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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離岸、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分別跌破7.25、7.24關口，分別為2008、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9月當月，在岸、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4.4%、4.8%，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下跌12%左右。

多數分析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跌是由于美元強勢引起。美元持續大幅加息，導致美元回流美國，國際市場美元流動性緊張，美元指數急速走高，全球非美貨幣均大幅貶值。相對于歐元、英鎊、日元、韓元等其它國際主流貨幣，人民幣貶值幅度是最小的。

筆者認為，在當今復雜動蕩的國際局勢和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形勢下，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步履唯艱的世界經濟中唯一一抹亮色，是各種不確定中唯一的確定性。

對比中美經濟走勢、中國出口增長和外匯儲備總量，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短期內人民幣仍有一定壓力；與深陷戰爭陰云與能源危機下苦苦掙扎的歐洲、日本經濟相比，中國經濟的穩定與增長更具顯著優勢，因而人民幣不宜與歐元、日元等貨幣作等量觀。

在當前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和國際變局加速演進的復雜形勢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甚至一定程度的強勢，符合國家戰略利益。

按照經濟學家巴拉薩和薩繆爾森提出的著名的“巴薩效應”（1964年），兩國的匯率取決于兩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期。一個國家如果經濟增長強勁，那么它的貨幣將會長期升值。

美元目前的強勢源于美聯儲持續大幅加息，這是美國為遏制國內肆虐了兩年多的“超高通脹”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伴隨美元加息，一方面帶來了美元指數的強勢上揚，一方面也引致美國股市、債市的大幅跳水，美國經濟也開始出現“技術性衰退”：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最終修正數據顯示，2022年第二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下降0.6%。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按年率計算已經下降1.6%。這意味著美國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出現下滑，陷入技術性衰退。

在居高不下的持續高通脹影響下，美國經濟活動低迷。數月以來，美國個人消費持續疲弱，工業生產和制造業增長停頓，固定資產投資和設備投資下降，進出口雙雙回落。

美聯儲9月大幅調低了2022年美國經濟預測，從6月份預測的1.7%大幅調低到0.2%，而高盛經濟學家的報告預測2022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零。

反觀中國，盡管經受疫情多地散發影響，經濟增長受到較大沖擊，上半年依然保持2.5%的經濟增速。

數月以來，中國政府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一攬子穩經濟政策和舉措持續發力，經濟恢復和上升勢頭日益明顯。生產需求穩中有升，消費投資穩步增長，固定資產、制造業、高技術產業投資加速增長，工業增加值增速穩定。特別是出口保持強勁勢頭，貿易順差繼續擴大，1-7月累計達到4823億美元，擴大61.6%，是十大工業國中唯一實現貿易順差的國家。外匯儲備規模繼續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

中美經濟基本面的反差，并不支持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有分析認為，美國加息和中國降息的貨幣政策反差，使人民幣承受貶值壓力。這也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質的缺乏說服力的結論。

實際上，盡管美聯儲今年以來累積加息225個基點，聯邦基準利率達到2.25%-2.5%之間，但考慮到美國高達8.5%-9.1%的通脹水平，美國實際利率仍為負值。與此同時，中國雖然小幅降息，1年期政策利率（MLF）為2.75%，人民幣實際利率仍處于正值范圍，遠高于美元。

中美兩國的經濟表現，善于用腳投票的國際資本的選擇可能更具說服力。外國投資者特別是產業資本持續加倉中國，今年1-8月，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高達8900億元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

在我國出口保持較高速度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國際收支基礎牢固的情況下，短期內對美元匯率急劇貶值需要重視。這固然與美元指數走高、國際市場美元流動性緊縮的外部因素有關，也與市場預期與心理因素作用、國際熱錢投機、游資趁勢“做空”人民幣、國內一些企業跟風“炒匯”等市場行為有關。

從更深層次說，此輪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也與國內某些理論觀點的推動有關。有些人以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小于歐元、日元、英鎊等其它貨幣作為說辭，似乎在證明人民幣貶值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考慮中國經濟走勢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搖搖欲墜的經濟表現不可同日而語，更不愿提及正在遭受美歐聯手圍毆和絞殺的俄羅斯盧布，依靠針鋒相對的有力反制已經殺出一條血路，走出了對美元及其它貨幣升值的截然不同的行情。

