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經先｜圍繞毛主席反對浮夸風一個批示的爭論
點擊： 作者：孫經先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4-10-24 20:31:31
1958年夏秋之際，我國出現了一股強烈的“農業浮夸風”，造成了嚴重后果。現在許多人把“浮夸風”的責任強加到毛主席身上。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本來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毛主席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已經明確規定了我國農業在糧食產量上的基本目標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十二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我國不同的地區分別達到400斤、500斤和800斤[1]，并且這里指的是“年畝產量”，而不是“單季畝產量”。
1958年2月3日，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五次會議上做關于《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報告中說：
“根據預計，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糧食增加了五十億斤，達到三千七百億斤”。
根據這種情況該報告提出，
“一九五八年糧食的指標為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比上一年增加二百二十億斤，增長百之五點九”。[2]
根據后來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國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糧食產量分別為3,855億斤、3,901億斤和3,953億斤。[3]這說明上述報告中的數字是符合實際的。
1958年5月5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5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家經委黨組對一九五八年第二本帳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的1958年糧食產量第二本賬的指標為4,397億斤。該報告說：
“這本帳是否完全合乎客觀情況還需要好好地看一年，看過這一年之后，再制訂一九五九年的汁劃，我們的把握將會更大些。”[4]
該報告中的糧食產量指標比1958年后來公布的實際產量(3.953億斤)高11.2%。作為第二本賬，這樣的數字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1958年全國能夠按照上述文件中的指標執行的話，是不應該出現大問題的。
5月23日八大二次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過了僅僅十五天，6月8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放出衛星，今年有五畝小麥每畝平均實產兩千一百零五斤。[5]這一數字比一九五四年冬小麥世界紀錄的每畝一千四百九十一斤高出40%以上。由此開始，一股強烈的農業浮夸風刮了起來。
6月9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又報道：湖北省襄陽專區小麥大面積豐產畝產1500—2000斤成為普遍現象;湖北省谷城縣樂民社一點一畝小麥試驗地，畝產達到二千三百五十七斤。
隨后，6月11、12、16、18、21、23日，人民日報都在在第一版分別報道了河北魏縣、河南省遂平縣、湖北省谷城縣、河南省商丘縣、輝縣、湖北省谷城縣的高產紀錄。
6月2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湖北省孝感縣長風農業社，正在力爭創造今年稻谷畝產萬斤的高額豐產紀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看到這些試驗田時說：稻谷畝產萬斤，這就是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既然小麥能夠畝產四千多斤，為什么稻谷不能夠畝產萬斤呢?事情總是這樣：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卓頭村農業社創小麥畝產五千一百零三斤的全國最高紀錄。這一數字是一九五四年冬小麥世界紀錄的3.4倍。
這股席卷全國的農業“浮夸風”，引起了毛主席的嚴重關注。
7月3日，毛主席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同年6月8日給廣東省委的信寫下批語。毛主席的批語說：
“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領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四天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對早造(即早稻)生產的看法問題;二、群眾路線問題;三、大字報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們認真一閱。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這封信在廣東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的。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表，無論對當地同志和全黨同志都有極大好處。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們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使他們取得經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6]
在這個批語中，毛澤東強調：早稻(早稻產量高于冬小麥)“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這無疑是對《人民日報》關于小麥畝產幾千斤的連續報道的嚴肅批評。毛澤東強調：這是“全國帶普遍性的重要問題”。
就此問題，毛澤東同一天向當時處于中央一線工作的鄧小平、彭真、譚震林、陳伯達做出批示：
“小平、彭真、震林、伯達同志：你們看這封信是否可以發表?我看發表毫無害處。請伯達打電話給廣東省委，問一下這封信是否已在黨內刊物上發表，或者是用單個文件發表到各縣，或者并沒有發去?再則告訴他們，我們擬在紅旗上發表，他們意見如何?以其結果告我為盼!”[7]
下面我們看一下在毛澤東對浮夸風作了嚴肅批評以后，各有關方面的反應：
周恩來的反應
據《周恩來傳》記載：1958年7月7日，周恩來同新會縣青年周漢華的談話中，特別問到有沒有畝產超千斤的水稻，周漢華說沒有，周恩來點點頭，沒有說話。在這期間，毛澤東批評某些地區報告糧食產量不夠實事求是。周恩來回到廣州后，立刻召集一些縣的負責人了解情況，要求他們在報糧食產量時一定要避免虛假，保證社員的口糧，不要損害群眾的利益。[8]
由這一記載可以知道，中央最高領導層已經知道了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做出了積極的響應。
劉少奇的反應
據人民日報7月30日報道，7月12日(毛澤東做出批評浮夸風的批示九天以后)，劉少奇在天津赴濟南的列車上和江西省都昌縣赴京團開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以下是人民日報報道的原文)
“你們那里的最高產量有多少?”少奇同志問。
“我鄉有個水稻豐產模范社，1957年平均畝產一千多斤，最高的達二千多斤。”西田鄉黨總支書記占開章同志說。
“那很不錯呀!”少奇同志笑著說，又繼續探問我們：“糧食增產有沒有個頂——有沒有個限度呀?”
