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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綜合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這段話告訴我們：人們在生產中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形成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形成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相適應。生產關系的總和形成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經濟制度。社會經濟制度是基礎，它決定著法律、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筑和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兩者發生矛盾，生產關系由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因素，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為沖破這種桎梏，就會發生社會革命，用新的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取代舊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德國一位評論家對《資本論》方法的評論，認為他對《資本論》方法描述得很“恰當”。這位德國評論家認為：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馬克思通過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系的一定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馬克思認為：抽象的規律是不存在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不能“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說：“他所描述得不正是辯證法嗎？”根據這種方法研究資本主義，既要證明它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又要證明它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及其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客觀規律。

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都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具有其必然性，但經濟規律與自然規律的運行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中，會存在不同的經濟規律。舊的社會經濟制度被新的社會經濟制度所取代了，原有的經濟規律退出歷史舞臺，被新的經濟規律所取代，而自然規律不依社會制度的改變而改變，但也有的經濟規律具有抽象的共同性。例如，凡是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包括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等。商品經濟不是永恒存在的，原始社會的兩三百萬年中，不存在商品交換關系。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將來會用產品交換經濟取代商品經濟。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要經歷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交換經濟三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

此外，還存在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普遍規律，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但這個一般的規律是通過各社會的特殊規律的變化表現出來的。比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的生產關系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就產生革命，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封建制生產關系。這正是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規律在不同社會制度更替中的具體表現。

（一）不要資本家和個人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負責的觀點

在《資本論》中，運用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也稱唯物史觀）研究資本主義，貫穿于各個方面。例如，不要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負責的觀點，在我國長期沒有得到重視。然而，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特別講了這樣一段話：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讀者可能不好理解，為什么馬克思這里特別提出需避免讀者可能對他的《資本論》內容產生誤解呢？會有什么誤解呢？馬克思特別聲明，《資本論》中沒有也決不會“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資本論》雖然解釋了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關系，并應用了不少實際資料揭露出當時剝削制度的殘酷現實和工人群眾生活極端困苦的悲慘處境，但《資本論》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深刻的理論分析，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及其發展的經濟規律，不能將之歸于正義、道德、公平理念的缺失。但應知道，當時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引領工人運動外，還存在其他非馬克思主義、多種社會主義思潮。有的學派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歸罪于資本家個人并進行辱罵，而馬克思不這樣做。馬克思不歸罪于資本家和地主個人，不去辱罵，絕不是要“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恩格斯在《觀察家報》刊發了對《資本論》第一卷書評，指出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與拉薩爾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

“拉薩爾的全部社會主義在于辱罵資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魯士容克獻媚，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關系中的人物看作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地主是土地的人格化，工人是雇傭勞動的人格化。只要有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形成這樣的關系，因此，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觀點相比，馬克思的觀點是“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不搞“唯成分論”，不根據資本家和地主的社會成分，要個人對資本主義關系負責。而我們流行多年的“唯成分論”，卻要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后代為其祖輩的剝削制度負責，被劃入另冊。顯然這是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改革開放以后才扭轉了這種情況。也需要說明，馬克思講不要讓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負責，是限于正常的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行了科學的評析

《資本論》對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是以唯物史觀的方法進行評價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中的進步作用：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資產階級曾是革命的階級。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容納不下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運動的興起，正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表現。

《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特點，也給以唯物史觀的評價：它一方面指出：“資本來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殘酷性；另一方面它又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奴隸制、農奴制剝削的特點，是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強制，而資本主義剝削是沒有人身依附關系的經濟強制。所謂經濟強制，就是工人雖有人身自由，但因喪失了生產資料，只有靠出賣勞動力謀生。請注意：這里講的是資本主義剝削“方式”相對于奴隸制、封建制來講的三個“有利于”。有人將其理解為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贊美、資本主義剝削有功，那就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

《資本論》中講歷史唯物主義，包括多方面內容，重在闡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其核心思想是要揭示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如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的產生與發展。他認為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原有關系的一種揚棄，就是既有舍棄又有保留。以股份制來說，它由最初資本家私人占有、私人經營，轉變為資本入股、股份公司經營，私人資本成為公司資本。德文中公司資本也有社會資本之意。所以也可說：股份制的創建使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這是對私人資本占有制的一種揚棄。但是它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資本的私人占有改變為代表私人資本的股票的私人占有了，這是一種進步，馬克思給予積極評價，認為這是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點。

