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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樹軍：下一個中美競爭的焦點，錢學森67年前就預見了

點擊：6412  作者：歐樹軍    來源：科工力量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8-04 11:56:19

 

（1998年，87歲的錢學森的短文《用“靈境”是實事求是的》 圖片來源：新華網）

 

從“美麗新世界”到“數字割據”，再到錢學森提出的“信息靈境”，人類對互聯網技術發展的認識經歷了一波三折。在這樣一個一言一行都受網絡監控、都無法離開網絡的信息時代，我們該如何保護自身權利不受平臺侵害？由信息平臺構建起來的“虛擬國家”，又對傳統的國家權威和治理帶來了哪些挑戰？中美競爭的下一個焦點，會在信息領域嗎？

 

觀察者網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學院教授歐樹軍，解讀以上問題。

 

觀察者網：互聯網曾被認為是一個“美麗新世界”，是一個更人道、更公平、更合理的“思維文明”，但最終走向了數字利維坦、高科技封建。能否請您分別談談，互聯網發展對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帶來了哪些挑戰？

 

歐樹軍：互聯網帶來的新可能性，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它為每個普通人提供了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交流方式和溝通方式，因此也產生了全新的生存、生產和生活方式，人們也對這種數字化未來產生了新的期待。

 

這種新的可能性有助于人們從一種比較僵化的信息環境走向更美好的信息環境，也就是錢學森先生對信息環境的獨特理解，我覺得這個理解可能更具有中國智慧，也更符合我們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現實的和長遠的需要。在這個理解中，互聯網的確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人們全新的選擇，有可能締造出一個“美麗新世界”。錢老用一個更有中國味兒的術語來理解這個“美麗新世界”，就是所謂信息靈境。

 

在信息靈境中，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它為每個人提供了全新的生產、生活和工作條件，大大提升了普通勞動者的生產力，同時也大大縮減了過去由于時間和空間所造成的交流障礙。

 

在信息技術剛剛起步的第一個乃至第二個十年中，我們對其帶來的挑戰可能感受的不是那么真切，但在今天就非常明顯。這種挑戰就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個人隱私的沖擊，比如我們日常的交流、行動的軌跡，都可能隨時被信息技術所記錄、存儲、分析。也許這些信息的收集看上去是有所限制的，只是用于推送特定的廣告，但它顯然也是一個能夠時刻記錄我們日常生活的信息風險，而且這一風險已經是一個現實的處境。這種數字化的生存方式本身，它既有賦能的一面，同時又有可能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一面。

 

在今天的信息社會環境中，人們對于隱私、自由的需求越來越大，越來越高，不同社會群體都普遍感受到數字化生存的兩面性，而我們對于這種兩面性也有著自己的處理方式。

 

比如說對于個人生物信息，包括人臉識別、指紋信息，以及日常記錄的行動軌跡信息等，這些信息蘊含著某些商業公司所追求的用以建立自身盈利模式的可能性，而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則需要對這種可能侵害人們權利的行為施加限制和約束。這種限制和約束可以說是社會性的，來自于不同群體以及各個階層最樸素的、最直接的對于自我保護和行使自身正當權利的訴求。

 

而信息技術對國家權力的挑戰可能更復雜一些，實際上信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在很多基礎層面挑戰了傳統國家權力的根基，包括構成國家的各種基本要素，比如說它突破了傳統國家擁有的固定領土邊界，讓一個原來擁有固定疆域的國家，能夠直接感受到來自外部信息和各種力量的影響，包括價值觀念等等。其次它也在技術上給予了國家突破領土限制以及連接不同領土的可能性，形成了由信息巨頭演化而成的所謂“虛擬國家”。

 

第二，信息技術把傳統的公民變成了一個更抽象的符號——網民。在虛擬國家中，網民首先是一個消費者，同時又因為消費所留下的比如身份信息和購物等行為信息，變成了信息技術服務商盈利模式的支點，所以網民同時也是生產者。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形成了一個新的技術權威，并對傳統政治權威的合理性產生了挑戰。這個技術權威建立在通過低價甚至免費、然后逐步升級綁定付費的方式，吸引用戶進行信息消費和生產的基礎之上。信息定價的第一步就是通過免費方式來綁定用戶，之后再逐步收費，最終形成一種通過信息服務來讓網民生活更便利的商業交換方式，它的合理性來自于商業性的服務交換。

 

互聯網對于既有權威的合理性根源構成了新的挑戰，實際上互聯網的技術規則正在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如果我們用最寬泛的理解來看，主權就是對人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定義權。當然，這種定義權的前提是，它能夠掌握和使用人們的基本信息，包括行為和身份信息。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信息主權危機是虛擬國家對傳統政府和國家所發起的最嚴峻挑戰。

