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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社局副處長體驗了一天的送外賣工作，一小時掙不到三塊錢，12小時送單、晚上累癱街頭卻只賺了41塊，這位副處長直呼：“真的太不容易了”。

然而，令筆者詫異的是，這段微博視頻下面竟然迎來了一批人的嘲諷：

對于這樣的看法，筆者并不完全認同，基層干部如果真要向鄭爽看齊的話，大概率會干出這類事：

而不是真正拿出一天的時間來送12小時的外賣。

2020年12月21日，43歲的外賣騎手韓某和往常一樣，作為餓了么的配送騎手開始工作。當天韓某已經接了36單，但配送到34單時，他永遠地倒下了。

經警方尸體檢驗，系因猝死。平臺配送記錄顯示，韓某猝死當天中午僅11時至12時就接到了12個訂單，平均每單5分鐘，勞動負荷可想而知。

此前筆者看網上對外賣群體的議論，即便是普通網民都對這個行業存在極大的誤解，以為專職的外賣員都可以輕松月入萬元，更別說，北京人社局的這位副處級官員了。而紙面上冷冰冰的統計數據說明不了什么真實情況。

這次“體驗”終于打破了他的“誤解”：

外賣員為什么要拼命搶單？就拿那位猝死的餓了么騎手韓某來說，家中上有老人，下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孩子，老家掙不到錢，韓某才不得不跟妻子從老家山西洪洞來到北京打工，從事這項工資相對“高”卻又極其耗費體力的職業。而更根本的原因則是資本平臺通過算法不斷擠壓外賣員的收入空間，逼迫他們為了養活一家老小不得不拼命搶單。

筆者相信，“人心都是肉長的”，有了這樣的體驗，這樣的體驗多來幾次、體驗持續時間更長一些，再去了解一下產業鏈中資本平臺賺了多少，這位副處長也就更能體會底層勞動者的難處，再在他的崗位上處理勞資沖突、作具體決策的時候，就有可能考慮到底層的利益。

相比而言，這幾年流行的話語是“給民企紓困”、“做店小二”、“企業家是衣食父母”，很多地方出臺具體政策讓公務員去企業掛職，體驗老板的“不容易”……

貧富分化、生產過剩、產品滯銷，老板們是“不容易”。然而，《2020年億萬富豪報告》，截至2020年7月底中國內地共有415名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億萬富豪，總財富在過去的四個月就增長了41%；2020年胡潤百富榜顯示，千億級企業家人數比去年驟增一倍，達41人；百億級的企業級則達到620位，比去年新增近200人，中國上榜富豪們的財富達到了十萬億人民幣，是過去5年增量的總和。

然而，2016年至2019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6.5%，這還是被平均的結果，再算上通脹因素的話，底層打工人的實際處境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到底誰才是真的“不容易”？

讓官員去體驗老板們的“不容易”，誰又來體驗底層打工人的“不容易”？

“屁股決定腦袋”，事實如此。長寧區勞動監察部門的官員們就該到拼多多去體驗一個月，體驗一下什么叫做“月工作300小時的本分”；如果技術不夠用的話也可以去體驗一下拼多多買菜員工“月工作380小時的本分”。

由北京這位處級干部體驗做外賣員的事，筆者想到了毛澤東時代的“三同”。干部深入一線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是毛澤東時代干部必修課。

毛主席認為，干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蘇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要避免干部腐敗變質，干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思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堅定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

在1963年杭州會議上，毛主席幾次講話贊揚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他說：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陽縣那個文件，很好。干部不參加勞動無非是怕耽誤工作，昔陽經驗恰恰相反，干部參加勞動不但沒有耽誤工作，而且各項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書記不參加勞動還不是“保甲長”！干部不參加勞動就可能變成國民黨。很多問題，一參加勞動都可解決，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實情況，整黨整團就好辦了，就能把我們的支部掌握在勞動者積極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參加勞動是百年大計，是保證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的大問題。縣社兩級干部也都要參加勞動，我們希望幾年之內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陽縣的程度。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一份批語中寫道：

因此，對于北京人社局副處長體驗外賣員工作的做法，我們應給予掌聲，而不是嘲諷。

筆者更希望這樣的做法能夠常態化、制度化，且不要流于形式，每個干部每年都應安排一定時間下到最艱苦、最底層的勞動崗位中去，讓他們真正把屁股挪到勞動群眾這邊來。

作者：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