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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國需要規避國際國內各種風險。因此，在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上，必須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并注意解決以下幾個具有針對性的問題。

　　一、經濟改革發展的路徑

　　在經濟改革與發展進程中，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方針，把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作為改革發展的底線。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導向和穩定器，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龍頭和中堅力量，是我國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和維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的可靠保障。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系社會主義事業能否永葆青春的原則性大問題，含糊不得，動搖不得。

　　其次，要把新型工業化道路作為未來改革發展的指針，把轉變發展方式作為未來改革發展的主線。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由黨的十六大提出、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充實、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而最終形成的一條完整而科學且符合我國國情、獨具特色的新型強國富民道路。這條道路要求從我國發展的全局出發，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指針，應是我們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的必然選擇。

　　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關鍵在于摒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轉變和創新發展方式。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就目前而言，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低速增長時期，新的風險和隱患不斷出現，全球經濟原有的需求動力減弱，新的市場需求尚未形成，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新興國家都在轉變發展模式。與此同時，新的科技革命即將興起，新興產業正在全球范圍內展現，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的競爭更趨激烈。各國在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等方面既相互交織、相互合作，又相互爭鋒，形成了異常嚴峻而復雜的國際形勢。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國原有的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必須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第三，對傳統結構進行相應優化，把結構調整作為重點。經濟結構是國民經濟及其運行系統的基本框架，要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結構問題是關鍵。近年來，針對經濟社會發展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我國在調結構、保增長、促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由于傳統粗放發展方式根深蒂固及其慣性的作用，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許多方面仍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表現在需求結構方面的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在產業結構方面的工業增速較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在要素投入方面，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不足等。區域經濟差距越拉越大，城鄉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另外，由于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外部需求持續萎縮，外貿摩擦和貿易糾紛日益增多，出口形勢嚴峻，外貿產能過剩的局面在短期內很難根本改變。因此，要對傳統結構進行相應優化，把結構調整作為重點：一是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變居民消費預期；優化消費環境，挖掘和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投資的內在動力，拓展內需空間等措施，構建擴大內需、增強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二是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和發展新興戰略產業，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把經濟增長轉移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的軌道上來。三是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改造升級傳統制造業，加強基礎產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把經濟增長轉移到主要依靠三次產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軌道上來。四是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促進綠色經濟快速發展；加強資源能源的綜合利用，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淘汰落后產能，強化節能減排，構建節約使用資源能源的結構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和合理消費模式。五是調整優化產業組織結構，發展一批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競爭力突出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使之成為提高我國產業國際綜合競爭力的主導力量；調整優化市場結構，分產業形成合理的進入壁壘，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規模化水平；發展產業集群，優化企業網絡組織，形成合理的大、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關系，提高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反對市場壟斷，維護市場秩序，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服務水平。六是均衡性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推動區域之間相互協作，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構建區域分工合理、功能清晰、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其中，要以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為基點，堅持統籌城鄉發展戰略，調整和優化城鄉結構，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七是調整優化對外經濟結構，構建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協調運轉的新格局，特別是要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建立穩定的戰略資源和能源供應基地，保障我國的海外資源能源供給，提高抵御國際風險的能力。

　　第四，把科技創新作為未來改革發展的支撐。目前，各國正圍繞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而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也正在把全球經濟推入一個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的新時代。我們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以科技創新為支撐，把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戰略方向，把爭奪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的重點，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創新的能力。除了深化科技體制創新以及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創新的政策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力資源教育培養體制，營造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動的制度和文化環境，健全人才評價機制，完善用人機制，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技創新和科技發展上來。