 

信息技術突破了傳統國家的舊邊界，包括領土、人口以及合法權威，如果我們認為國家權力是傳統上馬克斯·韋伯意義上對于合法暴力的壟斷，那么信息技術實際上正在改變這個定義。過去的暴力直接針對的是肉體，但信息所形成的暴力，是一種新的無形暴力。在此意義上，它全方位改變了傳統國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

 

 

（在京舉辦的2022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新聞發布會現場 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一點不僅僅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在西方世界信息技術興起的初期，也有很多相關討論。技術權威塑造出來的就是某種技術中立論，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技術理性是確定的。由于傳統政府在技術上的“無知”，由互聯網技術構成的虛擬國家自然應當以技術權威來治理，并且希望將新的信息領地變成某種政府權威不可進入的“保留地”。由于信息技術的擴張性，在對國家權力的挑戰上，將可能造就一個全新的全球信息社會和政治架構。

 

這種全球性信息空間的形成，也讓我們意識到正在面臨著一種新的挑戰：既需要在現實中維護我們固有的領土邊界，同時又面臨一個不斷突破傳統領土邊界的新空間。在這個新的信息空間中，誰擁有主權？如果從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最寬泛的主權定義來說，那就是誰能掌握網絡世界或信息環境下人們行為方式的定義權，誰就擁有主權。包括對人們表達方式、交流方式的定義權，這個定義權是基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因為技術性賦予了這個政治權威某種新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政治權威有了馴服技術權威的欲望。因此我覺得可以用發展、治理和安全這三個關鍵詞來分析我們自身和整個世界的信息化進程。實際上對于20世紀中期以來所興起的信息技術，以及60年代末所產生的互聯網新世界，以及90年代中期以來的全球信息環境，這個歷程同樣可以用這三個關鍵詞作為一個觀察和分析的入口。

 

觀察者網：談完了挑戰，接下來說治理。互聯網治理中，一個很重要的治理對象是“人”，很重要的一步是實名制的建立，打破了“匿名烏托邦”幻想。從這個角度來講，當公民變成網民時，該如何規范行為體？在治理上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歐樹軍：隨著中國接入美國的國際互聯網，窗戶打開了，蒼蠅蚊子也跟著飛了進來。網絡侵權（主要指知識產權）、網絡色情、網絡賭博、網絡詐騙、垃圾郵件、電子病毒等各種網絡違法犯罪現象，匿名性更強的暗網甚至成了“線上金三角”。互聯網的匿名性所帶來的公共安全、社會安全和網絡安全困境，成為中國與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

 

美國在其軍事網、政務網和學術網時代，就已經將公民身份的現實世界實名制，轉化為信息環境的數字身份技術實名制，通過網民的真實身份與其每臺信息設備獨一無二的互聯網數字標識符或地址的交叉比對，驅散了匿名烏托邦的迷霧。無論是公共服務，還是商業服務，都以實名制為基礎，以準確乃至實時識別用戶身份、標識符、地址為前提，個人的信用也以真實準確可靠的身份認證為基石。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電話實名制，這避開了網絡實名制的社會爭議，適應了移動互聯網崛起的時代需求，將“后臺實名、前臺自愿”這一中國信息環境下的獨特身份認證原則，嵌入到了內容層。

 

沒有身份認證，很難識別違法犯罪，就此而言，信息環境和現實世界沒有區別。信息服務商出于營利目的，信息用戶出于自我保護需要，都要求國家政府將現實世界的身份認證適用于信息環境。

 

人們常常忽略信息技術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同時強化“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去規制化”與“再規制化”、“去治理化”與“再治理化”。互聯網從不可治理向可治理的轉變，正是借助信息技術革命所催生的數字身份認證機制，將現實世界的身份認證嵌入信息環境。

 

觀察者網：正如您在書中提到的，互聯網平臺的權力增長，對國家主權帶來了挑戰。反映到現實層面，輿論上對于平臺擴張和對個人權利的侵蝕是非常反感的，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平臺經濟帶來的整合效應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對平臺的治理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方法就可以了嗎？

 

歐樹軍：首先我們需要去區分，究竟是相信技術決定論還是相信社會決定論？技術決定論意味著技術能夠決定人們對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模式的理解。社會決定論意味著，根據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意愿來決定技術走向。技術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之間的矛盾沖突，在今天這個人工智能時代變得更加突出。

 

我們看到的信息平臺就是新的技術變革，似乎它的基礎力量不再是一個天才式的科學家的發明，而是一個信息平臺的雇員；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公司科學家，他展現出來的這種技術創新往往是在一個信息平臺的整體結構當中，所以自然會面臨一個問題，即這種新技術所蘊含的人類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與信息平臺自身對牟取更多利潤這一自然內在驅動力之間的矛盾。

