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岳坶做爰中文字幕,国产成人免费无码视频在线观看,黄色毛片一级

網站首頁 > 環球聚焦 > 深度評析 > 閱讀信息

牧之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點擊：作者：牧之野來源：牧之野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6-20 12:22:47

承平已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卻猛然加速到來，認知思考一下這些問題，是比整日內卷，陷入瑣碎事務更必要和有意義的事情。

在內外影響越來越交織緊密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清晰界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就沒有辦法直擊要害和真正落實。

今天，我主要分析的是國際方面。

對于敵人，正如毛主席所說，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蛘甙牙匣⒋蛩?，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而對于朋友，哪怕是在某些領域有分歧，那也要拆掉心墻，摒棄成見，全力去爭取。

除敵友之問外，其實還隱藏著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我們自己是誰。

因為你只有真正知道自己是誰，才能抓得住主要矛盾，能撥云見日不受蒙蔽，也才知道你能團結誰，需要多花力氣，而誰是團結不來的，不能再養白眼狼。

在教員之前，中國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一次次揭竿而起，難道他們不知道去積聚最大的力量，去發動群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嗎？

他們很清楚，但是根本做不到。

他們有著自己所屬階層的認知局限性，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自己的溝通方式、斗爭方式、忍耐界限，它很難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身形，自然沒辦法跟中國的工人、農民產生真正的共鳴，所以更容易軟弱、妥協、承受不了失敗。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來，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

只有一個“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純粹的組織，真正做到以國內人民為己任，國家方才能在世界站穩腳跟，真正做到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國家方才能在國際斗爭中百戰不殆。

因此，朋友與敵人之問是認知問題，后一問則是方法論的問題，均等重要。

一、三個世界理論的劃分是否依然適用？

偉人之所以是偉人，因為他能把深刻的洞察通過最通俗的語句表達出來。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彼時國際局勢極為復雜，戰后兩極體系和意識形態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教員把蛋糕換了一種切法，認知上的降維打擊也從此改變了國際格局。

我們從戰略上指明了中國外交將以反霸權為主線，團結第二世界，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這為后來中美關系的恢復、中國外交空間的拓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而這樣的戰略決策，并非一開始就是定型的，而是經過了長期對國際形勢的跟蹤觀察和研判，并結合對中國自身實際不斷發展演進的成果。

新中國建立后，我們最初選擇了站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的“一邊倒”戰略，但卻越來越發現蘇聯對社會主義理解的偏差和帝國主義的味道。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萬隆會議表明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次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西方陣營內部英法和美國的矛盾，教員于是開始思考中間地帶的力量爭取問題。

毛澤東不同意世界戰略格局中“二分世界”的方法，提出了“三分世界”的觀點。在毛澤東看來，二戰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充滿著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美國是反動勢力的堡壘，積極推行控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擴張政策，叫囂美蘇戰爭，而蘇聯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在這兩大戰略力量之間，存在著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了 “中問地帶”。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就蘇伊士運河事件指出：“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

沉思十年，終于從“中間地帶”理論發展到“三個世界理論”。

這立即引發了全世界的共鳴，也讓中國的價值觀、中國創造的概念在不知不覺得到全世界認可。

所以我才在之前文章里提出：這個世界最銳利的武器不是船堅利炮，而是思想。

那么，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百年大變局的當下，三個世界理論是否適用呢？

個人淺見：也適用，也不適用。

說適用，是因為中美俄依然是世界的三個最重要的三角，而我們依然把自己放在一個比較謙卑的地位，沒有表現出自己也做“超級大國”，一直都在向全世界承諾“中國再強大也不會稱霸”。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中一些重要地緣政治國家開始崛起，他們既不想站在美國一邊，也不完全贊同中國或俄羅斯的理念，更多的需求是壯大自己的實力，增強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權和話語權，從這個角度看，“中間地帶”的力量并非減弱而是不斷增強。

因此，我們大的戰略方向，依然是團結第二世界，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

說不適用，一方面因為這里面國家的排序和實力出現了大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世界的底層邏輯發生了質變，力量的分類方式已經從單純的國別轉向了復合型結構。

