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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建業：論五帝時代

點擊：1526  作者：韓建業    來源：中國學派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5-02-15 12:04:45

 

摘要：“五帝時代”指古史傳說中夏代以前的中國上古時代。通過對“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戰”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考古學實證，基本可推知五帝時代具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從4700多年前延續至約4100年前，前后經歷三個時期，大體自軒轅黃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始，歷顓頊時期，最后是帝嚳、堯、舜、稷、丹朱、禹等。考古發現顯示，五帝時代中華文明已邁過起源和形成之時而進入初步發展階段，大概已有統治范圍可能涵蓋黃河流域大部的跨區域王權國家的萌芽。此后以“禹征三苗”為契機，長江流域也被納入國家版圖，夏王朝初步“一統”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建立。

 

“五帝時代”指古史傳說中夏代以前的中國上古時代，其歷史真實性在古代原不成問題。但自晚清民國以來，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風盛行，五帝時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極端者甚至有“東周以上無史說”。雖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鄭州商城等考古學發現，此說宣告破產，但對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時代，學術界的質疑聲至今仍未斷絕。五帝時代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只有緊密結合文獻史學和現代考古學，并以適當的方法展開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獻記載中的五帝時代

 

《周禮·春官·宗伯》：“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其中“三皇五帝”顯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禮》所載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時期的實際情況，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當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戰國以后的發明。戰國時期出現“五帝”的情況增多，《荀子》《戰國策》中各3處，且多與三王、五伯并舉，《呂氏春秋》中有14處之多，一般連稱“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種組合的情況不同，嚴格來說“五帝”說其實只有一種，就是出自《大戴禮記·五帝德》《帝系》當中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在《國語》中也有同樣的排列順序，很可能是至遲在春秋時期已有的說法，后被《史記·五帝本紀》采用。其他一些曾被稱為“五帝”者其實并非確指，或者屬于神圣而非人王。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種說法，那也應該是從眾多古人中挑選的結果，同時期還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使用“五帝時代”這個概念，指稱以“五帝”為代表的那個時代。有關五帝時代的記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獻中見到，被認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傳”的結果，五帝時代一般也就被劃到“傳說時代”的范疇，相當于西方學術界所謂“原史”時期。

 

疑古學者多視“五帝”為神話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時代的歷史真實性。顧頡剛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冊中明確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說”，認為東周初年《詩經》里有天神禹，東周末年《論語》里出現堯、舜，戰國至西漢偽造了許多堯、舜之前的古“皇帝”，結論是“東周以上只好說無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偽書的結晶”。更早的時候，胡適也主張“中國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個字可以信的”。但1928年開始的對殷墟的發掘，發現甲骨文、宮殿、王陵等大量證據，確鑿無誤地證實晚商屬于信史。這不但推翻了“東周以上無史說”，而且證明“層累地造成古史說”邏輯難以自洽。又因晚商史業已被證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時代的歷史真實性也理應重新加以考慮。

 

其實早在1917年王國維就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論定《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殷世系幾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辭所見商人世系。王氏明確認為堯、舜、禹屬于歷史人物，不應疑古太過。之后蒙文通于1927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國上古民族可以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提出中國古代部族可以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1935年傅斯年則提出“夷夏東西說”。這些研究雖與傳統的中華一脈古史觀有別，但卻都是在承認五帝時代真實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做出的綜合研究。

 

五帝時代的諸多人物并非出于戰國西漢以后的杜撰，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出土文獻中也有所證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風”，見于《山海經》和《尚書·堯典》。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將帝嚳（高辛氏）作為高祖，這也和傳世文獻吻合。刻有“天黿”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銅器主要分布在陜西，或與軒轅黃帝的名號有關。西周公記載禹敷土浚川，春秋秦公簋記載“鼏宅禹跡”，春秋晚期的秦公一號大墓石磬上秦人將高陽（顓頊）作為高祖。戰國時期金文簡牘上關于五帝時代的記載就更多了。比如齊侯因敦銘文記載田齊的高祖為“黃帝”，長沙子彈庫楚帛書關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記載，清華簡《五紀》關于黃帝、蚩尤等的記載，以及其他簡牘上有關于堯、舜的記載。