 

對于政府來說，就需要在商業需求和群眾需求之間進行權衡，要有更具有公共性的政策取向，更能夠從整體上把握國家的長遠發展方向。當然國家同樣也需要發展“高技術、新技術和尖端技術，來保障生存和發展，也需要這些新技術去構建一種更合理的國家治理模式。

 

信息技術所催生的大信息平臺，實際上和傳統商業巨頭——無論是制造業、大商業還是金融集團的內在驅動力是一致的。美國很早就有這樣的討論，比如“高科技封建割據”，或者高科技公司寡頭制。這種封建割據體制的內部可能是非常自洽的，包括員工福利也非常好，但這種商業帝國對于整個社會大眾來說是不是一件好事？對于政府來說是不是一件好事？這都是需要去深入思考和慎重處理的。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這些問題，實際上可能也并不是我們的特殊問題，如果放在一個比較視野下，在西方、尤其是由美國所引領的西方信息環境下，這種信息化發展所帶來的對于信息社會中不同群體自我保護訴求的回應，推動著互聯網治理模式的演化。在不同國家之間競爭中，如果政府要在互聯網治理中占據優勢地位，往往也都是以安全作為抓手。

 

 

（美國及其盟友近年來積極針對我國芯片和信息產業發動制裁）

 

比如美國“大安全觀”的提出，就意味著它更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處理內部和外部問題。在信息技術領域同樣也出現了這一現象，比如半導體供應鏈、稀土供應鏈、信息技術和服務供應鏈，都把國家安全理由嵌入其中，推動這三大關鍵供應鏈“去中國化”。而美國謀求的“去中國化”也推動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我們自身，去反思我們在整個供應鏈中的位置，思考我們是不是能夠形成一個自主的新供應鏈，形成自成體系的良性循環的供應鏈。美國事實上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所謂安全可控的自主供應鏈的建構，這必然會對我們自身的長遠發展和當下發展造成一些影響，這也是我們已經身處其中需要面對的長期國際環境。

 

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再來反思、處理我們自身的信息化和網絡安全問題，包括錢老所說的電子計算機革命和靈境技術革命，面對智能化的發展方向，如何去提升發展動力，如何確保信息巨頭不侵犯大眾利益、不違背公共安全、不損害國家安全。在美國這個相當強的外部“去中國化”力量的刺激下，如何形成一個自主安全的可持續發展和良性循環體系，需要政府、企業和公民等社會各方共同努力。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說的，信息技術推動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帝國建立，也帶來了新的網絡霸權。這其中以美國的科技互聯網公司為代表，它們建立了新的網絡割據，新自由主義理念在互聯網時代找到了新的依附。曾經有學者提出過“互聯網社會主義”，解決互聯網為誰服務的問題。從中美對比的角度來看，在互聯網治理領域，中國的出發點和歐美有哪些不同？可以提供哪些不同于歐美的社會主義方案？

 

歐樹軍：信息技術天然具有為大規模人口服務的能力，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服務，這是我們信息化的主要動力。當我們觀察美國的信息化，如果你在美國長時間生活的話，當你訂購它的日常服務，尤其是信息服務，美國的信息服務商可以直接定位到你家的電視網絡，可以實現一個非常牢固、精確的技術識別。

 

無論是你在網上的一系列瀏覽和觀看記錄，還是你訂購的網飛節目等等，這些都是可以用信息技術去追蹤追溯的。你的刪除權很可能并不存在，它是全方位記錄。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信息技術的資本主義特性發揮得非常明顯和明確。

 

跟美國模式相比，我認為互聯網既可以被用于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控制體系和商業模式，同時它也完全有可能去用于建構一個能夠為絕大多數普通人服務的共同享用、共同創造、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模式，把它的公共性發揮到最大程度。

 

 

所以，在比較意義上，中國的信息化建設實際上為縮減全球范圍內的南北信息鴻溝作出了巨大貢獻。全球南方在信息化時代中，各種關鍵信息資源的分配份額非常小，大概占1%。如果未來使用IPV6分配域名和地址的話，西方也在醞釀一種新的分配方案，還是把大量關鍵信息資源分配給美國和歐洲，分配給亞洲的比例其實比現在的IPV4還降了大概1/3。

 

如果用美國人的思維來理解這個事情，這種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手段的不斷延伸和擴展，同時也是人的自由的擴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實信息技術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為人的自由，為人民生活的便利，為人們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創造了巨大的可能性。

 

