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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畫：血戰臺兒莊）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亞洲主戰場，這個主戰場分為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主導的敵后戰場，兩個戰場互相依存與互相支持八年整，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徹底覆滅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時候，客觀公正地評述和總結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作用及教訓，對于認清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地位，正確認識當前中國的現實社會問題，增進國共兩黨及海峽兩岸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統一戰線是正面戰場形成與發展的基礎

　　我們通常所指的“正面戰場”，是指中國人控制的連片國土與日軍侵華推進線上日控區對峙交戰而形成的戰場。由于在這個戰場上作戰的中國軍隊主要是國民黨的軍隊，因此一般也稱其為國民黨正面戰場。研究分析國民黨正面戰場首先要搞清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現在，一些人一說國民黨正面戰場，就只說國民黨或蔣介石的主導作用，不說統一戰線在正面戰場形成與發展中的作用。其實，離開了統一戰線，正面戰場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說清統一戰線在正面戰場形成與發展中的作用，就能更好地認清為什么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因此，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必須從統一戰線的形成說起。

　　統一戰線與黨的領導、武裝斗爭一起被稱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所謂統一戰線就是為打倒主要敵人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起的暫時或長久的聯合、聯盟。驪山的捉蔣亭已在1982年更名為“兵諫亭”。沿230余臺階而上，雖不見蔣介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驚恐之中藏身的大石頭夾縫，但仍可以感受到驚心動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七七事變的爆發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中國由此開始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轉變。中國共產黨積極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現了由“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這個轉變是異常艱難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質是國共兩黨的軍隊合作抗日。毛澤東接受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搞黨內合作吃大虧的教訓，確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黨外合作中的獨立自主方針，即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之下，“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壯大和發展人民武裝。蔣介石卻遲遲不愿意給番號。因為與孫中山主動搞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卻是出于被逼無奈之舉。雖然，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等6項條件，并以自己的人格作擔保履行協議。但實質上，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決心一直沒變。他想通過整編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達到收編紅軍，進而消滅共產黨的目的。紅軍整編后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的焦點。國共兩黨經過半年多談判，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斷尾求生的蔣介石再三權衡后，終于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同意紅軍改編為3個師，領導權完全給中共。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后，立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參加了忻口太原戰役，此后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中國抗日戰爭的兩個戰場正式形成。

　　可以說，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兩個戰場。從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八一三，日軍侵華不斷推進，中國人控制的國土連片淪喪，要是蔣介石真心抗日，正面戰場早就可以形成。是蔣介石九一八前兩個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致使張學良的十幾萬東北軍，在1萬多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下，不戰而退至關內。要戰，九一八事變就可形成正面戰場。用張學良的話說，蔣介石的“第一敵人是共產黨”。1935年2月，蔣介石對日本記者說，“中日有提攜之必要”，“中國人民不但無派日之行為與思想，且無派日之必要”。他企圖安撫日本，以便傾全力消滅長征中的紅軍。日本利用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加強對華北的爭奪，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1935年下半年制造了華北事變。華北事變使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這時蔣介石停止喪權辱國，正面戰場也可以形成。但由于沒有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正面戰場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主要作用

　　過去，關于抗戰主要講的是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業績，對正面戰場抗戰情況講的很少。近年來則是對正面戰場講的很多，甚至出現了大肆吹噓國民黨正面戰場、詆毀共產黨敵后戰場的問題。因此，對于正面戰場要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

　　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防御，是抗戰時期我國軍隊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入侵而實行的軍事抵抗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八年抗戰中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與日軍英勇作戰，先后進行大戰役22次，重要戰斗1117次，小戰斗3.89萬余次，斃傷日軍70余萬人，自己付出322萬多人的重大傷亡。涌現出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郝夢齡、戴安瀾等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以國民黨為重要力量的正面戰場和以共產黨為主的敵后戰場，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對抗戰的勝利做出了同樣重要的貢獻。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正面戰場粉碎了日本妄圖以“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戰略