 

但需要承認的是，不管傳世還是出土，目前尚不見晚商以前的相關文獻。換句話說，所有關于五帝時代的記載都見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獻中，它們的說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學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決途徑：“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即便顧頡剛也認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來破壞舊古史，也可以用來建設新古史。李學勤則從文獻和考古結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時代”。顯而易見，探索古史真相不能僅依靠文獻記載，還得和考古學結合。

 

二、五帝時代考古學探索的方法

 

利用考古學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實證古史，最重要的是達成傳說和考古資料這兩個古史系統之間的互證互釋。考古資料是傳說史料最可靠的參照系，經過百余年的工作，這個參照系已經以中國史前（原史）考古學文化譜系為主要內容基本建立起來。假設五帝時代為真，那么當時不同族群集團的遺存及其時空框架也應包含在其中，只待與傳說史料相印證。

 

早在20世紀30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對應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對應黑陶文化（龍山文化）。到了50年代，范文瀾又推測仰韶文化可能為黃帝時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以來，關于五帝時代的考古學探索更多。既有對炎黃、三苗、東夷、有虞氏、陶唐氏、共工氏  等族群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的探索，有對“大禹治水”等個案的研究，也有從宏觀上對五帝時代的把握，并主要形成兩類意見。第一類意見認為，五帝時代大體可以與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對應。如嚴文明、蘇秉琦等認為仰韶文化后期（銅石并用時代前期）對應炎黃時期，龍山時代（銅石并用時代后期）對應堯舜禹時期，筆者等進一步提出仰韶文化前期已進入炎黃時期；許順湛認為仰韶文化對應炎黃文化，仰韶文化末期到龍山時代早期為顓頊時代，中原龍山文化早期對應帝嚳時代，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對應堯舜時代。第二類意見認為，五帝時代和龍山時代大體對應。如童恩正認為中原龍山文化和“五帝”符合，沈長云、江林昌認為五帝時代大致對應龍山文化時期，李先登等具體提出五帝時代早期的黃帝、顓頊、帝嚳時期相當于龍山時代早期，五帝時代晚期的堯舜禹時期相當于龍山時代晚期，徐義華認為龍山時代城址的大量出現可能與黃帝時代的戰爭背景相關。

 

總體來看，上述關于五帝時代的宏觀認識，時間上不出仰韶文化時期和龍山時代，空間上集中在黃河中下游，涉及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空間范圍的框定基本就是根據文獻傳說，時間范圍則是從夏商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前溯，大致符合“從已知推未知”的邏輯思路。殷墟和鄭州商城遺址的發掘，確證殷墟文化和二里崗文化分別為晚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基本確定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或晚期夏文化，則五帝時代只能在之前的龍山時代甚至更前，但到底“前”到何時則不好確定。有些學者在基本信任文獻傳說的前提下，以神農氏“教民稼穡”為依據，設想當時應為農業社會，認為應該從仰韶文化開始，但實際上中國農業在距今8000多年的前仰韶時期已有初步發展。不少學者以《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軒轅黃帝征戰四方、統一天下、置官監國為根據，設想其社會應該比較復雜高級，但到底高級到何種程度，是初步開始社會復雜化，還是即將進入或已經進入國家社會？這些其實都難以遽斷。考古學上對農業起源發展和社會復雜化進程的認識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見。還有就是這種“比附”式宏觀觀察方式，很依賴于文獻記載細節的真實性——而這本身是需要驗證的。也有不少人想當然地以為，既然關于五帝時代的記載比較模糊，那么與考古學的對應也自當比較宏觀籠統才對，但問題是如果每一個細節和局部都得不到證實，又如何能保證整體和宏觀的真實性？因此，對五帝時代的考古學探索，最終還需從細節和局部入手，而且必須遵循嚴格的論證邏輯，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

 

