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以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后一度成為西方國家制定內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南。1990年，一些國際組織和學者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系統化，形成“華盛頓共識”，并用于指導拉丁美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調整與改革，新自由主義遂成為在經濟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所謂“政治、經濟范式”。

新自由主義推崇徹底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完全市場化，對內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場機制、反對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和調控，對外主張在世界范圍內實現貿易與投資的完全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之初，一度帶來西方世界的經濟繁榮，但“華盛頓共識”出臺后，以拉美地區為代表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沿新自由主義指引的方向實施改革相繼遭遇失敗。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亂象叢生，一些西方國家也深受其害。

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與市場化的自由結合，推動全社會過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導致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等不良后果。許多發展中國家因對新自由主義方案照單全收而備受經濟嚴重衰退的折磨——一些拉美國家因“模范”遵循“華盛頓共識”制定和實施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政策而出現經濟社會全面倒退；一些非洲國家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西方各類跨國公司實施新自由主義設計的“結構調整項目”以來，紛紛陷入經濟衰退、政局動蕩、社會分崩離析的悲慘境地；泰國等亞洲國家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下，1997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貨幣嚴重貶值、大批銀行倒閉，努力多年取得的經濟成果毀于一旦。

新自由主義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嚴重傷害了西方國家勞動階層的切身利益。在美國，全面市場化引導大量資金投入能夠迅速獲利的虛擬經濟之中，跨國公司把生產轉移到海外，造成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迅速衰落。雖然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所有者、金融高管與科技精英如魚得水，但勞工階層和大多數中下層管理人員的就業境況卻日趨惡化。據統計，在1977年至1999年間，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制造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了300萬個。這一態勢造成收入與分配的高度不平等。2012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大約占美國家庭總財富的22%，與中下層90%的家庭幾乎相等，用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話說，美國已經變成“1%所有，1%統治，1%享用”的社會。而今，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西方國家內部造成社會分裂和緊張關系已經接近爆發的臨界點。

與此同時，一些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價值取向的國際機構在制定世界經濟貿易規則時，通常都以有利于擴張西方國家經濟霸權為出發點，在客觀上導致不同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地位的不平等。西方國家壟斷先進技術和核心技術，在國際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參與國際化生產，如此，二者對利潤與世界生產總值的占有比例形成巨大反差。西方國際壟斷資本越過各國政府的約束直接攫取財富，“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范圍的不平衡和兩極分化。據世界銀行統計，在新自由主義嶄露頭角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國家人均收入是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則達到330多倍。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別是1%的頂層的財富增長突飛猛進，而其他人群的實際收入卻出現大幅下降。

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的不確定性，而一些西方國家為把一些落后國家和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則往往在經濟援助中附加政治條件，培養親西方知識精英，加大意識形態滲透，甚至對那些“不聽話”的國家直接發動軍事打擊，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長期陷入動蕩不安、沖突頻仍、恐怖主義泛濫之中，成為被經濟全球化遺忘的角落或“梗阻地帶”。西方國家“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的奮起抗爭，則直接導致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興盛，而這些“主義”無一不帶有強烈的“反全球化”色彩。勞工階層集體“向右轉”，使保守主義擁有了雄厚的社會基礎。2016年6月，英國“提前”決定“脫歐”，2017年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先后退出TPP、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進一步使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

相繼告別殖民主義時期、冷戰時期，今日“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人類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共同朝著和平與發展的目標邁進，世界各國能夠分享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需要各國通力合作加以應對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也越來越多。新自由主義至今仍致力于在世界范圍推廣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為核心內容的發展模式，致力于把經濟全球化變成西方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也缺乏現實性與可行性。

自主是自由的前提，選擇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各國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尤其不存在標準答案。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今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能夠也應該根據自己國情自主選擇符合本國實際的制度和模式。每個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亦如此。由自己定奪最適合自身的發展方式，可以在不斷探索與嘗試中積累經驗，能夠最大限度調動發展的潛能和積極性，而多種模式、多種道路并存，則構成國家間相互分享發展經驗，相互創造和提供發展機遇的重要前提。如果各國自主選擇的模式與制度都能得到足夠尊重，經濟全球化自然會沿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將世界多樣性和各國差異性、復雜性轉化為共同發展活力和動力。冷戰結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堅持走自主發展的道路并取得成功，在世界各地區形成多個發展中心，為經濟全球化發展注入了新動力。而新自由主義反對發展中國家在西方之外另辟蹊徑，其結果必然是將經濟全球化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10月22日 11版，昆侖策網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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