“增產永遠也不能到頂，我們要一躍再躍，三年之內我們要搞雙千斤縣，還要搞萬斤畝，更高的……”大家干勁十足地說出自己的打算。
少奇同志伸出大拇指鼓勵我們：“對，就要這樣干，今年躍進，明年再來一個大躍進，后年還要大躍進，只要不斷地躍進，我們趕英國就快了，這樣我們中國變樣子就快得很呀!你們說對不對?”[9]
毛主席做出批示11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參觀了臺前社，社干部向他匯報說：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志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劉少奇講話《人民日報》報導后[10]，全國各地的實驗田紛紛地把原來幾千斤的牌子，換上了幾萬斤。大田畝產幾千斤的報導也變成了畝產數萬斤。
毛澤東認為“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而劉少奇的上述言論顯然根本沒有把毛澤東的批評放在眼里。
陶鑄的反應
毛主席的批示是針對廣東省的，廣東省屬于中南局。毛澤東作出批評浮夸風的批示十二天以后，7月15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寫一篇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
毛澤東七月三日批示中說：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而陶鑄在他的文章中說：廣東“被認為是最落后的許多地區，今年(早稻)不是一下就超過四百斤了嗎?早稻產量超過一千斤的，也已經是成千上萬畝了。”“高產作物的水稻，在廣東一年可以種三造，達到畝產一萬斤也應當是可能的。”廣東早稻“已有畝產兩千斤的，今年晚稻一定會有更高的產量出現”，“全年水稻畝產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種糧食作物，全年即可達到一萬斤。”“所有這些，清楚地說明了‘糧食增產有限論’者對自然地認識是極為貧乏，他們的論斷才是主觀主義的。”[11]
看看毛澤東的批示，再看看陶鑄的文章，我們就可以明白，陶鑄的文章實際上把批駁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的批示。
譚震林的反應
毛澤東的批語是直接寫給譚震林的，譚震林是中央書記處分管農業工作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農業發展綱要做大會報告的就是譚震林。對毛澤東所批評的農業浮夸風，譚震林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毛澤東作了批示后，8月11日譚震林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文章說：
“夏季豐收證明，我國糧食增產速度不僅可以是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幾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長。夏季豐收，大面積的成倍的增產，特別是畝產六、七千斤的小麥“衛星”上天，把過去許多陳腐的觀點打破了。過去人們認為，小麥是低產作物，現在證明不對了。小麥既然能夠由低產變為高產，其他作物為什么不能高產呢?”[12]
接著，八月十六日譚震林在《紅旗》雜志發表了《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譚震林在文章中置毛澤東關于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的批示于不顧，寫到：
“今年早稻看起來大面積的豐收會出現，千斤畝，千斤縣都可能出現。安徽的春稻，我看千斤畝不少，其中五千斤、六千斤、七千斤、八千斤畝也會出現的。”[13]
毛主席的批示是寫給譚震林的。顯然，主管農業工作的譚震林也根本沒有把毛澤東的批評放在眼里。
陳伯達的反應
毛澤東的批語直接寫給陳伯達(《紅旗》雜志主編)的，毛澤東7月3日要求陳伯達在《紅旗》雜志發表趙紫陽的信。但是，7月16日和8月1日接連出版的兩期《紅旗》雜志，都沒有發表這封信。毛澤東的批語是批評浮夸風的，這點陳伯達非常清楚。在知道了毛澤東7月3日的態度后，陳伯達在7月16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于光遠的文章,文章繼續宣傳浮夸風。文章說：
“據河南安徽江蘇陜西山東五省不完全的統計，畝產千斤以上的小麥試驗田就有二十萬畝，其中有許多畝產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產紀錄。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有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高達七千三百三十斤的記錄。根據一九五四年蘇聯盧克亞鈕克所著的《如何獲得冬小麥的高額豐產》記載，當時冬小麥世界紀錄是每公頃一百一十八公擔，即每畝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國農民在今年夏天所創造的最高紀錄已為這個數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14]
陳伯達在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上，不但仍然沒有按毛澤東的批示辦，反而發表了陶鑄的《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的文章，繼續宣傳浮夸風，并且把這篇文章作為這期雜志的第一篇文章。
由于陳伯達拒不執行毛主席的批示，7月30日，毛澤東在同赫魯曉夫會談前又做批示：
“陳伯達同志：此事(指發表趙紫陽的信)請你處理，我來不及了。”[15]
在毛主席的催促下，《紅旗》才于8月16日發表了趙紫陽的信。但是同時陳伯達在這期《紅旗》雜志更顯著的位置上發表了譚震林的前述文章《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顯然陳伯達對毛主席的批示是陽奉陰違的，實際上是抗拒的。
人民日報的反應
在毛澤東的作了批示之后：7月1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福建省閩侯縣城門鄉早稻畝產達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7月13日第一版頭條報道：江蘇省句容縣西城農業社六千七百多畝水稻和江蘇常熟縣人民委員會農業科的六十八畝水稻，明年大面積豐產指標都高達畝產二萬斤，湖北谷城縣樂民農業社一千畝小麥、新氣象五社一千畝小麥、河北省南和縣勝利農業社一千畝小麥、邢臺縣東牛角廟村農業社二百四十畝小麥、河北定縣韓家洼社六十畝小麥、江蘇常熟縣人民委員會農業科二十五畝小麥，明年都要達到大面積豐產平均每畝一萬斤到一萬二千斤。
7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山西省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武藻在山西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小麥產量的文章稱：我們計劃明年創造小麥畝產二萬斤的新紀錄。
