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當代《金瓶梅》”一詞，在文學界頗為流行且熱火，仿佛令人覺得，一部“當代《金瓶梅》”的出現，是非常“偉大”與“榮光”的事情，值得大加頌揚與褒獎，以廣其聞。而文學界則更是興奮異常，視“當代《金瓶梅》”的誕生為勝事，以為能寫出“當代《金瓶梅》”者，非大師莫屬。當然也有的同行作家不以為然，只是憚于文壇主流的認可、推崇，只好把“百家爭鳴”拋諸腦后，緘默無語。不過這種文學景象，注定是不可能持續太久的。果然，近期隨著社會群眾對“屎尿詩”的群起批評，“當代《金瓶梅》”的作者也同時出現在了輿論的前臺。“屎尿詩”以惡濁的氣味污染人文環境，“當代《金瓶梅》”則以色情壞人心術，兩者前后映照，互為表里，倒也少見！難怪民眾的一片洶洶質疑之聲，竟然成為建國以來文壇僅有之景觀！所謂“當代《金瓶梅》”，是一個褒獎詞。最早所指是《廢都》，近期所指是《暫坐》。這個說法，究竟出自誰人之口，不得而知，但從近來《暫坐》榮獲大獎來看，證明對“當代《金瓶梅》”的認定，是不會虛妄的了！然而，我對此卻是頗為懷疑的。我不懷疑今天的作家能不能寫出明代《金瓶梅》那樣的文字水平，我懷疑的是，今天的作家，文學創作以《金瓶梅》作為崇拜、模仿的對象，并受到學者專家的高度贊許、推崇，這到底是對《金瓶梅》情有獨鐘還是別有衷曲？中外古今，文學經典不少，為何獨一看好《金瓶梅》？模仿經典也好，蹈襲故舊也罷，這同“偉大”與“創新”畢竟是毫不沾邊兒的。何況，《金瓶梅》這種以色情描寫著稱而備受歷代爭議的作品，有什么必要拿到今天來張揚崇拜呢？《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明代著名文人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作家馮夢龍從他人處見到一部手抄《金瓶梅》，十分驚喜，便慫恿朋友拿錢刻板印刷，結果無人敢出面做這件事情，原因是擔心“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將來陰間的閻羅王會追查責任的！①由此看來，《金瓶梅》從寫出之后就是一部只在少數人手中偷閱的禁書。為什么要禁？原因很簡單，就是它能“壞人心術”！《金瓶梅》是一部“穢書”，這是無可置疑的。魯迅認為，“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②這里包含有兩個意思：一，《金瓶梅》寫作的時代，是一個“萬事不綱”的“衰世”；二，《金瓶梅》所以是一部“淫書”，是由于當時那腐朽的社會風氣促成的，當時那種普遍的“腐朽”，已經成了“時尚”，《金瓶梅》中的那些荒淫的描寫，就是這種“時尚”的反映。《金瓶梅》所以能夠受到文學史家的重視，是因為它真實地描寫了明代社會士大夫階層腐敗的丑惡現象，赤裸裸地表現了那時的社會病態，是可以作為一部“世紀末”荒唐墮落的心靈史來看的。這就是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如此我們便明白了，《金瓶梅》的藝術特色，是泛濫的淫欲描寫；《金瓶梅》思想特色，是一首衰世的悼亡曲。這些，作者所表現出來的藝術功力，確都是獨一無二的。文學是表達思想的藝術。思想不同，書寫表達也就不同。文化的頹廢，往往首先是思想的頹廢。文學的頹靡之作，與思想的頹廢密切關聯。有的人把過分的色情與淫欲描寫，說成是塑造“人性”的需要，其實并不盡然。不錯，文藝寫“人性”，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但“人性”的含義是多方面的，并非僅是“男女之性”。殺身成仁是“人性”，報國犧牲是“人性”，潔身自律是“人性”，胸懷道義，嫉惡如仇也是“人性”。而我們有的作家，為什么總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津津樂道呢？崇拜《金瓶梅》，仿效之，追模之，以此浪博名著遺韻，被評家捧舉為高端，以之為榮。這種心態與操弄，如果不是別有用意，便是純屬誤識與誤導！今天頌揚《金瓶梅》，既不合時宜，也無藝術新意，有之，大概只是生理欲念的抒泄吧。而男女性愛的露骨描寫，有傷風化，害大于益，視為“敗俗之音”，似不為過。醉心于以頹靡為樂、以瘡痂為美的“審美”藝術，究竟價值幾何？