　　第五，要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在經濟發展中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應該明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的必要前提和物質基礎。虛擬經濟在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同時，會催生龐大的經濟泡沫，如與實體經濟相脫離，容易產生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目前，由于世界各國普遍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范圍的虛擬經濟遠遠大于實體經濟，金融和經濟風險猶在。與此同時，我國依靠投資、出口、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仍未根本改變，房地產泡沫有增無減，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十分嚴重。外部金融和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因素相互結合，對我國金融業乃至國民經濟全局造成沖擊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在這種環境下，要化解國際國內各種風險，減少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科學把握和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是必要的。因此，要樹立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的觀念；要結合我國國情，從國家發展全局出發，擺正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要借鑒國際虛擬經濟發展的有益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虛擬經濟體系，提高金融產業素質，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整體競爭力和為現實經濟發展服務的水平；要通過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和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防止條塊分割，令出多門；要研究虛實經濟發展最佳比例關系、風險發作的臨界點、虛實經濟良性運行的合理區間，不斷對我國虛實經濟發展現狀及其風險趨勢作出評估，及時發布風險運行信息和風險警示，提出風險控制的應對策略和政策建議，力求虛擬經濟和現實經濟協調發展，促進國民經濟在良好的環境和狀態下持續健康和高效運行。

　　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方向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問題，需從政治上層建筑方面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探討。

　　政治上層建筑的改革，首先要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1](p.1599)無論從我黨的宗旨還是從我們國家的性質來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1](p.2165)“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1](p.1879)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我國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階級階層分化、占人民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主人翁地位發生動搖甚至變為弱勢群體的問題。這種狀況的出現，使中下層社會群體對改革開放的方向產生了懷疑甚至不滿，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于社會的安定團結構成了極大威脅。因此，如何解決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階級階層分化，改變工人、農民等中下層群體的弱勢地位，切實保障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使他們享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是我們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首先要考慮并著力解決的問題。目前，“為什么人的問題”，已經十分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這是對黨和政府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的一次嚴峻考驗，必須認真對待、切實而有效地加以解決，松懈不得，含糊不得。

　　其次，要解決我國政治改革的實質、目的和方向問題。我國進行的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改革就是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實踐“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向人民負責”的宗旨，我們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不斷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內容廣泛的人民當家作主行使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等。這些制度是我們黨對歷史的和現實的、國內的和國外的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治國治政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最突出和最充分地體現了我黨領導的國家和政府的人民性、群眾性、階級性、廣泛性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最突出和最充分地體現了我國“大多數人”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這些制度，尤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對于勝利了的人民”，是“如同布帛菽栗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1](p.733)我們的改革開放只能是在堅持這些制度的前提下，沿著這條道路進行，決不能改旗易幟、顛覆以至毀滅這些制度。然而近些年來，國內的少數精英，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與西方的一些政客沆瀣一氣，把我國的上述制度說成是“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把我們的政府說成是“強勢政府”或“集權政府”，并提出重啟改革議程，確定政治改革的目標是修改憲法，實行西方政體模式等等。①這些觀點和思潮，直接背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四項基本原則，是以“改革”為名，為在我國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招魂，為在改革開放中生長起來的暴富者階層或新資產階級上臺制造輿論準備。對于這股思潮，我們務必要旗幟鮮明，嚴厲批判，堅決反對，絕不可等閑視之。

　　第三，要解決一個領導體制，是實行“集體領導”，還是實行“個人獨裁”式領導的問題。我黨自誕生之日起，黨和黨的各級組織一直實行黨委集體領導的體制。近百年的歷史證明，凡是黨委集體領導執行得好的時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進行得順利，就從勝利走向勝利。凡是實行個人獨斷專行、“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黨委集體領導受到沖擊的時期，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受到挫折，或遭致慘痛的失敗。毛澤東對黨委集體領導體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肯定。他說：“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原則。”[1](p.2036)“只有靠集體領導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保證黨的隊伍的不可動搖地團結一致。”[1](p.2036)“必須特別強調和認真執行黨組織的集體領導制度，而絕不可以不適當地去強調個人英雄作用，絕不可以使共產黨員由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1](p.2036)他還談到集體領導的內涵、原則和應當遵循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說，集體領導包括“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兩個方面，二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結合的”。[1](p.2039)集體領導的原則在于“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多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1](p.2039)“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1](p.2036)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2](pp.313-314)“真正的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既能反對“個人獨裁”，又能避免“分散主義”，“這個制度必須認真執行”。[1](pp.2039-2040)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思潮在我國的泛濫，再加上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家長式管理思想的影響，我國的國有企業重新恢復了20世紀50年代實行并被實踐證明效果不好的“一長制”，結果使企業“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邊緣化。在企業管理中，廠長經理一人說了就算數的“家長式”、“個人獨裁式”管理盛行，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能到位，職工群眾在企業管理乃至在收入分配中淪為弱勢群體。在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中，一些人化公為私，一夜暴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許多工人下崗失業，“家長式”、“個人獨裁式”管理在一些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也有表現，一些部門和地區，管理混亂，決策失誤，任人唯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腐敗叢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嚴重影響了改革開放的大局，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離間了黨和群眾的關系，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蒙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在政府機構體制改革中，必須切實貫徹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中，必須堅持股東大會、董事會(包括監事會)由黨委主持。在企業管理機構中，要取消廠長經理負責制，恢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管理制度。