“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建立在考古學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應于族群、國族的前提之上。我們可以將族群分成三種情況：一是具有相同文化傳統、文化習俗和語言的事實上的族群，一般和考古學文化有較好的對應關系；二是當時人所認同甚至包含一定程度建構成分在內的族群，最容易在民族志中找到案例；三是文獻記載中的族群。這三種族群多數情況下其主體部分應該是重合的，是以第一種情況作為基礎的。國族指國家層面的族群共同體，由一個族群擴展或多個族群融合而成，因國家力量整合形成血緣、文化、語言、歷史等方面的共性。因為文化等共性的存在，國族也會和考古學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對應關系，但情況更為復雜。族群和國族的復雜性，提醒我們考古學文化和族群不宜做簡單對應，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的五帝時代尤其如此。但從商周二代國家范圍和考古學文化圈存在一定程度的對應關系來看，考古學文化和國族的對證研究并非不可行，與一般族群的對證研究理應更有可能。

 

盡管如此，古史傳說中關于特定族群的記載往往存在模糊或歧異之處，加之很難對族群和國族進行區分，而考古學文化本身通常也并非毫無異議，這就使得考古學和古史的對證很容易導向諸多難以驗證的推論，對五帝時代的考古學對證尤其如此。這也是很多人質疑古史和考古學能否對證研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們遵照嚴謹的邏輯，找到若干比較確定的關鍵點，再將這些關鍵點串聯成面，而且和古基因、古語言譜系研究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增強古史對證的準確性和有效性。為此，筆者有針對性地提出兩種研究方法，即變遷法和譜系法。

 

“變遷法”就是以考古學上觀察到的巨大變遷來一定程度上證實文獻傳說中的重要戰爭或遷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學上的巨大變遷，包括考古學文化巨變和中心聚落巨變兩個方面，前者指考古學文化面貌格局發生大范圍的劇烈變化，后者指中心聚落、古城等突然毀棄或者出現破壞、暴力現象，兩者通常互有關聯。而這些在考古學上都是相對容易識別到的。巨變往往是大規模戰爭和遷徙事件的產物，推測也應當是古人最傾向于記載、傳承下來的內容。因此，用考古學上的巨大變遷對古史加以驗證，相對容易且確定性也較高。而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關鍵認識，又可以進一步作為其他相關研究的基點。

 

“譜系法”則是將文化譜系、基因譜系、語言譜系和族屬譜系相互結合的方法。族群既然和血緣、語言、文化都密切相關，那么如將它們都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推論的確定性一定會增加。如果再將四個譜系結合起來，就會形成更加確定的推論。目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內容已經確立，只是需要不斷完善。對古代人群基因和語言譜系的建立方興未艾，目前已經在揭示東亞現代人基因組、中國南北方史前人群遷徙與融合過程，以及漢藏、南島和阿爾泰語系等人群的基因和語言譜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族屬譜系則需要對涉及五帝時代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進行整理分析，最終構建出上古時期族群譜系的基本框架，允許有幾套可能性框架，最終以文化、基因和語言譜系來驗證。當然，這里的關鍵是對“四譜”的互釋，最佳的辦法依然是結合重大歷史變遷，由點及面逐漸展開。

 

三、考古學視野下的五帝時代

 

五帝時代有文獻記載的重要戰爭事件，首先要數五帝時代之末的“禹征三苗”；與其大略同時的“稷放丹朱”事件，可能也有軍事暴力發生；還有一個就是五帝時代之初軒轅黃帝和蚩尤之間爆發的“涿鹿之戰”。考古資料顯示，這些戰爭事件可能都真實發生過。

 

（一）禹征三苗與黃河流域文化的南下

 

“禹征三苗”事件在《墨子·非攻下》有詳細記載：“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變化，民乃大振……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古本《竹書紀年》對三苗滅亡前夕的天災有類似記載：“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可見，“禹征三苗”應是趁后者發生天災內亂之際發動的一場有計劃的征服戰爭。

 

從文獻記載來看，禹或夏禹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但具體地點不好遽定。史載“禹興于西羌”、“禹會諸侯于涂山”、“禹都陽城”或“平陽”。禹的興起或誕生地被認為在中國西部，禹會諸侯的“涂山”有被認為是在江淮地區，禹所都的陽城或平陽有晉南、豫西、豫東等不同說法。“大禹治水”“禹畫九州”傳說中禹的活動范圍更廣。禹是夏人首領，夏人主要的活動區域多被認為在晉南和豫中西地區，但也有其他觀點。比較而言，三苗的居地更好確定。三苗屬于徐旭生所說苗蠻集團，其活動地區雖然涉及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但到和堯舜禹發生沖突的時候，基本就是在江漢兩湖地區。《戰國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據考證，這個范圍大抵東至鄱陽湖、西以洞庭湖為界、向北及于桐柏山。

