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生產方式都兼具技術維度和社會維度。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在與其歷史和現實的對立面的斗爭中發展自我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可能是異質性的，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有其宏觀和微觀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的現實性越高，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可能越向前發展。堅持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核心就是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首先要在根本經濟制度上保證經濟發展的利益由全體人民共同享有，而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

對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體論再認識

王今朝 熊暢琪 丁柄皓

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有其特性，但毫無疑問，它也必須反映科學社會主義本質的共性，否則，它在發展過程中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經過70多年的發展，現在，應該可以對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做出一種本體論的闡釋和詮釋了。這種本體論的闡釋和詮釋就是運用對立統一法則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同于其它生產方式的情況、性質，由此得出關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認識（包括動力、發展方向等）。

一、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對立物

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在與中國舊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的對立中逐步產生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它之所以是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是因為它是獨立自主的，解放了生產力的，有著充分的生產力發展潛力的生產方式。但它是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度里和帝國主義環伺的環境中確立的，所以，自確立伊始，它不僅要在與舊的落后的生產方式的對立中發展自己，而且要在與西方生產方式的對立中發展自己。

（一）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

“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春秋、戰國之交開始形成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以土地、鐵質農具、種子為主要生產資料，以糧食作物為主要產品，以畜力和依附地主的人力為主要動力，以大量土地被地主占有而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耕種地主土地并向地主繳納地租為特征的生產方式。這不是說封建社會的中國沒有其它生產，而是說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首先和主要是一種農業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其它產品的生產處于從屬于、服務于農業生產的地位。中國封建社會的手工業無論怎樣進步，對于封建王朝的穩定都不起決定性作用（反而可能起破壞作用）。盡管有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對生產力的破壞，封建社會這種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生產方式也長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使中國在近兩千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最富裕、科技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當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手工業的發展為條件之一）后，這種生產方式的落后性就被注定了。中國必然要打破這種舊的變得落后的生產方式，必然要建立新的生產方式。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機器大生產基礎上的。只有通過機器大生產，資本主義才能創造出大量用于交換的產品，才能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才能產生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方式。因此，蒸汽機、紡織機構成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個物質基礎被少數私人占有了。在這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下，資本家支付工人工資、自己拿走利潤、向政府交稅，產品交換主要通過市場來完成，要素則通過市場與企業內的指令來進行配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要求資本家能夠雇傭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因而要求勞動力市場越來越發達，能夠把越來越多的工人聚集在一定地方（工場、企業、城市）進行生產。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轉化為依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從而也就越來越使依靠農業地租生活的地主破產，使地主階級逐步失去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因而使英國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生產方式轉移到以工業為主導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業從屬于工業，農村從屬于城市，無產階級從屬于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滿著嚴重的階級對立。恩格斯曾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從事創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特別是在歐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是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斗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在20世紀后期，帝國主義的金融化得到進一步發展。階級對立在國際上表現為尖銳的民族對立。

（三）1921-1949年時期中國生產方式的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打開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缺口。在洋務運動開始前后，中國開始生成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直沒有條件成長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洋務運動是封建官僚用農業甚至幫會的管理模式來管理工業，因此發展的不是工業化的工業，現代化的工業，而是農業化的工業，封建化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地主階級的腐朽使得中國陷入到空前的災難中。在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把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作為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生產關系的代表，把代表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一個既有參與中國民主革命的積極性又有對內外強敵的妥協性的動搖不定的階級。發展新的生產方式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工人階級肩上。

