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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上周四，早晨七時，我從小區附近一個公園跑步回來，卻被一個保安攔在門禁機前面，要我出示24小時健康碼。我愕然瞧著這個將口罩勒在下巴上的保安大叔，盡量耐心地解釋道：誰跑步會帶個手機？還不如帶個杠鈴呢。

他卻似乎認定我是個外來的新住戶（=風險），堅持沒有24小時核酸證明就不準進。

我瞅著已經有幾個人未出示健康碼即進入小區，知道這并非不可解決的法定障礙，于是提醒他：第一，他沒有規范配戴口罩；第二，本小區并非高中風險區，也沒有設置任何要求健康碼的提示；第三，很多人進入小區并未出示健康碼。

他沒有再說什么，默默地讓開了道。如果他繼續堅持，我將要求物業調出監控錄像，以上述三條理由指控這個保安玩忽職守。

我帶著一肚子的郁悶回到家里，心想防疫機制確實出了問題。我遇到的事情是有典型性的：基層執行者不知道如何正確執行政策規定，導致遇到“過度防疫”的人對政策心存不滿。

我是個后知后覺者。等我感覺到問題的時候，事情其實已經在發生變化。石家莊已經在經歷“管-死，放-亂”的痛苦。而在我遭遇門禁事件之后僅僅一個星期的時間里，全國范圍內已經發生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防疫措施調整。本周三，我所在小區的居民中，有人的單位出現了確診，所有業務固然立即停擺，但沒有對所謂密接進行規模化的隔離，社區只是要求居家觀察。醫生上門做了核酸檢測，卻并未在密接者家門上貼上傳說中的封條。

事情在發生變化。

但正如一周前我對防疫措施心生不滿，新的變化也使人感覺不安。最大的擔憂是各地防疫措施的走向不確定：在廣州展示“放”的姿態的同時，錦州則表示仍然將“嚴”上幾天。誠如觀察者網編輯蘇師傅所言，“亂”。各地正處于迷茫狀態：固守原狀態顯然已經不可能，但如何調整？全盤放棄嗎，還是適度松動，只是從“過度防疫”的措施退回到比較平常的狀態？說到“退”，那么要退多少才算中規中矩？

沒有標準答案。于是，地方政府與民間處于某種撕裂狀態：一方面，社會上有一種強勢輿論聲稱正在“放開”，要求各地在“放開”上“你追我趕”，迅速而徹底地瓦解原有的“清零”防疫體系；另一方面，多數地方政府實際上在徘徊觀望，即使那些被認為是“放開”的地方，實質上也只是從過度防疫的立場上向后退，而不是放棄“清零”。

這是一種有趣但危險的局面：那種頗有影響力的“輿論”——我覺得可以根據其追捧的精神領袖，稱之為“哈耶克式話語”——正在試圖引導各地政府的行動，而且暫時看起來取得了成功。我們應該重視這一現象的政治涵義。如果地方政府決定有限度的“放開”，從而緩解了相當一部分公眾的利益憂慮，那么“哈式話語”的一些發聲者們將毫不遲疑地據此為己功，在政治上謀取巨大聲譽。很自然，這將使這些“精英”成為某種民粹主義的核心。這種在哈耶克旗號下聚集起來的民粹主義一旦成形，必定要順勢進擊，追逐更多的政治訴求。在2022年的最后一個月，我們將看到這一政治演進動態的新進展。如果地方政府的行動看起來是對哈式民粹主義“呼聲”的順從，則可能導致其他領域的響應，進而引發不可逆的“潰堤效應”，造成社會的對立和瓦解。

從政治戰略的角度看，防疫政策的調整必須著眼于防范政治堤防崩決。這不是說防疫政策必須紋絲不動，而是說政策調整必須體現“慎重”和“獨立”的原則，而不是被“哈式話語”牽住鼻子。西方《經濟學人》等媒體已經在興高采烈地談論“清零”政策的結局，而且更著重于強調其政治涵義。這是值得警覺的信號，提醒我們不要把“清零”與“放開”的爭論視為單純的學術分歧。從“清零”急速轉向“放開”的懷抱，這種政策的180度大轉彎是危險的。固然，政策調整需要各地基層的試驗并允許犯錯，但這種紛紜狀態不應持久。如果不能迅速統一地方政府的思路和措施，將其納入國家頂層設計的旗幟之下，社會情緒的紛亂將為某種異常政治勢力提供可乘之機。或者說，新的防疫政策必須有中國的特色和名號，以拉開并保持與民粹主義潮流的距離，避免社會形成“政府在‘哈式話語’指導下工作”的觀感。