所謂過渡點，一是指由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時將股份制改變為社會公有制，比起由眾多私人企業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要容易得多；二是由私人資本轉變為股份制的社會資本，顯示出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種規律性取向：資本私有制在向社會所有制的漸變過程中間。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由漸變轉向質變可能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要視歷史條件而定。馬克思將股份制看作是對私人資本的消極揚棄，是指它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私人資本的社會性質。同時，對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工人合作社，馬克思給予更高的評價，說它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揚棄。它表明離開資本家，工人自己也能組織生產，建立起沒有資本剝削的新的生產制度。表明只要工人階級掌握了權力，建立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共同勞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完全可以成為現實的事情。

（三）從整體性和系統性上準確把握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錯解其原理的評析

在研究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問題上，學界還存在諸多理解上的混亂現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本是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法論的原理，已形成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共識。居然有位被稱作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即胡鈞教授提出否定意見。他認為，生產力自己不會發展，沒有自己發展的動力。決定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關系。他在《經濟縱橫》2011年第 3 期發表了《論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一文，就是宣傳這一觀點的。他批評說：

“現在片面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片面強調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忽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主要推動作用”，“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關系的一般表述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把二者的關系簡單表述為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并不恰當”。

 

他提出，是生產關系決定著生產力和人類發展的歷史。他認為，

 

“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定生產關系從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到其主要障礙者，最后被更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新的生產關系所取代的歷史，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本常識。”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哪里有這樣的觀點和“常識”，論者沒有舉出任何一處原理的引證，是他把自己編造的觀點強加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他的論據和論證是什么呢？就是反復講的這幾句話：“離開生產關系就沒有生產力的存在”，“生產力構成的物質要素如果離開生產關系，就不能稱其為生產力”，“生產力只有借助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才能成為現實力量”。這樣的理論論據顯然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本來就是論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與關系的。既不存在離開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也不存在離開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批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觀點，理由是離開生產關系講生產力的發展，使其“成為現實的力量”。何人何處離開生產關系，講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可能有事實根據。

他還講：“關于生產力是否可以離開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而單獨存在和發展，哲學和理論界長期存在爭議”。這是無中生有的評論，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長期爭議”。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力量，生產力無論發展快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實現的。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先進的生產關系會起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但生產關系不可能只是非新即舊的情況。生產關系也在發展，但與生產力的發展相比，是相對穩定的。同一性質的生產關系處于既不“新”也不“舊”的中間階段的時間可以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長，如封建社會的中間階段就很長，但這種生產關系依然具有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空間。生產力歸根到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如果它自己不具有發展的內在動力，它怎么會決定生產關系的存在、發展與變革呢？怎么會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呢？

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還存在另一個怎樣科學理解的問題。前面講過，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制度更替視為歷史的必然，應主要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規律來說明，不能訴諸道德、正義、公平等理念來說明。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會成為該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會認為該社會是合理的、公平的。

比如，奴隸社會的殘酷剝削制度，在今人看來是野蠻的、悲慘的、不合理的。但當時的奴隸主階級以及一般社會成員會認為這是合理的。連具有重要社會歷史地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也贊同奴隸制度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怎么看待呢？首先，奴隸制度取代了在公有制基礎上沒有剝削與壓迫的原始社會制度，從今人的價值觀來看，似乎是一種倒退，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制度的改變不僅是歷史的必然，而且是歷史的進步。請看恩格斯的說明：痛罵奴隸制，發泄高尚的義憤，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但這并無意義。

“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盡管聽起來是多么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采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它比原始社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由于在奴隸制時代生產力比原始社會有了發展，開始有了剩余勞動時間，才可能出現勞動分工。當時的“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后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可以看出，這里肯定奴隸制的進步作用，主要是從生產力的發展和分工的產生著眼的。奴隸制度的進步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落后，沒有剩余勞動，因而古老的部落戰爭所獲戰俘被簡單殺掉。將戰俘作為奴隸，保存了生產力，也是生產關系上的一種進步。我們這里較長段地引證恩格斯的原話，是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便于更準確和全面把握恩格斯高度肯定奴隸制進步作用的道理所在。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依次出現了由奴隸制度轉向封建主義制度，再轉向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過程。這只是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更替。不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有了新的發展與進步，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有進步意義。它不僅在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和質量上超過以往的歷史，在生產關系上，勞動者也擺脫了對主人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強制，具有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選擇雇主。但作為無產階級，他們失去了獨立謀生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技能，只有出賣勞動力為生，做雇傭勞動者，馬克思稱為經濟強制。馬克思、恩格斯把將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勞動者稱作雇傭勞動者。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相對立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及其學者把資本主義制度看成是公平、正義、自由、合理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居民也會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看問題。但一定要把存在階級剝削與對立社會的主流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嚴格區別開來。