從國家絕對實力的角度，現在是“一超多極”的狀態。美國美元霸權、文化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等加在一起的綜合實力遠超第二名，但隨著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崛起，過去遙不可及的差距在一步步被縮小。

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現在有且之存在“兩極”，而不是“多極化”的趨勢。因為中美的實力遠超追趕者，特別是在航天技術、第四次工業革命、經濟、文化軟實力等方面，中美占據了相對領先地位，后面的所謂“多極”不論是從制度優勢和實力比較，短時間都不具備追趕的能力。

從是否自主的角度，排除被寄生、被奴役、被控制、被棄置的狀態，全世界真的屬于“獨立自主”具備有國際秩序競爭力的大國其實屈指可數，而且那些被不同程度塑造、操控的附屬國家，短期也不可能有覺醒或自強的可能。

從文明形態的角度，我們真正面對的威脅，并不是美利堅合眾國或者大不列顛或哪個具體的國家，確切說并不是一系列的西方國家，而是不同文明形態+資本+宗教的混合形態一種有機體，他們之間的關聯、協同、利益糾葛，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別”的范圍。

簡單說，在我們津津樂道討論美國英國德國哪國的時候，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終極進化”，從而超越了“國家”范疇。

而這必將在未來的數字領域顯得更加明顯，它對別國的控制、滲透已經不再僅僅依靠過去的“土地、人口”等要素，也不必將大規模戰爭沖突當做首選行動。

主要發生在看不見、摸不著，打不到的沒有硝煙的戰場，是以不發生毀滅性戰爭為前提，以硬實力為基礎，以生物戰、金融戰、科技戰、貿易戰、輿論戰、信息戰、認知戰、太空戰等多形態，進行的沒有任何國家法、沒有任何底線的一場綜合形態的戰爭。

“敵人”和“朋友”的概念，變得越來越相對，它既存在國際社會，也同時存在在每一個國家的國內，因為我們真正的敵人已經演化成了一種可以偽裝，可以變幻形態，可以寄生，難以被摧毀的“高級智慧”。

而過去長期和平發展的慣性，讓我們的民眾放松了警惕，認為“世界本該如此”。

它與我們的文明，與我們的基因、組織架構都不太一樣，但也不是說它就是鐵板一塊，總是能鋪排“一盤大棋”，它是動態的、博弈的、復雜的、但也是致命的，我們很難直接窺探其內部的情況，只能通過行為來反推和驗證其邏輯。

有時它會用意識形態作為標簽，有時強調經濟模式，有時會引發戰爭。

比如西方資本的集體協同撤退，比如絞殺tiktok，已經超出了過去簡單“資本逐利性”的邏輯。

在這種大背景下，如果機械套用“三個世界”的理論，或者過去我們慣有的斗爭方法、經驗作為我們對外對內政策制定的依據，很可能出現比較“混亂”、對不上號的情況。

我們需要將不同的模型和當前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構建新的決策和應對系統。

二、杜鵑鳥

當想準確形容我們面對的是個什么玩意兒的時候，我想到了杜鵑鳥。

過去我是相信“人性善”的，不愿揣測有的民族或人一開始就“異化”，但看到了杜鵑鳥之后，或許從叢林法則的角度來看難以定性，但僅從人類的道德準則去評價，這就是“惡”。

杜鵑鳥具有孵卵寄生性，自己不孵化，它會飛到別的鳥窩，扔掉宿主的蛋，然后把自己的蛋下在那里。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鳥媽媽分不清楚哪個蛋是自己的。

而因為基因的原因，杜鵑幼鳥會比其它鳥類出殼快，它會先出來，搶著吃大量喂食，然后把別的蛋和幼鳥擠下巢穴摔碎摔死。

其實這種復雜的形態有機體，與杜鵑鳥有著近似的特性。

過去，在產業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秩序中，土地、人口是必爭的要素，戰爭則是最為重要的手段，但從效率和成本的角度講，并不劃算。