 

夏禹作為夏王朝的創建者，其主要活動年代當在距今4000年左右。距今約4100年之前，在豫西南、豫東南和江漢兩湖地區分布著范圍廣大的石家河文化，但之后發生文化巨變：石家河文化特色鮮明的陶器群大范圍快速消失，新出矮領甕、細高柄豆、側裝足鼎等與王灣三期文化煤山類型接近的陶器，出現鬶、盉等龍山文化或造律臺文化因素，致使豫東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突變為王灣三期文化，江漢平原及附近地區突變為和王灣三期文化接近的肖家屋脊文化；聚落遺址急劇減少，如大洪山南麓由石家河文化時期的63處遺址銳減到14處；從屈家嶺文化延續至石家河文化的大約20個古城，此時基本都遭到毀棄，包括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天門石家河古城；最保守的祭祀方式也發生突變，石家河文化大量用首尾相套的陶缸祭祀的現象消失，數以十萬計的紅陶小動物、小人、紅陶杯等祭品祭器也基本消失或者數量劇減；在肖家屋脊文化當中出現前所未見的淺浮雕、透雕的小件玉器，此類玉器在更早的龍山前期晚段就出現在山東臨朐西朱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等遺址。如此大規模的黃河流域文化南下引起的文化和聚落巨變，只能是大規模戰爭的結果，和“禹征三苗”事件吻合。此前曾有人將“禹征三苗”解釋為二里頭文化向江漢地區的滲透，但此說在年代上似有抵牾之處，因為二里頭文化已經是晚期夏文化了，和夏禹不能對應。

 

（二）稷放丹朱與北方文化的南下

 

古本《竹書紀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指周人的始祖棄，《詩經·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即有邰家室。”《國語·魯語上》：“周人禘嚳而郊稷。”記載中他是帝嚳的嫡長子，理應最有資格成為帝嚳的繼承人，但他勤于農事而被封為后稷，就是當時的農官，實際繼承人是和他同代的堯，這或許為后來的矛盾埋下了伏筆。關于后稷的誕生地“有邰”，漢代以來流行涇渭說，近世有晉南說。堯子丹朱的居地被認為是在豫西南丹水，其實當為被流放后的結果，之前應與堯居于一地。堯的居地又有山東、河北、山西諸說，山西說本身又有“平陽”說和“晉陽”說的分歧，還有晉陽徙平陽說。雖然后稷和丹朱—堯的居地有多種說法，但他們發生交集的地方卻只有晉南。文獻記載堯時已在丹水流域征服苗蠻，《呂氏春秋·召類》：“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丹水附近的陶斝極似晉南者，晉南的丹砂也可能來自丹水地區，后稷逐放丹朱于丹水比較符合情理。

 

按《尚書·堯典》所載，稷和禹所處時代大致相同，則“稷放丹朱”發生時間應也與“禹征三苗”接近，在距今4100年前后。從考古學上來看，當時晉南地區確實發生了一次文化和聚落巨變：大量雙鋬陶鬲出現在原本有斝無鬲的臨汾盆地，致使本地陶寺文化劇變為陶寺晚期文化；陶寺遺址甚至附近的臨汾下靳、芮城清涼寺等地大中型墓葬，幾乎都被挖毀；陶寺遺址還有宮殿廢棄、暴力屠殺、摧殘女性等現象。雙鋬鬲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分布范圍主要在今內蒙古中南部、陜北、晉中北和冀西北一帶。在陜西神木石峁、內蒙古清水河后城嘴、山西興縣碧村遺址都發現了距今4000年多年前的充滿軍事氣氛的大型石城聚落，尤以400萬平方米的石峁石城最為矚目，顯示其具有強大實力。考古學上的晉南巨變應當同老虎山文化南下密切相關，和“稷放丹朱”事件能夠吻合。

 