　　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采取了“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想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15個月里，先后進行了平津之戰、忻口太原戰役、松滬會戰、南京保衛戰、臺兒莊和徐州會戰、廣州之戰和保衛武漢等大規模的戰役和戰斗。雖以丟失半壁河山而告終，但對于挫敗日軍“速戰速決”戰略企圖，消耗日軍兵力和戰爭資財，使“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目標基本成功，為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松滬會戰，國民黨先后調集64個師70余萬人，抗擊日軍22萬余人對上海的進攻，斃傷日軍六萬余人，涌現出許多與敵浴血奮戰愛國官兵。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800余人，在副團長謝晉元的指揮下，堅守四行倉庫，連續抗擊日軍4晝夜的猛攻。毛澤東曾高度贊譽“八百壯士”與“平型關”、“臺兒莊”的勇士同列為“民族革命典型”。臺兒莊戰役中，國民黨先后組織7個師對當面之敵進行反擊，激戰三天三夜，殲滅日軍2萬余人，取得了臺兒莊大捷。臺兒莊戰役再一次戳穿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是日本現代陸軍在海外戰場遭到第一次重創，影響很大。正如周恩來所說:“臺兒莊戰役雖然在一個地方，它的意義卻在影響戰斗全局，影響敵人，影響全國，影響世界”。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二）正面戰場為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相互依存，互相支援而又相對獨立的兩個戰場。我八路軍、新四軍開辟敵后戰場，打擊和牽制敵人，減輕了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壓力；而正面戰場的作戰，也為我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一系列大會戰，吸住了在華日軍的80%，對八路軍新四軍深入華北、華中敵后，順利展開建立抗日根據地起了積極作用。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徐州會戰，日軍投入了40余萬兵力，其中30萬人是從華北和蘇皖一帶抽調的，造成冀魯豫敵占區出現大空隙。八路軍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迅速開辟了華北戰場；新四軍也開始進入江南敵后。八路軍由3萬多人很快發展到15萬人，新四軍也由萬余人發展到2萬人。到1938年底先后建立了晉察冀、冀西北、晉魯豫、山東、晉西等十幾塊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為堅持抗戰的堅實基地和中心支柱。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的開展敵人后方的游擊戰爭，沒有同處于敵后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這是對正面戰場所起作用的肯定。

　　（三）正面戰場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

　　日本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急先鋒，企圖通過侵略和獨占中國，進而征服東亞，稱霸太平洋。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但由于遭到中國正面戰場的頑強抵抗，日本陸軍主力被死死“釘”在中國，不僅打破了日本的“北進”企圖，而且使其“南進”計劃一再拖延，使德日法西斯難以從戰略上進行配合，打破了德日北攻高加索、中東，南攻澳大利亞，進而回師埃及和印度的狂妄計劃。使蘇聯避免了東西兩線作戰，得以將主要精力對付德國法西斯的入侵，也減輕了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巨大壓力。抗戰時，曾任蘇聯駐華軍事顧問的崔可夫將軍在他寫的回憶錄《在華使命》中說:“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之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又無可爭辯的事實。”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5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指出，美國“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里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敵軍”。事實充分說明正面戰場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斯戰爭。

　　總之，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對于消滅日軍有生力量、破壞敵人的戰略部署、配合敵后戰場和支援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斗爭，都發揮了積極、重大的作用，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回顧歷史，如果沒有國共合作，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配合，抗日戰爭就不可能勝利。

　　三、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主要教訓及啟示

　　我們既要看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堅持了八年抗戰，其功績應予以肯定，也應看到國民黨當局在抗戰中的表現特別是正面戰場后期的慘敗，令全國人民痛心和失望。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極大失利，有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原因，也有蔣介石戰略指導等失誤的原因。