馬克思首先從生產力標準肯定了各個剝削制度在發展生產力中的進步作用，也指出了它們在發展晚期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同時也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肯定了后一種剝削制度較前一種制度的某些進步方面。但馬克思、恩格斯絕沒有肯定和認同甚至稱贊各種剝削制度下的主流觀點，不會稱贊剝削制度是公平的、正義的、合理的。他們對剝削制度是持批判態度的。而有的學者如胡鈞教授持不同觀點。他認為任何剝削制度，只要適合當時的生產力，就是公平的，正義的，合理的。他又將這種觀點稱作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強加于馬克思主義。我提出：馬克思主義評價一種社會制度，既應用生產力標準，評價該制度在發展生產力中的作用，看它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看它在促進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的大小，也要應用價值標準判斷該社會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的是是非非。但整體上說，馬克思主義對一切剝削奴役制度的評價是采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方法的。

如前所述，一切剝削制度的產生、存在與更替，都是符合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不能以道義、公平等概念為標準來予以說明。在這個問題上，要區分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是不能用是否人道、公平等倫理觀點來詮釋各種社會制度的產生與更替；二是馬克思主義對剝削奴役制度不會持公平、正義、合理的認同，反而是持批判態度的。不能把剝削制度下統治階級的價值判斷標準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判斷標準混同起來。而胡鈞教授正是將這類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同一起，做出贊同剝削制度公平、正義、合理的論斷，等于宣傳剝削有功論。

他說：馬克思用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對資本主義制度做了充分肯定”。他引證《資本論》中的一些論述，做出資本家“值得尊敬”、剝削制度合理公平的論斷。《資本論》中講“：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胡先生據此批評認為資本主義剝削工人剩余價值不公平的觀點。他說：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資本論》的整本著作中沒有一個地方或一句話指責剩余價值生產和占有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合乎規律的現象不會做出是否‘合理’、‘公平’等倫理的或道德的評價”。胡先生的論述又有自相矛盾處而不自知。他一方面講，對合乎規律的現象，馬克思不講是否合理、公平；另一方面他又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剝削制度是公平的，合理的，正義的。他肯定我國存在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存在剝削，但這種收入“應視為公平的、正義的、應當堅持的”。其理由是“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按其投入社會中的有益的活動的資本量獲取收入，是適合現階段生產力發展需要的。”

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否定存在剝削制度，宣揚資本主義公平、正義等，而胡先生是肯定剝削存在的情況下，宣揚剝削的公平、正義、合理性，在理論邏輯上是悖理的，是贊揚剝削制度的。

讓我們回歸馬克思主義有關理論的真諦，看看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用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來分析與評價剝削制度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既運用當時揭露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工人的實際資料，說明工人階級的勞動折磨和生活貧困的悲慘境地，又從理論高度對一切剝削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請看一下《資本論》第 1 卷第 8章和 23 章附錄揭露了工人勞動和生活狀況的大量實際資料，并批判了“工廠主貪得無厭，他們追逐利潤的暴虐行為”。指出資本家具有“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

關于恩格斯對奴隸制度的評價，也要有全面的了解與把握。前面講過，恩格斯對奴隸制度的進步作用進行了高度評價，但他絕不會認為奴隸制的剝削是公平的、正義的。請看恩格斯對奴隸制剝削的尖銳批判：

奴隸制取代原始氏族制度，是“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劣的手段——偷竊、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恩格斯也批判了資產階級辯護士對資本主義公平、正義等的濫調：“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通過以上關于馬克思恩格斯怎樣應用唯物史觀看待剝削制度全面論述與評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胡先生宣揚剝削制度既然是歷史必然，就是公平、正義、合理的觀點，正是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及其學者所宣揚的觀點，而他所批判的與他對立的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二、關于政治經濟學要

應用“抽象力”方法問題

前面所說的《資本論》中所應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是總體性和根本性的方法。此外，馬克思還講到了其他的較具體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什么是“抽象力”？是否與科學抽象法同一涵義？是否有一定的區別？應該說，長期以來，原蘇聯有關教材乃至著名學者都未完全講清這個問題，當然也會影響到中國學者的理解。例如，在 20世紀 50 年代，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一書中這樣講“：政治經濟學與一切社會科學相同，是不能夠像物理或化學那樣來利用實驗室的……而是用抽象的方法來代替的”。這樣講等于說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不用抽象方法。