下一步的防疫需要頂層設計。至少這一周的情況顯示，當下各地政府的舉措其實已經偏向“哈式話語”的“放開”理論導向。但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放開”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課題，倒更是一種政治話術。“哈式話語”雖然慣于用“結束疫情”的旗幟來包裝自己，但顯而易見的是，它要終結的不是疫情，而是抗疫，即改變對新冠病毒的敵對姿態，采取“與新冠共處”的新立場。“共處”不是新發明，而是美國和歐洲國家在抗疫失敗后早已被迫接受的現實。在國內，即使是“清零政策”運用很成功的時候，也有人呼吁放棄“清零”，轉而與病毒“共存”，這可以說明“放開”派的理論依據并不是防疫策略的成效，更多的倒是政治考量。

進而言之，“哈式放開”論的深層動機其實并不是民生，而是“共處”可能擊破社會堤防，從而產生新的政治機會。西方媒體的觀點佐證了這一點。最近在一些城市發生的事件也正在證明這一點。

當然，全面“放開”論有一套使自己具備合理性的論據：在理論上，張醫生等人一直在強調“奧密克戎”的低危害性。他們宣稱這種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在成倍減弱，基本上做到人畜無害，人類即使感染后多數而且完全沒有后遺癥，所以大家自可放心感染。在實踐上，多數人都已經感受到防疫沖擊了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檢疫-封閉措施大范圍阻斷人員和物資流動，導致失業上升、生產下降、出口衰退、消費不振，各地經濟增長壓力極其巨大。政府一邊減稅一邊加大民生和防疫支出，引起財政減收增支，造成社會資源錯配，亦不可持久。

這樣，全面“放開”論既有科學理論支撐，又有經濟利益引導，情理兼備，足以包裹其政治意圖，不愁吸引不了追隨者，自然能夠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這正是各地政府難以決斷的原因。事實上，我接觸到的很多官員也覺得張醫生們講得有道理，若非上級反復強調“動態清零”，很多基層政府早已撒手不管了。

但是，我說“放開”論有一定說服力，并不表示我們就應該被它說服，轉而按照它的邏輯行事。凡事俱應追根究底，只有通過充分的分析，揭示諸多美妙說辭下面的真實意圖，以及那些意圖所直接指向的后果，才能理性地決定我們該如何對待各種意見。畢竟，一個嚴峻的現實是：如果說“清零”策略尚有調整空間，那么“放開”的進程則是難以逆轉的，一旦“放開”，就只有一條黑路走到底，隨波逐流到深淵。

所以，趁著現在還沒有“放開”，試著來推演一下“共存”的可能后果。

我們得從頭開始：如何才是“共存”？綜合諸多專家的意見，“共存”的關鍵，是不要再把新冠奧密克戎版當作一種了不得的疾病。如果感染后有癥狀，那么它只相當于感冒；如果無癥狀，那么它甚至連感冒病毒都不如的小精靈，——如果尚不是益生菌的話。這就是說，我們最多只能以對待感冒的方式對待新冠。因此，真正的“共存”意味著不鼓勵大面積的核酸檢測。只有取消了核酸檢測，輕癥和無癥狀者才能夠袪除心理陰影，自如地生活、工作，同樣自如地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這正是群體自然免疫的理想狀態。張醫生等人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這不會有什么社會成本，絕對劃算，絕對超值，走過路過不能錯過。然而，這種“群體自然免疫”是經受不起追問的。因為：首先，某個群體會存在畸高的死亡率。張醫生團隊也知道這一點，特地貼心提醒老年人與脆弱人群提早做好準備。但張團隊巧妙地拒絕承諾他們倡導的“措施”能夠有效防范重癥和降低死亡率。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當“共存”來臨時，奧密克戎將以勝利者的姿態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它們“自由而繁榮的國度”，而令此土地上的人類死亡率明顯上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試問張醫生們能否確保這個社會不至于出現廣泛不滿和憤怒？很遺憾，不能。更可能的情況是，在抗疫中因倡導讀哈耶克而知名的醫生們也將附和著憤怒的死者親屬，激烈譴責當局沒有做好公共衛生準備，要求立即進行體現哈耶克思想的改革。