　　（一）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導致了正面戰場的屢戰屢敗

　　毛主席曾經提出，在正面戰場，中國軍隊應實行以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但國民黨未能用好這一作戰方針。由于正面戰場執行持久消耗戰略，因而在戰役指導上采取消極防御方針，主要采取線式防御陣地，蔣介石要求“多筑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否定運動戰和游擊戰，作戰樣式呆板。國民黨軍隊一般是利用預設陣地，平均部署兵力，等敵來犯，被動挨打。正面戰場的戰役，除臺兒莊、長沙、桂南和上高等少數戰役外，大都實行以陣地戰為主的消極防御，給戰局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再加上戰前準備不充分，內部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等因素，防御戰役都以失敗告終。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國民黨從保存實力，消極抗戰，坐收勝利果實的政治戰略出發，正面戰場實行“敵來我擋，敵退我停”的消極防御方針。相持階段共進行了18次大的戰役，由國民黨軍隊主動發起的攻勢戰役，僅有一次。正面戰場軍隊的戰斗力不是愈戰愈強，而是不斷下降。如第3戰區在浙贛戰役中，不到兩個月就喪失了48座縣城。中條山戰役國民黨軍5倍于敵，在3周內卻損兵折將過半，被迫退出中條山防區。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戰斗力下降更為突出。在十個月的作戰中，國民黨軍從黃河一線至信陽以北約400公里，從岳陽至越南諒山約1400公里，從衡陽至廣州約600公里的漫長戰線上，除個別要點進行了頑強的固守外，再次出現了全線大潰退的局面。這次戰役，正面戰場共損失50-60萬，喪失了豫、湘、桂、粵4省的大片土地和洛陽、長沙、桂林等146座大小城市。

　　（二）錯誤的政治戰略干擾了軍事戰略

　　政治戰略決定軍事戰略，一切軍事行動都是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務。抗戰時期，蔣介石的一切政策都以是否有利于維護一黨私利、建立一黨專政為出發點。國民黨既懼怕日本的侵略，又害怕人民力量的發展壯大。當日本的侵略威脅到統治權時，寧可依賴外援，也不愿徹底發動人民抗戰；外援無望時，才有條件地聯合共產黨和人民抗日，但又總想通過抗戰削弱人民的力量。這就直接導致了一些軍事行動的失策和失敗。

　　蔣介石嚴重依賴外援的思想，是與毛澤東所主張的爭取外援，但不依賴外援，以我為主的思想背道而馳，損害了軍事戰略的實施。淞滬會戰，國民黨政府主要政治目的，是引起在上海有重要經濟利益的西方大國干預。因此，戰略指導上不是根據戰場形勢的發展而是按照西方大國的臉色行事，使先發制人、側后攻擊、適時撤退等戰術無法實施。為響應西方國家調停，曾幾次下令停止進攻，給敵以可乘之機。特別是會戰后期，經蔣介石同意已下令撤退，但當蔣獲悉討論中國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即將召開時，又下令停止撤退，要求疲憊之師再支撐兩個星期，以便獲得國際的同情和支持。結果兩頭落空，陣地沒守住，外援也沒得到。

　　國民黨對日妥協的思想，貫穿于抗戰全過程，雖未能變成現實，卻動搖了抗戰決心，影響了對日軍事行動。國民黨軍有數十萬人成建制地降敵充當了偽軍，其中將級軍官67名，連臺兒莊戰役中表現出色的龐炳勛部也因兵敗而投降，這與八路軍、新四軍無一連一排降敵形成明顯反差。

　　國民黨當局雖然提出了聯共抗日的口號，但其反共立場卻未改變。聯共既是對日作戰的一種需要，又是在政治聯合中溶化共產黨的一種手段。1938年9月至1944年3月，國民黨動用了190萬軍隊，制造摩擦約2500余次，其中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抗戰陣營幾度出現了危機。豫中戰役慘敗的原因很多，但戰前將幾個軍抽去準備圍攻陜甘寧邊區，以致防御兵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錯誤的主觀指導造成喪師失地　　

