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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前言

當今時代，生產力的革新與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科學技術是“先進生產力”再到“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既體現了對生產力發展規律認識的提升，又提出了新階段創新發展的新方向與新命題。

日前，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姜奇平發表《新質生產力的歷史演進與未來發展》文章。以獨特的視角和深邃的思考，為我們揭示了生產力形態從古至今的演變軌跡，并大膽展望了其未來的發展趨勢。文章不僅梳理了技術革新如何不斷重塑生產關系與經濟結構，更探討了在這一系列變革中，人類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本篇全文轉發，以饗讀者。

從世界歷史長河看，我們正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方位、深層次加速演進。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浪潮洶涌澎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著全球經濟格局。

在這個風云激蕩的時代浪潮之巔，思想的碰撞與交流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每一次思想交鋒，都可能激發出新的靈感火花，引領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方向。

新質生產力雖然是新提出來的概念，但就這個概念所反映的現實來看，早于概念就出現了，并且存在一個客觀歷史演進過程。然而新概念的提出，啟示人們從中要發現未被認知的未來因素。

一

對質的效率認識的不斷發展：從多樣化、創新到音樂四重奏的效率

新質生產力首先是一個與質存在內在關聯的概念。人們很容易想到，質是相對于量而言的事物特征。但人們不一定深想的是，量有量的效率，質有質的效率。

對經濟來說，質與量是一對歷史存在的矛盾。雖然工業化主要是圍繞提高量的效率展開，這種主要體現于規模的量，在經濟學上特指同質之量（同質性假定）；但質從工業化一開始，就包含在與量的對立統一之中。質的不同，以多樣化（或“范圍”）這一概念表示。

多樣化最早是斯密提出的，與專業化相并列，作為分工的兩個相反方向之一。多樣化（或“范圍”）是斯密本人直接使用的術語。楊小凱曾說：“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發展是分工發展的兩個方面”。斯密認為專業化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多樣化導致市場范圍的增加，后人分別稱為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經濟的規模的擴張，表現為量的擴張；而質的擴展，表現為范圍——可以理解為人的個性選擇范圍（體驗）、供給選項范圍（創新）——的擴張。從這個角度看，新質生產力可以降低人的選擇多樣化的成本，提高選擇多樣化的效率。電子商務明顯增加了用戶的選擇，就是這種規律在起作用。

歷史上首先從效率角度，把質的不同，當作經濟發展主要問題，主要有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一位是張伯倫，他發現經濟活動中質的不同，會引發均衡點發生系統的改變，其中規律是均衡點隨差異化、多樣性、異質性程度的提高，按比例由MC（邊際成本）向AC（平均成本）移動。AC-MC就成了測度質的差異的不變價值尺度。這啟示人們，新質生產力可能引致全局性的變化，并且這種變化是有規律的。

第二位是熊彼特，他提出的創新理論，是一套完整的新質生產力理論。他認為創造新價值，就是創造新的、不同以往的質。他把質不變，而只增加量，稱為物質的“循環流轉”，認為這不是在創造新價值。工業生產力的質的規定性，主要表現為同質化。其價值增加主要是同質的價值在量上的增加。這是一種沒有（新質）附加值的增加值。創新理論本質上是新質生產力理論，以新質的不斷涌現生成為價值創造方式。

新質還具有比創新更全面的含義。創新體現的是供給方面的新質，體驗代表的是需求方面的新質，在迭代中達到供求一致的新質，就是抽象意義上的質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質量發展，一定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它要求創新+體驗的供求雙方平衡。

這啟示人們，高質量發展需供求兩輪驅動，一是創新驅動，二是體驗牽引。

TFP（全要素生產率）中的兩類技術：數據要素提高多樣化效率

第三位是美國經濟學學會前會長鮑莫爾，他提出著名的“莫扎特音樂四重奏的效率問題”。意識到“質的效率”的存在（如四重奏中處理音質、音色的效率，不同于小提琴拉得更快、更高、更強以致走調的“效率”），這種效率不同于量的效率。質的效率主要體現在服務業與服務化中，而量的效率主要體現在制造業和產業化中。高質量發展，要提高質的效率，落在產業發展上，要重視服務業、服務化（如農業服務化、制造業服務化）。

對全要素生產率來說，數據的作用機理，與技術的作用機理類似，都是通過作用于主體要素（如資本、勞動）——如將a作為K（資本）的系數，或a作為L（勞動）的系數——而提高效率。可以把以往的技術，理解為專業化效率技術（a1）；而把數據，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技術”，即多樣化效率技術（a2）。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就是通過提高勞動、資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而實現的。其多樣化效率體現在，數據要素通過多場景應用、多主體復用，創造多樣化的價值增量，在多次使用中突破傳統資源要素約束條件下的產出極限（如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不斷提升數據質量，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

需指出，新質生產力并不是只能與信息生產方式、只能與數據聯系。在真實世界中，工業經濟與數字經濟處于混合狀態，工業技術與數據技術也會同時并存，與經濟結合后，導致兩種經濟規律（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共同發揮作用。其結果，依新舊動能投入比例的不同，以及產業化與服務化產出比例的不同，形成它們之間的融合比例（兩化融合比例）。當然，從主導的方向上說，在數據時代，提高質的效率的范圍經濟將取代提高量的效率的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

二

新質生產力是專門讓經濟煥發生機與活力的生產力

質性的歷史演進，在數字經濟推動下開始具有新的歷史內容。從而使一直潛伏于歷史中的作為配角的新質生產力，成為驅動、牽引未來的主角。

從2004年起，國內外都有經濟學家認識到，ICT（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是一個服務業的故事。這意味著，鮑莫爾猜想的以質的效率為取向的服務業的效率，可能與信息業的效率，是同一個問題。數字經濟出現了不同于工業經濟的生產力發展新方向，這就是從專業化效率為主，轉向以多樣化效率為主；從以規模經濟（做大做強）為主，轉向以范圍經濟（做優）為主。就當前的現實而言，中國經濟仍有一個有待發掘的巨大潛力，這就是中國服務業占GDP之比（在55%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旦追上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甚至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將極大釋放新質生產力的潛力。

質的效率的改變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科技在其中起到的一個關鍵作用，是主要生產要素的質，從不可復用，變為可以復用。把數據視為新型生產要素，是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理論的特色之一。對數字經濟來說，新質生產力表現在生產要素上，具有復用這一新型特點。復用，是數據獨有的新質。數據獨具“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這是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能夠多場景應用，多主體復用，提高勞動、資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通過“數據要素×”，可以發揮數據要素對于最終應用的倍增與放大作用，優化資源配置與社會分配，進而事半功倍地實現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

沿著新質生產力是質的效率提高這一新思路向前展望，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這種生產力需要有什么樣的不同于工業化的空間與基礎設施。思考的初步結論是，數據空間與數據基礎設施，可能不同于工業空間和工業基礎設施，甚至不同于此前一個階段的數字基礎設施。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它以“場”為核心原理。　　從場有的視角看世界，在中國有幾千年之久的歷史，例如周易就是場有論，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論，旨在為變易（而不是實有）搭建世界模型的框架。融入當下，數據基礎設施也需要為變易（活動、使用、應用、利用）修路搭橋，而不只是靜態地提供軟硬件這些“東西”。為此需要發展數據場與數據要素場。三中全會區分了數字基礎設施與數據基礎設施，并且把數據基礎設施置于數字基礎設施之前，就反映了這種規律。從這個角度說，新質生產力是活的生產力，是專門讓經濟煥發生機與活力的生產力，是以生生之德為內涵的生產力。

（作者：姜奇平 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來源：新華網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