早在井岡山時期，中國新型生產方式就誕生了。第一，1928年10月，中國共產黨就依據井岡山土地斗爭的經驗，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系統地變更土地所有制，均分土地，主要實施15%的土地稅，并實行因地而異、因時而動的較為靈活的征收政策。第二，軍民一律參加生產勞動，解放婦女，讓婦女也參加種田。第三，進行包括修路、興修水利（水塘、水壩、水渠等）、保護水土在內的農田基本建設。第四，保護森林，植樹造林。第五，興辦紅色圩場，開展貿易。第六，清除官府和地主稅卡，保護工商業。第七，制造新型貨幣。第八，溫和地對待土豪，而不是絕對的“打土豪”。在中央蘇區時期，“一蘇大”通過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決議案》，為蘇維埃政權規定了有關工農、商業、財政、金融和市政建設等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和依據。具體來說，一是統一財政、加強管理，中央蘇區政府建立和健全了各級財政機構，制定和頒布了預決算、會計、國庫、審計、稅收等各項財政規章制度；二是通過發行革命戰爭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籌措資金；三是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實行統一的金融政策，包括債務、借貸、貨幣及發行；四是金融管理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頒布了《國庫暫行條例》，直接由國庫實施國家所有現金收入、保管、支出的管理。可以說，在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時期，社會主義的或者說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都已經開始了。只是由于條件限制，還沒有來得及大力發展現代的工業，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產主要不是為了交換，而是主要為了保障供給。

在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國新型生產方式進一步成型。第一，在民族矛盾上升的背景下，變沒收地主土地為減租減息，變沒收富農出租土地為保留富農經濟政策，取締高利貸，并解決減租政策中的具體問題（1946年后改為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第二，在“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總方針和公私兼顧的原則指引下，大力發展公營經濟、集體經濟，允許民營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發展，形成以公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補充的格局。公營企業是政府本身依靠其具有的非私人所及的資本和能力所舉辦的凡私人所不能或不敢舉辦之事，如修路開礦及重工業等，也是提倡與資助廣大群眾有利益的事業，如日用必需品之輕工業等。延安時期，中國初創了包括紡織、機械、石油、造紙、化學、制藥、煤炭、印刷、軍工等在內的現代工業。“公營經濟事業成為我們保障財政供給兩大來源的一個主要基礎”，公營經濟對黨政軍的供給量“超過了人民以租稅形式交納政府的供給量”。第三，對公營經濟實施成本核算、質量管理、統一生產、廠長負責等等。第四，成功發行邊幣，取得貨幣斗爭的勝利。第五，由毛澤東親自制定經濟財政政策的總方針、總原則，并設立相關機構（如邊區建設廳、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邊區總工會、西北財經辦事處）加以管理，逐步建立起政府統一領導的機制。 這個時期和以后的相當長時期內，經濟工作都是為政治工作（核心是獲得政權）來服務的。經濟工作的重心依然不是發展經濟，而是保障供給。發展經濟只有等待全國解放之后才有系統的可能性。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總結到，“中國的經濟，一定要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以前，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由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組成的過渡性經濟。

二、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

新中國建立不久，就開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毛澤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來說，現在還能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比較起來，就很不優越，而且日益走向沒落和完結”，這樣，在毛澤東眼里，資本主義就是現代社會發展生產力的低能兒了。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一）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動力機制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強調了矛盾的普遍性及其對于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動力機制就是矛盾。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矛盾的客觀性，必須承認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就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為動力建立起來的。

生產關系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也就是階級問題。毛澤東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深情地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搞群眾運動，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就為中國社會主要生產方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學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現代性工業約占10%，農業和手工業約占90%。面對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為了發展經濟，毛澤東說，“我們依靠誰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胡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誠然，在揭示人類社會形態發展規律時，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決定性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第一位的，但一個經濟落后國家在謀求自己的生產力發展時，它就不能不把生產關系作為原因變量，第一位的變量了。

（二）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的歷史過程

毛澤東看準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解放后，中國共產黨就采取一個又一個戰略性政治經濟舉措：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和官僚資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即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集體化、公社化、實施五年計劃、推出鞍鋼憲法，甚至發動文革，徹底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使得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調動了空前的社會主義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使得中國生產力得到充分的解放，從而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科學技術大躍進奇跡和經濟發展奇跡。毛澤東曾說，“我們的大躍進，就是實現這種計劃或那種計劃的嘗試”。

