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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工業化道路上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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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上，確實出現過多次內地居民“逃港”風潮。 

有人“逃港”這是一個事實，關鍵是如何解釋這樣的事實？

 2014年，有一部片名中含有“轉折中”字樣的電視劇，一開始就對“逃港”做了非常正面的表現，似乎“逃港”是一種了不起的英雄主義行為。 

劇中一位“逃港者”，后來還成了“勇于開拓”的“先鋒”人物。

“逃港”當然不是英雄行為，而主要是一種經濟行為。 

在世界范圍內，只要存在地區性的生活水平差距，總是會有一些人從生活水平較低的地區流向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區。 

不要說在物質條件相對匱乏的前三十年，即便是在“富起來”的新世紀，香港還不是出現了4萬多來自的內地“雙非兒童”嗎？ 

他們也許可以被稱為不由自主的“逃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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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為什么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內地的生活水平長期低于香港呢？

主流的說法是“政策有問題”——這實在是一個過于簡單的說法。 

準確地說，這是“政策選擇”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后，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快速實現工業化，避免1840年命運——即被工業化的西方打敗——的重演。

 工業化需要高積累，錢從哪里來呢？ 指望外來投資肯定不行。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是一個原因，但即便沒有封鎖，在二十世紀前期的經濟技術條件下，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是極其有限的，直接投資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

工業化的資金，只能從自己的牙縫里擠。只能靠高積累、低消費，壓低國內民眾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用“統購統銷”政策，借助“剪刀差”從農業提取剩余。 

不這么做，就非常容易陷入“發展經濟學”所證明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即，國家發展水平低，人均收入低，大部分資金用于消費，積累率低；積累率低，投入工業的資金規模就小，產業就無法快速發展，收入增長就慢，積累率就更低。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包括起點高于中國的印度，都陷入了這種“低水平均衡陷阱”，遲遲無法擺脫貧困，更不用說趕上發達國家了。 

印度孟買規模驚人的貧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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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在前三十年，靠“高積累，低消費”的基本政策，一躍跳出了這口陷阱——

工業生產總值從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增長到了70%，并建立了一個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基本實現了工業化，為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奠定基礎。

以1970年為例，當年中國的消費率只有63%，積累率達到37%，印度的消費率為78%，積累率為22%，比中國低了整整15個百分點。

這才是印度（1948年獨立建國）發展的起點略高于中國，但卻被中國遠遠拋下的基礎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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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積累，低消費”、“工業化”的代價是很高的，整整一代中國人要過著比較艱苦的生活，沒有時髦漂亮的衣服穿，長年只能穿工裝、軍裝，肉吃的也不多，要靠票證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那些“逃港者”，我們能說什么呢？

只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工業化道路上的逃兵！ 那些留在內地，為了實現工業化而艱苦奮斗，為了“兩彈一星”而忘我勞動，為了打贏從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的五次戰爭而流血犧牲的人，他們才是英雄！

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英雄時代，整整一代人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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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相互聯系的！

2003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推動23條立法時，曾經意味深長地說：這是香港對國家的責任。 

拒絕23條立法，就是拒絕對國家承擔責任。 

當年“逃港者”是一種逃兵行為，當下香港發生的騷亂——本質是拒絕承擔對國家的責任——又何嘗不是一種逃跑呢？

現在，到了重新梳理新中國的歷史，對形形色色的逃兵給出他們應有評價的時候了。 

邏輯上說，逃兵失去了正當性，香港的當下的“逃跑”，才沒有正當性。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準確界定騷亂的性質，才能夠找到正確的政策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