這就有點像鷹隼或烏鴉具有攻擊掠奪別的鳥巢的行為，但會遭到奮力抵抗。

特別是經過了越南戰爭、朝鮮戰爭、阿富汗戰爭后，資本主義慢慢也在進行改良和進化。

為了贏得冷戰，美國覺得，用經濟和戰略的方式展開競爭，要比美蘇發生戰爭要更安全。

它在不斷改善民眾的生活水平，同時建立了篩選、隔離等一整套體系制度，形成了個體的相對比較優勢，用操控人心的方式獲得勝利。

操控而非直接，本身就是更高維度的方式。其實就類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言傳身教”“知行合一”對應強迫式的說教。

這也是為什么民主黨建制派自我覺得管控競爭可以贏得中美博弈的道理相似。

因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后，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它把自己的產業和污染都轉移到了外面的國家，并通過全球化的網絡和美元霸權，采用“孵卵寄生”的方式，實際操控了很多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體系。借用強大的輿論操控力，去給操控國精英階層洗腦，去復制和植入自己的一整套體系，包括民主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模式。

對中國也一樣。

我們看一下，國內這么多年，還剩下多少“民族品牌”沒有被國外染指。

美元潮汐之下，稍有不慎，百年企業就會被低價收購。

僅摩根大通一家，就持有中國最主要幾家房地產企業的股份，這樣，在合作發展之時，它可以獲得我們發展的紅利，而在關系緊張之時，它反手就可以將此作為金融戰的彈藥。

如果不加限制，早就不是現在的狀況。

阿根廷的米萊，再過幾年，就能把阿根廷國內最好的資產，都賣給貝萊德和先鋒領航。

這樣，五年一換，資本就可以通過操控政治、經濟的方式，長期不流血不付出代價的方式，控制這個國家。

用白手套和看不見的體系，完成過去需要用戰爭和條約才能完成的征服。

看似非常文明、紳士，其實更為隱蔽和殘暴，讓很多國家成為“僵尸”。

并且，最為重要的事，與那些受蒙蔽的鳥媽媽一樣，本國的民眾很難意識到并且形成共識。

過去，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國共中有良知的官兵都知道一起打鬼子，還有國共合作。

如今，在“民主、自由”的外罩下，可以被看見的敵人消失了。

不僅消失，它還能給你植入蠱惑人心的觀念，通過改變精英階層、培養公知群體，來滲透影響整個國家。

直到最后，鳥媽媽發現只有一只和自己長得不像的寶寶時，也會把它當子女。

就比如在菲律賓民眾中詆毀中國疫苗的事情，最后的結果，就算死了幾萬菲律賓人，又能怎樣呢？沒有人會在乎真相的。

控制腦，比讓你的身體殘缺更可怕。

所以，烏克蘭真的能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也不會有多少人真的意識到這背后的邏輯。

就像部分猶太資本利益集團寄生在盎撒文明體系里一樣，以色列最開始是沒有核武器的，它也是一步一步，像杜鵑下蛋一樣，實現了最后的質變。

這種資本之間互相博弈、妥協，操控政府，達到某一階段利益的方式，從美國自身就開始實驗，一直不斷寄生和復制到其他盟友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由內到外親疏遠近不同的幾個體系。

有英美這種聯合體，也有對德國、瑞士、加拿大這種慢慢實現影響的受體，還有一開始就軍事控制支配文化閹割的傀儡體等等。

烏克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俄美都在用過同樣賄賂、欺騙、暗殺爭奪其國內政治力量的過程中，俄羅斯因為自身的貪腐和制度漏洞，普京是被欺騙的，最終在軟實力的斗爭上輸給了美國。

在所有親俄派都被清算之后，烏從此徹底淪為傀儡體。這種杜鵑鳥式的寄生模式，在當下很多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比如臺灣地區的臺獨勢力，就在日本和美國的支持下，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幾十年內完成了自身的“進化”。看起來臺灣省還是那個臺灣省，從文化、教育、軍事等等，內部都變質了，看不出來而已。

