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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罵義和團的人是靈魂卑賤的賤骨頭

點擊：  作者： shengminwujiang    來源：生民無疆  發布時間:2019-09-25 10:56:45

 

       罵義和團的人都是賤骨頭，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或者街頭混混-----這是洋人給出的結論。讀罷本文，便知結論的出處。

 一、清朝真的閉關鎖國嗎？

       說清朝閉關鎖國，純屬顛倒黑白。

   先說政治上、科技上。

  清朝政府一直聘請歐洲的洋人在朝為官，而且是負責科技工作的高級官員。《清史稿·職官二》：

 “初，順治元年設欽天監，……以西人湯若望推算密合，大統、回回兩法時刻俱差，令修時憲，領監務。……康熙二年，仍屬禮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滿洲官五人，滿員入監自此始。又明年，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滿、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實授西人戴進賢監正，去監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監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監副以滿、漢、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滿、漢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親王領之。道光六年，仍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時西人高拱宸等或歸或沒，本監已諳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從清朝入主中原開始，國家天文臺基本由西洋傳教士把握著，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傳教士一直擔任天文臺的最高長官。

 這，足夠開放的了吧！開放的最終結果是：中國一直領先于世界的天文學，被洋大人徹底玩廢了。參閱《原創 中國古代的科技，是如何被玩廢的？》

  英國人敢于發動鴉片戰爭的原因很簡單：清朝軍備廢弛，有國無防。

  英國人敢于發動鴉片戰爭，還有一個秘密原因：長期在中國任職的洋教士，對中國的情況了如指掌。

子曰：有文治者，必有武備。開口閉口談經濟、貿易的人，必須牢記一點：西洋人從來就是仗劍經商----打得贏就搶，打不過才坐下來談生意。嗯，漂亮一點的說法就是：商業跟著國旗走。

清朝不僅沒有閉關鎖國，反而近乎：開門揖盜！對吧？

再說經濟上。

這里只談海上貿易。

清朝初年，因為戰爭需要，閉關二三十年。平定臺灣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詔開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寧波、廣東廣州、江蘇松江為外貿港口，實施多口貿易，相應設閩海、浙海、粵海、江海等四處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可以說，幾乎開放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對外貿易。自此，海關制代替市舶司制。長期以來，閩海、浙海、江海三處海關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臺山的浙海海關甚至沒有洋船到來的記錄；唯有廣東外貿生意興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決定關閉其他三處海關，實行廣東一口貿易。保留下來的粵海關口岸，下轄澳門總口、烏坎總口、高州梅菉總口、海安總口、海口總口等5大總口、43小口，“東起潮州，西盡廉南，南盡瓊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門戶”。

因此，鴉片戰爭前，中國對西方各國的貿易，主要是在廣州，通過十三行進行的。

所謂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企業。

 

 

有人要說十三行“壟斷”了。

說到壟斷，十三行真是冤死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才夠格稱壟斷二字！當時，根據英國法律，全英國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國做生意，必須而且唯有找英國“東印度公司”，別無分店。

也可以說“十三行”腐敗。

說到腐敗，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一個繁榮的印度次大陸，任其肆意搜刮、搶劫，竟然連年虧損；公司連年虧損，股東們依然連年索要巨額分紅。盡管英國政府為了挽救東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國獨立的亂子，但是這家海盜公司依舊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

 

 

這里只談貿易。

隨便百度，便知，1840年，中國的GDP，超過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比當今的美國牛得多！當時的英國，盡管霸占有龐大的殖民地，卻仍然不如中國。

前年年底，本人參觀了廣州的十三行博物館，拍了一些照片。

這是廣州出口的 一組數據------“閉關鎖國”的中國，出口竟然如此牛逼，持續增長：

 

二、清朝工商業真的很落后嗎？

中國出口的是些什么東西呢？

 

其實啊，當時，中國 出口的，還有好多好多的好東西----奢侈品：

 

中國進口的，又是什么呢？

 

這，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這一句話：“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造成了洋貨在國內市場銷路舉步維艱”。

看明白沒：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是因為中國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

那么，自給自足、“小農經濟” 的中國，如何能夠 大量出口 紡織品、瓷器 等工業品和奢侈品呢？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這，就是當今學術界的奇特理論、奇特的學術現象。

今天，有一種先進的產業發展模式，叫做“完全工業產業鏈”------不需要“進口”、自給自足生產、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否應該挨一場鴉片戰爭？

據洋大人說，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亞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國就占了三個（北京、廣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國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中國，如何會有這么多的大城市呢？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平心而論，洋大人撰寫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比國內專家們要實在得多，因為洋大人承認：與中國相比，當時的歐美的產品，毫無競爭力！參閱《原創 1840年，中國GDP到底多少？占世界比例多大？》

