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位于歐洲中部瑞士美麗的日內瓦湖畔，是世界各國際機構云集的國際化城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聯盟的總部就設立于此。被稱為“世界多邊外交中心”，這里有4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200多個非政府組織，包括紅十字會總部、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等，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在這里召開。70年前，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了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新中國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率代表團首次登上國際舞臺，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膽略和高超的斗爭藝術，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揭露和擊退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之流對會議的破壞，使會議取得了成果，維護了和平，樹立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首座豐碑。朝鮮和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是在亞洲國際關系處于關鍵時刻召開的。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在朝鮮半島的霸權立即派軍隊入侵朝鮮，并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16國組成“聯合國軍”，擴大侵朝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臺灣海峽巡邏，阻止解放軍解放臺灣。美軍飛機侵犯中國領空，轟炸和掃射中朝邊境地區，造成中國民房受毀、平民傷亡。美國海軍還破壞中國商船在公海的正常行駛，襲擊中國漁船，直接威脅到中國大陸的安全。6月28日，毛澤東主席嚴正指出：“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號召“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9月30日，周恩來總理莊嚴聲明：“中國人民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國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國，如美軍越過三八線，“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但美國無視中國的警告，美軍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后，于10月7日越過三八線，大舉北犯到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為了保衛中國的安全，維護朝鮮半島乃至亞洲的和平，黨中央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戰，把侵略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三八線，迫使美國在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朝鮮停戰后，中國人民志愿軍按照協定，主動地陸續從朝鮮撤回，而美國方面卻不履行協定，其軍隊仍然駐扎在朝鮮半島，加劇遠東的緊張局勢。在亞洲地區，朝鮮戰爭停火，朝鮮半島實現了久違的和平，但許多戰爭遺留問題仍有待解決。二戰結束后，法國又重返越南，企圖繼續維系殖民統治，印度支那人民開始了抗法戰爭。這一時期，在中國的援助下，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取得了優勢，在中部和南方也控制了一些地區，法國在印支三國的殖民統治難以維持。美國則力圖幫助法國贏得軍事上的勝利，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由于法軍在奠邊府陷于重圍，從1954年3月起，杜勒斯不斷向法英兩國施加壓力，要他們接受美國的條件，通過“共同行動”擴大印支戰爭，使這場戰爭“國際化”。出于維護在印支的利益的原因，法國不愿冒擴大戰爭的風險，特別是在談判解決的道路尚未堵死前，法國更不愿這樣做。出于國內政治壓力，1954年初，法國拉尼埃政府要求召國際會議，尋求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途徑。英國擔心戰爭的擴大會威脅其在東南亞的利益，因而支持法國的立場。此時，東西方正處于冷戰對峙當中。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歐洲防御集團”，以此重新武裝西德。為了爭取法國議會批準“歐洲防御集團”的計劃，美國不得不同意法國的這一要求。因此，印度支那三國的何去何從就成為當時國際關系中引人注目的焦點。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英法美蘇四大國外長會議在柏林舉行。蘇聯倡議，在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并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英法對蘇聯的提議表示支持。美國阻止不了，勉強同意中國參會。日內瓦會議能夠召開，特別是中國能夠參會，除了蘇聯的爭取外，重要原因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要解決亞洲的問題離不開新中國參與。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近代以來飽受屈辱的中華民族開始站立起來，以獨立自主的新面貌屹立于世界的東方。這為結束百余年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在平等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提供了前提。毛主席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方針，表達了擺脫屈辱外交的決心和開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鮮停戰以后，新中國的國際威望逐步上升。這次受邀參加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黨中央毛主席高度重視，決定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掛帥，并從各部門抽調精兵強將，組成人數多達200人的規模龐大、陣容豪華的代表團參會。毛主席點名讓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等隨周恩來參會。