每讀李煜那“亡國之音”的詩詞，想起“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的話，對于“雅正”與“狹邪”的鑒別銓衡，難道不應當引起重視嗎？文學是時代的一面鏡子。作家的感情與創作思維，是離不開自己所處的時代的。無論是現實題材抑或歷史題材，無不如此。今天仿寫《金瓶梅》，與時代精神相悖，與社會環境不合，這樣的書寫，極不可取！《金瓶梅》作者是假借《水滸傳》中的北宋人物，而反映作者所處的明朝社會的。據專家考證，作品的時代大約在明朝嘉靖或萬歷年間。而此時的明朝，“是社會風氣最黑暗、最污濁、最腐朽的時代。”③明朝末年，社會腐敗，階級矛盾加劇，貴族士大夫酒天花地，荒淫無恥，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最后在滿族入侵與農民大起義的烈火中壽終正寢。當時《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他為了迎合當時士大夫低級趣味的精神需求，在《金瓶梅》中極盡色情描寫，以取悅讀者。這是《金瓶梅》產生的時代背景。“應該說，在《金瓶梅詞話》以前或同時的我國小說中，沒有一部能夠像它那樣深切地揭示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④很顯然，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已經與《金瓶梅》的時代，大不相同。一部作品的語言藝術可以模仿學習，思想傾向則不能與時代精神相悖。否則，其文學價值便要大打折扣，其現實意義也值得懷疑。因此，出現一部所謂“當代《金瓶梅》”，作為百花中的一“花”，以“創作自由”的角度目之，可以有存在的理由，但決沒有被吹捧而成為“花中之王”的理由！如果硬要將它當做“化腐朽為神奇”之作，那么作為作者，那是一種心理癖病；作為捧者，則是在欺蒙作者和讀者。欺蒙作者事小，欺蒙讀者事大。作者、讀者、評論者，如此三者的詭異氣氛，怎不令人憂慮深深！因此，我倒是希望《廢都》與《暫坐》，遠離《金瓶梅》為好。或者只是襲其皮毛，未得真髓。這樣，問題倒還小一些。否則，如果真像被人稱譽的那樣，《廢都》、《暫坐》，從里到外，就是恰恰的“當代《金瓶梅》”，那就麻煩了！為什么？明朝末年腐朽的土壤，產生出了文學奇葩《金瓶梅》；面對“當代《金瓶梅》”，讀者必然要問：“當代《金瓶梅》”是怎么產生出來的？三思之后，人們將怫然驚呼：“今天也與明朝末年那樣腐朽了嗎？”豈不知，“當代《金瓶梅》”的出現，文學界把它當做一個“大作家”搞出來的“大成果”，對于國家來說，卻不啻遭受了一次侮辱——對時代的侮辱！人們不禁要問：那些吹捧《暫坐》為“當代《金瓶梅》”的先生們，你們相信今天的中國有著明朝末年那種腐朽衰亡的征象嗎？你們相信《金瓶梅》重現于今日的合理性嗎？奉勸褒獎“當代《金瓶梅》”的文學“權威”們，還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弘揚文學的社會主義人民性多做點事情吧！否則，任何為利欲而茍容的作為，任何拿公器以徇私的勾當，皆非君子之行，而是對文學這個圣潔殿堂的嚴重玷污！當今中國，已經不是五百年前《金瓶梅》時代的中國。今天的中國，正以雄健的腳步、偉大的理想，以前無古人的姿態，在消除腐敗，凈化生態環境，加速繁榮富強的奮斗中迅速崛起，這是世界所公認的。《金瓶梅》的時代早已經成為歷史；《金瓶梅》一書，只能作為藝術遺產存在于文學史中，要它在今天“返魂重生”并為其推波助瀾，恐怕人們是要質問的：自古文章重風骨，甘心頹靡，意欲何為？①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原載1933年《文學》雜志第一卷，轉引自《金瓶梅論集》，1986年版，第1頁③吳小如：《我對<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幾點看法》，《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④章培恒：《論金瓶梅詞話》，載《金瓶梅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作者系山東省濰坊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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