　　戰爭是敵對雙方以軍力、財力為基礎，互爭優勢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縱觀抗日戰爭時期正面戰場諸多重要戰役失利的教訓，大都與最高統帥部和戰役指揮員的主觀指導出現嚴重失誤有關。第一，敵情判斷錯誤，決策失當。抗戰開始，蔣介石就對日軍實行的緩兵之計判斷失誤，錯過了以絕對優勢兵力殲滅當面日軍的機會。戰略防御階段，出于阻止日軍直下武漢和企圖引起國際干涉的需要，國民黨當局將防御重點由華北轉移到華東。結果，不僅喪失了華北，而且京、滬、杭廣大地區也淪于敵手。相持階段，蔣介石又錯誤地認為“轉守為攻”的時機到來，于是發動了1939年的冬季攻勢，結果卻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想靠美國的援助而迅速取勝，得到的卻是盟軍初期的失利和盟軍“先歐后亞”方針的實施。可見，決策失誤使正面戰場屢遭敗北的重要原因。第二，不能駕馭戰爭全局。當日軍已完成華北會戰的準備之時，國民黨野戰兵團的組建、作戰部署、戰區協同等等都還沒有具體實施方案。因此，在日軍的進攻面前，只好倉促應戰。當日軍從河北滄州到綏遠集寧的千里戰線上，各部之間空隙達數百里。國民黨軍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空隙，以機動兵團進行運動防御，集中優勢兵力突擊敵之側背和后方。但統帥部卻沒利用這種機會，導致戰爭爆發的頭5個月，就丟失了黃河以北大片國土，華北會戰遂以敗退告終。第三，組織指揮不靈活。如臺兒莊大捷后，日軍第10師團等部向嶧棗方向撤退，企圖利用山地固守待援。本應抓住敵敗退疲憊、立足未穩、援軍未到之機，調集優勢兵力將其殲滅，卻只是命令一些裝備不良、軍力疲勞的部隊跟蹤追擊，結果喪失了殲敵良機。撤退，要么撤退過早而形成了潰退的局面，要么撤退過遲，使守軍損失嚴重。反擊，要么是不顧敵情我情，片面強調“有失必反，死打硬拚”；要么是條件允許也不組織反擊，從而給許多戰役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

　　（四）獨吞果實的狼子野心影響了戰略反攻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日戰略反攻，是從1943年起，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各種反法西斯力量協同下進行的。但在我國正面戰場基本沒有主動實施戰略反攻。國民黨戰略反攻構想的基調是消極反攻。這種反攻所要達到的目標，一方面是要求趕走日本侵略軍，另一方面又要求保存自己的實力，同時盡可能地搶占更多的地盤，為以后的全面內戰打下基礎。從此種戰略要求出發，國民黨軍在反攻中并不尋求與日軍在華主力進行戰略決戰，而是敵軍退到那里就跟進到那里，重在收復地盤。這種消極反攻，既是國民黨的消極戰略在新形勢的表現，又與它保存實力、坐待勝利、獨占抗戰勝利果實的基本政策相適應。

　　根據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特點，對日戰略反攻應從各個已具備了條件的戰區先舉行局部反攻，然后過渡到全國規模的戰略反攻，最后完全戰勝敵人。解放區戰場就是這么做的。從1944年起，敵后戰場發動了局部反攻，一年內斃傷日偽6萬余人，收復國土8萬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解放區展開了更大規模的反攻。然而在正面戰場，就局部反攻的條件而論，比解放區戰場有利得多，但整個國民黨軍在1944年沒有舉行任何一次局部反攻作戰，相反卻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到嚴重失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解放區廣大軍民，已將持續一年半之久的局部反攻，發展成戰略大反攻，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而進行了“最后一戰”。最后一個月里，共產黨的軍隊收復城池16座，國民黨軍失城18座，不僅沒有參加這一反攻，而且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對我軍向戰場上仍然拒降的日偽軍繼續實施的反攻行動，采取了種種無理的阻撓和破壞。由于國民黨壟斷了受降權，在美國的支持下，我國(東北除外)原日軍侵占的重要地區，大多為國民黨軍隊搶占。

　　從戰略相持階段，八路軍、新四軍抗擊著侵華日軍的69%，偽軍的幾乎百分之百。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共對敵作戰12萬5千余次，消滅日軍52.7萬余人。抗日根據地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2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名副其實。當然，在抗戰八年中，正面戰場始終存在著，盡管沒有反映人民的意志，但它畢竟是這場空前規模的全民族抗日戰爭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八年之中，正面戰場上曾有無數愛國官兵，浴血奮戰，為國捐軀，他們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而流血犧牲的，亦是中華民族的烈士和英雄，同樣是值得全民族尊敬與紀念。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