總之，號稱“紡織業”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即便是紡織品也干不過中國。于是，英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一直就是虧虧虧、赤字赤字赤字，從沒占過便宜。

三、爆發鴉片戰爭的真實原因

正經生意做不過中國，于是，英國人搬出了他們第一個秘密武器---高科技產品：毒品。

 

《清史稿》：

“道光元年，復申鴉片煙禁。……十六年，定食鴉片煙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設貯煙大舶十馀只，謂之“躉船”，又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由窯口兌價銀於英館，由英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有來往護艇，名曰“快蟹”，炮械畢具。……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吸食罪，行保甲連坐之法，且謂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疏上，下各督撫議，於是請禁者紛起。”

中國政府嚴禁毒品，英國人變武裝走私毒品。 

于是，有了林則徐虎門銷煙；于是有了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典型的因為“貿易”而引發的戰爭。英國人堅決要向中國販毒，中國堅決要禁毒，為此，雙方打了一仗。中國打敗了，于是，英國人在中國展開了毒品的自由貿易。

關于引發鴉片戰爭的原因，著名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顧歷史，鴉片顯然只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對國際關系、貿易和司法管轄的觀念大相徑庭，即使沒有鴉片，雙方之間的沖突也照樣會爆發。比鴉片問題遠為深刻的是幾個概念的沖突：中國自稱天下宗主的角色與西方國家主權的觀念之間的不兼容；中國的朝貢關系體制與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之間的沖突；以及中國農業的自給自足與英國工業的擴張之間的沖突。確實，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與中國人對商業的鄙視態度是無法共存的。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力量與通過變化獲得的進步思想，推動了西方向海外擴張，沒有什么東西能阻止這股潮流。不幸的是，滿清宮廷與中國的士大夫對這些事實一無所知，因此，中國與西方碰撞時便顯得極其痛苦。”

對于“鴉片顯然只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贊同的。

毫無疑問，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遲早要打的，和英國用武力征服并全面占領印度次大陸一樣。

我以為，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在于這樣的事實：20世紀初，英國擁有殖民地3350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面積的1/5，世界人口的1/4，變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國。

由于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義和團，所以，中國沒有成為印度，沒有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關于“比鴉片問題遠為深刻的是幾個概念的沖突”， 徐先生羅列出來了“西方國家主權的觀念”、“ 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英國工業的擴張”、“自由貿易思想”這些個洋概念，盡管在書中并未進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對當今 “研究”鴉片戰爭的某些專家影響極大。

遺憾的是，根據徐先生的這部書提供的資料，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個概念，統統不成立。

 1、鴉片戰爭，是“英國工業的擴張”嗎？

有專家一再強調，英國因為“工業革命”了，產品堆積如山，急需拓展中國市場，所以，為了“自由貿易”，向中國開炮了。

果真如此嗎？

號稱工業領先全球的英國，面對中國市場，除了黃金白銀，沒有拿得出手的產品！

從英國開往中國的商船上，裝載的不是黃金，就是白銀。

從中國開往英國的商船上，裝載的全是中國產品。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紀時廣州貿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國，因為它不需要什么外國產品，而西洋商人則購買了大量的茶、絲和大黃。外國船舶必須帶著銀錠來買中國產品；東印度公司的船舶從倫敦出發時，其貨物中經常有90%是銀錠。”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紀的廣州貿易順差嚴重地偏向中國一邊。外國商人前來購買茶葉、生絲、大黃和其他貨物，是需要用金銀來支付的，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工業產品無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對英王喬治三世所稱的那樣：“天朝無所不有”。東印度公司駛往中國的船舶經常裝載90%----有時高達98%----的黃金，只有10%的貨物是商品。”

所以，與中國“自由貿易”的結果，英國一直是：虧虧虧、赤字赤字還是赤字！

過度地夸耀英國的“工業革命”，確實太不靠譜了！

鴉片戰爭后，中國向西方敞開了大門，結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工業化”的英國本土，運到中國的商品不斷減少，而中國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1840年為52.4萬英鎊，1842年為96.9萬英鎊，1843年為145.6萬英鎊，1844年為230萬英鎊，1845年為239萬英鎊。由于輸入中國的工業品基本無銷路，1846年之后，送來的英國商品逐步減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萬～170萬英鎊。

對比鮮明的是，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1850年為584萬英鎊，1854年更是突破千萬英鎊。1864年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始終處于出超地位。