實際上，相對于中國雄厚的外匯儲備實力，游資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中國有足夠的干預能力和政策工具打擊這些“做空”勢力，捍衛人民幣匯率穩定。

強勢人民幣符合國家戰略利益

貨幣貶值，特別是劇烈貶值，是一國經濟出現嚴重危機的征兆。貨幣貶值往往伴隨債務危機、經濟危機、資本外流、市場動蕩和國民財富的劫難。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盧布對外貶值超過100倍，人民辛苦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幾乎歸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由貨幣匯率暴跌肇始，貨幣貶值加劇債務危機，進一步導致相關國家經濟下滑。

經濟學家們經常向人們灌輸的觀念是，貨幣貶值有利于促進出口。但這個一般的理論結論在復雜的國際貿易現實中，往往得到相反的例證（關于這個教條的剖析，參見筆者專文《人民幣升值影響出口？不必被廣場協議嚇著了》，觀察者網2021年3月30日）。由于貨幣貶值，出口的貨物量貌似可能增加，但出口的價值卻可能大大縮水，并不必然增加貿易收益，也無助于改善國際收支。

眼前活生生的例證是，美國依靠強勢美元，大大降低了進口價格，貿易逆差有所收窄，并對國內通脹壓力起到一定緩解。而其他主要工業國由于匯率大幅貶值，無一例外地出現貿易逆差。

傳統的出口強國如德國，今年出現近30年來首次貿易逆差，法國貿易逆差迭創新高，英國的貿易逆差連破記錄。日元兌美元匯率從年初的113左右，貶值到目前的約145，貶值了約28%。

雖然日本出口額顯著增長，但由于進口價格高企疊加日元大幅貶值，日本已連續十幾個月出現貿易逆差。進口價格飆升也推高了日本的通貨膨脹至9%，創有統計以來新高。

不僅如此，據經合組織預測，日本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將低于4萬億美元，這是1992年以來最低水平，日本GDP一夜回到30年前。

韓國對美元匯率貶值接近到2009年以來最低點，但韓國20種主要出口產品中，計算機、手機及零部件、石化產品出口都出現同比下降。同時，韓國連續6個月出現貿易逆差，這種情形上一次還是在25年前。新興經濟體越南、印度也出現貿易逆差。

我國既是出口大國，也是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進口國，人民幣貶值將加大進口成本，侵蝕我國企業利潤，同時對內輸入通脹。

我國商品出口價格下降，單位商品出口收益減少，因此需要出口更多產品予以彌補。人民幣貶值還使外匯儲備縮水，盡管今年我國出口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但外匯儲備規模仍有所減少，主要是匯率波動影響。

當前，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正加速世界格局演進，國際地緣政治形勢復雜多變，大國競爭趨于白熱化，各種不確定性急劇上升。在大變局的新時代，保持人民幣強勢，符合國家戰略利益。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增長正經歷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伴隨科技創新的不斷進步和制造業的技術升級，我們有條件追求更高的發展質量和更好的發展效益。

可以說，我們已經走過了靠低技術含量、低勞動成本和低價格競爭的早期階段，正在向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作為核心競爭力的高質量發展轉換。

中美貿易戰3年的較量已經證明，中國出口產品大部分不可替代（這既涉及到產能滿足因素，也涉及技術門檻）。中國制造可以無懼價格競爭，大膽地擺脫物美價廉的標簽，轉為物美價優，從而實現更多的價值。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核心是立足擴大國內需求這個戰略基點和國內超大市場這個戰略優勢，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改變過去“出口導向型”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更好滿足國內需求。

保持人民幣強勢，有助于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發展方式轉型，使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有助于推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增強出口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有助于推動對外貿易由重視出口和追求貿易順差，轉向更加注重進出口平衡，擴大進口，穩定出口，提高對外貿易的效益；有助于以相對低的成本進口我國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資源，更好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更好滿足人民不斷提升的消費需求，增強國內供應鏈產業鏈穩定性、可靠性。

提高國民收入和民生福祉的需要。改革開放初期，限于當時國內的資金條件和技術水平，我國實行較低的匯率，依托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環境成本價格，取得出口競爭優勢，迅速發展為世界工廠、世界商品第一出口大國、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

