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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陶：｜文藝要反映好人民的心聲

點擊：作者：穆陶來源：“紅色文化網(wǎng)”微信公眾號發(fā)布時間:2022-10-15 19:26:54

文藝要反映好人民的心聲

——紀念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八周年

穆陶

今年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fā)表八周年。八年來，全國文藝界遵循《講話》精神，緊跟中央部署，文藝事業(yè)出現(xiàn)了蓬勃發(fā)展的新局面，令人鼓舞。

回顧八年來文藝創(chuàng)作實踐，繼續(xù)深入學習《講話》，讓文藝工作闊步走向新的征程，是十分必要的。

《講話》明確指出：“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5頁）

從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習近平同志說：“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既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同上，第14-15頁）

《講話》明確肯定了社會主義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與性質(zhì)。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見證歷史，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就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天經(jīng)地義的原由。

中國當代文學，新中國成立前后，有一個蓬勃發(fā)展的黃金時期。

當時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具有人民性的現(xiàn)實主義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如劇作《白毛女》，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三里灣》、《保衛(wèi)延安》、《青春之歌》、《紅旗譜》、《創(chuàng)業(yè)史》、《李自成》、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等等。

這些文藝作品，真正體現(xiàn)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真實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后朝氣蓬勃的社會景象，也體現(xiàn)了作家鮮明的階級感情與無產(chǎn)階級的政治立場。

這些作品，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傳遍了中華大地，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為燦爛的一頁。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諄諄告誡我們：“文藝創(chuàng)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xiàn)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fā)、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應該用現(xiàn)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xiàn)實生活，用光明驅(qū)散黑暗，用美善戰(zhàn)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同上，第22頁）

這就是“人民的文藝”的根本特征與要求。由此讓我們想到，尚美尚善，應是人類的本性。“用美善戰(zhàn)勝丑惡”，理當是包括文學在內(nèi)的美學的本質(zhì)追求。

但有的作家不這樣認為，而是把“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作為文學的宗旨，如果是“贊美”，那就是“值得懷疑的”。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文學觀，人民群眾并不認同。

因為這樣的文藝觀念，不符合文藝美學的客觀實際，是片面的，也是錯誤的。它違背《講話》精神，與“人民的文藝”的性質(zhì)與宗旨大相徑庭。

由此讓我們深切地感覺到，深入學習、深刻理解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澄清是非，是當前文藝領域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說：“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同上，第28頁）

這段話，聲如金石，振聾發(fā)聵，無論其學術意義還是現(xiàn)實意義，都是值得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刻領會、高度重視的。

是堅持“文化自信”還是“以洋為尊”，這是文藝領域兩種不同思想的重要標志。

多年來，在改革開放的發(fā)展進程中，有的人受歷史虛無主義影響，不僅拋棄了“文化自信”，還將“去思想化”、“去主流化”加以宣揚，且滲透于文藝作品之中，使其作品成為詆誣新中國、否定黨的革命歷史的“樣板”。這樣的文藝作品，自始至終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抵制，但卻得到“洋人”的青睞與褒獎。這樣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懷疑”的！

五十年前的蘇聯(lián)，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涉嫌改變蘇聯(lián)歷史的事件，其中索爾仁尼琴事件，便是文化界的一例。索爾仁尼琴是一個作家，他在二戰(zhàn)中曾經(jīng)是部隊的一名炮兵連長，后進入作協(xié)，又被開除作協(xié)，不久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歷史研究者認為，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他為“蘇聯(lián)解體”做出了“貢獻”。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同伙與支持者，卻將他稱為“俄羅斯的良心”。

這樣的“良心”及其教訓，難道不值得我們記取與反思嗎？

《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我們當代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同上，第26-27頁）

作家之于愛國主義，應是起碼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修養(yǎng)。要時時想著祖國的利益，想著人民的悲歡，想著人生的命運，這是《講話》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人有“人格”，國有“國格”，愛國主義就是“人格”與“國格”在作家思想與實踐中的具體體現(xiàn)。一個作家如果名利熏心，置國家觀念、國家利益于不顧，這樣的作家，其作品的“藝術性”無論如何高明，也是不足取的。因為這樣的作家，不可能是“為人民服務”的作家，更不是“大師”的品質(zhì)。這樣的作家，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者相比，猶如“螢光”與“明月”，“螢光”只能映照自己，而“明月”則能照亮天下，是不可同語的。