1954年2月底到3月，周恩來開始了系統而認真的準備。他指導有關人員研究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閱讀有關召開日內瓦會議的文件，并組織模擬會議，搞翻譯練兵。3月2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鄭重提出了《關于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指出“關于日內瓦會議協議的達成，是蘇聯代表團在柏林4國外長會議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單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一事看來，它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他說：“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特別是美國政府卻故意低估日內瓦會議的作用，并預言日內瓦會議將同柏林會議在德奧問題上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三國之間在朝鮮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意見并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部困難也很多。”為此，周恩來強調：“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并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他還充滿信心地說：“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1954年3月初，黨中央批準了周恩來精心準備的《關于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要求利用這次會議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廣交朋友；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緩和，應盡一切努力達成某些協議。參加日內瓦會議會議，是新中國首次亮相國際舞臺，無論是新中國的形象還是每一個代表團成員的形象，都顯得極為重要。舊中國積貧積弱，被世人稱為東亞病夫。如今，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的外交也不再是唯唯諾諾地聽從西方強國的號令，而是以自信從容的姿態，給世界展示一個嶄新的中國。首次到國際舞臺上去唱戲，大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出發前，周恩來向代表團成員做了仔細的叮囑：盡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是，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范圍小，有什么就說什么。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我們是登國際舞臺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臺戲。有幾個兄弟國家參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要本著學習的精神。周恩來交代：給每人做兩套服裝，一套是西裝，一套是中山裝，連手提箱也盡量定做成一樣的，簡潔明快，整齊劃一，盡顯新中國精神風貌。1954年4月20日清晨，周恩來率領200余人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北京機場登機，分乘3架蘇聯伊爾-14飛機，取道蘇聯、民主德國飛往瑞士日內瓦。胡志明率領的越南代表團同行。4月24日下午3時，周恩來一行抵達日內瓦機場。各國記者蜂擁而至，其中數美國記者最多，他們幾乎從未與中國共產黨的官員打過交道。飛機停穩了，第一個走出機艙的就是周恩來。他身穿得體的大衣，右手自然地舉過眉梢，微笑著向前來迎接的人們致意。周恩來的身后是外交部副部長兼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兼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隨后是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隨行人員有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黃華、龔澎、吳冷西、王倬如、雷英夫、熊向暉……這支隊伍集中了新中國最優秀的外交官。中國代表團向在場記者散發了周恩來的機場書面聲明，向記者們提供了一份獨特的有關周恩來的介紹材料。這是一份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對照的書面簡歷，上面寫道：“周恩來（生于1898年），中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這份簡歷，就連中國代表團的許多成員事先都未見過。它的起草者是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這是經中共中央直接批準的，一份少有的以個人簡歷為內容的對外宣傳材料，意在通過宣傳周恩來而宣傳新中國，并首次使用了“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第二天，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都刊登了來自日內瓦的電訊報道：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為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1954年4月26日下午，日內瓦會議在國聯大廈開幕。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法國外長皮杜爾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五大國的總理或外長破天荒第一次齊聚一堂開會，舉世矚目。還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以“聯合國軍”名義派兵參加朝鮮戰爭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菲律賓、盧森堡、新西蘭、泰國、土耳其、比利時、哥倫比亞、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荷蘭。