新技術創新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具有巨大潛力。因為信息技術的應用依賴大規模的用戶數據，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孕育技術長遠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又引出了一個問題，其實信息技術誕生之初就有這樣的爭論，即美國式的服務于經濟自由主義的信息技術，和蘇聯式的電子計劃經濟之爭。在今天，這兩種可能性正隨著大型商業信息平臺的興起而重新產生爭論，我們也正身處其中。

 

我認為在這個層面上，人們的確需要重新認識信息經濟的雙重性，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整個國家在大國競爭中的前途命運之間的關聯，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前途命運又是緊密關聯的。比如由于美國所推動的經濟脫鉤和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舉動，我們可能會損失大量的外貿訂單，我們普通人的生活馬上就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觀察者網：那是不是說現在這樣一個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我們又進入了一個數字自由主義和數字社會主義之爭？

 

歐樹軍：今天這兩種碰撞越來越激烈了，美國內部也正在醞釀更全面的新冷戰戰略目標，在信息領域的表現就是，認為將來世界上可能至少出現兩個互聯網，一個是由美國主導的互聯網，一個是由中國、俄羅斯領導加上其他國家包括整個亞非拉組成的互聯網，甚至有人想象出了一個“金磚國家互聯網”。

 

這些想法實現的前提是重構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能力，包括鋪設跨大陸、跨大洋海底光纜乃至更先進的全球通訊設施的技術能力。這種能力實際上一直是英國、美國比較強，因為今天中國可能也有了這種技術能力，所以他們對于我們這個競爭對手產生了恐懼，認為我們挑戰了他們，而且這種恐懼越來越強烈。這也表明兩種社會形態的斗爭，或者說兩種社會形態之爭，正在愈演愈烈。

 

觀察者網：貿易戰以來，我們明顯看到美國霸權在互聯網領域的延伸。從構建全球互聯網秩序的角度，作為在互聯網技術和治理領域都屬于后發力量的中國，如何將世界信息環境從單邊霸權的“技術利維坦”變成“信息靈境”？

 

歐樹軍：美國國家安全局在猶他州沙漠里建了一個龐大的全球信息監控中心，它的宗旨就是探查一切、收集一切、分析一切、利用一切。這個體系是建立在五眼聯盟基礎上的。

 

而五眼聯盟就是傳統上的盎格魯-新教國家，它其實是一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聯盟，他們在美國的對華攻勢當中，始終是站在一起的，盡管英國也許有一些差別，但是，如果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策略不轉向，這是特朗普確立的政策，然后拜登全盤接受，而且不斷加碼，那么他們就始終是同一個陣營，并且拜登政府上臺后也有意借助歐洲或者所謂跨大西洋伙伴關系來推行它的大國戰略競爭策略。

 

我們將要面臨的一個情境是美國很可能很快采取舉動，首先限制美國國內數據的跨境流動，然后限制乃至禁止所有與中國有關聯的美國信息技術服務商遵守我國法律進行數據本地化。

 

采取這種限制對華數據流動的舉措，就是要在信息技術領域形成對中國的戰略進攻態勢，當前已經有一個新的跡象，美國政府要限制云數據的使用，接下來可能這些步驟會一一落實，這也表明先進技術已經成為中美大國競爭的一大焦點。

 

 

1956年，錢學森回國之后，和一大批科學家合作，共同為新中國制定了12年科技發展規劃，他認為應該重點發展的那些技術到今天仍然是關鍵技術，包括半導體、電子計算機、自動化、無線電、導彈、原子能等技術，今天看來也都和信息技術有密切的關聯。

 

我認為數據的本土化和數據的跨境流動，將會成為下一個中美競爭的焦點，而且這種競爭實際上已經展開了，表現為信息技術和服務領域的激烈競爭。那我們怎么應對呢？就是必須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我們今天可能很多領域并不是要主動去脫鉤，很多時候是被動去應對，逐個處理關鍵供應鏈中的“去中國化”攻勢。

 

美國在其特朗普政府時期就已經開始禁止我們的優秀學生到美國的STEM項目中留學，所以我們需要有自己的自主創新體制，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先進技術和尖端技術上能夠形成并保持優勢，能夠實現較好的軍民兩用技術融合。當然軍民兩用技術也是美國試圖限制我們的。總之，這我們要保持我們自己的非對稱戰略安全力量，在這個前提下，加快先進技術的自主創新研發。

 

在新的自主創新體制下，理順我們的知識生產體系，價值評估體系，以及相應專業人員的職級評估體系，這樣才能形成一股合力，既能面對比較強烈而且直接的大國競爭態勢，同時又能在內部保持前進的活力，保持作為一個古老文明大國和現代人口大國持續發展的動力。

 

【作者：歐樹軍；來源： 科工力量，整理/觀察者網 呂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