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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只有在封鎖被打破之后才是可能的。

郭松民| 中國改革開放的兩條歷史經驗

——在xx大學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01

　　謝謝主持人的盛情介紹。

　　今年是改革開放政策提出四十年，各種紀念活動很多，“改革”“開放”再次成了熱詞。

　　嚴格說起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就具有了必要性、必然性。為什么呢?因為從1840年開始，中國就已經內在于西方建立并主導的世界體系。在無法“逃出”或者徹底摧毀、徹底改造這個體系的情況下，自我調整以應對、適應這個體系，和這個體系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就是不可避免的，概括來說，就是一曰改革，一曰開放。

　　在近代以前，中國仍然是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時，那時是沒有改革開放的迫切性的，未來如果真的能夠實現了從“世界的中國”向“中國的世界”的轉變，那也將失去改革開放的迫切性。

　　所以，改革開放并不是四十年，而是貫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七十年的歷史，甚至貫穿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近180年的歷史。

02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發端于1974年，持續近兩年的“評法批儒”運動。對這場涉及到全黨全民的理論與歷史的大學習、大討論，后來有許多陰謀論的解釋，現在看來都過于誅心了。

　　今天我們應該心平氣和地看待歷史。

　　當年進行的這場運動，對法家做了全面肯定，對儒家則進行了比較嚴厲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家被認為是主張并且敢于進行“改革創新”的，而儒家則被認為是守舊的，是主張復辟、倒退的。

　　發動“評法批儒”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回應當時已經出現的否定文革的聲音，為文革進行辯護，但客觀上卻為四年后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改革開放”做了輿論和精神上的準備。這就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這一事實也證明了，文革和改革，這看似對立的兩極，其實具有內在聯系的一面，并且具有某種連續性和共同之處。

　　這種共同之處就在于，文革和改革指向了一個共同的對象——文革前十七年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

03

　　那么，文革和改革的區別在什么地方呢?

　　文革的對象，是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中的上層建筑。所以文革也是“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場革命”。文革的目的，是為了使上層建筑能夠更好地為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公有制服務，能夠鞏固公有制而不是削弱公有制。

　　所以文革又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為什么叫“繼續革命”呢?因為上層建筑脫胎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又受到蘇聯的巨大影響，不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通過繼續革命來加以改善。“繼續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革命。

　　以大歷史的眼光看，文革是人類自大航海時代以來50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華民族在政治文明建設方面反超西方，建立一個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政治文明的最大膽努力，這一努力雖然失敗，但其推動人類進步的積極作用不能低估，就像法國大革命狂飆突進的階段過去之后，法國出現了帝國和王朝復辟，但我們卻不能低估法國大革命對人類的貢獻一樣。

　　文革謝幕之后，改革開始。

　　和文革同又不同的改革，其對象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文革從北京大學開始，改革從小崗村開始，再形象不過地展示兩者的聯系與區別——文革要改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改革要改經濟基礎。

　　小平同志親自制定并反復強調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上層建筑的主要內容，這是不能改的。“堅持改革開放”這是指經濟基礎，包括農村人民公社、城市的集體、國營企業等，這些都是可以改的。

　　只是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不再擁有“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政治文明”的信心了，“接軌”成了唯一可欲、可求的前景。

　　歷史規律的無情之處在于，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上層建筑也很難“堅持”。四十年之后，“四項”當中，只有“黨的領導”這一最堅硬的內核還在堅持，但也日復一日地受到“普世價值”的沖擊，其他三項，要么已經消解于無形，要么也嚴重變形了。

　　還有，歷史虛無主義為什么始終難以消除?說到底還是因為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所有制發生了變化。一切對歷史的認知說到底是對現實的反映，這是單純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里進行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所無法解決的。

04

　　下面說說開放。

　　和改革一樣，開放也有歷史必然性。既然中國內在于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那就必須和這個體系進行交流，不開放是不行的。

　　但開放，是一個歷史概念，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目前關于開放的敘述，充滿了形而上學的陳詞濫調，這不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歷史，也不利于我們正確地總結“開放”的經驗教訓。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有實際意義的開放，不是一個單方面可以完成的行為，必須要開放的對象配合才能夠完成。

　　舉個例子。你愿意打開朝向鄰居花園的窗戶，這無疑是一種開放。但如果鄰居在你的窗外砌上一堵圍墻呢?你的開放就變得毫無意義，甚至可笑。你再自責自己為什么不開放，那就是發神經。

　　在新中國七十年的歷史上，很多時候我們面臨的問題并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能不能打破封鎖?不是歷史地、辯證地研究這個問題，而是籠統地把新中國前三十年歸結“封閉落后”，這是一種膚淺的、錯誤的、非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05

　　打破封鎖為什么會成為新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主題?不打破封鎖為什么談不上對外開放?