必須明確，無論“人格”還是“國格”，都與“階級性”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無需諱言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政治信仰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以“民主、自由”相標榜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兩種具有不同階級關系的國家，“國格”的性質(zhì)也就不會相同。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家，如果迷戀于“普世價值”的虛妄，熱衷于“外國月亮”的明光，便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如果再陶醉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以頹靡陰晦的筆墨，來抹黑、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文化人，“愛國主義”便無從談起。

倘若以“言論自由”為借口，在文化思想領域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新中國建設的歷史成就，進而否定自己的祖國，這就有了“出賣”的嫌疑。

祖國者，祖宗之國也。連祖宗都可以忍心岀賣，那還有什么不能出賣呢？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說：“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文藝界知名人士很多，社會影響力不小，大家不僅要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養(yǎng)上追求卓越，更應身體力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做到言為士則、行為世范。”（同上，第26頁）

多年來，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創(chuàng)作出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的文藝作品，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起到了“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作用。

但也有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被人關注的某些有影響的作家，卻偏寫“陰翳”而不寫“陽光”；偏寫“臭氣”而不寫“清風”；偏寫“頹廢糜爛”的靈魂而不寫“陶冶人性”的故事，置“紅色”于不屑，奉“黑暗”為寶典，如此文學亂象的產(chǎn)生與長期存在，無論是出于作家先天的“異秉”，還是由于后天的“染習”，都是對真、善、美的玷污，對光明與崇高的解構，是文學的左道旁門，受到人民群眾的鄙夷與批判，是理所當然的。

若問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往往會聽到如此的聲音：文學要寫“人性”，不寫“人性”，便不能“深刻”，便不能“偉大”。乍一聽，似乎不錯，可是細一想，原來這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理論游戲！

“人性”是什么？作為社會的人，“人性”是與“社會性”緊密關聯(lián)的，如果把“人性”中的“社會性”滌除，那就只有“獸性”了。君不見，有的作品，以寫男女交媾為專長，寫屎尿屁為新穎，這也是刻畫“人性”嗎？它能“陶冶人生”嗎？

怪異的是，這樣的頹廢之作，卻在文壇被某些“學者”、“專家”極力褒揚推舉，以至于使其長期占據(jù)著“文學名家名作”的席位，一度禁而復出，再度風光，于是毀譽交錯，爭議不息！不知這是文學的正常現(xiàn)象，還是香臭雜糅的荒唐。

這種奇異的“風景”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或曰與文壇“造神”有關。人間“造神”之事，其實是古今皆有的，同一個人，本來是“敗類”，有人卻把他說成是“英雄”，比如南宋的秦檜，當時就有人說他是才華出眾、堪當“狀元”之才。當今仍然有人把他說成“英雄”，并且還是“思想家”。（《秦檜大傳》作者）。這雖然是徒勞的，但也能混淆是非于一時。不過秦檜跪在地上向歷史認罪的那鐵鑄的形象，永遠見證著歷史。這歷史是人民的歷史，而不是“造神”的哪個人、哪個圈子所能改變的。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如此看來，無論古今，人為地憑借“話語權”來“造神”，終究是靠不住的，唯有人民與歷史，才是“神”與“妖”的真正裁判者。

必須明確，“圈子”造神，是混淆是非的嚴重誤導，所造之“神”，縱然“金光”一時，人民不認可，最終總是要被歷史拋棄的，即便史上留名，那也只能是臭名或罵名。

社會“人性”之區(qū)分，無非“善惡”二字。倘若有才無德，混淆黑白，擾亂國是，顛倒是非，如此“人性”，都是“惡”的特征。

“惡”性之人，也有大小之分，“偷雞摸狗”、“渲染色情”的行為，只是小惡；“欺世盜名”、“搖惑人心”者，則是大惡。古代懲治大惡的措施是很嚴厲的，據(jù)史料記載，孔子誅少正卯，姜尚誅華士，都是懲治“行辟而堅，言偽而辯”的大惡之人的千古案例。（分別見《荀子.宥座》、馮夢龍《智囊全集》）孔丘、姜尚（姜子牙），都是中國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們治國的故事千古流傳，可見其不朽的史鑒意義。

