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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最近《當代經濟研究》發表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劉永佶教授《“蘇聯模式”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缺陷與歷史意義》一文，認為“蘇聯模式”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在其創行者和論證者對馬克思“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基本理念的誤解上，所以導致了公有制的失敗。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難道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不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嗎？為此，我們重新編發這篇已故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周新城教授接受《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訪文章，以供研究參考。

記者：我們知道，您一直非常重視所有制問題，能談一下您為什么如此重視這個問題嗎？

周新城：好的。我們知道，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必須進行物質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人們不僅和自然界發生關系，而且人們相互之間也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不同其他人發生社會關系的孤立的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任何生產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離開生產關系，就不會有物質生產。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決定社會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在物質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是多種多樣的，生產關系是一個具有多層次內容的復雜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產資料所有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是整個生產關系的基礎。在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喪失生產資料的社會里，誰占有生產資料，他在生產過程中就占有優勢，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喪失生產資料的人剩余勞動創造的產品。這就是剝削。在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里，人人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獲得收入，這就為消滅剝削奠定了基礎。生產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服務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生產的目的，也決定了勞動過程中和分配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性質。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正是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離開所有制，就無法認識經濟關系的本質，也就無法判斷社會的性質。正因如此，生產資料所有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共產黨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1] 這段話，確切地闡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

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2]。列寧也強調這一點，他說：“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進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發展中自然產生的社會革命，即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把它們變為公有制。”[3] 可見，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非常重要的問題。

記者：是的。所有制問題非常重要，但是學術界有很長時間并不太關注這個問題，您是怎么看的呢？

周新城：改革開放以來，學界一度出現一種傾向，即竭力淡化以致否定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意義。一時間“不問所有，只問所用”的論調頗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無所謂的，無關緊要，只要能夠發展經濟就行了。有人主張：“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認為這些都是虛的，不管用，把經濟搞上去，才是實的。不要問姓“公”姓“私”，導致不要問姓“社”姓“資”，也就是不要問社會制度性質這樣的政治問題，同時也導致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對分配領域的問題，總的傾向是不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進行研究，僅僅圍繞具體分配政策做文章，這就是馬克思批評過的“庸俗社會主義”傾向。要知道，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離開所有制，怎么能夠說得清楚分配問題呢？淡化甚至不問所有制問題，這種看法政治上是錯誤的，學理上是說不通的。

記者：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大部分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面對著私有制帶來的種種弊端，從16世紀以來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就開始批判私有制，一直發展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更是把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為自己的旗幟，您能談一下這個思想的發展過程嗎？

周新城：是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曾經提出過消滅私有制的主張。身處在封建主義制度開始瓦解、資本主義制度初現端倪的歷史時代的托馬斯·莫爾，對資本原始積累的野蠻手段和殘暴行徑深惡痛絕，對橫遭圈地之禍而顛沛流離的勞動人民深表同情。他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在對人類社會向何處去的探索中，他構思了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人人勞動，共同生產，共同占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豐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無憂無慮的理想王國。他在《烏托邦》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個理想王國，開創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先河，啟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會主義者。后來圣西門、歐文、傅立葉等進一步發展了莫爾的思想，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馬克思高度評價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功績，對它在資本主義初期就洞察這個制度的弊病，預見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歷史趨勢，天才地猜測未來理想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但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不成熟的工人階級的思想。他們是從人的理性出發，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基礎，提出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這些主張不是建立在分析現實的物質生產關系的基礎上，而是訴諸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因而是不科學的、歷史唯心主義的。同時他們找不到實現理想的力量，拒絕一切政治行動，他們總是向整個社會呼吁，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認為只要人們理解他們的思想體系，就可以建立新社會。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想，不可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階級斗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4]。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吸收空想社會主義的積極內容，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論證了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他們不是從人的善良愿望出發來批評資本主義的罪惡，設計新社會的方案的。他們認為，“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5]。“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6] 他們是從分析資本主義實際存在的物質生產關系出發，得出消滅私有制的結論的。

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工不斷加深、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性。每一件產品都不是單個工人個人的產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產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供社會消費，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社會提供，各個生產單位密切聯系在一起，整個國民經濟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按照社會的需要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由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資產階級私有制妨礙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這種客觀要求的實現，生產方式同占有方式發生了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病的總根子。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必須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恩格斯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他說：“但是現在，由于大工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并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而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變成無產者，資產者的財富越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越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蕩。只有這時廢除私有制才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7] 馬克思也形象地表達了這一思想，他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及其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記者：有一種看法認為，《共產黨宣言》里說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僅僅是指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不包括個體私有制。理由是《宣言》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他們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徹底消滅私有制是不可能的。您怎么看？