第二，人類免疫系統對新冠病毒存在“失憶”。新冠病毒的一個特性，是它能夠輕易被人類免疫系統遺忘。或者說，它可能在短期內連續感染同一個人。這跟其他病毒很不一樣，也使得“共處”變得十分麻煩。胡錫進表示：已經做好了一個月內感染上的思想準備，不就萬分之2.5的重癥率嘛。老胡是條漢子，這話說得擲地有聲，令人敬佩。但是，如果每個月都感染呢？很抱歉，那不僅意味著無法形成自然免疫的效果，而且個人的重癥機率成倍提高。更值得擔憂的是，人體在遭受奧密克戎等新冠病毒長期連續攻擊后，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體免疫系統會如何進化，是趨于強化呢還是趨于弱化？鑒于人類的新冠病例史最長只有三年，現在還很難回答此問題。但等到放開后積累了足夠證據指向某種答案時，我們很可能已經沒有后悔藥可吃了。

第三，專家們也不能確保新冠病毒不會往壞的方向進化。張醫生團隊一再強調奧密克戎的低致病性。這說得不錯，那種被命名為奧密克戎的新冠分支的溫和性是舉世公認的。然而，張醫生們巧妙地避免了保證新冠病毒不會演進出比2020年版更為致命的變種。因為如果出現新的惡性變種，那就不叫奧密克戎，而張醫生們只對奧密克戎的病毒溫和性打過包票。事實上，張醫生們應該有概率論的常識，不可能看不到病毒進化學的殘酷真相。我們大可以拿印度作為參考樣本，而印度曾經貢獻了至少三種新冠變種，如果中國選擇與新冠共存，沒有任何一個凡人能夠保證奧密克戎將永遠保持現在的性狀。

一旦出現新變種，導致大量重癥甚至死亡，那時想重新回到“清零”軌道上，注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結果就是社會的整體性崩潰。那時，不知束手無策的醫生們是否會干脆扔開醫學書，高擎著哈耶克，莊嚴地提醒病毒：這已經是自由而繁榮的國度，求你們保持體面，別胡鬧了好嗎？

顯然，“放開”“共存”的第一前提是病毒性狀穩定性、弱毒性。奧密克戎是唯一滿足此條件的毒株，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新冠病毒，這一事實使得“共存”的理想很可能以災難收場。第二前提，則是擁有有效的醫療手段，能夠有效治愈新冠。但從目前的情況看，人類尚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很難說疫苗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特效藥更是只聞樓梯如雷響，不見成果跑下來。當前民間盛傳的“共處必備藥”毋寧是一種安慰劑，在病毒性狀改變的情形下，非但無益于健康，反而將成為刺激公眾憤怒情緒的毒藥。張醫生們構想的“無癥狀不是病，有癥狀吃藥康復”的美麗前景只是一種追求浪漫效果的精神麻醉劑。

還有一個前提，是政治與防疫保持距離。即“放開”后的“共處”過程中，防疫中出現的負面問題不應引發政治爭論和社會不滿。但這是一個完全不靠譜的幻想。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政治格局都不支持此般可能性。設想國內今后不再提供核酸檢測以保證疫情的“雙盲”狀態，但偏生境內外某些政治勢力會閑不住，執著地講述新冠感染的嚴重后果，煽動社會恐慌，那會怎么樣？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死亡率上升和日益增多的“后遺癥”故事，大量恐慌的人群將涌向醫院，導致醫療資源“擠兌”；公共醫療系統無力應對，只能像許多國家的醫院那樣關門大吉，而這將進一步加劇社會恐慌。在“群體免疫”導致廣泛感染的形勢下，某些外國勢力甚至會大方地向我國公民提供自檢套裝，以便社會恐懼之火更加猛烈地燃燒起來。這是有先例的：本世紀初，我國本來只發布大氣PM10顆粒監測，美使館卻干脆在單位樓上架設儀器，天天發布PM2.5，成功地煽動了社會不滿情緒。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中國面臨疫情困局時會置身事外。

