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格林內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托尼·珀曼14日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發表文章,講述自己在中國和美國兩地的兩次隔離經歷,認為在中國比回到美國更安全。文章編譯如下:
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六周后返回美國,親友們對此予以祝賀并感到寬慰,我們終于安全了。然而,回國不到一周,我們與這些親朋的感受就不太相同了。我們感覺,在局勢好轉后的上海比在美國更安全一些。
▲3月15日拍攝的上海浦江郊野公園春景。新華社記者 黃安琪 攝
一踏上美國的土地,我們的焦慮感就被引發了。在中國機場,我們在獲準進入與其他乘客公用的區域前,就要進行體檢。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在最終被確認剛從中國回國前,我們與其他數百名乘客一起在入境安檢處排隊等待。那時,我們在一名穿著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夾克、帶著歉意的年輕男子陪同下走到一邊,他給我們量了體溫,并告訴我們,作為從中國來的人,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要求我們盡可能自我隔離14天。機場工作人員甚至沒問過我們要去哪里。
現在,我已在兩個國家經歷過新冠病毒疫情隔離,區別是明顯的,遠遠不止機場一地。在中國,人們認為隔離是一項共同義務,公眾幾乎立刻改變了習慣。所有人都時時刻刻把消毒、清潔和與他人保持距離放在首位。中國政府的手段似乎奏效了。
相比之下,個人自由是推動美國例外論的引擎。但是,我們的放任主義態度、優先考慮個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領導,讓美國人感到困惑并暴露在風險中。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似乎我們這樣的高風險居民不得不承擔起阻止疾病傳播的重擔,即我們是唯一要隔離的人群。值得從中國人民身上汲取的經驗包括: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自己的責任、脆弱性和連帶關系——為了集體利益犧牲“權利”,否則,我們中許多人將死去。
▲這是3月10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拍攝的即將降落在華盛頓里根國家機場的飛機。(新華社記者 劉杰 攝)
和在中國的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和我的妻子、年幼的兒子以及仍是嬰兒的女兒在1月底都被卷入新冠肺炎危機。在上海,我們待在室內。
由于存在一張由政府命令、小區限制、同伴壓力和強烈個人責任感所織成的復雜網絡,每個人都在進行隔離,所以,不戴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處是觸目的,令人不悅,甚至會遭到指責。在所有人紛紛效仿的情況下,人們從來不覺得這是一件可以選擇的事。而在美國,如果我們決定不自我隔離,誰會知道呢?
在中國,有一種明顯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觀。與這種精神保持一致的是,在每一次為遏制病毒擴散而采取的行動中,每個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對待。從來都不是一套指導原則針對具有潛在感染風險的人,而另一套指導原則針對無辜旁觀者。我們都面臨風險;我們都是潛在威脅。每個人在避免感染他人方面都負有同樣的責任。
▲3月12日,行人從上海陸家嘴一處玉蘭花旁經過。 新華社記者 陳飛 攝
事實上,在中國,我不會被與數以百萬計的其他負責任的上海居民區分開來。相比之下,在美國,我感到自己被貼上了標簽,即一個近期在中國居住過的潛在病毒攜帶者。我身體健康,可我是一個威脅。有傳染性的人與“無辜”者之間有著明確區別,后者不必為任何人改變自己的行為,因為個人自由的價值大于集體順從。
在美國,看起來是中國人的人尤其會受到騷擾和指責,從而加大了有威脅者與無辜者之間的區別。在我們這個已經極化了的國家,我們不需要又一種社會分裂。而且,疾病以這種方式被政治化的每一天,也正是這種病毒完全無視護照和黨派隸屬關系的特點而占據上風的一天。
我們離開上海時,這座城市正顯示出若隱若現的樂觀跡象。新增病例很少。生活正在回歸正常,數以百萬計被隔離的居民試探性地從隱蔽處探出頭來。
我們進入美國時,這是一個恐慌的國家。各個機構的指導原則都不相同,而且每天都在變。新冠病毒檢測盒和適當的衛生設施供應不足。顯然,美國政府無法阻止病毒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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