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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怎么看待戈爾巴喬夫？叛徒還是探索者？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新青年2050 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11-26 09:41:05

怎么看待戈爾巴喬夫？不同階級自然評價不一樣。站在人民立場上，人們紛紛譴責戈爾巴喬夫搞垮蘇聯的行徑，把他稱之為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俄羅斯人民的多次民意測驗證明了這一點。

而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則相反，他們竭力贊揚戈爾巴喬夫的“功績”。早在戈爾巴喬夫即將上臺時，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就說，他“通過我們的幫助，能夠掌握大權”，斷定“借助他們能夠實現我們想法”。

果然戈爾巴喬夫不負西方的期望，短短六年時間，他就把社會主義的蘇聯搞垮了，于是西方國家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作為獎賞。很明顯，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是符合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立場不同，評價截然相反，這是很好理解的。令人費解的是，《眾說紛紜》的作者身為我國中央黨校的教授，在這個問題上卻同西方國家唱一個調子，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啊！

一個人的歷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寫成的，要評價戈爾巴喬夫，就要看一看他干了些什么。

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后，主要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言必稱“改革”，儼然以改革家自居。一時間很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實面目，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改革”是一個好字眼，誰能夠反對改革呢？但是，客觀上存在不同性質的改革，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對的。

我們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明確提出要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指出

“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

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里，客觀上存在這樣兩種改革。我們在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不能像《眾說紛紜》的作者那樣，僅就一些具體措施來進行分析（即使就具體措施來說，也不能像作者那樣，千方百計地為戈爾巴喬夫開脫責任），而要從根本上進行判斷，即要研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呢，還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從這個視角來分析，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屬于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應該徹底否定和批判，絕不能為之辯護。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樹立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樣板，顯示出這種“改革”的嚴重后果。這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挫折，是一件壞事，但也有點好處，它為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一個反面教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國不是總有人想試試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嗎？用不著我們自己來試了，蘇聯已經試過了，只要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不懷偏見，誰都不應該贊成這種“改革”的。

徹底否定已有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前提

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聯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從馬克思主義逐步改為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也從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種變化是以重新評價十月革命以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的。

事情要從赫魯曉夫說起。大家知道，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毛澤東知道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這個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這是因為，斯大林問題不僅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評價。

在列寧逝世以后的三十年時間里，斯大林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主要領導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主要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建立起來的，人們有時也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叫做“斯大林模式”。所以，對斯大林的評價實際上就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評價。

毛澤東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科學地評價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確的方面（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丑化了社會主義制度，丑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丑化了偉大的蘇聯。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繼承赫魯曉夫的衣缽，而且變本加厲。他把否定斯大林、否定已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突破口。他提出，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據“斯大林主義”建立起來的一種“官僚專制”的“極權社會主義”、“專橫的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嚴重扭曲”，是社會主義的“變形”。

這種社會主義使得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形成了壟斷：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壟斷”；經濟上，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排除了人們對所有制的選擇，造成了“經濟壟斷”；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占指導地位，排斥了其他意識形態，造成了“精神壟斷”。

這些壟斷導致了各個方面的“異化”：政治壟斷導致“人與政治的異化”，經濟壟斷導致“人與生產資料、財產的異化”，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

他宣布：“幾十年來強加給黨的社會主義原來的那種理論和實踐模式已經站不住腳了”，“已遭到戰略性的失敗”，他認為，“這一結論具有原則意義”，因而必須實行“革命性的變革”，消除壟斷、克服異化。

他提出，要“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告別過去”，“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形象地說，要炸毀過去的一切”，等等。他的“改革”就是在這一前提下進行的。我們十分遺憾地看到，《眾說紛紜》的作者在這一點上是同戈爾巴喬夫沆瀣一氣的。

這涉及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是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第二，是改革應該改什么。從理論上講，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恰恰是兩種改革觀的根本分歧所在。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同蘇聯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探索的產物。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評價這一制度：在基本制度層次上，它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社會發展規律提出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在實現這些基本原則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層次上，它在探索過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嚴重缺點。因此不能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毛澤東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要“三七開”，成績是基本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是科學的辯證的結論。相應地，改革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改革，從性質上講，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觀。