　　追根溯源，就在于新中國是在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下起步，通過革命來建國的。中國革命使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狀態，也使中國開罪了主要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美國。

　　美國一方面痛恨新中國取消了它和蔣介石通過《中美商約》獲得的全部特權(抗美援朝反而不是美國封鎖中國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擔心革命會四處蔓延，于是對中國采取了封鎖和圍堵政策。這種政策持續了二十多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

　　在美國對新中國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新中國只能向社會主義陣營開放。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對蘇聯和整個社會陣營是充分開放的，奠定新中國工業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一開放政策的重要成果。

　　這是新中國的第一輪開放。

　　當時的開放，并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包括文化上的。毛主席對年輕一代著名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講話，就是對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講的，這些留學生很多成了建設新中國的棟梁之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紡織姑娘》等蘇聯歌曲，成為整整兩代中國人的青春記憶。

　　五十年代，中國一方面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開放，另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國對新中國的封鎖，包括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炮擊金門等，只有從打破封鎖的意義上，才能理解毛主席決策進行的這些軍事行動的意義。 

06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再次發生巨大變化——由于中蘇關系的破裂，蘇聯也加入了圍堵中國的行列。1960年，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更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

　　中蘇破裂的責任，主要在蘇聯方面，而蘇聯圍堵中國，給蘇聯自身帶來的后果更嚴重，因為這成了蘇聯解體的重要誘因。關于這個問題，我在剛剛修改完成的書稿《沖出重圍——新中國的五次戰爭》對此有詳細論述，這里不贅。 

　　這個時候對中國來說，主要矛盾并不是開放，而是打破封鎖。在沒有打破封鎖的情況下談論開放是毫無意義的。

　　新中國打破封鎖的努力，包括掌握兩彈一星，大力度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等，而最具決定意義的是在中蘇邊境珍寶島進行的自衛反擊戰。

　　通過珍寶島之戰，中國正式沖出了已經蛻變為“蘇聯陣營”的原社會主義陣營，世界格局由原來美蘇兩極對峙，變為中美蘇的“大三角”格局，而中國恰好處在最有利的一角上——美蘇必須相互競爭，誰先解除對中國的封鎖，改善與中國的關系，誰就將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而中國核威懾力量的形成，援越抗美的勝利，也將美國置于有求于中國的位置。尼克松率先認識到，繼續封鎖中國已經變成對美國自己的封鎖，由于中國的巨大存在，離開了中國的合作，美國根本無法解決它必須解決各類國際難題——這是尼克松1972年翩然訪華的真正原因。

　　封鎖既已打破，開放也就水到渠成。

　　這是新中國的第二輪開放，是向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開放。尼克松訪華前，新中國已重返聯合國。尼克松訪華后，西方掀起了與中國建交的高潮，原來圍墻高聳的地方，現在已經空空蕩蕩——開放的條件歷史性的形成了。

　　所以1972年才是中國第二輪開放的真正起點。

07

　　通觀毛澤東主席主導的兩輪開放，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樣的特點，即絕不為開放而開放，絕不為開放而失去主動性、主體性。堅持了這樣的原則，開放就會有利于中國而不是有害于中國，無論蘇聯還是美國，都不能把有損于中國的條件強加給中國。

　　遺憾的是，毛澤東主席在中國第二輪開放的起點就去世了，他的這些原則在此后的歲月里并沒有得到很好堅持。可以預期的是，如果中國能夠始終在保持主動性、主體性的原則下堅持開放，今天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地位將會主動、有利得多。

　　改革不能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基礎，這是決定一個國家性質的東西，開放不能損害中國的主體性——這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根據正反兩方面的教訓，我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所能夠總結的最重要的歷史經驗!

　　今天，我們都在談論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問題，再出發，就以這兩條歷史經驗為起點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