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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月一日和二日，“第三屆思想者論壇”在北京舉行，出席這個論壇的是來自京滬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姚洋先生作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的主題演講。

 

他說，

“我要說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這個聽起來很別扭，中國共產黨為什么還要中國化？核心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實際上是回歸中國的過程。”

 

他又說，

“第一是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中國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務實主義。鄧小平在當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球籍論，就是我們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他是一個典型的務實主義，我們說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確是這樣的，他直接用直覺理論，由此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

 

他說中國共產黨“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而且還“實踐了儒家的賢能主義”。他先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佐證中國共產黨是西化的產物，再以“過去四十年，實際上是回歸中國的過程”為論據，由此提出他的核心點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化”。

 

二

 

“中國化”好像被貼上了“絕對正確”的標簽，在姚教授這里，連中國共產黨也必須“中國化”。話外之意，以前它不是“中國化”而是“西化”的。他的話里音很明確，因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而馬列主義則來自西方的歐洲，馬列主義到中國來，首先就不是中國的，只到“過去四十年”才是“回歸中國的過程”，即“中國化”的過程。

 

他所沒有明言的，前三十年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再早到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指導思想，都不是“中國化”的，不是“中國”的黨，而是西化的黨。之所以沒有“中國化”，是因為它沒有“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因此，他所謂的“中國化”和沒“中國化”的標準，是有沒有“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

 

無需疑問，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堅持了一條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也可稱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道路，而其本質是黨堅持馬列主義基本原則不變，在運用上則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是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等幾次路線錯誤后，找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堅持毛澤東思想，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用短短的二十八年建立了初步繁榮昌盛、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一窮二白的極其落后的農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那么，姚教授所謂的“中國化”又是什么呢？

 

雖然他說黨在經濟上“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但是他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不僅只是經濟概念，而應是整體概念，就是還有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也得“中國化”。所以姚教授提出——中國共產黨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和實踐了儒家的賢能主義，并對中國共產黨重新定義，也就順理成章地在演講中出現了。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按照姚教授本意，不是再提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因為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含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已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已“中國化”的沒必要再“中國化”，所以他所謂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只能是棄掉來自地理上西方的馬列主義，而棄掉馬列主義，自然也就棄掉了毛澤東思想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然則由什么來替代呢？姚教授給出的處方是，要“中國化”，借來民族復興的大旗，去復中國的“古”，即用他認為的“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和“實踐了儒家的賢能主義”這兩個“古”來已有的“主義”，來把馬列主義指導思想換掉。

 

他雖在用一個“經濟”的卒去拱“指導思想”的帥，手法看似隱晦，但目的卻是很明確的。所以，他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的要害，是要改變黨的指導思想，換成他所說的“務實主義”和“賢能主義”。

 

他顯然是在違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要求。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用隱晦和側擊手法，姚教授將黨的歷史更將黨的指導思想分割成一個前三十年的和一個后四十年的，單憑經濟做標準，妄言前三十年不僅政治上而且經濟等方面都不是“中國化”的，而只有后四十年才走向“中國化”，且他還清晰地要將七十年以后的指導思想替換成他所謂的兩個“主義”，只有這樣，那才解決他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這個“絕對正確”的核心問題。

 

三

 

然而，他的兩個“主義”又是什么東西呢？

 

接著他便創造出“直覺理論”，第一步論斷中國自古是“務實主義”。

他先張冠李戴了“球籍論”，而事實是“球籍論”不出于鄧小平，而是出于毛澤東，出處是：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報告中說：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象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藉！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然而自古的中國，并不是什么務實主義。

 

務實主義是近代出現的哲學名詞。古代中國改朝換代治理國家，沒有哪個皇家提出要搞什么主義，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從來都是“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凡數歷代的文治武功，漢宣帝總結的漢家制度是“霸王道雜之”最為精辟。兩千年來中國歷朝都是內行孔儒的王道，外行法家的霸道。請看，儒家的王道，把中國人教化成了茍且偷安、逆來順受的奴才，法家的霸道，又把中國人訓練成了謀取功名富貴不擇手段的比附攀爬者。

 

而這“內儒外法”則是一種治國之術，反映到統治者的思想上，歷來都是厚古而薄今，尊孔是為了穩固其統治，用孔孟之道教化人們去復孔子所理想的“周禮”——“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用禮的等級和規制以約束天下人的言行，不可僭越，統治者和所有天下人又何言務其實呢？官逼民反是民最大的務實，而統治者又是如何殘酷鎮壓的呢？倒是歷朝都在向前更迭，愈加“樂崩樂壞”，不能忍受壓迫，都復不到“周禮”上去了。