這些國家中，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沒有幾個。根據擬定的日程，會議首先討論朝鮮問題。美帝國主義不甘心朝鮮戰場失敗，企圖在日內瓦會議上打壓新中國。周恩來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帶領的十六國代表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激戰。會議一開始，朝鮮外務相南日就提出了關于恢復朝鮮統一和組織全朝鮮自由選舉的方案。韓國代表卻提出：由聯合國監督，按大韓民國的憲法在全朝鮮舉行選舉；在選舉前一個月，中國軍隊全部撤出朝鮮，但聯合國軍隊要在選舉和完成統一后再撤退等建議。很顯然，南朝鮮的方案實質上就是要把大韓民國的法統強加給全朝鮮人民，由韓國吞并北朝鮮。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作了長篇發言。他支持韓國建議，沒有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在回顧朝鮮問題的由來時對東方陣營進行了攻擊。杜勒斯要求，將朝鮮問題放到聯合國框架內解決，由聯合國監督朝鮮大選，他以韓國已經舉行過這樣的選舉為由，要求聯合國接納韓國為成員國。杜勒斯講話后，周恩來發言，這是新中國總理兼外長與美國國務卿首次面對面交鋒。他以洪亮的聲音說：“全世界人民期待著的日內瓦會議已經開會了。這個會議的目的應該是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鞏固世界和平。” “五大國外長和其他有關國家外長們坐在一起來審查和解決最迫切的亞洲問題，這還是第一次。我們的任務是復雜的。但是舉行這個會議本身，就意味著經過和平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性的增長。”周恩來說，杜勒斯的發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張完全違反亞洲人民的利益，我們絕對不同意”。周恩來說，在朝鮮問題上，撤軍是關鍵。“從朝鮮談判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正式提出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建議。現在，朝鮮已經停戰，一切外國軍隊就更沒有理由再留在朝鮮”。周恩來闡述了中國外交的基本立場：“我們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和維護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國家制度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同時，我們也要求其他國家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世界各國都遵守這些原則，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們認為，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世界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他表示堅決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復朝鮮統一的3項建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外務相的建議，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們希望會議的參加者鄭重地考慮這一建議，使這一建議成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的基礎。”
在此后的多次大會上，周總理就解決朝鮮問題作了發言，主要談及下列問題：一、關于戰俘問題；二、關于朝鮮和平統一和自由選舉問題。周總理強調，朝鮮的和平統一只有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雙方協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但有些國家的代表要利用比例代表制來反對雙方一致協議的原則，以圖將一方的意志強加于另一方，這種辦法即使憑借外國軍隊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實現統一的。6月15日，舉行了最后一次討論朝鮮問題的會議。會上，南日提出了保障朝鮮半島和平的六項建議。周恩來即建議以南日的建議為基礎，召開由五大國和南北朝鮮參加的限制性會議。接著，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提出關于維護朝鮮和平的共同宣言草案。然而，美國代表對朝、中、蘇的建議斷然拒絕。之后，泰國代表宣讀了美國等十六國宣言，聲稱“由本會議進一步考慮與研究朝鮮問題是不能產生有用的結果的”。實際上是想立即中止會議對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此關閉在國際上討論朝鮮問題的大門。周恩來立即表示，十六國宣言要停止我們的會議，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極大的遺憾。情況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他建議與會國通過下列決議：“日內瓦會議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關于恢復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比利時代表發言稱，中國代表剛才的建議的精神已包括在十六國宣言中，因而不同意會議通過中國的建議。周總理即席發言說：“如果十六國宣言與中國代表團的建議有著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國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內瓦會議有十九個國家參加，我們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協議的形式來表達這一共同愿望？難道我們來參加這個會議卻連這一點和解的精神都沒有嗎？”周總理以雄辯的口才和無懈可擊的邏輯，贏得了許多與會國代表的贊賞。那位比利時代表站起來，以誠實的態度表示接受中國代表團的建議。但當會議主席艾登宣布，如果大家同意，我們可否認為這個聲明已為會議普遍接受時，美國代表急忙出來阻撓，聲稱在請示政府之前，不準備表示意見。當艾登表示會議已不能在任何一個文件上達成協議時，周總理再次發言，先對比利時代表的和解精神表示滿意，隨即指出，美國代表的態度使大家都了解到，美國是如何阻撓會議并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議的。美國要在韓國長期駐軍，阻撓朝鮮和平、自由和統一的丑惡意圖在國際社會中被暴露無遺。