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和官僚資本形成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首要物質基礎。195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的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那些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而不主張立即向資本主義發動進攻并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底根據毛澤東思想中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的理論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地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成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策基礎。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初步建立后，中國面臨的是怎樣的社會關系、怎樣的社會矛盾呢？毛澤東在1956年歸納出了社會主義生產發展所面臨的十大關系。毫無疑問，這十大關系以及它們的關系直到今天依然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生產的方方面面。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一步對十大關系進行抽象總結，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了發展工業所必須的技術引進之后，毛澤東的工作重點移到了農業發展上。他領導中國農業從小農經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發展到了集體化和公社化的階段。人民公社既是行政組織同時又是經濟組織，是一個牌子同時履行政治經濟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組織設計。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盡管毛澤東改變了對新中國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其中，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目標要求，多快要求的是高速度，好省要求的是高效益，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要求的是手段，它要求發揮人民群眾的主人公精神、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它與西方的創新是不同的，對立的）。這說明，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生產力發展的。1963年，毛澤東再度強調：“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不僅重新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而且指出，可能有三類社會主義國家：一類是退回到資本主義，另一類是不滿足于現狀，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有一類是達到一定階段就停頓下來。毫無疑問，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是取決于階級力量的對比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表明，本來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是可以修正主義化的。而這早已在中蘇論戰中被毛澤東所指出。晚年的毛澤東念茲在茲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如何從根本上建成，如何鞏固，如何避免資本主義復辟。

（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階級結構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指專門適用于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能允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因此可能是一種混合生產方式。就一個國家而言的生產方式可能是異質的。但是，就一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而言，它應該具有高度的規定性。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就是以體現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機器或高科技產品為主要生產資料，以它們的公有制為主要的制度基礎，消滅了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的雇傭關系并以工業生產為主要內容的生產方式。

第一，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沒有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的生產方式。既然物質產品的生產是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資料所有權安排就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制度安排。這是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了一個社會是否有某個少數人集團占據大量經濟剩余，而少數人是否只能得到勉強維持生存的生活資料。社會主義把生產資料掌握在社會手里，為全社會享有生產力發展成果提供了最重要、最基礎的制度安排。那種少數人拿利潤、利息，多數人拿工資的制度只能是資本主義制度。當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后，生產方式就必然是社會主義的了。歸全社會所有的利潤越高，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就越高，反之則越低。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資產階級，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出現一種食利階層，即以股息和利息獲得收入的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資產階級存在的土壤，自然應該消除擁有大量房產、股票、債券的現象。

第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公式。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根據技能、資歷、工作強度、區域來確定不同勞動者的不同的但差異不大的工資水平（避免出現工人貴族）。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采取一種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來限制過度勞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應該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應該使名義工資能夠隨著國家的發展適時地加以提高。毫無疑問，在實際運行中，這種制度還是會產生矛盾，但它相對其它的制度應該是矛盾最小的制度。

第三，僅從個人收入看，社會主義國家可能出現異化。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也可能出現工資的嚴重分化。勞動力越是商品，則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就越低。毛澤東研究了蘇聯已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研究了蘇聯不同社會階層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關系。他說，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事情總要從兩方面來看。既然有高薪階層，那就一定有低薪階層；既然有富裕農民，那也一定有非富裕農民，而且后者總是占大多數。有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就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兩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相互斗爭，就是必不可免的。

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有資本、勞動力的價值、工資、剩余價值、利潤等范疇，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也有商品、貨幣、價格、價值等范疇。社會主義如何區別于資本主義，就在于這些范疇是否發生以及發生了多大變化。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有賴于鞏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規則和秩序。馬克思指出：“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鞏固這種規則和秩序，首要的就是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鞏固工農聯盟，而不能實行會產生資產階級的政策，更不能實行讓資產階級坐大的政策。這就是中國古人早就提出的防微杜漸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應用。它意味著必須把政治工作貫穿到經濟工作的各個方面。政治掛帥的首個含義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訓練人、改造人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不能建立起迫使人們在市場上銷售他們的勞動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體系，不能把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公變為必須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計的無產者。

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宏觀運行框架

從宏觀上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還有賴于正確處理宏觀上的矛盾。除了階級矛盾之外，宏觀上的矛盾首先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其次是經濟上的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它包括這種生產與那種生產的關系，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等等。除此之外，還有綜合平衡物資與資金、供給與需求、城市與鄉村、產業結構等，限于篇幅，這里僅討論最主要的兩大關系。

