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42期節目中,節目主講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臺灣時政評論員黃智賢在現場共同探討言論自由。
張維為:
言論自由是很大一個話題,西方人老是用言論自由來攻擊中國,包括不久前的NBA事件也是如此,說這是言論自由,實際上非常荒謬。我自己在西方長期生活過,對他們這個所謂的言論自由,非常了解,所以我也很愿意探討這個問題。黃老師,您在臺灣也經歷所謂的言論自由,肯定也有很多話要說。
黃智賢:
對,我從小在臺灣經歷過爭取言論自由,然后被言論自由打擊,到最近我成為大家都知道的在臺灣的節目被關閉,一夜之間失業;而這只不過是因為我說“我是中國人,我們這一代要把臺灣帶回去”。所以言論自由在西方跟臺灣就是兩套標準。
張維為:
西方經常用言論自由來攻擊中國,而我特別喜歡和西方學者討論、辯論言論自由。我經常問他們,你們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什么?
他們一般這樣回答,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我就對他們說,你這個言論自由肯定比中國人的言論自由要少很多很多,為什么?因為今天的西方社會“政治正確”社會,英文叫“politically correct”,講什么話都要考慮它是不是“政治正確”。在一個“政治正確”社會,怎么可能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一定有很多禁忌。
比如,在中國見到女孩子,你可以叫她美女,見到男孩子可以叫帥哥,盡管她可能不一定很美,也不一定很帥,但沒有關系,這是常用的、比較隨意輕松的打招呼方式。但在美國、英國是不能說的,這叫做condescending,講白了就是你怎么能夠居高臨下地判定這個人是美還是丑呢?你沒有這個權力的。
坦率地講,中國文化整體上比西方文化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更加包容,是經過大世面的文化,幾乎什么話都可以說。但一個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凡事講一個度,如果你把握不好這個度的話,人家只能說你還沒有長大,你的心智還不那么成熟。同樣別人也從你的談吐來判斷你的人品、學識、品位等等。
我再舉一個真實的例子,中國人喜歡聚會,比如說50后、60后小學同學聚會,40多年沒見面了,起初碰面大家互相都不認識了,你見到老同學,發現他頭發少了,你說老兄你怎么謝頂了?這話在中國可以說,但在美國你千萬不能說,否則成了“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視”。
這就是“政治正確”,在西方無處不在。
只要學過點英文你就知道,絕大多數場合不主動問別人年齡、收入、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是否結婚、是否參加工會等等。在美國,某些族裔人群犯罪率比較高,但這是不能碰的話題,因為政治不正確。
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在深化,在很多方面一定的“政治正確”是有道理的。
比方說過去人們說瞎子,現在說盲人,這種表述方法或多或少顯示出對殘疾人更多的尊重。但以我自己對西方社會的了解,西方的“政治正確”絕對是走火入魔了。比如,隨著女權主義的發展,英文單詞“chairman”現在不怎么用了,因為里邊有“man”,“男人”,所以多數情況下要用“chairperson”。這種邏輯如果套到中國的話,外婆、外公、外祖母這些詞都不能用了,會被認為是對婦女的歧視。
我說,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到今天你們女子結婚還要改隨夫姓,你們男女同工同酬現在還沒有實現,這些才是真正的嚴重的男女不平等。
其實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非常自然的延續,它絕對不是簡單的黑白兩分法可以概括的,語言是活著的歷史,特別像中國這樣延綿不斷數千年,這種文化傳承里面包含了自己很多的文化底蘊和智慧。
再看美國,可能是長期的“政治正確”,把美國人的言論自由壓抑太久了,所以結果干脆選了一個領導人,基本不顧“政治正確”,滿嘴跑火車,真的假的兒童不宜的,他都敢說。所以一些人總算感到了美國人久違的言論自由,但另外一些人很糾結,怎么這樣的人也能當總統?認為他當總統就重創了美國的軟實力,讓美國在整個世界面前沒有面子。所以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實際上今天很多美國人比中國人還要糾結。
所以我認為,如果把言論自由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論自由,一類是政治領域的言論自由。
那么可以很肯定地說,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論自由,中國人要比美國比西方多得多。因為中國人的“政治正確”相對來說沒有西方那么走火入魔。