7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福建省閩侯縣城門鄉連坂農業社第一生產隊每畝收五千八百零六斤。收割時，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葉飛特前來祝賀，并參加了打谷過秤和監收。
湖北利川縣平鎮鄉雙龍社第一生產隊馬鈴薯，平均畝產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斤。河南西平縣猛進農業社畝產小麥七千二百零一斤。
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么?》的社論。社論稱：“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
后來又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在輿論的推波助瀾下，農業生產的浮夸風有增無減。
7月2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江西省波陽縣桂湖農業社干部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逼近萬斤大關。
7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報道了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生產隊長甘銀發種的早稻平均畝產10597斤。
在毛澤東嚴肅批評了浮夸風之后，由于一些在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根本沒有把毛主席對浮夸風的批評放在眼里，浮夸風不但沒有被制止，反而更猛烈地刮了起來。
在農業浮夸風的宣傳聲中，北戴河會議前譚震林1958年8月1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的文章。文章說：今年的夏季大豐收，是我國在農業生產戰線上的一個極其振奮人心的偉大勝利。截至6月底，全國夏糧的增長率達到69%，河南、浙江、江西、廣東等省及北京市增產1倍到兩倍以上。
“夏季豐收證明，我國糧食增產速度不僅可以是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幾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長。”“夏季豐收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爭取秋季作物更大的豐收，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的。明后兩年我國農業生產的更大躍進，也是可以預計到的。”
在3-5年內，全國人民將有足夠的口糧、足夠的飼料、足夠的工業用糧和足夠的儲備糧。他預計：
“我國人民在糧食、肉類、油脂、食糖、布匹等按人口平均的消費方面，趕上世界上生產水平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為期不遠了。”“這個勝利，已經推動了并還將更迅速地推動著我國整個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6]
在浮夸風的影響下，1958年8月舉行的北戴河工作會議對我國1958年的糧食產量做了錯誤的估計。這次會議發表的新聞稿說：這次“會議指出，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將使糧食作物的總產量達到六千億斤至七千億斤，比1957年增產60%至90%，全國每人占有糧食的平均數將達到一千斤左右”。[17]
根據后來公布的統計數據，我國1958年的糧食產量只有3,953億斤，人均糧食占有只有299公斤，僅僅只能滿足社會對糧食的基本需求，遠遠達不到人均糧食安全線的標準(360公斤)。但是按北戴河會議的估計，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卻達到了“六千億斤至七千億斤”，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一千斤左右”(即500公斤)，遠遠地超出了360公斤(糧食安全線)標準。
根據這個錯誤估計，這次會議做出決策：
“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工業方面來。因此，會議決定，全圍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現在起，就必須首先先注意工業的領導，但是同時不應當放松農業的領導。”
1958年12月，譚震林和廖魯言在給中央的《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中說：
“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是八千五百億斤。這是經過備省、市、白治區壓縮后的數字，壓縮的幅度一般是比地、縣委報的數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
中央于12月7日批轉了這個報告。[18]根據這個報告，12月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中提出：全國糧食產量“1958年預計7500億斤，1959年計劃10500億斤”。[19]根據這個決議，人民日報1959年元旦社論宣布我國1958年“糧食將達到七千五百億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1959年“糧食從1958年的預計產量七千五百億斤左右增加到一萬零五百億斤左右”。[20]
1958年夏秋之際刮起的農業浮夸等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使得人們對糧食產量做出了過高的估計，并使人們產生了“糧食產量的提高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的錯覺。正是在這種“高估產”和上述“錯覺”的影響下，人們對1959年的糧食產量也做出了“高估產”并對1960年的糧食產量存在著不切實際的預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導致了黨和政府在這一期間的工作中出現了一系列重要偏差，造成了嚴重后果。
以上就是圍繞毛主席批評“浮夸風”一個批示所展開的爭論的情況。這種情況說明：在1958年夏秋之際“浮夸風”剛剛刮起來的時候，毛主席對“浮夸風”做出了嚴肅批評，試圖遏制“浮夸風”。但是一些在一線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的批示采取了陽奉陰違、抵制、違抗的態度，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批駁毛主席的觀點。
毛主席看到了他的觀點在黨內很難得到執行，就于1959年4月直接向全國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發出《黨內通訊》，公開向全體干部表明了堅決反對“浮夸風”的態度：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干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21]
注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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