從馬克思對問題的提出來看，他認為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同研究政治經濟學乃至哲學社會科學的方法是不同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用“顯微鏡”“化學試劑”來進行考察，以認識事物真相。但政治經濟學面對紛紜復雜的經濟現象，要認識其現象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本質或規律，“顯微鏡”和“化學試劑”是無用的。比如，從現象上看，不同商品有不同的價格，而各種商品的價格又是變動不居的，有漲有落。馬克思通過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揭示了價格運動背后的價值是其本質。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有漲有落，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弄清了商品價值的決定，再回頭來認識價格的運動，這是馬克思講的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一種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其中由具體到抽象就要應用“抽象力”的方法。

中外有些論著認為《資本論》中講的“抽象力”與科學抽象是同義的，由此解讀馬克思所講的研究自然科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不同，就是表示研究自然科學可以不要用科學抽象方法。抽象方法只適用于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

其實，無論自然科學或政治經濟學及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都需要應用科學抽象方法，但兩者所應用的科學抽象法的具體方法是不同的，所謂科學抽象法，就是通過紛繁復雜的現象，抽象出被現象所掩蓋的本質和規律，有時現象和本質是相反的。比如，從現象上看，是太陽繞著地球轉，人們長期就這樣看，后來經過天文學家的研究，舍去掩蓋本質的“假象”，抽象出地球圍繞太陽轉的規律，這才是事物的本質。再比如，從高處往下面扔東西，重量輕重不同的東西，下落的速度是不同。較重的鐵塊或石塊下落得較快，而重量較輕的如紙片、雞毛等就下得較慢，這個現象是否就是本質和規律呢？顯然不是，因為這是會受到空氣風力等影響的現象。要探求其本質，就得應用科學抽象方法，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個歷史故事：亞里斯多德在解釋落體問題時，只描述了其在自然界下落現象，將現象當作規律，這是不科學的，是用現象代替了本質。而伽利略的認識就前進了，他提出了如果沒有空氣的阻力，不同重量物體的下落會是怎樣的呢，自然科學的實驗揭示了物體下落的規律。如果設置一個真空的大管子，使重量不同的物體同時墜落，可以看出，它們都是垂直地以同一速度墜落。這才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由此可見，無論自然科學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都需要應用抽象方法即科學抽象，但自然科學的抽象方法是在實驗室中進行的，可用顯微鏡和化學試劑。但政治經濟學只能用“抽象力”，抽象力也是抽象方法即科學抽象，但它是思維邏輯的抽象。例如，馬克思從交換價值或價格的運動現象中，抽象出作為本質的價值來，從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利潤、利息、地租中，抽象出作為本質的剩余價值來，然后再用本質和規律說明現象。這是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統一。

三、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及其關系

這里所講的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是指馬克思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時，關于邏輯結構和各種經濟范疇的順序安排問題。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第三節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這里所講的方法，重在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范疇和體系結構怎樣安排的思考。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商業資本、生息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有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多種生產要素；另外，還存在人口、民族、國家等問題。政治經濟學該從其中哪一項開始研究起呢？馬克思回顧了前人的研究方法。

“17 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以此建立“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馬克思認為，把人口“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從而，從人口開始研究是錯誤的。因為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馬克思還提出，研究政治經濟學，“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結合著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形式即同農業結合著的。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

因為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問題，是封建社會的主要問題。那么，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系究竟該從哪里開始呢？馬克思不是直接做出具體回答，而是先提出一個屬于方法論的新的范疇，即“普照的光”的作用問題。他指出：

“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普照的光”的決定作用涉及到政治經濟學范疇和體系的安排。資本主義社會的普照之光是什么？是產業資本，首先是工業資本。商業資本、生息資本等遠在奴隸社會就存在。但決定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正是工業資本。有了工業資本的產生和發展，才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因此，《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就是研究工業資本的生產過程。在工業資本發展成為主導經濟的情況下，其他經濟包括商業資本、生息資本都成為從屬于工業資本的經濟形式。土地所有制也與農業資本相結合，并受工業資本的影響。盡管土地所有制與地租、商業資本與生息資本遠早于工業資本存在和發展，但馬克思對它們的研究放在《資本論》第三卷作為第四篇到第六篇的內容。由此看出，《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從篇章結構的總體安排上看，是采用了邏輯的方法，而非歷史的方法。但是，從《資本論》具體內容篇章的結構來看，也存在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區別與統一。