經過幾輪的辯論和斗爭，盡管美國代表及其追隨者試圖阻止會議達成有利于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任何協議，但周恩來依托雄辯的事實、入情入理的分析，揭露了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破壞和平的嘴臉。不但打擊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周恩來贏得了眾多與會者的贊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一些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感嘆：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在日內瓦的舌戰真是妙不可言！ 會議進入第二階段，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參加的國家變為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法蘭西聯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員國——南越（即保大政府）、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共9個國家。蘇聯莫洛托夫和英國艾登輪流擔任主席。這又是一場大國間的博弈。印度支那地區曾經是法國殖民地，二戰后，法國依舊延續自己的殖民統治，而柬埔寨、越南、老撾三國則希望實現民族獨立，雙方為此爭執不休。英國為了維護自己在東南亞的利益也加入這場紛爭，美國因為對社會主義的忌憚，害怕東南亞國家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就支持法國繼續維持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朝鮮問題談判破裂后，莫洛托夫憂心忡忡地對周恩來說，談判正陷入危險境地，如果印度支那問題也談不成，日內瓦會議就前功盡棄了。周恩來堅定地指出，印度支那問題不能停下不談！他分析說，目前談判的關鍵是我方是否承認有越南人民軍在老撾和柬埔寨作戰。事實情況是有，如果我方堅決不予承認，會談就談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認過去有越南軍隊在那里作戰，是志愿軍，現在有的已經撤出。如果現在還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來辦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來提出的以退為進的方案。正式會談時，談判各方的要求相去甚遠。法國由于在戰場上處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一方面讓尚未完全取得獨立地位的老、柬兩國要求“入侵”的越軍撤退；另一方面，法國表示只談判越南軍事問題，不談判越南的政治解決問題。它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保大政權鞏固地位，阻止越南以后的民族統一。英國保守黨政府認為，西方的軍事干預只會迫使中國作出同樣反應，印支戰爭可能成為另一場朝鮮戰爭，并可能最終導致新的世界大戰。因此，英國希望談判能取得成功，亞洲地區的形勢能有所緩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是會議的兩主席之一，他在會上擋住了美國的一部分消極作用，但英國并不處于當事人的位置，對會議的直接影響也就很有限。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會前就確定了阻撓會議成功的方針。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軟硬兼施，要求法、老、柬及西貢政權采取強硬立場。會議進行了一個月，有關方面只在進行法越司令部會談這一程序問題上達成諒解，在所有實質性問題上沒取得進展。作為會議兩主席之一的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態度比較強硬。6月8日他發表了一通講話，全面批評法國拉尼埃政府的談判立場，而且沒有作任何靈活的表示。艾登對此非常失望，他當天通知美方說，在日內瓦達成協議是不可能的，應作出安排使會議在一周或十天內結束。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垮臺，法國陷于政治危機。蘇聯記者向西方透風說，在法國政府危機結束以前會議不會有進展。蘇聯已準備接受會議的失敗。美國代表團負責人，副國務卿史密斯向杜勒斯報告說，印支問題沒有進展只有倒退。杜勒斯回電說，會議的終止是符合美國利益的。艾登和史密斯還準備利用休會去美國參加兩國首腦會談，商討有關亞洲問題的新對策。美國的打算是，利用會議的破裂，對印支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此時，印支日內瓦會議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發揮了主導性作用。13日晚他和莫洛托夫、范文同就形勢及下一段談判方針舉行了商討。表達了我方意見：應擴大此成果繼續討論下去，說失敗是錯誤的。主張根據已有的共同原則繼續討論求得協議。
在征得蘇越兩國的同意后，周恩來在6月16日緊急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艾登，17日又會見了法國外長皮杜爾。周恩來向他們表示，中國不愿看到印支會議也發生破裂。“中國愿意看到老撾和柬埔寨成為像印度那樣的東南亞型的國家，我們愿與之和平共處。”他說，越南民主共和國愿意尊重老撾和柬埔寨的獨立、主權和統一。只要外國軍隊從印度支那撤出，越南軍隊就可以從這兩國撤出。周恩來在限制性會議上提出新建議，指出印支三國情況確有不同，應有不同方式處理。周恩來的談話實際上提出了老撾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建議，這使艾登受到很大的鼓舞。18日法國方面表示，周的建議中包含著“可以接受的因素”。老撾代表認為，周的建議中有“進一步可以討論的基礎”。柬埔寨代表“對中國人表現出的妥協精神感到滿意。”就連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新建議是克制的和合理的。老柬中立化方案創造了一個兼顧各方利益的新的談判空間，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6月17日，法國議會選出了新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周恩來在6月23日趕到伯爾尼同他見面。除了老柬中立化問題之外，還提出了分兩階段處理越南軍事與政治問題，并表示可以考慮承認西貢政權。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法越雙方開始高級別的秘密會談。6月21日，周恩來宴請了柬埔寨和老撾代表團，要求他們同越南方面進行直接接觸。