但同時，較低的匯率壓低了出口商品價格，并沒有帶來應有的出口效益。伴隨我國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依托強勢人民幣，可以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值，人民的勞動價值和技術進步因素在出口價值提升中得到應有體現，企業實現更多出口效益，從而整體提高國民收入，提升國民福利水平；強勢人民幣有利于進一步擴大進口，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匯率升值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實證。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匯率升值對于其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遠大于實際GDP增長。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從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累計增長99.6%；日元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5.1%，累計升值幅度為120.3%。從按美元計價的日本人均GDP增長來看，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于GDP實際增長的貢獻。

從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累計增長43.2%；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4.3%，累計升值幅度為95.1%。從按美元計價的德國人均GDP增長來看，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遠大于德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

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心地位的需要。貨幣匯率代表國家綜合實力和發展前景。保持人民幣強勢，有助于增強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強對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信心，從而牢牢穩住外資企業留在中國，并吸引更多外國投資者來中國投資。

保持人民幣強勢，積極擴大進口，可以向世界展示我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有利于鞏固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加上龐大的制造業對原材料、零配件和各類資源、能源的進口，中國內需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并成為驅動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動力。

如果中國未來成為世界第一進口大國，也將使世界更多地分享中國穩定發展的紅利，帶動其它國家經濟增長，提升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增強全球治理體系的話語權，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引領作用。

有利于增強對美博弈的戰略主動。美國從冷戰思維和維護霸權的需要出發，對中國實施戰略遏制和打壓的行動不會停止，要取得對美斗爭的戰略主動，必須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和斗爭砝碼。美國單方面發起的貿易戰已經宣告破產，且已陷入債臺高筑、通脹高企、經濟瀕臨衰退的困境。

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經濟體之一，美國要解決這些難題，離不開中國的配合。在全球供應鏈因疫情、戰爭和能源危機變得日益脆弱的形勢下，美國一時難以找到足夠的替代產能，對我國進口商品的依賴只會增強。咬住人民幣對美元不貶值，美國的通脹壓力就不太容易輕松緩解，這有利于增加我方的博弈籌碼，至少可以避免歐洲和日韓等國經濟被強勢美元沖擊的命運。

完整的工業體系、世界第一的規模和產能、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巨大優勢和潛能的科技創新，使中國制造業擁有強大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也是我們能夠保持人民幣強勢的底氣之源。

全面的工業化是中國制造業獨有的優勢。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即使擁有個別世界頂尖技術企業，也會因缺乏產業配套而難以為繼。離開了產業鏈條各環節和鏈條之間分工協作的結構網絡和產業集群協同效應，哪怕是工業體系的明珠也會黯然失色。

中國制造業的產能一枝獨秀。制造業產值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在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200種以上產品產量世界第一。比如全球超過95%的集裝箱都是中國生產。

在產能規模之上，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已今非昔比。光伏、新能源汽車、家電、5G等重點產業領域已躋身世界前列；通信設備、工程機械、高鐵、智能手機、消費級無人機等一大批旗艦企業和高端品牌走向世界；擁有一批處于全球產業鏈中高端的跨國企業，超過4萬多家“專精特新”企業，誕生出一大批“獨角獸”企業和行業隱形冠軍。

更重要的，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建基于科技與創新實力上，中國科技實力正在發生一系列顛覆性變化：研發投入全球排名第二，全球創新指數從落伍者轉變為領導者；人才方面，擁有全球最龐大的高端理工人才庫，成為知識資本的重要創造者。

創新驅動戰略成效顯著，高技術制造業增長持續領先，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新產業、新業態發展勢頭強勁，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3D打印設備、智能手表、智能制造、智能工廠、工業互聯網、工業軟件的發展正在引領世界新賽道。中國制造業新的競爭優勢正在形成，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加速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轉向以中間制成品和高技術產業為主，在全球價值鏈由低端向高端攀升。

在當今全球制造業版圖上，中國各種綜合優勢在加速集聚，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更加牢固。

新冠疫情爆發前兩年間，全球生產和供應陷于停頓，中國保持了穩定連續的生產，突顯出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針作用。