（一）政治與經濟的主從關系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要堅持“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原則。列寧提出，“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列寧認為，“最重大的、‘決定性的’利益只有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具體說來，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中國實際的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距離是最大的政治問題。可以說，所有經濟問題，如農業問題、國企改革問題、財政金融問題、價格問題、經濟增長問題，都有政治屬性，都可以看作是政治問題，都必須從政治的高度加以看待。生態環境問題“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當社會出現各種風險，甚至顛覆性風險時，必須從政治的高度來規避和解決。從政治的高度看問題，實際上就是讓工人和農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應有的保障，必須制止一切侵害工人和農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事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要處理好實體經濟與金融的關系。金融業雖然會帶來價值增值，但實現使用價值增長歸根結底還是要依賴實體經濟發展，金融業發展必須與使用價值增長相統一。

為了掃清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必須盡可能地破除一切消極因素，破壞因素，甚至敵對因素。在社會主義時期里，還存在著地主、資產階級私有制意識形態、自私自利觀念、隨時謀取私利的舊的習慣勢力，仍然威脅著公有制經濟的安全和正常發展。私有制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殘余是修正主義以及和平演變的誘因和基礎。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因此，必須始終堅持政治掛帥（提高人民覺悟），堅持經濟、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大慶、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可以說是政治掛帥的典范。國家機關的設置，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保上層建筑掌握在人民手中。一方面，人民管理上層建筑意義深遠。應該鼓勵人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政治，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它既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調動人民社會主義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的根本措施，也是防止管理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犯官僚主義錯誤和搞特殊化的重要舉措。應該把來自生產第一線的一批優秀工農群眾代表納入中央一級政權機構。這是人民管理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聯系群眾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干部需要“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在黨的九大上對參加中央委員會的產業工人和農民成員說：“要注意一個問題，不要脫離生產。比如這次參加大會的，他們在單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縣做工作，如果脫離生產就和我們一樣”。毛澤東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作為改造世界觀，解決國家機關脫離群眾的問題，保證黨和國家的人民性質的戰略舉措，作為防范執政黨異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使經濟決策優化的重要手段。在他看來，那種僅僅依靠所謂專業化的優化手段是不夠的。

“利潤掛帥”與“政治掛帥”是對立的社會經濟管理思維。“政治掛帥”就是從人民的整體利益出發，做到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協調統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利潤掛帥”會導致“什么賺錢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關系到經濟建設高速度發展的基礎工業就不能建立，更不會有合理的布局，……，企業……就會封鎖技術秘密，任意改變產品方向，……，我國七億人口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就會得不到保障”。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要求國家宏觀調控決不能放棄行政手段。經濟手段（財政、金融、價格等）可以直接調節經濟關系，但主要是微調，而且針對的是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行政手段則更為直接，而且可以基于長期的觀點對整體利益進行規劃和調節。為了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更是不能不用行政手段。計劃就是一種強有力的行政手段。“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當然，計劃應該具有科學性、整體性。問題不在于要不要計劃，“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有賴于政治的穩定性。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警惕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必須防微杜漸，重視黨內出現的右的傾向性。黨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也可能犯錯誤，但這種錯誤所招致的成本遠比問題不斷積累激起革命的成本要小得多。

（二）經濟上的統籌兼顧、綜合平衡

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各條戰線，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在整體上做到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健康、科學、協調發展。統籌兼顧，是指作計劃、辦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十幾億人口的整體利益出發，處理好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比例關系，主要是生產與生產的關系、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外關系。正如毛澤東所說：“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一個戰略方針。這個方針，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實行這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諸如糧食問題、儲備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社保問題、醫療保障問題、各個層級領域的供求問題、各個產業的發展問題（如農輕重關系問題、住房與其它實體產業關系問題、實體經濟與金融關系問題、區域關系問題、中外關系問題、生產部門與基礎設施的關系問題）、經濟與軍事問題等等，都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大事。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這些關系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1、生產與生產的關系