老柬兩國的積極反應表明對方戰線出現了松動，這對于談判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但實質性的進展仍然有許多阻礙。越方可以接受在16度線劃界。但是法國堅持以18度線劃界。此外，在越南的大選問題上、在老撾的劃界和老柬兩國的政治解決問題上、在國際監督委員會的組織問題上，與會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由于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時曾向議會保證，7月20日以前如果達不成協議，他將辭職。7月11日，孟戴斯告訴美國大使狄龍，如果不能達成停戰，法國可能反應強烈，唯一的出路就是戰爭的國際化，美軍應迅速投入幫助法國。艾登再次對達成協議的前景表示悲觀。在會場外進行斡旋的印度駐聯合國大使梅農也開始感到悲觀。美國希望會議失敗，杜勒斯加緊策劃建立軍事同盟，試圖在會議失敗后擴大戰爭。7月13日，杜勒斯到達巴黎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商討美國可能采取的政策。很快傳出了西方要加快建立東南亞軍事同盟的消息。會議又一次面臨破裂的局面。為了將談判重新回到正軌，周恩來全力投入緊張的外交活動，從維護亞洲和平大局出發協調各方。法國迅速作出了反應，法越雙方就劃界問題達成妥協。17日，周恩來對艾登說，美國正在組織東南亞條約，中國愿意參加對柬、老和南越三國獨立與自由的保證，但是如果這三國被納入該組織，那一切情況就改變了。18日周恩來再次會見艾登，提出了國際監督委員會由印度、加拿大和波蘭三國組成。這個建議突破了莫洛托夫原來拒絕讓北約成員加入的設想，使美國不得不放棄它在該問題上阻撓達成協議的立場，解決了一個久拖不決的重大問題。艾登意識到美國組織東南亞條約的嚴重性，經過與美國的協商，19日，他讓英國外交官哈羅德·卡西亞來見張聞天副外長，保證印支三國不會成為東南亞條約的成員。17日周恩來還會見了柬埔寨外長泰普潘，要求柬埔寨政府接納抵抗力量。向他指出，如果讓美國在柬建立軍事基或接受美國軍事教官，其后果將非常嚴重。周恩來的這些話使柬、老兩國對會議破裂的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周恩來還積極介入了有關老撾問題的最后談判。7月17日，越老雙方就老撾的集積區問題進行最后談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撾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個老撾。18日周恩來再次同薩納尼空會談，提出老撾抵抗力量的集積區可在豐沙里、桑怒兩省及倫不拉邦部分地區。這一建議是符合老撾抵抗部隊現有力量的。19日周恩來會見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關行政權力的建議，并同意法國在老撾保留一個基地，條件是法國將這個基地移到南部地區。周恩來的這些建議為老撾問題的解決掃除了障礙。7月間，周恩來還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之機，專程回到廣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會談，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馬林科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協調3國領導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線問題上的看法，最終使中、越、蘇三國取得一致：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過高的要求，既不現實，又容易使美國破壞會議的陰謀得逞，因此應力爭達成妥協，迅速把戰爭停下來。在印支日內瓦會議兩次面臨破裂的關鍵時刻，是周恩來力挽狂瀾，撥正了會議航向，主導了會議的進程。與蘇聯、越南代表緊密配合，盡力爭取法國、英國等多數與會國代表，集中力量反對美國代表的阻撓和破壞，并積極開展會外活動，求同存異，終于使會議實現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時30分，日內瓦會議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識后，終于簽訂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老撾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當天，盡管美國代表頑固地宣布不參加《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的簽字，但是，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內瓦會議上通過，美國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卻取得了出乎人們意料的結果。毛澤東主席當即向越南胡志明主席發出賀電說：“這一勝利有助于促進亞洲集體和平與安全，有助于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世界各國也紛紛發表聲明和談話，歡迎日內瓦協定。這次日內瓦會有較多國家參加，是多邊外交談判，進程比較公開，相對說來具有較高的透明度。這一特點使得參加國在談判中要謹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聞媒介、動員國際輿論等方式來形成公眾壓力，向其他與會國使加影響。與雙邊外交相比，多邊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國際輿論環境的影響。周恩來非常重視輿論的作用，推進日內瓦會議。他在中國代表團中專門安排了新聞發言人，還多次指示《人民日報》刊登配合會議的報道。他針對《人民日報》對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將訪華的消息報道得不及時和不顯著的問題，指示：“今后關于這類新聞以及日內瓦會議重要報道如何刊登問題，外交部與中宣部應經常聯系與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爭。”日內瓦會議吸引了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700多個文字記者和600多個攝影記者及廣播、電視記者前來采訪。僅在“新聞之家”登記的記者就有近千名，這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周恩來對接待外國記者作出規定，除新聞發布會外，外國記者同中國代表團接觸，一律通過新聞辦公室。