“稷放丹朱”的考古學實證，證明陶寺古城在該事件發生前至少有一段時間應當是陶唐氏堯的都邑，而老虎山文化人群中至少有一支參與了后稷對丹朱的戰爭放逐事件。據記載，后稷是軒轅黃帝的直系姬姓后裔，北狄也是，而石峁古城很可能為北狄故城，則以后稷名義發起的這起事變，有石峁人群參與也是有可能的。至于《竹書紀年》等有關舜囚堯和阻丹朱的記載，似乎和儒家歷來所稱道的堯舜禪讓之說相去甚遠，其實有相通之處，即堯、舜更迭必然是因某一重大變故而發生，這一變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稷放丹朱”或許還有舜的參與。

 

（三）涿鹿之戰與黃土高原文化的東進

 

《逸周書·嘗麥》記載：“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似乎蚩尤和炎帝（此記載中誤作赤帝）、蚩尤和黃帝之間的戰爭都發生在涿鹿，蚩尤曾一度侵凌炎帝，黃帝應炎帝所請而擊殺蚩尤。但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和蚩尤之間的才是涿鹿之戰，另有炎黃之間的阪泉之戰，沒有提到蚩尤和炎帝之間戰爭的具體情況：“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戰國策》《莊子》等都有黃帝、蚩尤戰于涿鹿的記載。至于炎黃間的“阪泉之戰”，在《大戴禮記·五帝德》《左傳》《列子》等中也都有記載。但先秦漢晉以來文獻記載中兩場戰爭就已有混淆，除上述《逸周書·嘗麥》記載蚩尤逐炎帝也在涿鹿，《逸周書·史記解》、《水經注》也有類似記載，近世學者也多將二者混同，不過尚不足以否定《史記》的說法。

 

上述文獻所記涿鹿之戰中的軒轅黃帝、炎帝和蚩尤，顯然都是具體的個人，也有不少記載中的黃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部族首領的統稱。當然無論是個人還是部族，都應有個大致的活動范圍，只是炎、黃等的傳說遍及大江南北，自漢代以來就眾說紛紜。《國語·晉語》：“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徐旭生據此并結合其他材料考證認為，黃帝部族發祥于偏北的隴東陜北地區，炎帝部族則發祥于偏南的渭河上游地區，二者都屬于華夏集團。此后他們向東遷徙，在路線上同樣是前者偏北而后者偏南。徐旭生還認為蚩尤屬于東夷集團，是九黎的首領，九黎的活動范圍從晉東南一直延伸到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界之處。但從《尚書》《國語》等相關記載看，蚩尤還是苗蠻集團的先祖，將之歸入苗蠻集團也未嘗不可，可見蚩尤部族活動范圍很大。關于黃帝和蚩尤發生交集的“涿鹿”雖也有不同說法，但大致都在華北一帶，尤其今冀西北涿鹿一帶為涿鹿古戰場的觀點被更多人認可。黃帝部族從陜北東向經內蒙古中南部到達冀西北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至于炎帝部族，按照徐旭生的說法，是偏南沿著渭河流域東向發展，應該是抵達晉、陜、豫交界地帶才更合情理，與冀西北相距較遠，炎黃之間的阪泉之戰也就更有可能發生在晉南附近。

 