生產是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處理好這種生產與那種生產的對立統一關系，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從資金、資源的角度看，不同生產之間存在對立關系。比如，要發展重工業，就勢必擠出輕工業、農業發展的資金、資源。這個時候，資金、資源到底如何配置就成為處理生產與生產關系的重要問題。總的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大國，應該把重工業優先發展作為一個基本方針。這是因為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也是統一的關系。軍品工業、民用工業、農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如果這種需求不能在國內得到滿足，那么，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這些重工業產品。而一般而言，社會主義國家常常面臨大量外匯緊缺。重工業的發展可以為軍品工業、民用工業、農業的發展提供雄厚的技術基礎。重工業發展還可以培養一大批技術工人、管理人員。這些工人和人員可以方便地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中去。當然，重工業也不能過度畸形發展。任何一個產業都不能畸形發展。發展重工業必須走依靠群眾、獨立自主、艱苦奮斗、勤儉創業的路線，而不能走“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那樣的市場換技術的路線，后者最多只能作為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補充性措施。

不同生產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對立，還有統一。投入產出的關系越來越復雜，環節越來越多，要求進行企業與企業、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大協作。公有制為大協作提供了基礎。社會主義生產應該是全國一盤棋，應該實施全國的大協作。各個企業對于原材料、燃料動力設備、技術力量、勞動力資金等的需求經常出現不平衡，大協作可以及時組織新的平衡。我國幅員廣闊，地區的均衡發展也需要協作，使經濟比較發達，物資比較豐富的地區積極支援其他條件較差的地區。大企業可以生產主要設備，但還需要眾多的小企業來生產附件，有的附件還比較復雜。發達城市需要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生產部門需要運輸部門、商業部門的協作。高級精密大型尖端方向的產業需要工業部門和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之間的協作，需要工人與技術人員之間的協作。只有通過協作，才能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最快的速度生產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產品，積累更多的建設資金，輸送更多的技術力量。以有余補不足，統一調劑，形成經驗上的相互支持。從全局出發，保證重點，照顧一般，最大限度地發展經濟。社會主義大協作是部門與部門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互相支援。

大協作是尊重唯物辯證法，運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于形而上學的孤立片面靜止的方法論，割裂了全局，割裂了局部集中、機動分工與協作的辯證關系。即使在現代信息技術產業中，大協作也是大勢所趨。在市場經濟下，如何發展大協作，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這甚至已經成為中國在芯片、操作系統領域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沒有足夠的個人和企業消費者、沒有足夠的技術供應者，中國自己的芯片生態、操作系統生態就難以建立。

2、生產與交換、分配、消費的主從關系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要求經濟發展戰略必須堅持生產重于交換的原則。市場的本義是交換。市場經濟就是交換經濟。然而，交換經濟只是人類的一個思想抽象物，世界上從來沒有純粹的交換經濟。一種戰略性產品如果沒有生產出來，就無法拿來進行交換，而要換得其它國家的這種產品，就必要付出超常的代價。這不僅直接限制人們美好生活愿望的滿足，也違背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義。在中國，只有充分地發展了生產，人們的分配、交換和消費才能得到逐步的滿足。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即使承認社會主義需要商品經濟，即使市場經濟建設是一項重要任務，也決不是核心任務。市場經濟的過度發展不僅無法適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且阻礙生產方式的發展。因為當大量人口，如農民和普通工人無法得到充分的收入又不得不在市場上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消費品時，他們的需求就是不存在的。在交換上，一般而言，在許多場合，應該貫徹勞動價值論，采取等價交換的原則；在一些場合，也可以根據需要或者根據計劃采取物資調撥制度、轉移支付制度。社會主義可以同時發展調撥經濟和商品經濟，并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二者的比例。

在分配上，縮小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工農差別、區域差別，使不同勞動者的收入不至于產生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對分配的要求。在不平等分配的情況下，如果大量人口所獲得的收入過低，就無法對所生產的產品形成有效需求，在一些情況下社會再生產就無法順利進行下去。

在消費上，應該減少不合理消費。人們的消費應該是從物質生活出發，以自身物質精神需要為限的實踐活動。如果僅僅追求物質滿足，而不顧精神需要，消費就成了無節制、無目的的活動。同時不合理消費會導致市場價格的混亂，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決定市場需求價格的情況并不鮮見，例如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房地產行業，部分城市的房價由該地收入最高的群體的購買力決定，而低收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需求難以在市場價格上得到反映。如果不控制不合理消費，勢必扭曲社會主義生產。