在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中，關于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的說明，曾有過來自蘇聯教材的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論述：說什么恩格斯講過，歷史從哪里開始，理論邏輯也從哪里開始。似乎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是邏輯方法緊跟著歷史方法走的過程。不錯，恩格斯確實講過“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但如果只擇取這句話當作其整體觀點就是斷章取義了。這句話是在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一書寫的書評中提出的。書評是受馬克思托付撰寫的，并經馬克思校閱過。原話是這樣：

“對經濟學的批判，……可以采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經濟范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這種形式表面上看來有好處，就是比較明確”。

讀者應注意，這里所講的經濟范疇發展的順序，不是指客觀的發展過程，而是指經濟學家處理經濟學范疇發展的順序問題。馬恩并不簡單同意這種對經濟范疇安排的順序。所以緊接著說：

“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或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著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因此，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中，也講到了經濟范疇的安排問題。他指出：

“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根據馬恩有關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論述，我們從《資本論》的邏輯結構中可以找到實際例證。《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并不是一開始就進入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而是研究“商品和貨幣”。這是應用了什么研究方式？如果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順序來看，無疑是先有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發展到較高階段時，才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一開始就講：“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從發展的歷史順序看，先研究商品生產和貨幣問題是歷史方法。但理論研究不能只限于此。

《資本論》的開頭的一段話，又是從邏輯方法上說明為什么要從商品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資本主義的一切經濟關系都是通過商品貨幣關系實現的。而且，研究商品關系確立了勞動價值論，這是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石。從這個方面來看，顯然是邏輯方法。如果將兩個方面合起來看，可以說是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

從《資本論》的整個經濟范疇和理論順序的安排來看，即使有的論述看似純歷史的方法，其實也是服從于邏輯方法的。比如，先研究簡單再生產，后研究擴大再生產，從先后順序的安排來看，顯然符合歷史方法。先有剩余價值的產生，才有剩余價值的資本化，才有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特點是資本不斷積累和積聚的擴大再生產。論述簡單再生產只是為研究擴大再生產做理論鋪墊，是服從于研究擴大再生產需要的，也是邏輯的方法。

再比如，馬克思為了研究貨幣，用了相當多的篇幅研究價值形式的發展。從簡單的、個別的價值形式到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發展到貨幣形式。以此說明了貨幣的產生及其社會屬性。如果直觀地來看，這種研究過程是一種純歷史方法，是在說明貨幣產生的歷史過程。但這樣認識問題是不全面的。需要全面和深入地領會馬克思論述價值形式發展的理論蘊意。研究價值形式的理論意義，其重點是要說明在商品經濟中，貨幣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權力，它的社會屬性，即作為一般等價物，成為價值的化身，成為可與一切特殊商品交換的一般商品。以往的經濟學家停留在就貨幣研究貨幣，不可能深入認識貨幣的社會屬性及其根源，反而形成了商品拜物和貨幣拜物教。

其實，馬克思在論述簡單價值形式時提出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就是為說明貨幣的特點而作原始形式的理論鋪墊的。遺憾的是，在不少政治經濟學論著和《資本論》的講解中，沒有準確理解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的本意。其本意是要說明，在簡單商品交換中，作為等價形式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化身，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代表，私人勞動表現為直接的社會勞動。以此說明貨幣在商品交換中成為價值的化身，成為抽象勞動和社會勞動的代表，就是由此演化而來的。但一般將其解讀為：等價形式的使用價值用以表現相對價值形式的價值；等價形式的具體勞動用以表現相對價值形式的抽象勞動等。我曾為此發表過澄清理論是非的專文。

因此，《資本論》中對價值形式的分析，首先采用的是歷史方法。但從說明貨幣的社會屬性及其在商品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來看，它又與邏輯的方法相關。也可以說是兩種方法的統一。也有純邏輯方法的分析，如“資本的原始積累”章節，放在了資本積累的后面。又如早于產業資本出現的商業資本與生息資本和地租等，都放在了產業資本的后面。

將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相統一而重在邏輯方法的研究，與別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講：

“以貨幣形式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

為什么會是這樣？因為他們只是就貨幣論貨幣，是從事物發展的完成形態分析問題的。馬克思在《序言》中就特別提出這個問題，是要表明《資本論》從價值形式的發展歷史研究貨幣的產生所應用的方法的重要意義。在《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和跋》中特別表明：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

上面引證馬克思的兩段話，可以用來辨明學界對《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中講科學分析方法的誤解：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

學界不少人認為，這段話是馬克思正面講自己經濟形式的科學分析應采用的方法。其實，這是把馬克思所否定的方法當作馬克思所主張和應用的方法了。馬克思接著講：

“正是商品世界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

由此可見，講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或《資本論》的方法，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其所論述的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關系，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方法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