 

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革命的思想武器，推翻舊中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務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選擇和擁護這個最大的實，難道還有哪個“實”能比“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更好的“實”嗎？不務“社會主義”之實，難道還有什么別的“實”值得去務嗎？

 

經濟上古代的中國更沒有哪個皇家定出過什么經濟發展理念，一貫而來的，唯有自給自足和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原始手工業罷了。

 

姚教授把“導致中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的所謂“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不論戴在“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術上，或戴在“克己復禮”上，還是戴在“以農為本”上，都是在混亂古今思想，搞些根本戴不上去的張冠李戴的把戲。

 

一句話言之，中國古代社會，既沒有今天所言的什么理想主義，也沒有什么務實主義，所僅有的，只是少數統治者如何穩固對大多數人的家天下統治而已，即階級統治，一切所謂的務實，都不過是圍繞如何鞏固其統治而采取的一些積極的或更加反動的舉措罷了。但個別理想也是有的，譬如歷次農民革命提出的口號，大同社會的理想，也有”識時務”“好死不如賴活著““見風使舵”“隨風倒”的務實，但不論統治者的手腕還是順民奴才們的務實，都談不到什么務實主義上去。而講到主義，是晚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國人才有了近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對主義的追求。

 

中國共產黨成立，明確其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姚教授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和“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不言而喻，也是在否認對這個綱領的追求，不濟也是在淡化和模糊這個追求，而要靠他創造的“直覺理論”去直覺行動，憑感覺走，一定會淪到“想走哪里就走哪里”“走到哪里是哪里”的盲目性上去，實則是為走資本主義張目。

 

四

 

隨后，他又用“實踐了儒家的賢能主義”為“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做了個注腳。

 

他說，

“儒家的理想主義就是一種層級制度+賢能主義，這個制度一定是有層級的，誰能進入哪個層級要看你有多賢、有多能，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實上，這種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謂的自由主義政體所秉持的理想。”

 

他又說，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賢能主義重新實踐了一遍。”

 

他得出說，

“我們收集從1994年到2017年幾乎所有縣級以上官員的相關數據，從這些數據就能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才的選拔符合賢能主義的傳統。”“在這兩點基礎上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需要這樣一種組織來選拔官員、做重大抉擇，這個組織就叫中國共產黨。”

 

他的以上言論，很多概念、事實和邏輯是混亂的，有的話不知其所云，云山霧罩地迷惑人。

 

他把傳統的儒家思想搞亂，然后把共產黨對接上去，再然后修改重新定義中國共產黨僅僅是“組織選拔官員”“做重大抉擇”的一個組織。

 

他歷史無知，先把有法家不問出處的形式加內容考儒家經書的科舉制度等同了是儒家的理想政治，那么，他又該如何解釋同樣獨尊儒術的漢晉南北朝時期遵照儒家等級思想下的門閥制度，是否也等同了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呢？那么，儒家的理想政治到底是科舉制度還是門閥制度呢？

 

他把賢能看作了能當官，而把不是官員，不能當官都統統看做了天生的無能不賢分子，其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賢能的少數官員統治無能不賢的多數是天經地義的，是符合傳統的——你不是官員，是你無能，你不賢，你只能在你自己的階層里認命吧。你不是有錢人，是你無能，你不賢，你只能在你的貧困里認命吧。你不是精英，是你無能，你不賢，你只能在你的低賤里認命吧。從而為官僚主義者張目，為“官僚治國”樹碑，為“貧富有理”搖旗，為“精英至上”立傳，用以否定“平等、自由、公平”的現代思想，否定“人民至上”的社會主義思想。

 

五

 

姚教授提出的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的“回歸了中國的務實主義”和“實踐了儒家的賢能主義”兩點歸為一點是什么呢？竊以為，是要改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道路，改走一條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中國封建式官僚體制，一言以蔽之，即走官僚資本主義道路。

 

需要明確，雖然馬列主義創始于地理上的西方，但不是西方思想，而是在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冷戰時期，因為資本主義陣營多在西半球而社會主義陣營多在東半球，便以西方思想指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東方思想指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但延續了東西方思想的叫法，僅以地理劃分東西方，是歷史的無知。

 

所以，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根本性質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完全相對立于中國古代社會，企圖改變性質對接什么“古”的“主義”，一是枉然徒勞，二是在作歷史的退步，不過徒增笑料耳。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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