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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香港啟德機場一起間諜重案

點擊：7271  作者：甲10號    來源：愛謀三論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1-31 11:07:49

 

1

 

1999年3月7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一則訃告，標題很長：

 

中情局官員戈特利布去世，享年80歲

 

曾在20世紀50-60年代期間負責LSD實驗

 

訃告共12段，前11段都是講逝者在藥物、毒藥和精神控制方面的研究經歷與成果。

 

西德尼·戈特利布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化學專家，進入中情局后長期擔任技術服務處主管。他長期主持MKULTRA精神控制實驗，因為一位實驗人員服用LSD（迷幻藥）后跳樓自殺，使得這項絕密項目為外界所知并飽受爭議。

 

其實，迷幻藥只是戈特利布主持精神控制研究項目很小一部分。中情局同事給他起了個外號：“死亡醫生”，各種稀奇古怪的毒藥在他的研制項目占有不小比重。

 

戈特利布有句話成為技術服務處的工作準則：“如果技術可行，那就發明它，擺出來，由政策制定者決定是否使用它（哪有人性可言？）”

 

1955年4月中旬，戈特利布“發明它、擺出來”的一種藥物，被政策制定者選中，決定要使用它了。

 

決定使用這個藥物的緣起，是因為此前的一次秘密行動沒有實現預定目標。那次行動，是中情局與臺灣保密局共同策劃的。

 

2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時15分，一架C-69型星座式遠程客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飛機是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

 

這架飛機在香港落地前，是正常營業普通航班。到達香港后，改為中國政府包機，將飛往印尼西爪哇省首府萬隆。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將到那里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

 

第一次亞非會議史稱萬隆會議，是亞非國家和地區首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議。美國官方針對會議散布說：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已對遠東“構成了尖銳、迫切的威脅”。

 

 

克什米爾公主號

 

新中國當時沒有遠程客機，代表團包乘印度航空公司這架飛機前往萬隆。飛機預計在港停留1小時左右，進行清艙、檢修和加油。

 

乘客全部離機后，清潔人員走向飛機開展例行作業。其中一名清潔夫有些緊張，緊緊攥住手提水桶。在他水桶里，藏著一個雞毛紙包裹，里面的東西，啟動后會發出輕微的滴答聲。

 

他叫周駒，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潔夫。

 

半個月前3月27日，熟人將他介紹給一位吳先生。他不知道吳先生的真實姓名是金建夫，更不知道吳先生是國民黨保密局香港站的特務。

 

見面不久，吳先生就問他有沒有膽量干一件大事，“擔任破壞一架共產黨飛機的任務”。周駒雖然嗜賭好色，經常舉債，人生渾噩，但這事的風險他還是能掂量出來。他直言沒這個膽量。

 

吳先生多次說服，最后直擊他要害，開出60萬港幣獎金，這在當時堪稱巨款。他終于答應了。

 

周駒手提水桶，忐忑不安。本來，靠近飛機時，如果守衛飛機警察仔細檢查一下，他水桶里雞毛紙包裹要露餡。

 

就在前一天的4月10日上午9時30分，中國外交部歐非司副司長張越緊急約見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

 

3月中旬，中方情報部門獲悉，由蔣介石批準，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指令所屬“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策劃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恩來。毛人鳳即命令香港情報站負責在港執行。香港站站長趙斌成策劃指揮，特務金建夫一線運作。

 

4月9日晚傳來進一步情報，國民黨特務將對中國代表團所乘飛機進行破壞，并備有定時炸彈。

 

張越奉命向英方通報情況，要求英國代辦處轉告香港當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保障代表團人員和隨行新聞記者安全。英國代辦處代辦杜維廉立即致電香港總督葛量洪，告知有關情況。

 

英方事后送交我外交部的備忘錄說：香港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來保證乘客和飛機之安全”，但是備忘錄顯示，香港當局10日得到我國政府通報后，在足足24小時以上的時間內，并未采取預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時左右，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到達啟德機場前不久，香港警務處才派出一名警官指揮警察守衛飛機，不準未經許可之人接近或登上該機。“采取了一切措施”僅此而已。

 

于是，周駒順利地來到飛機旁，飛機輪艙的清潔工作由他負責。他打開水桶里的雞毛紙包裹，露出的是一顆定時炸彈。

 

這是一種小型定時燃燒性炸彈，由美國中情局提供。這批炸彈通過4月5日基隆開出的太古輪船公司航輪“四川號”秘密運到香港，保密局香港站收到炸彈后，存放于香港西營盤第三街178號2樓的一個房間里，房間主人是香港站特務張祖順。

 

 

香港西營盤一帶

 

周駒領受了吳先生的任務后，香港站特務李順民從張祖順處取出炸彈，交給周駒。

 

香港站特務許縝負責訓練周駒如何選擇炸彈安放的部位，以及如何安置炸彈。

 

經過訓練的周駒，本打算將炸彈置入右翼油箱，因時間倉促，結果將炸彈放置在油箱附近的輪艙里。

 