上述推演，至少能說明“共處”的前景絕對不是美麗的。更糟糕的是，跟“放開”派們許諾的不一樣，“共處”其實不可能使經濟發展恢復到疫情前的軌道。因為從現實來看，除了那些所謂的“失敗”國家，目前尚無任何發達國家選擇堪稱“共處”的防疫策略。美英諸國從來沒有真正“躺平”。印度越南疫情泛濫，代價之大，完全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沒有一個“放開”派人士敢說自己希望中國重蹈印越的前車之轍。事實上，美英印越等國在經歷了慘烈疫情后，也未曾恢復到三年前的狀態。

就算我們設想最好的狀態，假設中國不必經歷印度那樣的疫情，整個“群體免疫”過程平穩有序，也不可能實現“放開”派人士所許諾的美好前景。道理很簡單：即使不封閉，疫情也將造成人力資源的斷流。鄭州富士康就是一個案例：恐慌導致解體。社會恐慌情緒是一種極難預見和管控的突發性集體心理事件，既有內生的動力，也有外國勢力的推波助瀾。不要對“共處”的前景抱有幻想。如果“共處”策略導致新的惡性毒株出現，這個社會將付出比“清零”政策大得多的代價，甚至從此掉入深淵，再也無法脫身。

“共處”固不可行，但現在不少地方卻是在顯示“共處”的趨勢。這或許只是表象。真相是大家都在等待國家頂層決策。而國家頂層決策事項有輕重緩急，得分出先后次序依次處置。在某種程度上，讓病毒再飛一下也不錯。這樣可以積累一些負面教訓，也可以讓一些隱患充分暴露。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點上，有點“亂象”也屬正常，不必驚惶。在全球動蕩的背景之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只算是小擾動；而且西方國家本身就深陷麻煩，也為中國處置國內問題提供了良好機會。我們解決眼下問題，自應重視民心士氣問題，亮明中國特有的防疫旗幟，引導社會各界正確認識三年抗疫的成果，避免陷入不正確的失敗主義情緒。也應有防疫共識，即以是否戰勝病毒來評價抗疫成敗，拒絕自甘失敗、向病毒投降的“共處”觀點。還得追求集體防疫，不應輕率地將國民個體免疫力作為第一道防線。抗疫三年，積累的經驗和手段實在可貴，不可輕易言敗，棄之若敝屐。當然，抗疫能否成功，關鍵在科技，一方面是病毒學研究，弄清新冠病毒演變機理，另一方面是特效藥研發，這是真正終結“疫情”的基礎條件。防疫措施不可走極端，應設法在“管”與“放”之間找到舒適區間，同時“收緊”的操作空間，以備不虞，這不容易，但也得不懈探索。

時世維艱，只能且戰且行。我有若干知識界的朋友主張“放開”，他們大多崇拜哈耶克。但若說放開后他們自己感染，父母感染，子女感染，甚至陷入重癥或者長期反復感染，卻絕不符合他們的期望。現在只是說說而已，如果真正出現那種景況，他們多半不會滿足于在微信上討論。張醫生團隊宣稱：“人類與自然界的斗爭中再次迎來了曙光。這次人類走出疫情的最終勝利將會與人類戰勝天花、流感、脊髓灰質炎有同等偉大的意義。”說得很勵志。但我卻不知這話從何說起。因為他們說的“曙光”并不屬于人類，而屬于病毒。在他們的哈耶克式世界里，人類只是新冠病毒的培養皿。

當哈耶克成為醫生的先知，病毒和動蕩就成了地球的主宰。

作者：地球村過客 系政策及戰略研究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