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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麟｜是時候將我們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現共同富裕”上了
點擊：7632 作者：徐麟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3-09-28 17:03:55
【摘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內涵。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自覺以社會主義的手段爭取人民的幸福，建黨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使中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同時堅信共產主義社會形態的高級階段必然降臨。過去，我們工作的重點一直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現在，我們工作的重點要放在“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從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問世到現在，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已經存在了175年。
19世紀中葉國際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馬克思、恩格斯系統提出了現代資本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理論，論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超越，作為社會形態，是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新的發展階段，必將替代資本主義。
從長遠來看，共產主義是 “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見《共產黨宣言》），即作為“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而存在的“自由王國”（見《資本論》）。那時，由人類自己生產出來的財富多到無法限量，所以能夠做到“按需分配”。這是共產主義社會形態高級階段的可能狀況。它的初級階段被稱作社會主義，那里由人類自己生產出來的財富還不夠豐富，盡管縱向比較可以做到“共同富裕”，但不同人的“富裕”程度是有差別的，因為它只能做到“按勞分配”。[1]
歷史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可以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同時存在，雙方競爭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人堅信是共產主義社會形態高級階段的降臨。是否真的如此，當然還需要今后的人類活動實踐加以證明。
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起點是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國共產黨人在前沙皇俄國（此時改名為蘇聯）境內搞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建設。《共產黨宣言》倡議的“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
2、征收高額累進稅。
3、廢除繼承權。
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
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
7、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8、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9、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
10、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在蘇聯境內基本落實（其中“征收高額累進稅”這項針對資本家的條款因作為階級的資本家群體被完全消滅而沒有實施的對象）[2]。
盡管那時的蘇聯遠遠談不上是“最先進的國家”，但這樣做的結果是把19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了20世紀初的列寧主義階段。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在蘇共掌控的第三國際的政治幫助和蘇共的經費資助下建立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就無一例外都是列寧主義者[3]，一般的表述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講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當然指的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初心。這個初心最早體現為1920年11月定稿但沒有正式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
《中國共產黨宣言》由前言與正文構成，其正文分三個部分：
1、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經濟方面，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政治方面，主張廢除“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壓迫多數勞動群眾”的政權、軍隊和法庭。社會方面，要使社會上只有一個階級，就是勞動群眾的階級。一句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
2、共產主義者的目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而這個理想社會的實現，第一步是鏟除資本制度，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為此，要向工人、農人、兵士、水手和學生宣傳，以便組織大的產業聯合，并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引導工人和農民向資本家爭斗，奪取政權。第二步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3、階級爭斗的最近狀態。現在其他國家內的階級爭斗日見緊迫，其趨向是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自然狀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一面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余勢力作戰，一面要用革命的辦法造出共產主義的建設法。等到全世界的資本家的勢力都消滅了，那時候的無產階級專政還要造出一條到共產主義的道路。[4]
簡單地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就是通過自己的組織引導工人和農民奪取政權[5]，廢除“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壓迫多數勞動群眾”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
從宏觀面看，“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它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6]
“習近平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7]
從微觀面看，建黨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身邊的勞動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實例舉不勝舉。那些工農兵出身，一開始只為解除自己饑寒交迫的苦難而投身革命運動的就不說了，我們知道，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那個時代先富起來的中國人群體）的知識分子，他們革命，首先革的是自己剝削階級家庭的命。彭湃同志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