作為“工業大國”的英國，在“自由貿易”中，是用什么戰勝中國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業品----鴉片。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從1775年到1795年，東印度公司輸入到中國的貨物和銀錠達3156萬兩，而從中國出口的貨物達5660萬兩。這2510萬兩逆差，部分由港腳貿易和私人貿易得到彌補，他們獲得較多的順差。”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達1640萬兩，1800—1810年則達2600萬兩。這種有利于中國的貿易順差持續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才趨于平衡。1826年之后，貿易平衡開始向相反的一端傾斜：1831—1833年間將近有1000萬銀兩從中國流出。隨著時間的推進，這種逆差進一步擴大。是什么東西引起了這一貿易平衡的急劇逆轉呢？只有一樣東西：鴉片。”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東印度公司從鴉片生產中獲得的利潤在1832年為1000萬盧比，1837年為2000萬盧比，1838年為3000萬盧比。得自鴉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間，占該公司在印度財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間占9%，19世紀50年代占12%，總額幾達400萬英鎊。……顯然，如果沒有鴉片貿易，他們將承受嚴重的貿易逆差；鴉片已成為一帖醫治英國貿易蕭條的靈丹妙藥。”

 2、英國真的是“重商”、“自由貿易”嗎？

（1）是否重商，口頭的不算數。政府主動降低商稅，才有意義。如果商稅稅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國是這樣的嗎？

很遺憾地告訴你，當時的英國，商稅稅率之高，全球第一！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前來中國貿易的商船要承擔各色各樣的苛捐雜稅，主要分成三大類：船鈔、各種“規禮”銀、貨物的關稅。……正規的關稅是相當低的，約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間，但海關官吏經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錢財，勒索高達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見。這些費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這就是說，中國海關的關稅，大約在2%----4%之間。即便是充分考慮所謂的腐敗問題，撐破天，也就是：6%----12%之間。

英國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東印度公司在1800年輸入了2330萬磅茶葉，而在1808年以后，英國年均茶葉進口達2600萬磅，是其他各國茶葉進口總量的一倍。此時飲茶成為英國的一種國民習慣，……隨著茶葉銷量的增長，英國對茶葉的進口稅也提高了----驚人地高達100%，這么高的稅率足以鼓勵茶商從大陸（特別是荷蘭）走私了，據稱走私數額每年在700萬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減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將茶葉進口稅降至12.5%，結束了有利可圖的茶葉走私。即使如此，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國庫收入。”

稅率100%！這是中國的多少倍？

對商人如此橫征暴斂，也叫重商？應該是對商業的“重傷”啊！

（2）是否玩自由貿易，口頭的不算數，更別拿亞當·斯密來嚇唬人。一切看實際行動，主要看三點：

第一，政府不干預、不參與、當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動敞開大門，面向全球開放；

第三，和和氣氣做生意，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廣州貿易是在外國私商與中國臣民之間展開，所以無需任何官方的外交關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來即可。這樣，洋商與中國官府之間不允許有任何直接接觸；……廣州貿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權“十三家”成為行（是洋行的變音）的商號，作為唯一的對外貿易代理人。”

這就是說，清朝政府將政治與商業活動嚴格分開，禁止政府參與任何國際貿易活動；一切商業活動交給企業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英國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英國國會下議院的特別委員會在1830年和1832年匯報稱“放棄像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鴉片壟斷這樣重要的收入來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靈頓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稱，國會不僅不對鴉片貿易表示不快，而且還要愛護、擴展和促進這項貿易，這是不足為怪的。”

瞧，英國的各種官方力量，直接參與了鴉片貿易！直接干預商業活動！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馬戛爾尼）使團從倫敦出發，……馬戛爾尼受命盡一切可能收集有關中國的思想、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和哲學等情報，此外還應達到六項具體的目標：1、要求中國在茶葉和生絲產地及毛紡織品消費區域，割讓一至兩塊土地，使英國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實行英國的司法管轄權。2、談判一項商務條約，以便盡可能地把貿易擴展到整個中國。……（到北京后）馬戛爾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義呈送了一份照會，請求：……5、取消澳門與廣州之間的轉運稅，或至少將稅率降低至1782年關稅的水平。”

