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未來
點擊： 作者：大衛?利普頓 來源：財經會議資訊 發布時間:2019-09-10 10:07:40
編者語：本文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理總裁大衛•利普頓在布雷頓森林體系75周年紀念會議上發表的演講全文。敬請閱讀。
演講人/大衛•利普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理總裁）
引言
下午好！維勒魯瓦·德加洛行長，感謝您召集眾多杰出人士慶祝布雷頓森林機構誕辰75周年。
我知道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期盼能到場致辭。但正如各位所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處在過渡時期。幸運的是，我們對此已經習慣。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個為適應變化而建立的機構。
別擔心，為了向里斯蒂娜表達敬意，我一定會引用一兩位歷史人物的名言。
讓我感到尤為高興的是，兩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雅克·德拉羅西埃和米歇爾·康德蘇也來到現場。在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曾在兩位總裁手下任職。他們都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變化了解甚多。
盡管有著75年的歷史，布雷頓森林機構已經變老，但不失優雅。我們一如既往地緊密合作，我想感謝大衛·馬爾帕斯和羅伯托·阿澤維多，感謝你們延續這段非凡的合作關系。
談到知名的伙伴關系，在座各位如果讀過最近一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與發展》季刊，可能注意到了拉加德女士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先生的對話。
在這次想象的會面中，凱恩斯勛爵和拉加德女士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了交談。
他很高興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年以來成功地適應了很多挑戰，最令他高興的是，我們堅定地通過多邊和規則導向的安排致力于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如果我們能跳進一臺時間機器——也許是從凱恩斯的朋友赫伯特·喬治·威爾斯那里借來的——從現在起向未來穿越25年，50年，甚至75年，世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會是怎樣的呢？
我希望凱恩斯勛爵仍然認同我們——促進全球增長，維護全球穩定，適應成員國的需要。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討的就是這個“未來的旅程”。
但首先，讓我們簡短地回顧過去。
過去的七十五年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架構受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多重事件的深刻影響，包括多邊主義和自由國際秩序在保護主義背景下的崩潰，金本位運轉失靈和競爭性貶值。
世界貿易內爆導致大蕭條加劇，最終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戰爭。
然而不幸過后，人們吸取了教訓，開始發現并認識到各國和全球經濟利益在何種程度上緊密相聯。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創始人堅定地相信，經濟發展和全球金融穩定是維護和平的必要條件。
正如伊麗莎白二世所說，他們“構建了一個由國際機構組成的大會，以確?？膳碌臎_突不會重演。”
這是多邊主義的開始。
結果眾所周知。人類福祉顯著改善——體現在預期壽命、教育水平、兒童和產婦死忙率等多個方面。全球人均GDP相比1945年增長了五倍。十億多人口擺脫貧窮。另外幾十億人口在貿易中實現互利互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段歷史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能在此度過多年職業生涯，我感到非常驕傲。
這些年中，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獨一無二的，但與創始的年代相比，我們已經大不相同。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我們繼續適應周邊不斷變化的環境。
凱恩斯勛爵很高興地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體系轉型至靈活匯率的時代。
以及我們如何應對雅克·德拉羅西埃任期內爆發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而后，我們如何幫助轉型經濟體走出共產主義，并確保很多經濟體最終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以及我們如何應對米歇爾·康德蘇所說的“21世紀的危機”——跨境資本流動爆發引發的危機。
展望下一個7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需要繼續適應新環境。這項工作已經開始。
讓我們思考未來幾十年可能面對的情況。
首先，經濟和金融力量的轉移如何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
其次，技術變化將如何改變經濟，帶來新的機遇和政策挑戰，包括金融服務領域？
第三，多邊主義的新威脅將給布雷頓森林機構的相關性帶來怎樣的考驗？
經濟活動的主要變化
讓我先來談談全球經濟格局當前發生的變化。
自44個國家的代表團在布雷頓森林會面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斷成長，目前共有189個成員國，幾乎包括了整個世界經濟。
這意味著，我們得以在全球層面應對問題的同時，成員國的作用和利益也在快速變化。
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格局。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以及收入趨同，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產出的比重預計將從目前的一半以上降至25年后的約三分之一。
發達經濟體的人口老齡化將逐步消耗儲蓄，人口更年輕的國家需要為投資籌集資金。在不久的將來，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可能使老齡化問題擴展至整個世界。
這將對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產生深刻影響。
經濟活動的中心很可能在未來幾十年中轉移，新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將會提升，新儲備貨幣可能最終出現。
盡管如此，我們有責任維系足夠穩定和穩健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而促進與轉型相伴的經濟調整。
自由貿易、靈活匯率和不具破壞性的資本流動是全球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多邊機構——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比以往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前提是我們繼續順應形勢并做出調整。
幸運的是，我們的創始人非常智慧，他們在治理中引入基于份額的機制。他們意識到，對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機構，一國一票的邏輯不切合實際。不管在過去還是將來，這種基于份額的機制允許我們根據快速成長的成員國日益提升的重要性、利益和責任來調整治理。很多國際機構不具有這種內在的靈活性，因此，部分成員國認為其缺乏應該享有的影響力。