在政治領域內的言論自由,應該說雙方都有各自特點。我希望我們自己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要了解西方,要汲取西方“政治正確”走火入魔的教訓,維護我們自己的文化傳承,維護我們自己真正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研究政治問題就是對社會現實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社會中,真正關心政治、十分關心政治的人實際上都是少數,絕大多數普通百姓最珍惜的一定是每天日常生活中的言論自由,否則生活會變得太枯燥,太壓抑。
我老說,一出國就愛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人覺得西方日常言論中禁忌太多,能講真心話的人太少,“政治正確”的人太多,所以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你家狗,我家貓,拜拜……而熱愛生活的中國人總覺得這樣的生活實在有點枯燥。
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政治領域內中西方言論自由。
不久前,NBA火箭隊總經理莫雷支持“港獨”的言論引起國人憤怒,NBA總裁和美國媒體又以言論自由的名義為他辯護,引發很多中國人的憤怒,因為這種辯護是站不住腳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都有自己的特點,都有自己的度,比如英國不允許歌頌希特勒,日本不允許批評天皇,泰國不允許開國王玩笑,法國不允許說科西嘉獨立,美國不允許播放本·拉登講話,維基解密網站出一個,美國就封一個,出十個封十個,出一百個封一百個。現在你在美國講中國好就是政治不正確,要冒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剛才黃老師也說,在臺灣講統一,你就要冒巨大的風險,網站被封殺等等。那么,不久前亂港行為引起中國人的憤怒也是這樣,但是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地封號,他們非常害怕外部世界,了解香港發生的真相。
傳遞香港真相,美國小哥YouTube賬號被封
在政治領域內,一個國家在自己歷史和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都會對某些特定話題比較敏感。
在美國,因為長期實行種族主義,后來有了民權運動,使種族問題變成一個超級敏感的話題,比如你不能對黑人說我請你吃西瓜,因為歷史上有這樣的傳說,一個奴隸干活干得比較好,奴隸主可以獎勵他吃西瓜,后來這句話又衍生出各種各樣帶有貶義的意思。
再比如,NBA快船隊老板曾經被罰250萬美元,因為他和他女友聊天記錄被人捅出來,其中含有歧視黑人的話。所以今天用言論自由的借口來為NBA負責人的錯誤言論辯護,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西方長期與蘇聯陣營冷戰,使“共產黨”這個詞在美國和西方也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詞,一個人說共產黨好,就會立即被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或者西方國家完全打入另類。所以我在《這就是中國》里邊多次講過,西方讀不懂中國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讀不懂中國共產黨。我也講過,西方今天極度缺少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精神,極度缺少真正的理性精神。
當然我也覺得,這種局面的持續,更多損害了西方自己的利益,因為他們讀不懂中國。臺灣和香港的主流媒體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們號稱有言論自由,但跟大陸近在咫尺就是讀不懂中國大陸,讀不懂中國政治制度。即使有一些人或多或少讀懂了,他也不敢說出來,因為控制他飯碗的老板,也就是資本的力量,不允許他說出真相,一旦說出來,肯定要被炒魷魚。
與美國的政治文化一樣,中國政治文化中也有比較敏感的話題。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欺辱,數千萬人的犧牲,才贏得了國家獨立。所以中國人對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話題非常認真,不容許任何人在這個問題上羞辱中國。
所以NBA火箭隊總經理莫雷支持“港獨”的推特,以及后來NBA總裁肖華所講的話,觸犯了中國人的底線,自然受到中國人民強烈的譴責,這是必然的。如果他們連這一點都不了解的話,那實在太缺少對中國政治文化的了解了。
但這種無知實際上正是西方今天的實際狀況,我經常講,對西方很多人,我們要有一個再教育的過程,這種話語交鋒是不可避免的。過去,這種交鋒主要發生在外交場合、學術場合,現在互聯網世界,普通中國老百姓都覺醒起來了,自動開始對西方話語、西方偏見、西方傲慢進行抵制和批判,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個坎是一定要過的。