已經不是過去那個蛋孵出來的鳥了。

基本上用的軟實力，只要不打仗，桌下不擇手段。

就像提出“軟實力”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所說，各國可以在經濟上相互聯系，軍事力量不再是它們之間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那么，這種情況下，我們真的能指望他們的民眾和精英能自決，能覺醒，能想出更好的制度體系嗎？

個人保持悲觀。

他們沒有那種能力，有且只有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目前還不敢用。

我們的對手，是一個由多種不同類型資本（目前金融壟斷資本占優，從美股前三財富創造和貢獻占比就知）、糅合基督教和多種西方文明形態的有機體。

因此，當我們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士、日本、英國、韓國等這些國家時，可以從國別作為抓手落地，但大的邏輯上，其實還真不能以尊重“國別”的方式去思考問題。

否則，他們內部一協調，就會出現頭三年經濟制裁澳大利亞，結果加拿大通過轉口貿易彌補，后三年制裁加拿大，澳大利亞通過別的方式貼補的不那么有效的結果。他們交叉持股，共享利潤，制裁了個寂寞，自然也不會有威懾，換一撥人，全不認。

它是一個有機體，可以左手倒右手，那我們就要摸清它的脈絡、觸手、血管，制定能打疼它的策略。

三、短期中期語境下的“朋友”和“敵人”

在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談“敵人”是危險的。

在斗爭為主題的時代，不談“敵人”是致命的。

“朋友”這個詞可以廣泛的用，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但是“敵人”這個詞不好界定，因為一旦用了，沒判斷準，就可能造成戰略誤判。

而且，什么是“敵人”，什么是“朋友”，不是一成不變，也在不斷發展變化。

現在與“三個世界”理論不太一樣的場景就是，我們很難直接指出“敵人”是誰。

你說美國真的是我們的敵人嗎？

如果我們把美國當做一個整體，都是我們的敵人，那我們如何利用他們內部的矛盾？

僅就是我們說國際秩序之亂始作俑者的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利益集團，它對中國的態度也并非完全一致，也有不同意見。

看美國對我們，策略很清晰，從來都是把D和我們的人民分開。

但它的政策也因為自身的不協同而出現打架和“精神分裂”的狀況，就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地方。

而俄羅斯真的是我們永遠的朋友嗎？

如果像斯大林一樣，普京個人有什么不測，俄羅斯國內親美派上臺，我們怎么辦？如果俄羅斯被迫用了戰術核武器，我們該怎么辦？

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在國別界限被模糊，真正的操控者躲在幕后的時候，大國之間的國別關系已經不能簡單用“敵人”或“朋友”來判斷，特別我們這樣一個要構建新型國際秩序的超級大國來說。

模糊要比準確更符合國家利益，而現實情況也是，我們確實也不便明確。

當前，我們又到了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求生存，求發展的階段，而并非能夠完全自主掌控一個領域。

比如亞洲，這本來是我們的穩固后方，就類似美洲于美國。

后院不能起火，才有精力去構建新型國際秩序，如果變量太大，其實就難以保持秩序的相對穩定性，沒有了穩定性，也就沒辦法形成更為有效的世界性影響力。

日本、韓國、菲律賓如果不能穩住，朝鮮和越南又何嘗不是麻煩。

還有：臺灣省。

因此，所謂的中東“脫離石油美元”這種，現在看并不成立，它雖然是一種趨勢，但不是當下確定的結果。因為伊斯蘭文明有自己的考慮和抗爭，我們只是各自實踐各自的世界觀去對抗舊有秩序，尋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尚未形成理念層面的共識。

這個世界是功利的，在你難以真正形成絕對實力之前，不少國家會選擇居中漁利，但即便如此，只要不絕對站在敵人那邊，也是對我有利。

不發生事情的時候，我們本不太容易看到世界的本質。

一個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戰爭，我們就看到了近年來全世界的變化。一是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和政治影響力的提升；二是西方人口的減少和對輿論控制力的降低；三是底層民眾對本國所謂“精英階層”及發展中國家對舊秩序的不滿；四是西方文明在邏輯和本質間的自相矛盾。