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必須進一步發展演變。為此，我們要繼續沿用基于份額的機制。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份額公式不夠與時俱進的事實。要維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影響力和擁有的資源，必須合理提高那些經濟重要性提升且準備承擔相應責任的國家的話語權。
同理，我們需要繼續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具和政策，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幾年前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顯示了我們與時俱進的能力。
最根本的是，隨著經濟力量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對共同挑戰保持關注將變得愈加困難。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全球召集者、值得信賴的顧問和金融消防員，其根本作用將在未來變得更加重要。
適應新技術
全球經濟其他變化的影響？
技術進步為提振生產率和增加收入提供了大量機遇。但它們也帶來了結構性變化——創造了部分工作，同時取代了其他工作。
凱恩斯勛爵本人也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出關于“技術失業”可能性的警告。但他相信，這將塑造一個高收入的世界，讓人們選擇花更多時間休閑而非工作。
然而，事與愿違。人們感到焦慮，擔心技術的持續進步——如人工智能——會威脅他們的工作崗位和收入。稍后我會談到未來的工作。現在，我先談談技術的另一個層面——金融服務創新。
我們口中的“金融科技”有潛力顯著提高金融部門的效率和透明度。這給現有的參與者和努力應對新型風險的監管當局帶來了挑戰。
這些發展會帶來真實的負面效果，包括網絡攻擊和網絡犯罪的嚴重威脅。然而，我相信我們正處于改變的邊緣，這能帶來巨大的效益。
通過促進競爭，我們能幫助整個金融服務行業調整方向，使其功能更接近于服務實體經濟和創造就業。
例如，金融科技能夠消除金融排斥，惠及發展中國家接觸不到銀行服務的17億人口。
關于手機銀行對非洲的影響，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為與人口增長保持同步，在未來幾十年中，非洲每年需要創造2000萬個工作崗位。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與世界銀行共同制定了《巴厘金融科技議程》，建立了幫助成員國利用創新并更好地應對新型風險的框架。
一個尤其相關的領域是新誕生的央行數字貨幣，以及出現私人支持的數字支付“穩定幣”的可能性。近日，各界對臉書公司Libra的關注也強調了這一點。這些新工具旨在以互聯網改變信息的方式來改變支付，確保交易安全保密、實時完成且近乎免費。
昨天，我們發表了一篇新論文，強調了未來數年中數字貨幣可能帶來的效益、風險和監管問題。
其效益顯而易見——使用便利，成本更低，且能夠輻射全球。那么，它存在哪些風險？
我們識別了幾類風險：出現潛在的新壟斷企業，會影響個人數據貨幣化的方式；沖擊較為弱勢的貨幣和美元化的擴張；為非法活動創造機會；威脅金融穩定以及企業發行貨幣并賺取大量利潤（此前為央行的職能領域）的挑戰。
因此，監管當局——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挺身而出。我們需要創造良好的環境，既能利用這項技術的益處，也能使風險最小化。
這就是我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刻在適應新環境”的含義。當一個挑戰影響所有成員國的經濟福祉時，我們必須做好采取行動的準備。
應對全球繁榮面臨的威脅
在適應技術變化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其他引發擔憂的緊迫事項。
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一系列更廣泛的變革，這導致了信任和社會凝聚力的瓦解，尤其是在發達經濟體。貿易和全球化——以及技術——重塑了經濟版圖，其最重要的結果在美國和歐洲體現為：憤怒情緒加劇、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我們面臨著可以稱為“布雷頓森立體系倒退時刻”的風險。
該問題部分體現為過度不平等的加劇。這既是各國面臨的挑戰，也是全球性挑戰。盡管全球貧困率自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但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獲得的經濟好處幾乎相當于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所得好處的總和。
此外，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與高收入國家趨同的進程已經停滯。僅在四年前，我們估計，低收入國家實現發達經濟體的生活水平約需要半個世紀。如果全球一體化止步不前，這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
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存在內在缺陷。我不認同。資本主義獎勵冒險，是我們獲得的無數成功背后的引擎。但它也是不完美的制度，需要校正方向。
我們必須證明全球化的效益超出其成本，且一體化有助于解決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但現在，在很多領域中，我們都輸掉了這場辯論。因此，我們需要一份路線圖。應該從何開始？
第一，我們可以使用財政政策來幫助應對不平等現象。這是經濟工具箱中多年以來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還構建了社會支出框架，旨在將來為成員國提供幫助。
在幫助各國籌集未來支出所需的收入時，必須確保公正性，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這意味著，在全球企業稅收領域，我們必須填補漏洞，阻止利潤轉移，避免“逐底競爭”。
與之相關的是，我們需要打擊違法的資金流動和洗錢活動，因為腐敗會侵蝕社會所有領域的信任。
另一個重要的優先事項是構建現代化的國際貿易體系，包括服務業和電子商務。這將有助于緩解可能破壞全球增長的貿易緊張局勢。
為促進全球增長，各國應發揮女性的權能。在布雷頓森林的早期時代，女性的角色僅限于提供文秘支持。此后，所幸情況大有改觀。但在超過90%的國家，女性的經濟參與仍然面臨法律障礙。實現女性的巨大潛力是一件容易采取的經濟舉措，必須成為優先事項。
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加快應對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本世紀最嚴峻的挑戰之一——2015年，我們在這座城市達成了這個共識。
如不采取行動，我們將承受嚴重的經濟后果。
因此，我們日益加強與成員國在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為能源補貼和碳定價提供建議。我們還幫助各國提高應對自然災害的韌性。
現在，凱恩斯勛爵可能對部分發展感到驚訝，但我認為，他會很高興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前瞻性地解決問題。
結語
現在，我承諾試著遵循拉加德女士的慣例。因此，為了感謝主辦方，請允許我借用亞歷山大·仲馬的話，“人類的所有智慧都凝結為兩個詞——等待和希望”。
但請允許我為此時此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一個建議：
“希望，沒錯。但是，時不我待。”
在未來的時間里，我們必須采取行動——共同行動——秉承我們創始人的價值觀，追求穩定、繁榮與和平的目標。
非常感謝！ （完）
文章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信息交流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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