周新城：我們先來看一看原文。《共產黨宣言》指出：“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

好一個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資產階級財產出現以前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9]

這一大段話，至少說明了四個問題：第一，一定形式的所有制是可以消滅的，可以為另一種所有制形式所取代，例如可以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私有制，用資產階級私有制取代它，但所有制（生產關系中最根本的東西）總是要有的，我們不能廢除一般的所有制；第二，資產階級私有制是產生剝削、產生階級對立的私有制的最后的、最完備的形式，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實際上就意味著消滅產生剝削、產生階級對立的私有制；第三，個體私有制在現實生活中已經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了，或者正在被消滅，“用不著我們去消滅”，資產階級在消滅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同時，也在消滅個體私有制；第四，不同性質的私有制消滅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有的將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有的則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但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所有的私有制都將不復存在。作為共產黨人的理論，“消滅私有制”中的“私有制”，包括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共產黨人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因為私有制是產生社會弊端的根源。共產黨人的目標不是消滅某一種私有制形式，維護另一種私有制形式。正如列寧指出的，共產黨人“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10]。這就是說，個體私有制也是要消滅的。

有人在翻譯問題上做文章，說翻譯翻錯了，不應該譯為“消滅私有制”，應該譯為“揚棄私有制”。對此，我國著名翻譯家、理論家、原中央編譯局副局長顧錦屏同志專門撰文予以批駁。他從多方面論證，譯為“消滅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確的。

記者：社會上有些人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不可能消滅。您怎么看呢？

周新城：這種觀點的根據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西方經濟學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們的經濟活動總是從謀取私利出發的，人總是“理性的經濟人”。自私是人的亙古不變的本性。不追求個人的私利，經濟活動就停止了，人類社會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這種抽象的人性論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不符合客觀實際。

先說一般道理。世界上沒有抽象的、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全人類共同的人性。人性是由社會關系決定的，是社會關系的反映。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 人的本性、本質，不能到單個人的思想、精神領域去尋找，必須到社會關系中去尋找。人性總是具體的，不同的社會關系產生不同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從根本上說，人性就是階級性。

能不能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不能。自私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自私并不是人的不可更改的本性。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不是任何社會里的人都是自私的，原始社會的人就沒有自私自利的思想。那時打到一只野獸，不會認為是我的或我家的，總是在全部落平均分配，因為如果不是集體勞動、平均分配，人都會餓死。在同一個社會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例如在封建社會里，自私自利的思想是普遍的，但宋朝的范仲淹也會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自私，是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思想，它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歷史的起點，不是永恒的。將來，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自私自利的思想必定會消失。

《共產黨宣言》里說：“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12]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主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然后從自私觀念引申出個體私有制永恒的人，恰恰忘記了這個基本原理。他們顛倒了因果關系，頭足倒置了。一個無須“經過深思”就能了解的問題，卻被他們搞糊涂了。

記者：有人認為，消滅私有制，人就會變得懶惰，社會就不會發展。您覺得會是這樣嗎？

周新城：有的經濟學家說，保護私有制，“實在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保護私有制，誰都不會愿意勤懇勞動，“無恒產者，無恒心”嘛。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這是“著名經濟學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種說法，他們就是根據這一點力推私有化的。其實，這種看法早已有之，并不是什么“創見”。共產主義這個“幽靈”一出現，有人就反駁共產主義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批駁了這種觀點，他們指出：“你們是承認，你們所理解的個性，不外是資產者、資產階級私有者。”[13] 按照這種說法，“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里勞者不獲，獲者不勞”[14]。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絕大多數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只有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按照這種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恒產”，沒有“恒心”，這個社會應該難以存在和發展了，然而恰恰是這個社會，在取代封建社會的100多年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超過了人類一切世代的總和！“私有制一消滅，懶惰之風就會興起”，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用私有制決定的私有觀念來觀察問題得出來的結論。

三、如何認識“重建個人所有制”

記者：有人說，馬克思提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應該“重建個人所有制”，這就證明他不贊成消滅一切私有制，僅僅要求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反對消滅個體私有制。您怎么看呢？

周新城：我們看一看馬克思是怎樣闡述“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5] 他說，以個人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第一個否定，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就是第二個否定，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

顯然，馬克思說的個人所有制有兩種類型：一是個人私有制，即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同時個人又是勞動者，沒有剝削；一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歸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這種重新建立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是勞動者聯合起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是說，每個人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在這種個人所有制條件下，也根本不會存在剝削。這種社會個人所有制，從一定意義上說，仿佛是回到了以前的、被消滅了的個人所有制；每個人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但實際上卻是更高程度上的復歸，在生產力充分發展基礎上的復歸，這是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