提出了五條原則：（1）來者不拒，區別對待；（2）謹慎而不拘謹，保密而不神秘，主動而不盲動；（3）記者提問，不要濫用“無可奉告”，凡是已經決定的，已經公布的，經過授權的事，都可以講，但要言簡意賅，一時回答不了的，記下來，研究后再回答；（4）對于挑釁，據理反駁，但不要疾言厲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問，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中國代表團新聞辦公室設在寶瑞華旅館，來訪的外國記者很多，他們著重詢問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周恩來對此早有預見，事先就讓有關部門編寫了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還帶去了國內出版的外文書刊。有了這些材料做依據，對外國記者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來還指定專人進行了檢查，確保回答準確。周恩來進一步指示，接待外國記者的方式不能是“守株待兔”式的，可以為友好的記者舉行小型宴會，為一般的記者舉行大型冷餐招待會，便于宣傳“自己”，了解對方，結交朋友。一次，中國代表團的新聞發布會后，代表團新聞辦主任熊向暉向周恩來匯報說，臺灣中央新聞社駐巴黎記者王家松提出參加新聞發布會的請求已被拒絕；并向周恩來建議，與日內瓦會議所設的“記者之家”進行交涉，追繳王家松的記者證。周恩來問：為什么要這樣做？熊向暉說，中央社是臺灣的官方機構，要警惕他在日內瓦搞“兩個中國”。周恩來不以為然，說：“不能抽象地講警惕，警惕要有事實根據。沒有事實根據的警惕是主觀主義，就會變成自己制造緊張，給工作造成損失。”周恩來特意關照，在我們的記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觸的人向他做些解釋，告訴他今后如愿意參加我們的新聞發布會我們歡迎，有什么困難我們可以酌情幫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觸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過頭，要顧及他的處境，不要使他為難，更不能讓他丟掉飯碗。有了周恩來的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內瓦的活動自然輕松了許多，也大著膽子和中國代表團成員接觸。通過他的報道，使臺灣方面了解到日內瓦會議的情況，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外交力量。日內瓦會議期間，在每次重要會議或中國代表團的重要外交活動后，中國代表團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向記者通報有關情況，提供相關新聞稿。中國代表團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是4月28日下午在記者中心舉行的，時間在英國和蘇聯的記者招待會之前。到會的各國記者有300多人，可以看出他們對新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十分重視。會上主要由龔澎同志介紹周總理當天下午在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在當晚8時舉行的第二次記者招待會上，中國新聞發言人對杜勒斯的發言進行了評論。本來沒有安排正式提問，但他剛講完，記者們便紛紛擁上來提問。發言人作了回答。在招待會上還向記者們散發了周總理發言稿全文，帶到會場去的五十多份發言稿被一搶而光。由于會議討論時不允許記者在場，各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實際上是向外界公布會議進程和各自主張的重要渠道。有時會場上出現的針鋒相對情況，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要馬上反映出來，所以重要活動一結束，各代表團很快就要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國代表團的記者招待會在及時通報會議進展的同時，除側重介紹我方的主張與立場外，還特別強調中國努力爭取通過協商使會議達成協議的態度，并對會上不合理的主張和言論進行批駁，特別是揭露美方阻撓會議達成協議的蠻橫態度。除五大國都派有陣容強大的記者團外，不少亞洲國家的新聞媒體也派來了記者。有一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伊朗等八個國家的記者共同向中方提出，想見見周總理或者同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談點知心話。他們說，同那些隨與會代表團前來的記者相比，他們這些非會議參加國的記者像是沒娘的孩子，希望中國代表團能照顧他們。后來中國代表團新聞負責人安排他們見了一次面。周總理在去印度訪問前，專門回答了《印度教徒報》記者雪爾凡伽的提問，對已經開了八個星期的會議作了一個簡要的評價，受到記者們的廣泛好評。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共舉行了20多次記者招待會，接待外國記者來訪400多次，介紹并評論會議的進展，闡明我方立場，宣傳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當前重要問題的主張，揭露美國阻撓解決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的政策和言行。還介紹了新中國發展情況，給西方記者以深刻的印象，擴大了新中國的影響。不久，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詢問中國的外貿情況，原先準備的材料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周總理指示要新聞辦公室為外國記者舉行一次中國外貿問題座談會，外國記者反映非常好。周恩來積極地同各國媒體打交道，對他們施加影響。早在4月1日，周恩來在祝賀法國《人道報》創刊50年時致電該報主編時說：“我們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國際爭端，并主張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各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和法國人民在內，應該和平相處。”向法國公眾表示了中國希望和平共處的愿望。他在日內瓦也多次發表聲明，表達中國政府謀求和平的積極態度。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總理接受了40多個國家媒體的采訪。會議處于關鍵時刻的6月22日，周恩來會見印度記者說：“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內，印度支那交戰的雙方……達成光榮的停戰協議，而與會的其他各國的責任，應該是推動和支持，而不是阻撓和破壞雙方停戰協議的達成，同時，我們對于會內、會外某種勢力企圖使印度支那戰爭化的陰謀，不能不提高警惕，而這種陰謀正是科倫坡會議所反對的。”
