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偉 | 侯外廬：叩問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
點擊： 作者：袁志偉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1-01-31 15:12:23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熱烈響應。1948年10月，侯外廬等乘船從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圖為郭沫若（左）、許廣平（中）、侯外廬（右）在船上合影。（周海嬰/攝）
侯外廬（1903—1987）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之一，他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并稱“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體系。
侯外廬一生的學術追求，可以歸結為“叩問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他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構建了自成體系的研究范式，在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哲學史方面取得了開創性成果。
近30年來，學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思想史研究展開了一系列反思、修正與補充，與此同時，也存在對侯外廬中國思想史體系的誤讀，部分學人將其成果簡單定義為“舊教科書”模式，未免有武斷之嫌。
實際上，侯外廬對中國歷史研究范式的探索，正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體現，對于我們討論中國文化發展出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世界的眼光，中國的問題
侯外廬為什么要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其學術研究的理論和現實目的是什么？我們可以通過他兼具的史學家、思想家、革命者三重身份，來理解其治學目標與學術貢獻。
作為史學家，侯外廬系統考察了自商周之際至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和社會歷史，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范式。
作為思想家，侯外廬通過對近3000年中國思想和社會的貫通性研究，思考中國思想和社會的特點以及歷史發展動力。
作為革命者，侯外廬既投身于民族救亡和革命運動，也“用筆桿子戰斗”，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厚植歷史和文化底蘊，為中國現代化建設貢獻思想智慧。
侯外廬史學研究的最終理想，正是要為中國現代化掃清思想障礙。他認為近代中國的時代課題是促成“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國的現實解決”，學術研究的最高理想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并希望以此促進社會和思想的解放。
正如他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總結，“遠言之，我愛羨王船山六經責開生面的氣魄，仰慕馬克思達到的科學高峰；近言之，自認最能理解魯迅先生為民族前途，交織著憂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鍥而不舍的‘韌’的戰斗。大半生來，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歷程中，鞭策力是共產主義拯救中國的理想”。
那么，侯外廬何以能兼具三種身份，致力于實現上述理論和現實目的？主要在于他具備“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國問題”的廣闊視野，即從世界歷史發展演變的宏觀格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演變特點，進而從學術角度發現并解決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
侯外廬在大學期間就關注共產主義，與李大釗交往密切；后來他懷揣追尋共產主義真理的理想負笈法國，開啟《資本論》德語原版的漢譯工作。
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滋養和留學的經歷，一方面打開了侯外廬的理論視野，另一方面也使他在當時兼具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和革命理論家等多重身份。
在侯外廬的史學研究中，這種“世界視野與中國問題結合”的研究視野，主要體現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的結合。
他在《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中說：“我們提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同時也反對這樣的態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義的定義來代替各個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動不動就武斷地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的理論不適用于中國。這種態度妨礙人們對科學理論進行虛心而認真的研究。”
由此可見，侯外廬史學研究的出發點及其理論歸宿，正是要在世界歷史的宏觀范圍內思考中國歷史特點、重估中國文化價值、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尋找未來出路。
正如他在《韌的追求》中回顧：“我常注意從世界史的總范圍去考察以及從各個時期中外歷史的比較中去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自信不是削足適履。”
通過中國早期國家與古希臘城邦的比較、明末思想變遷與歐洲啟蒙運動的比較、抗戰建國與歐洲戰局關系、中蘇關系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侯外廬為中國史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中國現代史學必須突破傳統史學“中國即天下，天下即中國”的局限，立足于中國歷史問題，從世界歷史視野進行中西比較，才可以發現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及局限所在，才能夠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提供真正的歷史智慧。
社會史的審視，思想史的批判
侯外廬學派最為學人所熟知的研究特色是“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結合”。從史學家角度看，這種結合是侯外廬的史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特點；從思想家角度看，則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反思與客觀審視；從革命者角度看，這種結合更體現出他清算傳統糟粕、追尋中國社會發展出路的革命性思考。
侯外廬史學研究的主要特點，就是將中國歷史視為社會歷史和思想歷史的統一體。對此他總結說：“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我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社會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來認為，社會史與思想史相互一貫，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國思想史，當要以中國社會史為基礎’。”
侯外廬選擇從社會史路徑進入思想史研究領域，即通過社會史審視思想史，這是他與錢穆、胡適等人的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根本差異。
更重要的是，這一研究路徑源自侯外廬對《資本論》的研究和翻譯，“從經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觀察問題的理論和方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和社會歷史分析法，成為他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的基本理論。
1936年，侯外廬與王思華合譯出版中國最早的《資本論》第1卷全譯本。抗日戰爭前夕，他獨自完成了第2卷和第3卷譯稿（后不幸毀于日本侵華戰火），從而“填補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一大空白”。
受旅法期間研讀和翻譯《資本論》的影響，侯外廬在20世紀30年代歸國后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影響下，進而關注中國古代社會史問題，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所有權形式、社會中不同階級的結構關系等。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侯外廬發表《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歷史階段的了解》《周代社會諸制度考》《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等一系列社會史論著。