　　第四，要解決如何對待歷史和如何對待外國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對待歷史。毛澤東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隔斷歷史。”[1](pp.1579-1580)“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要“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1](p.1580)“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許多好的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1](p.1581)我們決不可拒絕和借鑒古人，“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1](p.1581)同樣的道理，在當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3]改革開放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物質基礎”。[4](p.11)對這段輝煌歷史及其所遺留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應作為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寶貴的經驗，物質的、精神的財富和進一步前進的動力，堅定不移地繼承下來并發揚下去。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必須尊重而不能割斷歷史，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則，就會使我們改革開放后取得偉大成果的歷史成為空中樓閣，甚至落到自己否定自己的地步。其次，是如何對待外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5](p.23)同時還向全國發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5](p.41)“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5](p.43)毛澤東還談了學習外國的方法和原則。他說：“向外國學習”，必須有一個科學的方法和態度，這就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5](p.41)“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習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出中國的新東西，”“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不要全盤西化。”[5](pp.80-83)“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了大虧的。”[1](p.1583)無論是對待歷史和古人，還是對待外國，正確的態度和方法就是：“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1](p.1583)“古為今用，洋為中用”，[6](p.227)“推陳出新”。[1](p.1618)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辯證的方法，系統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繼承和發揚了以往正確而科學的東西，摒棄了以往不符合實際的觀念和做法，同時也積極地向古人、向外國、尤其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在現代化建設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一些照搬西方，“全盤西化”的主張和做法，也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一些不良后果。對于這個教訓，必須牢牢汲取。

　　最后，還要有一個科學的符合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體現他們意志的觀點，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階級觀點。我們的戰略設計和所有政策安排，都要以“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為根本出發點”。[2](p.273)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使億萬人民群眾自覺地而不是盲目地、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積極地而不是消極應付地投入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充分利用他們的才智，發揮他們的創造性，使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和工作方法，采取黨委集體研究、各級人大討論通過的辦法，而不能采取個人和個別部門獨斷專行、說了就算數的方法。我們規劃設計部門和決策部門的組織機構必須具有廣泛性、人民性和群眾性，各級干部和工作人員不僅應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而且還應成為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和群眾路線的實踐家。鑒于目前黨政干部隊伍的狀況，必須對黨員干部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教育，開展整黨整風教育，反對腐敗，純潔黨的組織，優化干部隊伍，把與黨和人民離心離德的、尤其是腐敗分子清除出去。要加強黨校建設，改革黨員領導干部的培訓制度，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整頓黨校系統的師資隊伍，把那些鼓吹西方資產階級理論，歪曲和否定我們黨史、國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乃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所謂專家學者清理出去。倘能如此，就能更加獲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更加密切黨群關系、政群關系、干群關系，更加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把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立于不敗之地。

　　三、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這對矛盾中，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具有反作用。因此，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意識形態問題應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和方面。