戈爾巴喬夫則相反。他完全否定已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出發，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全部社會主義制度，既要改革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更要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種改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徹底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

從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如何評價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絕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直接關系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徹底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否定斯大林，必然導致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一條重要教訓。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為什么我國某些人談論“改革”的時候，集中力量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竭力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應該說，敵對勢力是深諳此道的。

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戈爾巴喬夫改革是如何導致蘇聯社會制度演變和蘇共亡黨的吧。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社會制度方面，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革成為資本主義制度

戈爾巴喬夫口口聲聲說他“堅持社會主義的選擇”，甚至在他宣布解散共產黨的時候，還聲稱他“贊成社會主義價值”。但是，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了。

他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并不是一種社會制度，而是一種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可以實行的組織社會生活的原則和過程。這些原則和過程是以基本價值為內容并圍繞它展開的。

簡單地說，社會主義是這樣一些倫理性的觀念，即“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原則；民主和自由原則；社會公正原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原則”。社會主義不過是不斷脫離社會實際狀況、逐步實現其價值觀念的一種運動。這就是所謂的“倫理社會主義”。

但是，社會主義并不是某種倫理觀念，它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有它自身的、區別于資本主義的質的規定性，具有自身固有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

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世界社會主義各國的實踐，概括地說，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思想上，馬克思主義處于指導地位。

這些特征和原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分析資本主義矛盾得出的科學結論，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具備這些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才能稱得上社會主義，不具備，就不能叫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恰恰是完全否定和拋棄這些本質特征和原則。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主張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認為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是主張搞與“民治國家”相對立的“黨治國家”，違反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認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黨的領導看作是“官僚專制”、“行政命令”，因而反對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要求放棄黨的“政治壟斷”，取消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條款，使共產黨成為與各種政治勢力（包括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進行所謂平等競爭、爭取政治權力的政治組織。他鼓吹實行多黨制，強調黨不謀求壟斷，允許“表達各種政治意愿”的“各種政治組織和派別自由競爭”，共產黨應在這一競爭中“謀求得到一個被承認的席位”。然而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讓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還能搞社會主義嗎？我們黨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當蘇聯共產黨1990年二月全會決定實行多黨制的時候，我們黨就明確指出，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鼓吹“全民國家”。戈爾巴喬夫把剝奪階級敵人民主、自由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使人與政權、與政治相分離”的根源，是“專制”、“獨裁”。他借口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犯過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違反人道主義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階級的專政”，要求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戈爾巴喬夫宣稱：“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議和意見，即我們需要專政，只有某種專政才能拯救我們。”他贊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他提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全面充實人權”，使之符合“全民國家”的要求。大家知道，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它總是具有階級性的，不是這個階級的專政，就是那個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可靠保障。世界上并沒有全民民主的國家，只要是國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當今條件下，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恢復資產階級專政。

第三，否定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張私有化。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的基本特征。戈爾巴喬夫完全否定這一最基本的原則，攻擊公有制統治地位是“經濟壟斷”，妨礙人們自由地選擇所有制形式，妨礙人的價值的實現，因而要求把已實現了公有制的經濟實行私有化。

他借口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國家所有制的壟斷”的口號下，主張把國營企業的財產分散歸個人所有。他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與生產資料的異化”，“恢復社會公正”，“實現個人利益”，“保證社會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必然導致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為資本主義制度奠定經濟基礎。

第四，否認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戈爾巴喬夫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就是“精神壟斷”，妨礙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必須“拋棄對不同觀點和思想的意識形態限制，教條主義和不容忍態度”。他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認為社會需要各種意識形態“自由競爭”，“堅決反對輿論工具進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對輿論工具進行壟斷”，允許各個黨派、各種政治組織利用電視、廣播、報刊自由地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大家知道，任何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都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起主導作用，它引領社會各種思潮按照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向發展。一個社會，指導思想只能有一個，在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去占領，多元化的指導思想只是一種空想。