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啟德機場?？?span lang="EN-US">1小時11分后，于下午13時26分起飛，前往萬隆。機上有代表團成員和記者11人，機組8人。

 

飛行5個多小時后，下午18時30分，飛機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西北海面時，在18800英尺高空，“在飛機內聽到了一聲沉悶的爆炸聲，隨即發現右翼第3號發動機吊艙后面的地方局部著火，飛機立刻開始迅速下降以便在海上實行強迫降落。

 

在下降飛行的最后階段內，濃煙進入駕駛艙，使得能見度減少到幾乎等于零。飛機右翼尖先沖擊到水面，然后，機身前端立即浸入水中。只有三名飛乘組人員在這次失事中幸存。”（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機組幸存人員回憶）

 

暗殺主要目標是周恩來，但是周恩來沒有乘坐這架飛機。

 

4月初，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周恩來在出席亞非會議前訪問仰光，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度總理尼赫魯、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共商亞非會議的有關問題。周恩來改變行程，4月8日到達昆明，準備從這里前往仰光。

 

香港情報站事先獲得周恩來改變行程的情報，向臺灣保密局報稱，雖然周恩來已不過港，但對其代表團隨員的打擊，也會影響其在亞非會議的實力。于是，暗殺行動沒有停止。

 

3

 

中情局提供了炸彈，卻沒有實現預定目標，他們決定再次下手。

 

這次他們不再準備使用炸彈，而是選定戈特利布研制的一種致命藥劑。

 

戈特利布遵循自己提出的“如果技術可行，那就發明它，擺出來，由政策制定者決定是否使用它”的準則，研制了一種新型毒藥。

 

這種毒藥的特點是，進入人體后48小時才會藥性發作，致人死亡。

 

中情局特別行動辦公室（Staff C）負責人比爾·哈維對手下人說：戈特利布“喜愛他的工作有點過分了”。

 

 

西德尼·戈特利布

 

中情局算盤是，在萬隆會議期間，設法將毒藥放進周恩來的食物。當毒藥發作時，周恩來已經回到中國國內，這樣可以輕松擺脫中情局嫌疑。

 

指令由盧西恩·特拉斯考特將軍下達，他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情報顧問。威廉·R·科森被任命為暗殺小組負責人，帶領暗殺小組到達萬隆。

 

他后來回憶說，在最后時刻，暗殺命令又被撤銷了。他說，是盧西恩·特拉斯考特將軍“正在關鍵時刻取消的”，為的是避免總統尷尬。

 

接著，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后來擔任國務卿）又發了一份后續電報給暗殺小組，為了掩蓋自己在計劃中的角色，他在電報里特意寫道：美國不從事這類活動。

 

4

 

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案件調查歷經波折，各方態度玄機重重。

 

飛機失事第二天下午，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根據我方掌握的準確事實材料，聲明指出：“這一不幸事件絕非一般的飛機失事，而是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蓄意制造的謀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指責我外交部聲明“沒有絲毫根據”，“有一種強烈的宣傳動機”。《紐約先驅論壇報》更是大開腦洞：“中共為了在亞非會議上引起亞非國家反對美國和英國的情緒而破壞這架飛機不是不可能的。”

 

美聯社從東京發電稱：一位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自孟買到香港的意大利商人抵東京后說：該機在孟買起飛前發生機械故障，修理延誤4個半小時。“這架飛機從香港起飛后，可能毛病又發生了。”

 

印航負責人嚴加駁斥：“這架飛機在離開孟買時，一切完好無損。截至失事時止，航行沒有故障，沒有掌握事實就發表據說是一位旅客談話，是極不妥當的。”

 

英國外交大臣麥克米倫表示：英國將對飛機失事事件進行“充分的調查”。

 

但是，香港當局遲遲沒有開展“充分的調查”，尤其對有確切情報指向的國民黨特務分子和機場地勤人員沒有進行有效調查。相反，香港警方卻一再傳訊香港新華社人員，詢問一些與飛機失事毫不相干問題。港警還“花了很多時間”訊問一些機場工人，因為他們是一個所謂“屬于共產黨”的工會組織的成員。

 

周恩來5月9日下午接見英國代辦杜維康，向英國政府傳達口信，希望英國政府在事件調查上與我們密切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國政府有合作誠意，中國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

 

英國首相艾登表示“感謝周總理的口信，歡迎中國政府提供情報，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英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

 

5月18日，中國政府代表熊向暉和印度政府代表爾·納·高抵達香港。抵港不久，就將中國政府《向香港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面交香港總督葛量洪。

 

港督向印度代表高氏表示，他們對中方提供材料之正確毫不懷疑。

 

中方情報提供了數十名有可靠依據的嫌疑人姓名和住址，包括兇手周駒。

 

香港警方下午立即按姓名住址開始搜查。

 

蹊蹺事情出現了。從4月11日放置炸彈后一直到5月18日上午，一直都在機場正常上班的周駒，恰恰在中印兩國政府代表攜帶情報抵達香港當天，突然失蹤了。

 