6月下旬，周恩來在日內瓦進行了大量外交活動，還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對此，各國記者進行了跟蹤報道。他們普遍認為，中國正日益獨立地發揮國際作用，中國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誠的。法國的《世界報》說，周恩來訪問印度是“亞洲日內瓦會議的延伸”。6月28日，周恩來在新德里召開記者招待會，強調了和平共處、各國人民有選擇其國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輸出的等原則。這次招待會引起了國際輿論界的廣泛反響，使亞洲各國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配合了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推動老、柬兩國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動，加強了亞洲各國要求和平與中立的潮流。7月18日，會談進入最后階段。中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秘密約見美聯社記者托平。黃華指出，美國應對日內瓦會議的協議作出保證。同時，他也透露，西方國家如同意印支三國不參加軍事集團，不在三國建立軍事基地，會議就有可能達成協議。托平據此發出報道說，中國正在施加壓力使美國贊同停戰協議，英法兩國已在原則上表示同意。美國作為會議成員，有義務簽字并保證協議的貫徹，日內瓦會議的成功與否有賴于美國的態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來的觀點。托平的報道使公眾了解了談判最后階段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面對輿論壓力，美國政府很難再阻礙協議的達成。史密斯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說，他感到如果達不成協議，盟國會讓美國來承擔失敗的責任。周恩來還注重引導會場以外的輿論環境，以此增進各方之間的相互了解。在日內瓦，周恩來會見了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向他們闡述中國的立場。他與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談判緊張的階段，他們幾乎天天見面。通過梅農，周恩來從英法兩國得到保證，他們將阻止美國在老撾和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周恩來與艾登建立了較密切的工作關系，這也與周重視發揮印度的作用有關。美國人一直對艾登不滿，認為他受到了尼赫魯的影響，而尼赫魯則受到周恩來的影響。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國代表團成員、一貫持反共親蔣立場的助理國務卿羅伯森認為，他的頂頭上司副國務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響！周恩來十分重視運用日內瓦會議的平臺，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加強世界對新中國的了解。會議期間，有些外國記者提出，新中國一次登上國際舞臺，雖然中國代表團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聽了發言人的解答，看了發的一些材料，但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缺乏全面的了解。周恩來指示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他特別交代：要選好放映日期，不要在開會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新聞之家”，準備讓臺灣、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根據中文解說詞，用英文通過擴音器作簡單說明。中國代表團首先放映了《1952年國慶節》。能容納350人的電影院座無虛席，還有人站著看。大家看到了新中國的新風貌，獲得了廣泛好評。一名瑞士記者在報道中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贊嘆聲。”蘇聯代表團的新聞聯絡官說，這是個創舉，表示要向中國代表團學習。但有美國記者的報道卻故意抹黑說，中國在利用電影宣傳軍國主義。 為了破除美西方對新中國的偏見，周恩來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國愛情片——越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
愛情，是藝術創作永恒的主題。不管在什么時代，什么樣的藝術方式，愛情故事總是能受到最多的關注傳播的最久遠，中國古代傳奇愛情故事《梁山伯與祝英臺》就是個中翹楚。藝術家們從文學、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多個藝術領域歌頌、傳播、見證著這段充滿浪漫與夢想的東方愛情故事。其中越劇《梁祝》很有名，還被拍成了戲曲彩色電影。可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的越劇，老外們怎么能看懂呢？為了便于看到影片的效果，工作人員決定先在小旅館里進行小范圍的播放。結果不言而喻，很多外國人根本看不懂劇情。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唱詞是方言，有些中國人也聽不懂。為了向外國記者介紹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工作人員將主要的劇情和內容寫成有15頁紙的說明書并且譯成了外文。周總理看了說，這么多的說明書是沒有人看的。給記者發請柬就可。他要求工作人員：“要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并在放映前做3分鐘的說明，概括地介紹一下劇情，用語要有點詩意，帶點悲劇氣氛，把觀眾的思路引入電影，不再做其他解釋。”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到了放映的時候，果然放映廳座無虛席。全場竟無一人說話。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著，看得如癡如醉，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在影片的高潮階段，梁山伯與祝英臺化成蝴蝶時，許多觀眾也跟著抹起了眼淚。沒有什么比感情藝術更打動人心。放映結束，大燈被重新打開，觀眾還沉浸在當時的悲傷環境里。在沉默了許久后，場館里突然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他們紛紛找個工作人員發表自己的觀感。一名印度記者看后驚嘆：“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能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之后，這部電影又在更大的范圍放映了幾次，影片的內容、色彩和音樂廣受贊譽，被譽為“東方式的細膩的演出”。