現(xiàn)代文明，重“法治”而非“人治”，這是社會發(fā)展的進步。時至今日，我們?nèi)匀辉谧x孔子，人性“善惡”這一千古話題，無論今天或未來，無論對“階級性”的內(nèi)涵如何闡釋，在社會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中，都是值得檢討與重視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們繁榮文藝的正確方針，是必須堅持而不能動搖的。但“百花齊放”不等于讓有害于人生的“毒花”肆意瘋長而不加扼制，更不能對其開放綠燈予以縱容與鼓勵。

一個有思想的作家，在“百花”之中，應當是自覺地有所選擇，將養(yǎng)心培性的香花奉獻給讀者，而不是把形似妖嬈而暗藏惡臭的毒花推向社會。

我們的文學是“人民的文學”，我們的作家是“人民的作家”，任何一個作家，無論水平高低，都不能把自己當做“精英”，把人民群眾看做不懂文學的“愚氓”；更不能以“創(chuàng)作自由”為借口，拒絕道義自律，拒絕人民監(jiān)督！

過分強調(diào)“文藝的特殊性”，甚至迷信“作家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從而有意無意地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亂象予以寬容，是十分錯誤與有害的。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國古代沒有“作家”這樣的專用名詞與行當，但“文學家”是實際存在的。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真正著名的“大文學家”，同時也是思想家、政治家。他們所以偉大，所以彪炳史冊，所以永駐人民心中，主要是因為他們有著為國家、為人民建功立業(yè)的思想德性，其次是因為他們寫出了有益于國家社會與人生的光輝文學篇章，屈原、賈誼、司馬遷、陳子昂、杜甫、白居易、辛棄疾等等，就是這樣的文學大家的典范。

文學離不開政治，古今如此，即便如《紅樓夢》、《金瓶梅》這些類似談情說愛的作品，如果探賾索隱，求其本事，（按：“本事”，指真實的事跡。出處見《漢書.藝文志》）便知它們都是與“政治”密切關聯(lián)的。李希凡先生研究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是有道理的。

文學離不開政治，作家離不開政治，更離不開人民，離不開“民心”。

宋代思想家、文學家范仲淹說：“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達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范仲淹：《用天下心為心賦》，《范仲淹全集》上卷，第24頁）不要以自己的私欲用事，應當以廣大民眾的情感作為自己行動的標準。與民心相通，才符合天人合一之道；深刻了解人民的心愿，人民的感情，才能做出像日月那樣光明正大照亮人間的偉大事業(yè)。

——范仲淹的這些話，雖然是針對政治層面講的，是對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但對于與政治有著密切關系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作家而言，同樣是十分中肯與適用的。這也證明了，自古及今，文藝是屬于人民的。

“民心”是政治的生命，也是文藝的生命。如果文藝創(chuàng)作，不重視“民心”，還講什么“為人民服務”？如果一個作家，一部作品，只有圈子中少數(shù)人說好，而廣大民眾卻不認可，這樣的作品，是不能稱之為“人民的文學”的。

當今有的作家，公開發(fā)表“遠離政治”的“去思想化”言論，甚至提出“要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這樣的匪夷所思之論，看似奧窔，實則荒唐！這樣“特殊”的“文藝創(chuàng)作論”，是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迥然不侔的。

作家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怎么可以“遠離政治”？怎么可以沒有“思想”？怎么可以強奸現(xiàn)實、好壞顛倒呢？如果承認現(xiàn)實中的“是非”可以顛倒了來寫，這還是一個正常的“作家”嗎？顯然，宣揚這種言論的人，其一是在自欺欺人，其二是在為自己作品的錯誤思想做掩護。沒有其三。

如果說文藝與作家真的有什么“特殊性”，那就是它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發(fā)揮著其他行業(yè)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讓人變好，也可以讓人變壞，它可以使社會改變性質(zhì)，可以使國家機器改弦易轍……

歷史證明，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生與變化，是有著這樣的作用的。如此看來，作為與意識形態(tài)有著密切關系的文藝與作家，是何等的舉足輕重，又是多么值得重視與關注！

對文藝領域某些錯誤思潮與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某些亂象，展開批評與爭鳴，應當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把文藝理論建設搞上去，把文藝創(chuàng)作的健康發(fā)展推向新的里程的必要措施，應當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