　　首先，要充分認識這一領域斗爭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毛澤東指出，在我國，雖然“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5](p.230)他還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5](p.231)“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的容易些，寧可看的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7](pp.507-508)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是消失了，而是增多了；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加尖銳了；不是范圍縮小了，而是更加廣泛了；不是形式單純了，而是更加復雜了；樹欲靜而風不止。針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情況、新特點、新問題，鄧小平尖銳地提出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作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國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堅持一百年或者幾百年不動搖。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就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對意識形態工作做了進一步布署。這些布署充分體現了我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度重視，不僅是我們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指針，而且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必須認真貫徹執行。

　　其次，要充分認識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目前，在意識形態領域干擾我國改革發展的思潮主要有“普世價值”觀、“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新教條主義”、“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主張。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理論上照搬西方，在實踐上“全盤西化”，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呼應，竭盡造謠、污蔑之能事，攻擊我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鼓吹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鼓噪政治的多黨制、意識形態的抽象人性化和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以改革為名，制造種種荒誕理由，推動修改憲法，實行“憲政民主”、“公民社會”，企圖改變我國改革發展的大方向，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對這些思潮和勢力的性質及其危害性，如果認識不足，任其泛濫，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就會走彎路，最終可能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批判上述思潮，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不僅是黨和國家乃至每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神圣職責，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嚴峻而緊迫的任務。

　　第三，要在全黨開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學習和教育活動。要動員和運用各種輿論工具，改進學習方法，搞好規劃，扎實推進，講求實效。要結合黨史、國史、世界史、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建設史，講歷史發展趨勢，講未來發展前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分清真理和謬誤，提高覺悟，堅定信念，樹立信心，自覺履行黨的宗旨，當好人民群眾的帶頭人，為實現黨的最終目標而奮斗。要對廣大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進行深入持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使之掌握并在實踐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堅持群眾史觀，反對脫離群眾甚至把群眾當作阿斗、凡事突出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要重視培育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目前，在理論界，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什么“家”，拿著西方基金會的資助，與西方一個腔調，利用自己所在單位的權威和聲譽，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行曲解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之實，招搖撞騙，盛氣凌人，誤導群眾，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惡劣影響。對這類學術騙子，一些地方黨政機構竟然不分良莠、高價邀請他們進行所謂“講學”，任其大放闕詞，豈非咄咄怪事？對這些現象和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對于錯誤的理論和思想觀點，尤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反動思潮，必須進行批判，決不能任其泛濫。“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5](p.233)

　　第四，要開展信息技術研究，開發自己的根服務器和網絡系統，凈化網絡空氣，堅決抵制西方文化的滲透，取締低俗色情甚至反動的網絡內容，封閉非法網站，把握網絡斗爭的主動權。

　　最后，在文化體制改革中，要區分公共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堅決反對文化事業過度市場化。要采取穩妥措施，凈化輿論空間，牢牢占領文化陣地，掌握文化陣地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對黨和政府的喉舌部門，諸如廣播、電視、新聞、報紙、期刊、出版等，應在人、財、物、政策等方面全力支持。要修改新聞出版法，對那些長期販賣西方價值觀、鼓吹“新聞自由”、污蔑和丑化黨和國家領導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聞出版單位及其創辦的報紙雜志，要堅決批判，堅決取締，并追究相關負責人尤其是有關黨政領導的責任。須知，對于此類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必然要去占領。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無論歷史還是當代，這樣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教訓不僅是深刻的，而且也是慘痛的。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要加強領導、規范和監督，決不可搞無政府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的泛市場化傾向，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對外文化交往，要以自己為主，學習和借鑒不能變成兼收并蓄，要警惕外來文化的滲透和侵蝕，防止和反對文化上的殖民主義。

　　（作者是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注釋：

　　①參見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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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毛澤東文藝論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7]毛澤東.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昆侖策研究院簡介】昆侖策研究院是由部分軍地老同志、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發起成立的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這是一個自主獨立的研究機構，它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這是一方群英薈萃、報國獻策的熱土，它在中國改革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和考驗的時候應運而生，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服務國家和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這是一所沒有圍墻的研究院，它向社會各界具有愛國情懷、客觀精神和慧眼卓識的仁人志士、專家學者們敞開大門，歡迎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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