這種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基礎上的，也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基礎上的。這種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個人所有制，實際上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把它叫作“社會所有制”。個人私有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步被消滅，這就是第一個否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同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產生了矛盾，按照生產力的性質，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這種個人所有制必然取代資產階級私有制，這就是第二個否定。這第二個否定，并不是簡單地恢復個體私有制，而是建立新形式的個人所有制：生產資料歸每個人所有，但不是歸個人私有，而是歸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這是否定之否定，是建立更高形式的個人所有制，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簡單的回歸。

改革開放以來，某些人囿于私有觀念的束縛，一講到個人所有制，就只想到個人私有制，完全不理解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個人所有制。他們想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生產資料歸每個人所有，但不歸個人私有，而歸所有人共同占有這種所有制，不懂得什么叫社會所有制。明明馬克思強調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所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卻斷定馬克思說共產主義要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意味著要保留個人私有制，不贊成消滅個人私有制；明明馬克思強調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否定之否定”，而第二個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卻歪曲成回歸個人私有制。

記者：好的，理論問題明確了，我們再來看一看現實中的個體私有制問題。個體私有制包括個體農民私有制（小農經濟）、個體手工業者私有制。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既是私有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又是勞動者（不剝削他人）。個體私有制主要組成部分是個體農民私有制。能否請您以小農經濟為代表來談談應怎樣對待個體私有制嗎？

周新城：好的。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了聯合廣大貧苦農民一道進行革命斗爭，無產階級必須科學地解決怎么對待個體農民私有制的問題。既要符合黨的基本綱領，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像恩格斯說的那樣，“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16]，又要照顧農民的切身利益，不能剝奪農民，因為他們是勞動者。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

1894年9月，馬克思主義派的法國社會黨南特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試圖解決這個難題，然而這個綱領存在一些原則性錯誤。恩格斯寫了《法德農民問題》一文，在評論這個綱領的同時，全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個體私有制問題的基本觀點。

南特綱領說，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現在主張維護個體私有制的人，基本上還是南特綱領的觀點。然而這一說法過于籠統了，不夠確切。恩格斯指出，生產者占有生產資料只有兩種形式：或者是生產者個人私有，這一形式任何時候都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由于小生產競爭不過資本主義大生產，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這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日益遭到破產；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爭取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應當作為共產黨的唯一目標。恩格斯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17] 還應該看到，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這種形式，在現代已經不能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了，保護個體小生產，既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也不符合個體農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工人階級政黨不能允諾維護生產資料個人占有的私有制，并把這一點作為換取農民支持的政策。

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強調，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這種私有制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就是實現“生產資料公共占有”的主義。在商品經濟的競爭環境中，生產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小私有制是不穩固的，它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除了少數“幸運者”在競爭中發財致富，成為剝削他人的資產者外，大多數農民注定要破產，淪為無產者。小生產被大生產排擠，這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規律。要避免兩極分化，避免大多數人遭受剝削的前景，唯一的辦法是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

那么，生產資料個人占有的小農經濟，怎樣轉變為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呢？農民是勞動者，是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者。恩格斯完全贊成南特綱領的這一提法：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持久的變革都是不可能的。盡管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因而不能向小農群眾做出一些明知不能兌現的許諾，例如允諾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護他們的財產，維護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反對一切向他們進攻的經濟力量等，因為那樣并不會使農民獲得解放，而只能延緩一下他們滅亡的時間，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所以，“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18]。恩格斯總結丹麥社會黨組織合作社的經驗，指出：“這里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19] 農民通過組織合作社就有可能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進行大規模的經營。

恩格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小農經濟的實際情況，科學地解決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如何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恩格斯的通過合作社引導農民實現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它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也符合廣大農民的愿望，代表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按照恩格斯這一思想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

記者：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周新城：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十分重視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1943年，他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我國農民“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經過土地改革，消滅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農業生產力獲得解放，但在農業中仍然是小農經濟占絕對優勢，這種分散的、落后的經濟限制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小農經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出來。同時，小農經濟是不穩固的，時刻向兩極分化。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提出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逐步改造中國的農業，保證工業化事業的發展，并使農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地得到提高。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就是合作化。毛澤東提出，農業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這是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組織），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生產資料全部公共占有、取消土地入股分紅、完全實行按勞分配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民集體經濟）。毛澤東提出的由帶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半社會主義再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發展道路，顯然比恩格斯的設想具體得多了，也更加切實可行。除了生產合作，還要發展供銷合作、信貸合作，切斷農民同資產階級的聯系。