軒轅黃帝早于后稷、夏禹的時代。從大約距今4100年往前追溯，直到距今4700多年，就能看到在隴東陜北至華北這一大片地方，曾經發生過一次考古學文化格局的巨變。黃土高原大部分地區在仰韶晚期向廟底溝二期轉變的過程中，文化仍連續發展，而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區則不然：內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代替仰韶文化海生不浪類型，冀西北地區老虎山文化替代雪山一期文化，冀南豫北和鄭洛等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秦王寨類型衰亡，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消亡，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當中新增不少橫籃紋。這種突變當和黃土高原文化的東進有關。與此同時，在陜北、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突然涌現出許多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這些變化可能是由黃土高原人群在大規模戰爭事件中的勝利而導致，很可能對應文獻記載中的涿鹿之戰。尤其是在冀西北張家口賈家營遺址明確存在老虎山文化前期遺存，文化面貌和陜北、內蒙古中南部同期遺存近似，上限有可能早到廟底溝二期。崇禮鄧槽溝梁甚至還發現老虎山文化的城址。冀西北被認為有可能是古涿鹿之地，張家口的這些發現為涿鹿之戰的實證增加了新的線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冀西北等地在廟底溝二期之前是雪山一期文化，其與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有著密切關系。海岱地區是蚩尤或東夷部族的大本營，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以蚩尤等為首的東夷部族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江漢兩湖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共性，屈家嶺文化被認為是三苗或苗蠻的文化，而記載中蚩尤又是苗民的領袖，可見東夷和苗蠻關系非常密切。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大汶口文化和早期屈家嶺文化分別強烈向西向北影響，很多文化因素滲透到鄭洛、晉南、關中東部各地，這或可視為蚩尤所代表的東夷和苗蠻集團大力擴張并侵凌黃河中游各部族的考古學證據。這種情況從廟底溝二期開始發生重要轉變。距今4700多年恰好是中國考古學上一個重要時代——廟底溝二期的開啟年代，不少人認為廟底溝二期已屬于廣義龍山時代的早期；傳承下來的黃帝紀元元年為公元前2698年，也正在這個年代范圍之內。

 

（四）五帝時代的基本時空格局

 

從考古學上大致實證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戰事件，建立了進一步探索五帝時代的三個基點，其基本時空格局也可由此初步推定。

 

禹征三苗事件的實證，進一步確定了夏禹的歷史真實性和夏代的上限，證明以王灣三期文化后期為代表的中原龍山文化后期屬于早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其前身屈家嶺文化等屬于三苗文化。禹征三苗之后，黃河、長江流域文化融為一體，奠定了夏王朝版圖的基礎，因此，《尚書·禹貢》的“九州”很可能記載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實狀況，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而非出于戰國時人的想象。

 

稷放丹朱事件的考古學探索，說明堯、丹朱、后稷可能確為真實歷史人物，由此可推知《尚書·堯典》等文獻記載的舜等其他人物也應當基本屬實，證明晉南的陶寺文化至少有一段時間和陶唐氏堯有關。

 

涿鹿之戰事件的考古學探索，說明軒轅黃帝、蚩尤、末代炎帝，以及文獻所載同時期人物，都可能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推測黃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可能屬于黃帝部族文化，以東華北平原直至黃河下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后期、雪山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可能與蚩尤部族有關。這兩大區域之間的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等地區，可能就是炎帝部族的核心分布區。

 

由此可見五帝時代人物的活動范圍主要是黃河和長江流域，尤以黃河流域為主，時間上則從4700多年前延續至約4100年前。又可歸納為早、中、晚三期，其中軒轅黃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最早，距今4700多年；帝嚳、堯、舜、稷、丹朱、禹等屬于晚期，距今4100年左右；顓頊在中期，年代介于二者之間。《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顓頊、帝嚳分別為黃帝的孫和曾孫，之后緊接著就是堯、舜，似乎五帝時代不過五六代人，充其量也就100多年，現在看來應當存疑。如果承認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后稷之父，則顓頊和帝嚳之間就可能間隔了20多代、500多年。

 

早于距今4700多年的前五帝時代的文化，在考古學上也是有線索可循的。既然距今4700多年的黃土高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可能為黃帝部族文化，那么黃土高原或者渭河流域更早的仰韶文化理應與更早的黃帝部族有關。仰韶文化初期開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當時分布在關中和漢中地區的零口類型誕生不久，即東向擴展至晉南豫西地區，形成與零口類型大同小異的仰韶文化棗園類型。聯系《國語·晉語》黃炎同源而分道的記載，零口類型有可能是最早的黃炎共同的文化，此后的零口類型中晚期和半坡類型則可能是黃帝部族文化；而晉南豫西的棗園類型，以及后續的東莊類型、廟底溝類型，則主要為東遷后的炎帝部族文化。黃炎之外其他部族的文化也可以循此邏輯向前追溯。

 

以上對五帝時代時空框架的建構主要是根據幾個關鍵點做出的，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將文化、基因、語言和族屬譜系結合起來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信會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

 

四、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的初步發展

 

從現在的考古學研究來看，中華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形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因此五帝時代并非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時期，而是已經進入初步發展時期。

