺上還怎么往下混。
談判條件欠考慮,談判人選也欠考慮。
共產國際選中宋慶齡出面和蔣介石談判,當然是看中她有面子。但是,面子這種無形資產,不能光使用,還要經常維護。而且使用起來,也很微妙,需要雙方互動,對方愿意配合,面子就有用,就增值;對方不配合,面子就受損,就可能貶值。
而且,在談判步驟上,要請大人物出面,要用大人物的面子辦事,事先當然就要做一些功課,有一些鋪墊,摸清對方的底牌,確保對方愿意給這個面子。應該有人打打前站,探探口風,該說的丑話都說透,在技術層面上交流一下雙方的條件,談得攏,就往前走,談不攏,就另打主意。不能讓真佛貿然登場撞大運,甚至碰釘子,折面子。
但是,真實劇情就是,事先的鋪墊統(tǒng)統(tǒng)沒有,直接就請宋慶齡上了一線,大佬對決,和蔣介石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條件。
這樣沒有章法,再加上蔣介石在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心理,結果可想而知。
蔣介石也有意思,天天寫日記的他,當天日記里一字未提和宋慶齡的談話,可能是還沒有想好怎么寫。兩天后,他才在日記里補了一筆,發(fā)了一通感慨:“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
蔣介石日記常見這種口氣,不像是自言自語的私房話,更像是打算公開發(fā)表的聲明或宣言。
不管怎么樣,共產國際事先功課欠缺,使得宋慶齡鎩羽而歸。事情沒有辦成,宋慶齡不僅傷了面子,而且損害了日后的活動空間。
公開的戴笠日記記載,此事之后,蔣介石以宋慶齡與蘇聯(lián)有秘密聯(lián)系為由,讓戴笠派人日夜監(jiān)視宋慶齡的住所。沈醉回憶錄里詳細記載了奉命監(jiān)視宋慶齡的種種細節(jié),甚至還有加害宋慶齡的種種陰謀,所幸沒有實施。
宋慶齡受委派營救牛蘭,以及后來被共產國際吸收入黨,這些事,算一算大賬,所得不多,所失不少。難怪格伯特擔心,這樣會使她“失去其特有的價值”。
來源:甲10號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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