可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它盡管打著社會主義旗號，但它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因而本質上是反社會主義的。它所主張的實質上是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進行改革，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黨建方面，把共產黨改造成為社會民主黨。

戈爾巴喬夫在否定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也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共產黨本身。

他宣布，共產黨已經發生“嚴重變形”，幾十年來只是為“專橫的官僚體制服務”，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主義”，“使國家發展中嚴重的停滯現象得以產生”。因此，必須重新認識“建黨原則和活動方法”，對黨進行根本的改造，即所謂的“革新”。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來“革新”共產黨，說到底就是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建黨理論和原則，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奮斗目標、指導思想、組織原則，使共產黨變成社會民主黨。

第一，在黨的性質方面，把黨從無產階級先鋒隊改造成為“全民黨”。戈爾巴喬夫反對政黨是階級的集中代表這一馬克思主義原理，否定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他主張“拋棄與全民和全人類價值相對立”的“階級觀點”，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要求把黨改造成為超階級的、“全體人民的”、“全民族的”黨。他主持的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黨章宣布：蘇聯共產黨是“自治的社會政治組織”，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聯合組織”。一句話，黨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全民黨”。

這一“革新”黨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早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就聲稱，在蘇聯，階級已經消滅，階級斗爭也已消失，共產黨不再具有階級性，而應該成為全體人民的黨，即“全民黨”。這一觀點在蘇聯一直沒有得到澄清和批判，進而成為戈爾巴喬夫黨建思想的理論基礎。然而這一觀點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的。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規模階級斗爭是過去了，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依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加之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仍處于帝國主義包圍之中，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竭力向社會主義國家滲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實現其和平演變的目的。因此，共產黨必須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否則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是無法保證的。

“全民黨”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為什么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都要把“全民黨”作為“革新”黨的目標呢？說穿了也很簡單，就是為了把黨改造成為資產階級政黨。在當今世界上，如果按大類劃分，任何一個政黨不是無產階級政黨，就是資產階級政黨。拋棄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必然蛻變為資產階級性質的黨。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要公開宣布把共產黨改造成為資產階級政黨，那是困難的，因而不得不打出“全民黨”的旗號作為掩飾。可以說，凡是丟掉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鼓吹“全民黨”的，實質上都是主張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這是必須警惕的。

第二，在奮斗目標方面，把共產主義改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之流宣布：實現共產主義不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認為那種“歷史不以各種政治力量的意志為轉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自己的最終目標”的看法，是“毫無根據的觀點”。他聲稱，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國際共產主義的“主航道”是錯誤的，改革就是要“校正”這個主航道。

那么，黨的奮斗目標是什么呢？戈爾巴喬夫明確地說：“現在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了我們為之而奮斗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建立自由的和社會公正的社會。”所以，他主張把黨的名稱改為“社會民主黨”，只是礙于形勢發展，他還沒有來得及宣布而已。

所謂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用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說，是“這樣一個嶄新的社會，它將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復本，也不是原來那種東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

這就是說，他們要建立一種介乎資本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制度。然而這種“第三條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在當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系對立的情況下，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走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在“告別過去”、“炸毀過去的一切”的同時，主張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司空見慣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因素”搬過來，用以改造蘇聯的社會制度。可見，所謂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與已有的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對立的，而同資本主義則是相通的。所謂“不是資本主義的復本”，不過是要對資本主義作若干改良而已。所謂“第三條道路”這一奮斗目標的確立，標志著黨發生了根本變化，隨之蘇聯的社會制度也必然發生根本變化。

第三，在指導思想方面，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黨，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戈爾巴喬夫攻擊黨內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是一種“精神壟斷”，提出“革新”黨就要允許“黨員有信仰、表達意見和行動的自由”，“允許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各種觀點、意見和流派的存在”。