3、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系

中國是一個人口和地理的大國，有著悠久的中央集權傳統。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須繼承這種集權傳統，但同時也必須向地方分散一些權力，必須對經濟事務采取分級管理，而且必須使得事權和財權相匹配。向地方分散權力，是發揮地方積極性的重要手段。毛澤東說：“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同時，地方要提高利用這些權力的能力。從地方與地方的關系上，中國的生產方式應該采取一種區域差異化均衡的模式，不然人口就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地區了。

中央要負責規劃企業發展和協調區域發展。中央必須高度重視生產（而不是給予市場以過度的重視），高度重視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設立和發展。因為全民所有制企業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有這樣，地方政府才有重視生產發展和重視地方國企發展的可能。地方政府只有掌握了充足數量的地方國企，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財源，才能使得全國經濟實現較為平衡的發展。

4、中外關系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宏觀運行無法脫離與外國的關系，因為一些技術需要來自國外，一些資源也需要來自國外。在對外關系上，獨立思考，“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路，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特點，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應該遵循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

獨立自主并不排斥向外國學習。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比如，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因為西方的管理理論大多是要服務于鞏固資本的所有權的。

四、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微觀運行機制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微觀上應該結合今天中國的具體國情部分恢復鞍鋼憲法的作用。 

（一）黨對企業的基層領導

堅持黨對企業的集體領導，是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企業的制度保證。在毛澤東時代，所有的單位都有兩個平級的第一把手。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也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而不是一長制。廠長是管生產的，也就是說，金錢和物資是由廠長直接管的。所以，這個制度對廠長管理的督促和制衡表現在：黨委集體領導和集體決策，管理關鍵部門如人事、財務、物資、統計和質檢等等部門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這就對廠長形成一定的督促和制約。同時還有一個紀委，專門用來監督黨員和干部的違法違紀事件。今天，中國企業的管理權已經過度集中在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手里，可是，大量中外實踐已經證明，那種將權力集中于廠長、經理而排斥工人的管理制度是無效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黨的基層領導除了組織領導外，還有思想領導、政治領導。不能認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思想領導和政治領導是自然實現的。蘇聯自從赫魯曉夫上臺，就大搞“三無”（無戰爭，無武器，無軍隊），“三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及“兩全”（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推出秘密報告，虛無了歷史，模糊了認識。毛澤東認為，“思想動態就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應該首先抓”。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就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在企業管理中，要始終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各種官僚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小團體主義等錯誤思想。毛澤東還曾針對蘇聯修正主義強調政治掛帥、堅持黨的領導，認為干部和職工都要從全局出發，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兼顧眼前利益、長遠利益，國家工業各個部門都要學解放軍，都要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現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并建議從解放軍調幾批好的干部去工業部門那里做政治工作。

（二）平等的勞動關系

毛澤東說：“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第一，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直接關系到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勞動關系不僅是保障勞動權利、生存權利，還要保障發展權利。毛澤東認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是企業和國家的主人，理所當然地擁有管理企業和管理國家的權利。勞動者直接參加企業管理，既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保持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統一。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是最大限度的民主。沒有這種權利和民主，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就不可能是國家的真正主人。20世紀90年代幾千萬工人下崗失去了勞動權利，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權利。勞動者缺少權利，必然導致少數人掌握權利。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進一步攫取這種權利。而為了攫取這種權利，他們必須推出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蘇聯“變修”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勞動者掌握權利是保持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性質所必需的。這種觀點是對先鋒隊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管理，要實行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相結合。干部要參加勞動（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工人要參加管理（決策要民主，在大企業要成立職工代表大會，在較小的企業中為全體職工大會），要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比如，必須財務公開，大搞合理化建議的群眾運動）。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因此，完全可以把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看作是必須破除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有助于避免出現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命令主義的“大躍進”。命令主義的“大躍進”由于挫傷群眾主動性而蘊涵著導致歷史停滯甚至倒退的因素。只有破除這些資產階級法權，建立社會主義法權，才可能有大慶精神，大寨精神，才可能有全國人民“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廣大青年才可能“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邊疆和農村的落后面貌才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全社會才能形成“比艱苦、比樸素、比干勁、比貢獻”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風氣，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效率才能得到保證。

第三，厲行節約，艱苦奮斗。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勞動者的本色。毛澤東說，“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為了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市鎮上的工業生產，在消滅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必須注意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采取辦法堅決地反對任何人對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注意節約”。“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現在看，即使中國富裕后，也需要貫徹節約的原則。