 

距今5100年左右中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標志，就是良渚和南佐兩個超大型聚落遺址的發現。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內城面積近300萬平方米，計入外城則達630萬平方米，內城中部有30萬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臺城”和宮殿建筑，有隨葬600多件玉器的豪華大墓，出土了大量玉器、水稻等，外圍更有高低壩、溝壕等構成的大規模水利系統。甘肅慶陽南佐遺址面積600萬平方米左右，遺址核心區由兩重環壕和九座大型夯土臺圍成，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其中央偏北處圍出數千平方米的“宮城”，主殿夯筑而成，占地7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和水稻。這兩個規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宮殿建筑、壕溝水利等工程浩大，玉器、白陶、黑陶等的制作都有很高的專業化水準，說明已出現強大的公共權力或王權。兩個聚落都在繼承原有聚落（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了躍進式發展，超常的規模依賴于對較大范圍內人力物力的統一調配，這無疑指向地緣關系對早先區域性氏族社會格局的重塑。筆者認為，王權和地緣關系的同時出現，顯示兩地業已邁入早期國家行列，中華文明正式形成。但兩處早期國家的統治范圍基本不出太湖周邊或黃土高原地區，稱之為“古國”或“邦國”比較合適，屬于“古國文明”階段。

 

距今4700多年是中華文明初步發展的關鍵節點。黃土高原文化的東向強烈拓展，很可能已將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區納入一個更大的國家組織之內，甚至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區可能也屬于這個早期國家的統治范圍。而按照《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通過涿鹿之戰和阪泉之戰，軒轅黃帝已經統一天下，置官設監，監于萬國。不但統治黃河流域，還“南至于江”。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大致可以吻合。距今約4500年以后，面積達三四百萬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和神木石峁石城先后在晉南和陜北地區出現，黃土高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延續。

 

距今約4100年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關鍵節點。此時至少長江中游地區已經通過“禹伐三苗”事件被納入華夏集團版圖。《尚書·禹貢》等記載的夏禹劃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實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據此可以說，至遲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經初步建立起“大一統”的天下王權。其統治特色是由夏后氏及許多其他族氏共同構成統治集團，從而建立起“血緣組織基礎之上的政治組織”，而所謂“九州”即統治天下“萬國”的結果。這些標志著“王國文明”階段的到來。

 

結語

 

通過對文獻傳說和考古學的對證研究，我們現在可以說，文獻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應該是真實存在過的，其年代大抵從約4700年前延續至約4100年前。前后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大體自軒轅黃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起，繼以顓頊和其后諸帝，最后為帝嚳、堯、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時代，中華文明已經過起源和形成的時期，進入初步發展階段。經過長期兼并融合，跨區域的王權國家在此時萌芽，早期時已至少形成對黃河流域大部的統治，晚期時更以“禹征三苗”為契機，將長江流域也納入國家版圖，夏王朝初步“一統”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

 

五帝時代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信史的頭一篇章。以五帝為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其后更成為歷代敬仰效法的對象，奠定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追求文化“一體”、政治“一統”的基礎，也成為延續中華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百年來對五帝時代的質疑和否定，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中華歷史根脈的質疑和否定。雖然考古學為復原、重建中華上古史帶來了新的途徑和方法，但考古學的局限性又決定了它并不能獨立解決上古時代的精神創造、制度創造、族群認同、歷史記憶等重大問題，而精神創造和制度創造才是中華文明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文明、之所以偉大長存的核心所在，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更是中華民族凝聚發展的關鍵。因此在缺乏深入論證的情況下，不應輕易否定五帝時代，更不該輕率地把結合古史傳說的研究看作考古學發展的障礙和誤區。

 

當然，從考古學出發探索五帝時代古史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必須熟諳相關文獻記載和考古學知識系統，必須掌握嚴謹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比附。它更要求研究者必須認真辨析后世文獻對五帝時代真假雜糅的記載；根據新的發現不斷完善仍比較粗糙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大力加強基因和語言譜系的建設工作；以及完善創新進行古史和考古學對證的理論方法。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逐漸接近五帝時代的真相。

 

〔本文注釋內容略〕

 

作者：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10087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2期P180—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