而在俄烏戰爭、全球能源危機的困擾下，中國的能源供應和供應鏈穩定優勢正吸引更多世界優秀企業落地中國。德國的巴斯夫、大眾、寶馬、默克等企業巨頭加速在中國投資，瑞士的英力士、法國的道爾達、西班牙的達諾巴德等也達成與中國的項目合作。

同樣受到高能源價格困擾的鄰國日本、韓國，也在加速對中國的投資。今年1-8月，日本、韓國對華投資分別同比增長59%和27%。國際局勢的演變使得全球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產業資本新的“避風港”。

說到中國制造，很多人關心我國關鍵技術被“卡脖子”問題。確實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方面，我國還存在明顯短板。比如操作系統、高端光刻機仍被國外公司壟斷；高檔數控機床、高檔儀器裝備等關鍵件精加工生產線的制造及檢測設備、關鍵基礎材料等仍然主要依賴進口。

“卡脖子”問題既要正視也無需過度渲染，更不必過于悲觀。因為世界生產體系特別是尖端技術領域本就是許多國家分工協作、相互依賴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自在科技創新的各個領域都占據領先，中國不能，美國也不能。

實際上在大國競技場上，中美兩國各有優勢，美國以創新特別是原創性技術見長，而中國則有原創性技術的市場、應用場景和使之產業化的能力與生態（科學家、工程師、合格勞動者和產業配套），兩者相輔相生、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世界科技創新的繁榮。

如果美國執意要搞封鎖，與中國在科技上脫鉤，那么，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大市場，就失去了創新賴以發展的巨量資金投入的來源，失去了中國這個最豐富最活躍的應用場景，也就失去了持續創新的基礎和源泉。

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已經實現了一個個重大科技突破。

回望新中國科技發展史，凡是西方封鎖和控制的領域，也是中國技術發展最快的領域：遠的如兩彈一星、核潛艇，近的如北斗導航系統以及登月、空間站、火星探測等航天工程。在外部壓力的逼迫下，中國科技與研發潛能將前所未有地爆發，中國人民蘊藏的驚人的學習力、創造力、創新力將得到空前的激發，不斷產出科技成果。

可以預見，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繼續提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將更加牢固。這是中國有實力保持人民幣強勢的最強大底層支撐。

世界之變呼喚理論創新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貶值，中國有能力阻止和干預。日本、韓國都動用了外匯儲備干預市場，努力穩住本國匯率，中國也沒有理由被有些人的人民幣“升值恐懼癥”影響。有些人不自覺地用西方理論教條為強勢美元尋找合理性，認為美元霸權不可打破，但這終究只是輿論神話。

今天，中國和世界都處于大變局的十字路口，國際秩序、經濟體系、全球治理正在經歷復雜深刻的調整與變遷，我們正面對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世界和未來。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很多人們已經習慣的理論、觀念、思維和經驗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建構。

俄烏危機、美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與反制裁，以及盧布在制裁前后暴跌與強勢回歸的反轉，促使人們對貨幣的本質、信用貨幣的“硬價值”含量、金融力量與工業力量的“虛與實”做出深刻思考，對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公正性與合理性進行反思。

在西方內部已經有學者提出，世界正在進入“布雷頓森林Ⅲ”體系——以金塊和其他商品為支撐。換言之，世界正在重回“商品貨幣”時代，以內部貨幣為信用的“布雷頓森林Ⅱ”體系正在坍塌。

如果說俄羅斯憑借自身天然氣、石油、礦產、糧食和化肥等資源和實體商品價值，可以支撐起一個強勢的盧布，那么中國規模全球領先、門類幾乎無所不包、且競爭力處于上升通道的制造業，實力、韌性足夠強大和穩定增長的實體經濟，完全能夠撐起一個強勢的人民幣。

在歷史大變局的新時代，走在復興路上的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中國人民，應該有更加自信豪邁的氣概，更加堅定果敢的勇氣，適應時代之變、世界之變，發揮歷史主動精神，立足中國發展實際，既正視不足也認清優勢，不盲目樂觀也不妄自菲薄，打破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跳出西方理論窠臼和制度框架，不迷信不盲從，勇于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建構適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經濟學派和貨幣政策理論體系，引領變革的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