第四，在國家管理層吸收普通勞動者的代表參加，是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重要形式。不能僅僅由通過行政晉升的辦法產生的干部來管理國家。事實證明，這種干部有許多是不可靠的。他們缺少必要的從事生產的經驗，有的無法找到正確的方法，有的甚至缺少忠誠。新中國的干部主要是從革命中鍛煉出來的。在建設過程中，要從社會主義企業的實踐中培養和教育國家管理人才和黨的領導干部。平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企業管理和國家管理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社會主義教育。

（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并重甚至精神鼓勵優先的激勵機制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把物質利益作為主要的激勵手段。過分強調物質激勵，可能導致分配出現兩極分化，背離勞動價值論的原則，而這意味著某些人要承擔成本，也意味著剝削的出現，從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然遭受蠶食。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要求在物質利益分配上堅持兩點論，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貧富過分懸殊和兩極分化。過分懸殊終究會導致兩極分化，必然妨害勞動者積極性，必然排斥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在經濟還較不發達的階段，把物質利益作為主要的激勵手段常常是一種誘人的方案。赫魯曉夫時代蘇聯那種過分強調個人物質刺激的辦法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是片面的，也與西方的一些研究相矛盾。

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靠技術加政治。社會主義社會既要有物質鼓勵，又要有精神鼓勵。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惟一原則，還必須有精神鼓勵原則。使工人階級的不同成員都覺悟到本人與整個階級利益的一致，勞動的積極性和熱情怎能不被激發起來呢？而積極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勞分配所得就越多，這不就是物質利益嗎？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調動廣大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保證他們真正以主人公的姿態，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團結一心，群策群力，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滿腔熱情地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樣，人們的物質福利就會均等地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按照一定速度水漲船高。

（四）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

社會主義國家要快速發展自己的生產力。“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使生產方式快速現代化，不能不主要依靠自身力量，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運動，來實現技術革命。

技術革命要求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知識分子，“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要有計劃地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趕超。要盡快完善科學研究機構、教育機構，要在科學技術發展上有大量投資，要對科學技術的主攻方向進行規劃，要密切科學技術研究機構與生產部門的聯系。

自力更生的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并不排斥有計劃地引進外國人才，引進科學技術研究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技術。所謂有計劃，就是要根據需要的急切程度來有選擇地適量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并在引進后盡可能提高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這就要求大力改進操作技術，挖掘設備潛力；盡可能地利用國內力量普遍提高半機械化、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和信息化的水平，積極試制高、大、精、尖、新產品，掌握尖端技術；大搞資源綜合利用和統籌；大力改善勞動組織和改進工藝過程。

要處理好技術人員與勞動者的關系、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的關系（技術與商務的關系）、技術人員與技術人員的關系。要實施科學技術民主，克服科學技術上的權威主義和官僚主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工作者和技術工人、普通勞動者的合作優勢，配以充足的物質資源，實現科學技術的快速追趕。

五、結  論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一當代世界最為先進的生產方式中，各種經濟關系、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仍然存在，它們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其沖突程度比其它生產方式的沖突程度要低一個數量級。矛盾無處不在，這些矛盾可以用經濟的和行政的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解決，而無須替代以其它什么生產方式。

盡管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依然存在矛盾，但由于它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對抗性程度上都要低得多，它就能夠以更加優化的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正是由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這個特征，中國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經濟和科技都實現了快速的發展，使得中國在短短的70年時間里達到了世界前沿。

堅持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核心就是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首先要在根本經濟制度上保證經濟發展的利益由全體人民共同享有，而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所謂根本經濟制度，不是法律的有關規定，而是客觀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現實。客觀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實決定了收入的分配，進而決定了財富的分配。因為它決定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勞動者是與自己的生產資料結合，而不是與他人的生產資料結合來進行生產。正是這個結合方式決定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人翁地位，決定了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決定了勞動者能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無法允許的范圍內實現自主聯合勞動，從而創造出能夠趕超資本主義的生產力。

【注釋略】

（作者：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熊暢琪、丁柄皓，均為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碩士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原刊于《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