這部電影的成功，讓我們看到周恩來總理豐富的政治經驗，深厚的文化素養以及超凡的智慧。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多么浪漫的形容詞啊，短短一句小標題，就把中國優美的語言展現得淋漓盡致，架起了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橋梁。卓別林是世界著名的喜劇藝術大師。周恩來早年就曾欣賞過卓別林影片并留下深刻印象，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再次欣賞了卓別林自導、自演的無聲影片《城市之光》。這部“以啞劇形式演出的喜劇浪漫史”，實際上是一出雜糅著喜劇成分的悲劇，在這里，卓別林不但鞭撻了“高貴”的“上等人”，而且以極為巧妙地隱喻諷刺了整個社會。細致入微的表演，深沉蘊藉的思想，再一次深深打動了周恩來。當他得知卓別林因參加“美國進步文化運動”，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在瑞士政治避難后，特意邀請卓別林及其夫人前來共進晚餐。1954年7月18日晚，當卓別林和夫人來到花山別墅時，周恩來早已在別墅門前迎接他們了，卓別林十分高興。
席間，他們談笑風生，像老朋友一般無拘無束。周恩來應卓別林的要求介紹了日內瓦會議情況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并請他欣賞了中國影片《草原上的人們》。在談話時，周恩來對卓別林說，你是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的偉大戰士，是維護人類和平、友愛、文化進步的堅強衛士。我們從你拍的電影和創造的眾多角色上，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呼吁人類友愛、世界和平的呼聲。在宴會上出席作陪的有參加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八屆國際電影節的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團代表、電影導演翟強，演員范瑞娟、姚向黎、烏日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成員。后來，周恩來又托人將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帶給卓別林，卓別林看后說：“影片好極了，希望你們多拍這類片子。”這次會面給卓別林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進一步增進了他熱愛、關心中國的友好感情。后來，中國藝術團應邀參加巴黎第二屆國際戲劇節，卓別林專程自瑞士飛到巴黎，觀看了中國藝術團在薩拉·伯納爾劇院的演出，并在演出結束后赴后臺向中國演員表示祝賀，盛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戲劇上的成就。1954年7月21日下午，歷時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閉幕。會議取得了重要成果，印度支那停戰協定的簽署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在當時冷戰的大背景下，新中國首次亮相世界舞臺，成為日內瓦會議當之無愧的五大國之一。中國代表團展現的斗爭精神和靈活方式，不僅在力促印支實現和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廣交朋友，沖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禁運，實現了外交突破。新中國欣欣向榮的面貌和周恩來浩然正氣、儒雅風度、機敏睿智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國際政治舞臺上。
西方輿論發表了不少對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周恩來總理個人對日內瓦會議所起作用的評論。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指出，印支停戰將使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提高。美國《商業周刊》的評論稱，美國企圖把中國“無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臺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內瓦會議所粉碎。有些報刊稱：“已有不少人將周恩來喻為印度支那會議的挽救者，他已贏得了外交舞臺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有人說：“蘇聯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使外交成為藝術。”日內瓦會議對中國外交格局的形成以至后來國際關系的發展，對新中國國際聲望的提高，產生了深遠影響。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主旨演講中指出：“對中國來講，日內瓦具有一份特殊的記憶和情感。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團出席日內瓦會議，同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共同討論政治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停戰問題，展現和平精神，為世界和平貢獻了中國智慧。”現在，我國邁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銘記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為新中國建設創造的豐功偉績和發展打下的堅實基礎，學習弘揚他們的精神風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建設好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來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8年年版。《不盡的思念》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等 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外交藝術》李亞平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0年11月18日。《展示新中國外交風采的日內瓦會議》 李云禮 學習時報2022年6月24日。（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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