到1956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在一個有幾億農民的大國，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應該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

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和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就是要消滅一切私有制，包括個體私有制，決不能允諾維護個體私有制。維護個體私有制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也不符合個體私有者的利益。第二，個體私有者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中的同盟軍。不能用對待剝削階級的辦法來消滅個體私有制。必須在堅持自愿原則的前提下，通過合作化的途徑把個體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把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這是消滅個體私有制的唯一正確途徑。

四、正確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有制

記者：但是在消滅私有制方面，我們的確吃過急躁冒進的虧。

周新城：我們說消滅私有制，并不是主張要一蹴而就。毫無疑問，消滅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這一問題時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滅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21] 一般講，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由于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發展又很不平衡，決定了私有制經濟在一定范圍內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在實際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滅私有制，不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決定了我們只能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對私有制經濟還要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但是應該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絕不是因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進的生產關系，而是由生產力落后這種狀況所決定的；第二，將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目標無須隱瞞。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忘記了這個最終目標，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記者：經常有人以我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對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為根據，提出社會主義應該是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不應該消滅私有制。您怎么看？

周新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這是我國憲法上寫著的。中國現在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情況決定的。

我們讀一下做出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的黨的十三大報告吧。報告指出，我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需要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來實現別的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已經實現了的工業化、社會化。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生產資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在許多地區、部門還不具備。因此，我們不能實行單一公有制，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可見，私有制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并不是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社會主義是要消滅私有制的，不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現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是，在所有制結構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又有私有制經濟（其中主要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個體所有制經濟）；在分配領域，既有由公有制決定的按勞分配（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決定的按要素分配（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剝削、兩極分化現象；在生產目的方面，既有滿足人民需要的生產，又有追逐剩余價值的生產；在經濟運行中，既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又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一句話，既有社會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兩種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爭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而是一個處于過渡狀態的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不斷增大社會主義因素，逐步向社會主義較高階段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另一種就是倒退到資本主義去。這里決定性的問題是兩種因素的力量的消長。關鍵是我們朝著哪個方向工作。如果聽任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的主張泛濫，并付諸實踐，倒退到資本主義去的情況完全可能出現。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現實的危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有這樣的先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凝固不變的，它總是要變化的，或者前進，或者倒退。

在充滿矛盾和斗爭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加顯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們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牢記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是遠大的理想，是未來的事，但也是現實的。應該把我們的現實綱領與最高綱領統一起來，我們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的每一項措施，應該都是朝著共產主義邁進的一步。只要我們不忘實現共產主義的初心，牢記消滅私有制的使命，嚴格履行入黨宣誓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踏踏實實地工作，《共產黨宣言》里“消滅私有制”的莊嚴宣告，就一定能夠實現。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是堅持和發展公有制還是削弱公有制問題，理論界和實際工作中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國有經濟。為什么國有經濟成為問題的焦點呢？

周新城：這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2016年10月10日，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有一個重要講話，他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22]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有企業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鼓吹“去國有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等話題。我們有的同志也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我們要從政治上看待有關國有企業問題的爭論。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沒有國有企業，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是要垮塌旳。

記者：有人說，鄧小平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國有經濟，這是真的嗎？

周新城：這種說法純屬謠言。我們隨便翻一下《鄧小平文選》，這種謠言就不攻自破。1985年8月，在談到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23] 這里他雖然沒有直接講國有經濟，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經濟就是國有經濟。《憲法》第7條載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另外，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24]。這才是事實。

記者：也有人用恩格斯的話來證明國有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他們說，恩格斯批評過，如果說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么俾斯麥就是社會主義者了，因為俾斯麥主張煙草國營。他們據此主張消滅國有經濟，實行私有化，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民營化”。您怎么看？

周新城：這種觀點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實際上要說的是，不是任何國有化都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的性質。這是有道理的。國有經濟，古已有之。封建社會就有國有經濟，例如漢武帝的鹽鐵官營，那是為地主階級統治服務的，屬于封建主義性質；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化也不會改變資本的屬性，不會改變雇傭和剝削工人的關系，這種國有經濟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運用這些生產資料為人民謀福利，這時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的。一些人通過歪曲恩格斯的原意，目的是為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建立國有經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

上面講過，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種客觀必然性。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哪個組織能夠代表整個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調控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呢？顯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25]。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國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據就在這里。主張消滅國有企業，從理論上講，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3]《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3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2頁

[6]《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9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

[10]《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0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9-500頁

[2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頁

[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75-176頁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頁

[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9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受訪專家：周新城，生前系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蘇聯東歐問題研究泰斗，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