從治國理政角度來看,西方人今天把言論自由絕對化,否定言論自由與責任的關系,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在損害西方自己的利益。
首先我們看到西方政客普遍長于空談,短于做事,就是中國人講的空談誤國。比如奧巴馬總統上臺時,口號是變革change,但執政八年幾乎沒有什么變革,唯一的變革就是一個醫保方案,但特朗普上臺又把它推翻了。
第二是西方主流媒體言論越來越不負責任,導致假新聞泛濫。關于中國的假新聞更是鋪天蓋地,專業水準之低,令人汗顏。結果就是,西方永遠讀不懂迅速崛起的中國。
我上個月在英國劍橋大學有一次演講,其中專門提到西方媒體,你要拿出勇氣告訴西方讀者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就是多數中國人為中國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多數中國人認為自己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專門找了民調機構Ipsos最新的民調,2019年民調顯示91%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英國只有21%,法國只有20%。所以我說,你們西方媒體要有勇氣把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真實地告訴西方的受眾,否則就沒有起碼的實事求是。
坦率說,西方媒體關于中國政治的報道,質量是如此之低,我們幾乎完全可以反過來讀他們的報道。他們說“是”往往就是“不是”,他們說“不好”,往往就是“很好”。
最新的例子,不久前英國廣播公司振振有詞地撒謊稱,39個偷渡英國的遇難者都是中國人。實際上,是他們對于這個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事實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走在世界新技術革命最前沿的中國,竟然如此無知,如此傲慢,如此孤陋寡聞。
我想這最后只會損害西方自己的利益,我還是那句老話,如果他們一定要堅持這樣,我們也沒辦法,讓他們繼續留在黑暗中吧!
第三,西方領導人自己也利用言論自由散布各種謊言,導致自己國家的信譽和軟硬實力一路走衰。自從特朗普使用假新聞這個詞“fake news”描述西方主流媒體后,美國政客與美國主流媒體之間互相掐架,好一番熱鬧。但大家發現,假新聞固然可恨,美國領導人自己的言論也充斥著謊言,光是中美貿易戰就有多少,導致美國整個國家信譽不斷喪失。中國人對政治人物要求很高,認為言必信,行必果。西方今天政治人物特點是言而無信,行而無果。這不正是西方政客在本國也日益不得人心,而使得西方整體實力普遍走衰的一個主要原因嗎?
如果我們從理論上來看的話,這一切也背離了西方自己的許多政治傳統,比如英國著名思想家洛克一直強調自由的兩個重要前提:一是理性,一是法治,沒有理性和法治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可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明確區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任性,強調自由不是任性,自由不是為所欲為。
另外還有戰后形成的聯合國的一系列人權公約,最有名的就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中對自由的論述也是既強調自由又強調責任的。大家可以認真讀一讀這個聯合國公約,特別是第19條,一方面認為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又明確規定,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時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包括遵守法律規定、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
再者,從中國人的哲學觀來說,這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哲學觀。因為中國人認為自由和責任之間一定要有平衡,否則將是災難,一個社會將無法良性運轉。以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來看,言論自由與責任是相聯系的,是現代國家治理能力最起碼的要求。但在西方今天主流政治話語中居然出現了講自由就是正確的、講責任就是錯誤的現象,簡直令人匪夷所思。但其實我們也無需過多為西方操心,因為你不可能叫醒一個不想醒的人。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自己的憲法,美國人經常引用的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認為它保護了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但實際上美國最高法院在處理言論自由的案件中,一些法官是堅持絕對原則,就是什么言論都可以保護,只要你不付諸行動就可以,但也有很多法官表示反對,認為應該采取行動原則,因為言論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如果美國公民誹謗他人而不受到追究,那只會做出荒謬的判決。