通過這些研究，侯外廬提出了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獨特“維新”路徑、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國有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與發展等理論創見，進一步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以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在社會史研究基礎上，侯外廬考察了自商周之際至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史，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與整理。
他認為，僅討論哲學與思想概念，是不能揭示本質的，只有從思想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濟背景入手，才能發現思想演變的根本動因。
侯外廬認為，中國思想史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受“維新路線”的影響和束縛：即“舊的拖住新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新的思想內涵往往借助舊形式？原因主要在于，經濟上的土地國有制和政治上的君主集權制構成了巨大的專制力量和保守的“維新”羅網，一方面阻礙了中國古代唯物論思想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導致中國古代思想家在解決社會危機時缺乏革命與批判精神，而采用與舊制度和舊思想相妥協的方式；迫使他們放棄追求外在的社會與政治變革，轉而追尋內心自由和矛盾的內化消解，并利用宗教等“舊形式及材料”委婉地表達新思想。
侯外廬對中國傳統思想發展特點的揭示，正是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落后性的批判，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曲折性、中國政治和社會革命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哲學的反思，史學的追溯
侯外廬的學術體系將經濟學、史學和哲學熔鑄一體。他認為，哲學、歷史學、經濟學“這三樣學問屬于三位一體”，哲學是史學和經濟學的理論指導，“沒有哲學修養，便不能裁成事物”；經濟學是探索哲學和史學的基礎門徑；而史學則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理論、一般思想及經濟社會狀況的學術回溯。
就哲學史與思想史的關系來說，侯外廬認為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哲學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世界觀在思想家的思想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哲學史的研究范圍小于思想史，后者的研究對象包括哲學思想、社會思想和邏輯思想三大部分。
治思想史者不僅要研究理論化思維為主的哲學史，還應研究包括宗教、信仰及社會思潮等在內的整體思想史。
因此，在侯外廬看來，思想史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思想史也并非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的簡單總和，而是要研究整個社會意識的歷史特點及其變化規律。”
在侯外廬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哲學是研究方法論和進行批判反思的工具，經濟學是研究基礎和考察深層原因的途徑，史學則是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追溯和整理。
在客觀整理史料的基礎上，侯外廬上承五四時代的“民主”、“科學”思潮，批判性地研究了上起商周時代下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史，其目的正在于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追溯和反思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全面客觀地評判其價值與地位，以此完成新文化運動未竟的歷史任務。
他將這項研究工作視為“從新事物里剔除腐爛渣滓”，“從舊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機”，探索一條獨立自得的學術道路，并為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支撐。從這一點上說，侯外廬的史學研究正是在叩問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道路。
民族的語言，未來的出路
“文以載道”與“經世致用”是侯外廬的學術追求。作為史學家，侯外廬主張在史學研究中講出“民族的語言”，走出一條既不拘泥古人又不照搬西方的史學新路；作為思想家，他希望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華，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作為革命者，他著力論證中國社會和文化雖有特殊性，但未來的歸宿將是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
在“叩問中國文化未來出路”的學術道路上，侯外廬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貢獻，具有歷久彌新的借鑒意義。
縱觀侯外廬的學術生涯，影響最為深遠、意義最為重大的學術貢獻就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式。
侯外廬開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史視野，從土地制度、社會結構、所有權歸屬等角度揭示哲學思想發展演變的規律和動力，審視社會與思想之間的互動，“以古人之思想還諸古史之實際”；提出中國思想史研究應具有世界視野，堅持“世界視野與中國問題結合”的原則；只有立足中國的現實問題與時代課題，才能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質、價值與不足作出深刻、全面的考察和反思。
所以侯外廬認為，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對紛繁復雜的中國傳統思想和社會歷史作出客觀解釋，最終“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侯外廬開創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范式，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別是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叩問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是侯外廬治學論史的最高目標。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批判性整理，促進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換與創新發展。他堅決批判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封建、專制、愚昧因素，挖掘和發展傳統文化中反專制、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自由法權觀念等優秀遺產，以此推進科學、自由、民主思想和法權觀念的馬克思主義啟蒙，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掃清思想障礙。
在侯外廬看來，中國傳統思想和社會雖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體系，但缺乏自我進化的內在動力，難以適應中國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需要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新的文化動力，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社會制度等方面的革新。
侯外廬從史學角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從學術思想上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性，進而揭示出現代中國文化和學術研究的發展路向：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另一方面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構建新的中國學術形態和民族文化。
侯外廬的學術成果及其開創的學術范式，對于深入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文化未來發展方向，具有長期而重要的理論參考意義和學術典范意義。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哲學學院；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原載《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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