如果我們尚不能特別清晰地形容和指向“敵人”，那么，分清不同維度上誰是我們的朋友，相對要容易一些。

從短期和中期看：

從文明的維度分析，非西方文明是我們首先要盡可能團結的朋友，借用亨廷頓的分類，比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包括日本文明。

而在西方文明中，從不同的政治光譜分析，他們的中間派和右派是我們更容易爭取的。

從國別的維度分析，盡管分析框架已經不限于國別，但最終政策落地要通過國別。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在今年4月的報告里列出了一些國家，他們認為，這些新興強國的崛起也會影響美國的戰略，任何一個新興強國都不會產生與中國同等的影響，但它們因為地緣政治影響力和外交抱負，他們會共同產生重大影響，而美國影響這些國家發展軌跡的能力有限，在美國與中國的博弈中，它們幾乎都不與美國站在一起。如果美國還是像冷戰一樣想讓他們靠邊站隊，那將是重大的戰略失誤。

有幾個重點國家：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沙特、南非、泰國、土耳其。

就我自己來說，從重要性的角度來講，還要加上伊朗、委內瑞拉、埃塞俄比亞、古巴、中亞五國等。

只需要鼓勵和支持這些國家的進一步自省和壯大，就能在客觀上抑制有機體的發展壯大，阻礙它獲得既有全球利益。

因此，鼓勵“多極體系”本身，就是對全球霸權的削弱。

30年前，土耳其曾經是最溫順的美國盟國，安全和繁榮依賴美國，而每一次周期經濟危機時，美國都會幫助它擺脫困境。如今，它卻是北約最頭疼的內部刺兒頭。

而因為有機體自身的霸權和擴張性，他們忍不住去干涉他國，由此一來，它更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

英國、瑞士和日本，分別是其中重點抓手。

我們只需要靜靜等它犯錯誤就好。

從階層的維度分析，在有的地方，我們要偏重爭取民心，而在有的地方，我們需要偏重爭取精英階層，不宜籠而統之撒胡椒面。

比如在俄羅斯，實話講，俄羅斯普通民眾對中國并沒有那么了解，他們的精英階層中的部分也更偏向西方，但是，也有部分對我非常友好。我們就要抓主要矛盾。

比如在日韓，也包括我們的臺灣地區，他們的精英階層基本都被美國控制了，友華派被死死壓制，我們就只能想辦法研究一下走群眾路線，去拱他們與美國本來就存在的矛盾，或者從文化和地緣上得分。

比如在非洲、拉美一些國家，精英階層和民眾對中國相對了解和友好，就可以一把抓，上下齊抓，久久用力。

想想美國對韓國怎么做的，就是掌控財閥+培養大量的公知+宗教底層路線齊步走對不對。

在發達經濟體里，有兩個國家特別值得注意，美國和法國。

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民眾，都認為自己的國家在道德上是更“崇高”和“道德”的，并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的，相信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有一股向善的力量，并視之為使命。

因此在美國，我們也要區分不同類型的精英和民眾，兔主席寫過一篇專門分析美國內哪些人是可以爭取的，哪些根本不要再付出任何努力的文章，看了以后很受啟發。

我們完全可以把重心放在爭取美國的年青一代上，他們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為徹底，更加左翼和進步，更能接受社會主義的一派。

從地域的維度分析，東南亞是我們的大后方，東亞是我們的基本盤，基本盤不牢，地動山搖，問題總歸是要解決的。

而從其他區域看，我們需要團結的第一順位是拉美，然后是歐洲、中亞、非洲、大洋洲。

解釋為什么是拉美？

這不僅僅只是圍魏救趙的策略，而是，整個拉美長期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中，一些國家有社會主義的歷史傳統，左翼和中左翼對中國有天然好感。