事實上,看一下美國的歷史,它為了限制反對和批評的聲音,曾出臺過不少限制第一條修正案的法案。比方1798年就通過《危害治安法》,規定只要有人煽動人民仇恨政府、憎恨政府、抗拒法律或總統就要被判刑。1917年,以自由主義者自詡的威爾遜政府制定了《反間諜法》,當時美國想參加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法案懲罰任何阻礙參戰的行為。如果一個人要說服他的朋友不要參加一戰、認為這個戰爭是不正義的,那么他就會受到法律制裁。到1940年,美國又通過《史密斯法》,授權行政當局以事先檢查的方式,來查禁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論和郵件,誹謗政府就可以入獄,相關案件不計其數。這個法案一直用到60年代,后來才有點緩和。
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國會又通過《美國愛國者法案》,以反恐名義允許美國安全部門查看民眾互聯網郵件通信的內容,許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大規模侵犯。
在今天這個網絡世界,美國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控制變得更加廣泛,根據“棱鏡門”主角斯諾登爆料,臉書、YouTube等將近八九個公司都配合美國政府參與棱鏡監控計劃,美國政府甚至公然監聽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電話,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但歐洲國家為了不得罪美國,不得不忍氣吞聲。
剛才通過中西方比較,我和大家探討了言論自由這個重要的話題,也簡單涉及了新聞自由,可惜今天時間不夠,否則我們可以專門談一談新聞自由,這個題目太精彩了。所以今天留一點點遺憾,下次有機會我會專門再談新聞自由。
主持人:
謝謝張教授的演講,剛才深度地告訴我們什么叫做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言論自由,其實我們知道臺灣的很多體制,它都學習美國,包括媒體的運作,包括所謂的言論自由,恐怕也是。黃智賢女士近距離地接觸臺灣所謂的言論自由,近距離的感受,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在島內感受到的又是怎樣?
黃智賢:
很簡單。我失業了,這就是臺灣現在言論自由的后果。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時,他下發公文每天監看各個電視臺,當講到上海、北京的時候,他就用講的是“我國上海”“我國北京”,還是講“中國上海”“中國北京”來區分(是統是獨),以行政手法強制壓抑打擊言論自由,所以沒有言論自由。
今年6月初,我就警覺到,這次香港事件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亂的開始,街頭暴亂、縱火、打警察等等,我報道了這個真相后,就開始不斷收到民進黨當局給我的公文,同一天給我兩張,說我違反社會善良風俗,連續遭到罰款。當我到大陸參加海峽論壇,一講出我是中國人、我們這一代把臺灣帶回家,那時我還站在臺上,因為是直播,臺灣就同步對我發起了所有批斗,動用所有的媒體、綠營所有力量在網絡上、媒體上洗版批斗我,抨擊我“舔共”,回到臺灣后三天,我的節目立刻被下架。如果臺灣有言論自由,為什么99%的電視節目、99%的媒體都是一面倒?
我在美國念的大學,英國念的碩士,正如張老師剛剛講的,在西方或者很多地方有很多禁忌,不講別的,在臺灣就發生過,之前有高中學生演學生劇,其中有人扮演納粹,結果以色列代表第二天就立刻發公文嚴厲譴責,最后這個學校的校長、老師、學生一起出來公開開記者會道歉。
到英國,你可不可以隨便在街上亂罵英國皇室?一個明星或NBA球員要不要去德國支持納粹?要不要到南非支持種族隔離?要不要到美國去支持3K黨?NBA要不要公開羞辱或用臟話罵黑人?要不要講男女不平等?你們試試看。所以那都是騙人的。
這次莫雷所發表的言論,更可怕的就是雙重標準。當你在講這一套的時候,要不要回頭想想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公投追求獨立,結果歐盟成員全體表示我們尊重西班牙的主權領土完整,反對加泰羅尼亞獨立。美國也是一樣。可是碰到香港問題,就是我們支持香港,怎么會這樣呢?同樣的標準,蘇格蘭獨立,北愛爾蘭獨立等等,歐盟幾乎每個國家都會崩潰,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內部分裂的問題。所以我覺得要戳穿所有的謊言,就從一個事情來看——有沒有用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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