英國政府派遣使團到中國，要求中國割讓土地給英國，讓英國商人在中國大地上建一個獨立王國！

英國自己的商稅高的嚇死人，卻派遣使團到中國，要求中國對英國商人免稅、減稅！

這，是“自由貿易”嗎？這，還有點法制精神沒有？

 3、英國真的商業發達、制度先進嗎？

商業是否真的發達，口頭的不算數，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業企業，才是真的。

當時的中國商業水平如何？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商人處在社會階層的底層，所謂的“商”不僅包括富裕的壟斷商人，也包括小店鋪主和店員及學徒。一些控制了全國茶葉和絲綢經銷的大茶絲商非常富有。揚州的鹽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華而聞名遐邇，18世紀下半葉，他們的總利潤估計約2.5億兩。許多從事對外貿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稱，比如廣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時已集聚了2600萬洋銀的財富，據馬士（H.B.Morse）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產。但總的來說，商業活動被認為沒有士紳那樣的體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對利潤的追求頗有不滿，這樣一種態度遏制了商業的發展。”

原來啊，當時世界最大的商業資產，屬于中國一位做國際貿易的商人伍浩官！而在中國的揚州，還有一批比伍浩官更富有的大商人。

徐中約先生說，中國輕商，商人地位低下。幸虧中國輕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則，中國商人豈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與中國打交道、英國商業的代表、“股份制企業”東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英國的商務在所有西方國家的商務中獨占鰲頭，而且由東印度公司壟斷把持，……另一類私人貿易則發端于公司的一項政策，該政策允許公司船舶的高級船員夾帶一定數量的黃金和貨物，目的是貼補他們微薄的薪水----船長的月薪僅為10英鎊，大副月薪為5英鎊。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噸位的船舶的船長準許夾帶13噸的私人貨物。事實上，公司認為如果高級船員帶了一部分私人貨物上船，他們將會更賣力地保證航行的速度和質量。此外，公司也認識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來杜絕夾帶私貨是不可能的，與其禁止還不如加以規范化。除了這類私人貿易外，東印度公司還允許派駐廣州的低級大班從事私人貿易，以補償他們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間，這種私人貿易約占公司在廣州貿易總額的15%，但進入19世紀后卻突飛猛進地增長了。”

原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是一個窮廟富方丈的“公司”，職員們一個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長、大副，都夾帶N多的私貨，忙自己的生意；東印度公司派駐廣州的代表們，一個個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東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發了財，而東印度公司卻完蛋了。

盡管整個印度次大陸都是東印度公司的財產，并且壟斷了與印度、中國的貿易，但是，東印度公司照樣天天虧損，最后徹底破產了。

四、物質鴉片、精神鴉片、土匪行徑，

導致了義和團運動

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條約。

直接結果有三：

首先是中國大量財富被直接搶劫，《清史稿》：

“賠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寧之約，二千一百萬兩。咸豐庚申之約，一千六百萬兩。光緒辛巳伊犁之約，六百馀萬兩。乙未中日之約，并遼南歸地，二萬三千萬兩。至辛丑公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而極。以息金計之，實九萬萬馀兩。”

自此，“自給自足”的中國，再也不能“自給自足”，而是將千年積累送給洋人之后，再舉國為洋大人打工，終至百業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是，鴉片交易合法化。這姑且不論。

第三，精神鴉片---傳教士深入中國各個角落。

1842年，清政府懾于洋大人的槍炮，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自此，耶穌的傳教士們開始闖入中國的各個角落，進而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特殊的邪惡勢力。

洋教士們發誓：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如果以為耶穌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僅僅是傳教，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些傳教士的祖師爺，便不是專業的傳教士。

 鴉片戰爭前后，第一個來華的西洋傳教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他于1807年抵達廣州。千里迢迢來中國的原因，用他們自己的話：“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兒子，出生于澳門的小馬禮遜，是林則徐眼里“最壞的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不僅為英軍出謀劃策，為英軍當間諜，在英軍侵略的過程中和中英談判時，一路幫助英軍敲詐勒索，干盡了壞事。1842年，他獲得了回報：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不過，老天有眼，1843年，這惡棍便因瘧疾死于香港，終年29歲。對此，璞鼎查傷心不已，說這是“國家的一大災難”。

緊隨馬禮遜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后稱公理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于1830年到達廣州。當時，在廣州的外國傳教士只有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一人。早在裨治文離開美國前，上級就要求他凡事向馬禮遜請教（組織嚴密吧）。裨治文到廣州后，立即拜馬禮遜為師學習漢語，并執行相應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據馬禮遜的要求，裨治文開始主編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譯作《中國叢報》或《中國文庫》。 鴉片戰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叢報》使出吃奶的力氣，研究、論證了中國軍事力量不堪一擊，積極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如不（對中國）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采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必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隨他們之后的傳教士，同樣是無惡不作，終日忙于走私鴉片、巧取豪奪、充當間諜、收羅亡命等等。在列強侵略中華的過程中，洋傳教士們，一直扮演著極其惡劣的角色。

