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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二月河過世，有人哀痛，有人惋惜，當然，也有人不乏貶損之詞，借機表達一些有的沒的，而我，對他則心生愧疚之情。

我不認識二月河，但我一直關注這位先生，說實話，我不是他的讀者，我關注他，因為他這些年為作家、為讀者、為文化、為社會做的事情。

2004年，他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向全國兩會提交議案，建議全免農業稅。時隔一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全部免收農業稅。他本人對此表示“感到意外”，沒想到這么快能夠得到推行。這件事是積德的善事，不知道受益于這項免稅政策的中國農民記不記得二月河，但我是記得他的。

2008年，二月河再次成為話題中心，為鼓勵原創力，他在兩會上提出減免出版稅，降低書價，甚至應該給作家免稅，這本是替作家、為讀者爭取權益的好事，沒想到首先出來反對的卻是作家，不乏閻連科、韓寒、陳村這樣的著名作家，這些反對他的作家認為我國作家的稅率是低的，韓寒甚至認為二月河“犯了歷史性錯誤”。

二月河不得不為自己辯解，說他希望把免稅的部分體現在書價上，“讓窮人讀的起書”是他的初衷。但這無法平息各種批評，面對非議，二月河最終選擇了不再爭論。

這場爭論，我一直關注著，我的主張與二月河略有差異，但大體是支持二月河的， 今天，想起十年前這場爭論，我感到愧疚，當時，二月河基本沒有人公開支持，雖然很多人暗中是支持他的，但都選擇了沉默。

我們編劇的稿酬，從2002年國家稅總的52號文件起，按照特許權使用費計稅，最簡單的說法就是16%，這些年一直是這個稅率，而作家稿酬，單筆4000元以上，是11.2%。2008年提出作家免稅之后，二月河、張抗抗等作家，又多次在全國兩會提出降低稿費起征點，認為800元稿費起征稅起點太低，應該提高。

在2016年作協組織的一次關于稿費個稅起征點的討論中，我有過如下發言：“我覺得對作家免稅不現實，這違反憲法精神，因為憲法規定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但我也支持這個提議，是否可以象征性收稅，哪怕只收1塊錢稅。能不能建立文化保稅區，如同影視園區，對作家創作實行退稅制度……”

會后，一位稅法研究專家跟我交流，說：二月河的提議非常有價值，農業稅就徹底免除了，免除作家的稿費稅是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標志。國家現在有錢，作家是靈魂工程師，我們不應該向作家收那點錢。

今天，影視產業園區出現大的動蕩，地方政府一些政策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我當年的建議已經顯得跟現實完全脫節了，明年起，特許權使用費用的稅收優惠不再保留，很多編劇的稅負將是以往的倍數級，作家稿費的稅率雖然比以往高了，但與其他行業比，依然是偏低的，這時，你會發現，作家群體曾經擁有過二月河，他這樣的人是多么值得珍惜！

任何行業都需要二月河這樣的人，不會自己發財了就不管別人。他總是想著同行，想著大伙兒，時不時去做出善意的、有價值的呼吁，不尸位素餐，不犬儒，不昏聵，不標榜自己，不販賣清譽，就腳踏實地做點實事，多么不容易！

做了這么多好事，二月河突然去世，誰能想到卻會激起如此多的爭議，這與前不久金庸辭世的無盡哀榮形成了對比。讓我萬沒想到的是，有學者指責二月河創立“帝國話語”，其作品是“民族主義和專制國家主義”，更有甚者說他是“為帝王唱贊歌的奴才”。這種充斥政治話語的批判，真有“扣帽子”“打棍子”的遺風。

不說二月河的藝術水準，僅就題材類型而言，古今中外描寫帝王將相的歷史作品，都有“帝國話語”的嫌疑。美國電視網拍《都鐸王朝》把亨利八世塑造成曠世英雄，美劇拍《羅馬》表現了凱撒、安東尼的豐功偉績，日本歷史作家井上靖、司馬遼太郎因為滿含深情寫了幕府寫大名、幕府就都是“為帝王唱贊歌的奴才”了。這個時代，依然有人出于各種原因，拿意識形態標簽到處亂貼，實在令人駭然。

我不理解，二月河何以樹敵；同時，我也理解，二月河何以樹敵。真正的作家，既是擁抱這個世界的，也是與這個世界為敵的。

我的編劇朋友陳鵬是南陽人，兒時就見街坊指著街上那位大叔說：看，那就是寫皇帝的二月河。陳鵬八歲時，向二月河發問，二月河不把他當孩童，正襟回答。二月河寫書掙錢以后，捐建學校圖書館，從不吝惜，他每天早上與市井小民一樣，在南陽街頭喝羊肉湯，自己去買菜，做得一手好菜，南陽曾治理街頭羊肉湯攤子，關了不少，他發文痛斥粗暴執法，街頭羊肉湯得以恢復。

他研究紅學，畫水粉畫，畫的都是豆角、葫蘆什么的，誰求畫都給，南陽作家群，凡出書求他做序，他分文不取，認真讀了以后才寫序。

有人拿盜版書找他簽名，他照樣簽了，說他的正版書定價太貴，幾次主動向出版社提出降低版稅。陳鵬跟我說起二月河，不禁慨然淚下，如此淳樸良善的人不多了。

作為一個作家，二月河有見識，有擔當，不坐而論道，不夸夸其談，難得知行合一，大隱隱于市，是有境界之人，能者不憂，知者不惑，他活著的時候，我們沒有珍惜，或珍惜得不夠，失去了，才意識到這是我們多大的損失，今天，不知道作家那里什么反應，至少在微信編劇群，大家都是發自內心地感到痛心，時代少了一個敢言者，寫作者少了一個代言人，二月河珍貴在，他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知道誰能替代他，填補他的空缺，有些人，如同流星，隕落了，那個位置就永遠空缺了……

作家不易啊，勞心勞力，還要面對明槍暗箭，在討論二月河“作家免稅”的提議時，有個叫王謙的出版人說：“并不是作家有了錢，衣食無憂，過上舒適富足的生活就一定會有好的作品。其實，越是環境困苦貧寒，反而激發創作精品的靈感，譬如路遙，生活條件就不好……比如杜甫……”

確實，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稿費無法支撐煙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用來還債，去世時還有上萬的債務，二月河是中國稿費最高的作家之一，他可以不顧別人自己過得很好，他在呼吁“作家免稅”時，何嘗不是為了一個個苦苦筆耕中無人關注的路遙們？

人要講良心。我后悔2008年沒有站出來，說出我的心里話：我支持二月河，我支持作家免稅！我后悔在別的作家嘲諷他，抨擊他的時候，我選擇了沉默。我擔心別人會怎么看我，卻不知道自己對別人來說是多么不重要。2016年我說了類似二月河說過的話，但是委婉曲折，甚至聽上去顯得不大贊同他。因為我明哲保身，所以我欠他一個道歉。我們每個曖昧的、膽怯的寫作者都欠二月河一個道歉。

我試圖理解當年反對二月河的作家，同一問題，各有角度，各有立場，當年的立場未必是今天的立場。物是人非時過境遷，自己是自己當年的敵人也未可知。

不過，我們都沒有機會給二月河道這個歉了。

二月河自己在書中不止一次談過生死，“生未必歡，死未必哀，君子隨分守時而已。”倒也灑脫。斯人已去，至少作為寫作者，能不能放下無聊的紛爭，分一點敬意，分一點悲憫，給那個南陽街頭喝著羊肉湯的鄰家大爺，孤燈一盞到天明，我們已無法再等到他了，也罷，且當是一次付梓后漫長的筆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