1896年，彭湃出生于海豐縣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鴉飛不過的田產”。彭湃自述家況是：“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當時海豐縣是廣東社會矛盾尖銳之地，官紳橫行不法，魚肉百姓。自小生活在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兩極分化，以救國救民、變革社會為己任的他，最終背叛了家庭，領導農民同地主階級作斗爭。
1922年，彭湃被任命為縣教育局長。他利用擔任海豐教育局長的機會，銳意整頓教育，聘用思想進步的留學生當校長、教員，倡導教育為勞動者服務，推廣普及農村教育。他用毛筆畫了一幅馬克思的巨像掛在教育局內，表達他要以社會主義為指導，改造中國社會的堅定決心。剛上任不久，他就組織縣城學生高舉寫有“赤化”的紅旗，舉行“五一”勞動節游行。海豐的官紳大為驚駭，縣政府馬上罷了他的職。
彭湃丟官后，把目光轉向了廣闊的農村，“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
初到農村，彭湃穿著一身講究的衣服，鄉下人以為他來收租討賬，躲著他。后來他換上農裝，戴上竹笠，光著腳板走到田間地頭考察農民生活，學習用通俗的語言與農民交談，向農民宣傳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彭湃堅定地認為，半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國民革命運動首先應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解放運動。
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與另外5位農民組成全國第一個農民協會——六人農會。彭湃將理想投入實踐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由有產者變成無產者。家中兄弟分家產后，彭湃把自己分得的田契親自送給佃戶。佃戶不敢要，他就將田契全部當眾燒毀，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燒田契的行動，在視土地為命根的農民眼里是驚天動地的事情，迅速傳遍海陸豐大地。
彭湃領導農會，從農民最直接的經濟利益入手，帶領農民聯合起來減租減息，抵抗苛捐雜稅。為農民辦免費教育，教農民記賬、打算盤，讓農民不受地主的騙。農會還在縣城辦了一所農民醫藥房，農民憑農會會員證看病，不收診費，藥費折半，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錢的待遇。農會還研究改良農業發展生產的辦法；幫農民去跟地主、官府打官司，調和爭端，解決糾紛；扶貧濟困，救濟孤老等。農民通過參加農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個人生活方面都直接受惠。短短5個月后，農會會員已達2萬余戶，農會管轄下的人口有10萬之多，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早引燃農民運動火種的“農民運動大王”彭湃，被農民們稱為“彭菩薩”。1923年元旦，海豐總農會宣告成立，“圖農民生活之改造、圖農業之發展、圖農民之自治、圖農民教育之普及”，彭湃不斷為農民爭取利益。1924年10月，彭湃等領導成立了廣寧農民協會，并建立了縣農民自衛軍，之后指揮農民自衛軍和孫中山大元帥府的鐵甲車隊取得了對地主武裝斗爭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的減租運動。到1926年，海豐縣農會會員達25萬之眾，占全縣總人口65％。很快，農會遍及了廣東省，廣東省農會成立，彭湃被推選為執行委員長。[8]
中共與彭湃齊名的搞農民解放運動的高手是毛澤東同志。他首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策略導致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誕生，中共掌握中國的地方政權成為現實。正是在那里，中共領導農民進行了“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探索。這種探索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自覺以社會主義的手段爭取人民的幸福，其最終歸宿是共同富裕。
新中國成立以后，執政的中共領導和推進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性變革，為推進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成功探索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小康社會的方法和路徑。
黨的二十大基于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和任務，“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它的時間表是：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9]
行文至此，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內涵的辯證關系大體上算是捋清楚了。
這幾十年來一直困擾著筆者的問題是黨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個被全國各地落實得非常到位的政策是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成分。公開發表的鄧小平同志關于這個政策的闡釋有3次：
第一次是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第二次是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
第三次是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就是說，到現在為止，這個政策已經執行了38年，涵蓋了新舊世紀交替前后的兩代人。我們看到的結果是，這38年間，確實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起來了，但他們是否做到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卻很難斷定。
鄧小平同志把這個“帶動和幫助”確認為“義務”。按照學界的解釋，中國公民個體或群體（可以表述為“地區”）所承擔的“義務”有3個類型：政治義務、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三者不僅在內容上不同，而且實現的形式也不相同。政治、法律義務主要依靠外在的強制力發生作用，拒絕盡這種義務，會受到相應的紀律或法律的追究；道德義務雖然也受外在的社會輿論的約束，但主要靠人們內心自覺的信念。
顯然，被鄧小平同志安排給已經富起來了的那部分人、那部分地區的那個“義務”既不是政治義務，也不是法律義務，因為它在黨的文件和國家的法律條文中沒有得到呈現，所以沒有任何外在的強制力對他們進行約束，他們“拒絕盡這種義務”，不“會受到相應的紀律或法律的追究”。這樣一來，這種義務就只能算是道德義務了。
事實證明，這38年間，盡管沒有任何外在的社會輿論對這種道德義務實施過約束，導致不想盡這種義務的人和地區比比皆是，但那部分人、那部分地區當中還是有過一些給落后地區或貧困人口、弱勢群體的金錢饋贈和人力支援，只是其動機是出于“內心自覺的信念”還是接受了某種社會勢力的指派，就不得而知了。
鄧小平同志曾引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話“我們不要搞平均主義，邊區政府的公辦企業要搞績效分配，要多勞多得，能工巧匠要給予適當獎勵”來做他的“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訴求并不抹殺不同公民個體或群體的收入差別，否則“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這樣的表述就不會進入黨的文件。
實際上，從黨的領導干部開始按期領工資那天起，中共就是承認收入差別的。但要注意的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與享受特殊優待、非法暴富完全是兩碼事。
筆者想說的是，過去，我們工作的重點一直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現在，我們工作的重點要放在“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
黨中央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一定會堅守馬克思主義者的諾言，最終實現惠及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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