專說山東。眾所周知，山東是孔孟故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東全省，無處不是洋教士們的據點。他們把山東分為北境、南境、東境三個教區， 108個州縣中，有72個有基督教會的活動，“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處，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牘、函電幾無日無之”。

山東原是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教區，德國在荷蘭史泰勒成立了圣言會。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兩名教士來華傳教。19世紀80年代，安治泰獲得圣言會主教教職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來山東，另一方面，吸收山東的地痞流氓入教，擴大圣言會在山東的勢力。

安治泰通過德國使館，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頂戴，次年改授二品頂戴，在政治上與中國的總督、巡撫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為此，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情報、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給德國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說：“在華的天主教會，無時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國的各項重要事情報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國政府“申說占領膠州是個重要關鍵的問題，不但有關在華教會的發展，而且有關教會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發生時，安治泰正在荷蘭史泰勒，他聞訊后立即來到柏林，要求德國外交部乘機奪取膠州灣，他說：“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占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

安治泰的意見，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奪取膠州灣的決定。安治泰在晉見德皇的同時，又寫信給德國外交部，擬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國政府賠償德國的條款三款：

1、賠償全部損失；

2、償還由此產生的一切支出；

3、建兩座教堂，而且每個教堂都應由中國皇帝題詞“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勞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獎，巴伐利亞王室封給他貴族。

從此，德國強占膠州灣，山東有了德國大兵。

安治泰發現，山東成為德國勢力范圍后，山東人民反基督教的行為顯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無不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這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司空見慣，在山東更為突出。安治泰撈得二品頂戴后，命令山東各級地方官服從教堂指揮；傳教士則肆意欺壓人民。洋教士包攬詞訟，甚至私設刑庭；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購置槍炮，建立武裝。

信洋教者，即所謂“教民”，本來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時，他們便橫行鄉里。更有甚者，如山東省汶上縣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設公堂，欺壓良善：“聚百余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并有毆人勒索情事”。在處理教民案件時，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極其惡劣的是，傳教士竟然強行：

1、“滅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圣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領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搗毀了文廟，摧毀了孔子像！

2、攤派差役。各教堂儼然以官府自居，“片紙下鄉，中業傾產”，強迫當地百姓為教堂“義務勞動”。

3、擅自收稅。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當地過往的商賈，征收高額的稅賦。

4、肆意掠奪。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羅思，假造地契，在濟南霸占十三畝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間，強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縣神山教堂，德國傳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結起來，囤積大批糧食，乘糧價高時牟取暴利。

6、放高利貸。如，滕縣美籍傳教士放高利貸給貧苦農民，進行剝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認為很了解中國，以為養一群社會渣滓，便能魚肉中國百姓。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與奴性十足的歐洲人不一樣，中國百姓一旦忍無可忍，便會產生實際行動。

于是，山東鬧起了義和團。同樣的原因，中國好多地方也有了義和團。于是，有了義和團運動。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組織了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

八國聯軍雖然打了勝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們至死不敢回到曾經作惡的“教區”去傳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著腦袋回歸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為榮，盡管他的祖宗曾經是“拳民”。這，是另外的問題。

五、西洋人如何評價義和團

某些精神洋人---洋奴們以為，大罵義和團，能討得洋大人的喜歡。

果真如此嗎？

我們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義和團的。

德國《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愿者”的文章，寫道：

“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于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

“如果中國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于擁有歷時數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毀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并沒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倫報》又發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國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于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國人的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獲得外國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全程參與者、沙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的回憶錄《俄國在遠東》說：

 “義和團的產生及其迅速發展……老百姓對洋人的積憤主要是因傳教士的行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強，特別是俄國在滿洲和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政策，使這種積憤在上世紀末更加強烈起來。外國人以戰略上、政治上的考慮以及以賠償為借口，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以租借形式占領了中國的港口和大片領土。”“他們（指英、法兩國駐北京公使）認為，發生這次事件的原因，與其說是由于中國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說是由于中國人的無知和歐洲人的過錯。”

著名的“中國通”、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公知的洋祖師爺的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說：

 “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的傲慢的，甚至肆無忌憚的行為。據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著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國人的關系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于依仗教會的支持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壓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中國人之間的摩擦……由于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沖突極為普遍。從1860年至1900年這40年間，發生了需要通過最高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于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千起之多。”

《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洋人的作惡，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根本原因：

 “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顯然，在洋大人看來：

1、義和團是：品行端正、鐵骨錚錚的漢子。

2、信洋教的教民：“盡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為者。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洋大人的眼里，罵義和團的人，就是：一群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

當然，這不妨礙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戰時期日本人豢養二鬼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