美國的朋友告訴我，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因為拉美民眾和中國有非常相似的文化，比如重視血親、家庭和家族，比如較為認同政府強有力的管理。所以，他們中相當部分對中國都很親。

另外，根據美國人口的流入情況看，拉美裔對美國政治影響力趨勢是上升態勢。

墨西哥、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馬、巴哈馬等每年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國，但其實資本不需要他們當家做主，只是單純需要廉價勞動力。

也就是，他們的獲得感、存在感是比較低，而隨著人口的進一步增加，政治覺醒和自決是必然。

還有一些思考的維度，篇幅所限，就不在這里寫。

在短期和中期的語境中，如果確定為“敵人”，那么就要具象化到名字，列入制裁對象，解決打擊，比如雷神、貝宜陸上和武器系統公司、聯合技術系統運營公司、宇航環境公司、ViaSat公司和Data Link Solutions公司等這些。

因為他們不是我們想象的“為了利益可以怎樣”的那類資本，而是真正要維持有機體生存的有強烈“生存信仰”的一小部分人，是他們要置中國于死地。

這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

而從長期看，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了，需要回到“我們自己是誰”這個問題上來了。

四、我們自己是誰

不知大家近些年有沒有這種感受。

就是不論身處哪個國家，都會感覺有些“不太對勁”。

讀者群里有不少都在海外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活的翹楚，通過多年努力已經躍升中產及以上圈層，但是，連他們也感覺，這些生活了十幾年的第二家鄉，越來越不對勁。

外在表現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形態，比如經濟，比如疫情，比如通脹，比如治安，比如關于俄烏、巴以的撕裂等等，但其實本質上，是有不少人都開始反思一個問題：

人類應該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為什么現在會是這個樣子？

時代的變革，是從思想的變化開始的。

人類會開始反思這個世界的秩序、生存狀態，會開始尋找答案，就像二戰后。

為什么tiktok會爆火，而又為什么會被謀殺，其實都與這些有關。

人類是對這個世界有期許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

當很多白人、猶太人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屠殺，他們內心過去樹立的價值觀也崩塌了，才發現，原來過去很多東西不是沒發生，而是看不到。

很多人開始懷疑這個世界的底層邏輯架構。

而tiktok最開始也只是為了“娛樂”和流量，沒想到無意間達成了引起民眾覺醒和共鳴的效果，如果存活更久一些，就能將過去有機體布置的輿論控制體系撕得粉碎。

這個世界的精英邏輯和民眾邏輯，本質是對立的，說辭是雙標的，現實也是虛幻的。

之所以我們為人，因為有人性，因為每個人個體里，都存在善惡兩面，就像陰陽，只是比例不同，在不同情況下主次要面不同。

如果從善的角度講，我們是有人類普世認同價值，比如平等、公平、自由等，只是這些詞，并不是西方解構后服務政治的那些概念，而是人類發自內心的善良，想要構建一個美好世界的樸素愿望。

之所以“烏托邦”、“共產主義”概念已經被抹黑和玩壞了，是因為那是那個有機體最害怕的東西——普通民眾的覺醒。

這一點，很多智者都早已看到，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描述這種矛盾，并嘗試用一種理論解決這種困境的人。

我們從中華文明很早以前哲人提出的“天下大同”、“美美與共”等理念，它本質與“共產主義”有近似的地方，只是在當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是所能認同和展現的最佳方案，但并非唯一方案，而只是其中的一段有價值的探索。

其實，叫不叫共產主義，或者叫不叫馬克思主義，都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作為人類，作為存在良知的生靈，我們希望人們之間不要互相仇恨、殘殺，希望我們能團結起來，去探索宇宙，去為人類謀福利。

但人類中，總有那么一小撮人，他們認為自己的智商更高，可以通過收割、剝削、壓榨別人來滿足自己的不勞而獲，他們在完成了資本的積累之后，能夠構建出這么一套“高維”的制度。