此前，香港警方已將周駒列為懷疑對象，但沒有采取必要監控措施。

 

香港警方調查后說，周駒上午10時16分從機場下班后再未回家。

 

當天下午15時45分，香港警方接到美國人陳納德經營的航空公司CAT保安官瓊斯電話：在該公司18日上午10時自啟德機場飛往臺北航班行李艙里，發現了一名偷乘者（stowaway），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潔夫，名叫周梓銘。

 

港警查證后，周梓銘即是周駒。

 

一個頭號嫌疑人，飛機失事后一個多月里按兵不動，卻在港警根據情報開始搜查當天上午，跑了。那種認為是“巧合”解釋，只能是侮辱智商。

 

香港警方調查說，周駒上午10點16分從機場下班。但是，他逃跑的航班卻是上午10時正起飛的。

 

 

香港上世紀50年代街景

 

國民黨特務在香港盤根錯節。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時，要求英方不得將提供情報告知華籍職員。英國政府和香港當局表示同意。

 

但是，我方后續情報發現，香港警隊政治部華籍幫辦李?；?，在飛機失事案中擔任主審，接觸到許多情報內容。此人，正是國民黨保密局香港特別組的一名特務。

 

飛機失事案發后，李?；蠲鼈上じ鄯絼討B，將港警開始懷疑周駒情況告知其本人，并將中、印政府代表秘密抵港消息報告臺灣。是協助周駒逃跑的重大嫌疑人。

 

李?；€向臺灣保密局報告，他現為飛機失事案主審，已暗囑被捕案犯堅不吐實，還建議臺灣要美國方面疏通港方，將案犯遞解臺灣。

 

香港當局接到我方后續情報后數日，將李?；{開并進行調查，安排港警政治部華籍幫辦李洛夫接替李福基參加案件審理。

 

我方當即轉告港方，李洛夫亦為國民黨特務，每天都與潛伏香港的特務上線曾漢元聯系，向國民黨特務機關提供了更多材料。要求港方必須采取措施。

 

港當局后來僅表示，已注意到中國方面提供的材料，但是沒有說明已否對之采取措施。

 

在我方提供充足可靠準確材料基礎上，港方偵訊進展緩慢，港方一直強調理由是“罪證不足”。

 

香港新華社人士表示，港方近年對待左翼工會，在沒有任何罪證、未經過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對多名工會領導人予以逮捕和驅逐。從未說過什么“罪證不足”。

 

案發近5個月后的9月2日，英方才向我外交部提交了《周駒的罪證摘要》，列舉了周駒7項罪證。第二天，香港當局發布聲明：“警務處今天自香港法官處獲得對被控有陰謀謀殺罪的周梓銘（化名周駒）逮捕狀”。“據悉周梓銘在5月18日搭乘飛機赴臺灣。因此要求該地當局將周梓銘交回香港受審”。

 

但是，臺灣當局以港臺沒有締結罪犯引渡條約為由，拒不交出周駒。

 

周駒在臺灣當局“保護”下，改姓埋名，定居臺灣，一直逍遙法外。

 

此后，港英政府又以證據不足、無法定罪為由，將逮捕的44名案件嫌疑人分兩次全部驅逐出境，送往臺灣。

 

結果是，這一重大政治謀殺案的幕后真相無法大白于天下了，所有罪犯全部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5

 

《華盛頓郵報》在戈特利布訃告第12段，提到了戈氏曾經有過的人道主義行為：退休后到印度的麻風病醫院工作過18個月。但是，許多人認為，不論戈特利布有過怎樣的公共服務及慈善經歷，他的名字都不可避免地與長達十多年的MKULTRA項目聯系在一起，和毒藥、LSD、暗殺、精神控制等險惡詞匯聯系在一起。

 

那么，戈特利布的所作所為，僅僅是中情局的自作主張，還是有更高層的批準或默許呢？

 

1975年，針對情報機構權力膨脹，缺少監管的狀況，美國參議院成立了丘奇委員會，目的是“探究什么樣的秘密行動是必須的，以及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1976年，丘奇委員會提出最后報告，其中就美國領導人與情報機構關系做出如下闡述：

 

無論何時爭論這個問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四位總統——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的任期內，“中情局始終都在遵循總統的命令。離群索居的大象是活不久的。”

 

美國作家Joseph·J·Trento在2001年出版的《中央情報局秘史》中寫得更加直接：“1955年4月，艾森豪威爾總統批準了中情局首次暗殺一個主要外國領導人的企圖，這個目標是紅色中國領袖周恩來。這項計劃試圖使周恩來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在飛往印尼萬隆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的航程中爆炸。”

 

他在前言中記載此書材料來源：“成百個人將他們的經歷告訴了我，但真正使我完成本書的是科森、克勞利、舍伍德和安格爾頓（均為中情局官員）。我還必須感謝俄羅斯情報機構的一些朋友，他們冒著風險將俄羅斯和美國情報機構不愿意解密的資料提供給了我。”

 

文章來源于甲10號 ，作者甲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