這一小部分人，以及他們構造出來的一種混合有機體，才是人類真正的公敵。

可是，它們躲藏在政治、國家之后，有著軍事、法律、思想的保護，有時候表現為帝國主義，有時表現為霸權主義，你看不見，摸不著背后的東西。

它不僅僅只寄生在美國，從荷蘭到英國，從英國到美國，它如今已經存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

它也嘗試寄生控制中國，但是，我們是有信仰的國家，我們的制度，并不適應他們的生長。

但是，在中國，也有相當一批它的力量，就在我們身邊，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革命其實類似發燒的機理，正常免疫系統的發燒，能夠排出這些毒素，但不正常的，比如阿根廷現在的情況，沒有徹底的革命，不可能有救。

這種混合有機體已經變得很智能，他們也是基于信仰的集合，不受任何控制，他們操控著西方的制度，基督教既是他們的理念支撐，同時也是他們的武器。

世界基本都在他們的掌控中，而且，誰也沒辦法停下，他們自己也不可能叫停，殺了誰都不管用，唯一的宿命只能一直往前跑。

“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全部理論當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是“自我毀滅”，而非外力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家的不斷創新，正是為自己死亡做好了墓地，因為資本主義不能駕馭如此大的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必然摧毀資本主義。

而考茨基則認為：

這個“自我毀滅”不是指的眼下的矛盾就是毀滅，而只是內在矛盾在當下的一種顯現，是必然性的萌芽狀態。

毀滅，沒那么容易，它還會不停地掙扎。

人類會發現，每一次科技革命，本來應該帶來的是人類生活品質的進一步提升，而并非越來越卷，越來越痛苦和焦慮。但現實是，不論什么工業革命，必然導致財富越來越向極少數人集中，而絕大多數人，過得越來越痛苦。

不管什么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出現目的和結果也必將一樣。

這才是當下這個世界，為什么tiktok越來越火爆的底層邏輯，雖然它投喂的系統設置并不好，但客觀上它喚起了存在與世界人民中普遍的共鳴。

這才是一股無法估量的力量。

教員意識到了，共產黨人做到了，所以有了新中國。

我建議大家都重看一下斯諾的《紅星閃耀中國》，去看看那時候共產黨人眼里閃耀的光，就知道力量從哪里來。

所以，我們自己是誰，才決定了我們的朋友是誰，我們的敵人是誰。

如果我們是以人類為己任，我們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從遠期看，從理論的高度和深度看，我們必勝。

但是，理念從提出到落地，中間有漫長的距離要走，要靠雙腳一步步去實現。

那么，誰去實現這些？面對瘋狂的打壓，我們怎么辦？

有句話，我改了一下：

不管你怎么討好這個有機體，這有機體一定還是要想辦法干掉你；不管你怎么看不起人民，能救你的只有人民。

不論我們制定什么策略戰略，我們生存最重要的有一個原則：

大多數原則。

以我們這種思考世界的方式，要想不被打垮，要想取得最后的勝利，人民大眾才是我們唯一能夠依靠，也是決定性的力量。

他們的表現形式就是全世界范圍內的熱愛和平、善良的大眾。

不論他們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是白人還是黑人黃人紅人綠人。

我們必須要和大多數人站在一起。

只要他們是愿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構建和諧世界的，就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只有把自己打碎，把身架放下來，把手背在后面的官僚主義丟掉，才能真正團結最廣泛的力量，而不是視為術層面的權宜之計。

這是一個思想和行為演變的過程，也是進化的必經歷程。

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

最近，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旅行，驚嘆中國的發達、民眾的和諧、治理的有序和治安的安全，在海外引發了一定的關注。

我們越來越會發現，當你把自己做好了，向內求，同時就是改變世界的過程。

因為到了最后，真的總歸是經得起考驗。

如果我們做好自己的事，在脫貧攻堅之后再推進共同富裕，讓中國的民眾也能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勤者有其業。輔以tiktok這樣的能夠喚醒民眾的技術手段，僅需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展現給世界，就足以摧毀一切詆毀。

這才是有機體最害怕的。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要構建出不以掠奪為目的的金融模式，為世界人民幸福生活助力，成為不一樣的資本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