他主張黨內應該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他一方面攻擊馬克思、列寧的社會理論已經過時，另一方面以“吸收一切先進思想”為名，宣稱費邊社會主義著作中積極的內容、社會黨國際綱領中合理的內核、康德哲學中的倫理觀念、基督教教義中人的價值的主張等等，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遺產中“有用的東西”一起，統統是黨的理論基礎的思想來源。

指導思想多元化，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主張黨內各種意識形態一律平等、自由競爭，實際上這樣的多元化是不可能有的。毫無疑問，共產黨生活在社會中，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思想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會存在多種意識形態，這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任何一個政黨總有一種意識形態處于指導地位，沒有一種思想作為指導，就不可能組織成為一個政黨。

戈爾巴喬夫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并不是真的不要指導思想了，他不過是以抽象的、一般的、所謂全人類共同的人道主義、人的價值，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已。

而這種人道主義又是什么呢？戈爾巴喬夫直截了當地說：“俄國1917年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回聲，同時也是實際實現這些崇高理想的大膽嘗試。”甚至認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國大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個性自由”邁出的新的一步。可見他追求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要求以此作為黨的指導思想。

可以說，凡是鼓吹黨內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實質上都是主張允許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這樣共產黨也就不再成為無產階級政黨了。

第四，在組織原則方面，拋棄民主集中制，主張“普遍的民主”，即不需要集中的民主。戈爾巴喬夫攻擊實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黨的“兵營式的等級紀律”，形成了官僚專制、行政命令，“妨礙進行公開的探索”，而“拋棄民主集中制就能夠順利地拆除黨的等級命令制的組織結構”。

他主張黨內生活的準則只能是民主，“確保黨內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確保黨員和公民自由發表意見和堅持自己的立場，確保個人的政治權利和自由。”

他要求“摒棄多數的統治”，強調“少數捍衛自己的觀點的權利”，包括“在黨的輿論工具上捍衛自己的觀點的權利”；要求“放棄形式主義的完全一致原則”，反對個人服從組織，主張黨員可以根據某個綱領、利益、觀點進行橫向聯系，組織各種俱樂部、辯論中心、論壇、委員會，開展活動，這實際上是允許黨內派別組織的合法存在。

要求廢除下級服從上級這一原則，認為這會使得每一個黨員“不能恢復自己的尊嚴感和黨內自由感”，“把黨員變成黨的機關的附庸”。

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思想“革新”黨，蘇聯共產黨很快就失去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成了一個派別林立、自由結合的組織和松散的政治議論俱樂部。

人們往往對戈爾巴喬夫等人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時，共產黨毫無反抗感到難以理解。其實，只要了解了當時經過戈爾巴喬夫六年左右時間的改造，蘇聯共產黨早就已經不是列寧所創建的思想統一、有鐵的紀律、具有戰斗力的無產階級政黨了，已經變成了一個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的社會民主黨了，這樣的政黨毫無戰斗力，在敵對勢力進攻面前，必然是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這是毫不足怪的。

蘇聯的劇變，最根本的一條是共產黨自身出了問題，即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指導下改造了黨。可見，堅持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建原則建設黨的組織和開展黨的活動，這是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關鍵。

上面我們簡要地回顧了戈爾巴喬夫在社會制度和黨建兩個方面的“改革”。從這一簡單的介紹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改革的前提、性質和目標上，馬克思主義改革觀與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觀是根本對立的。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樣。

現在，在我國公開贊成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人不多了，因為實踐已經表明這種“改革”使得俄羅斯人民陷入嚴重困境。但是，有人只是批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順序不對，沒有先搞經濟改革，而先搞政治改革了；方法不對，沒有漸進地進行改革，而搞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順序、方法等方面是不對的，脫離了國情，但這絕不是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只要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不管采取什么樣的順序、方法，都不可避免產生現在俄羅斯那樣的結果。

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化，這種改革使得社會制度迅速由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使得黨迅速由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政黨變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一點，戈爾巴喬夫直言不諱。他說，經過改革，“在九十年代，西方的政府、議會和人民將會同迄今已有的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

這個“完全不同”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尼克松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摧毀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是“肢解帝國、摧毀社會主義的改革”；布熱津斯基也說，這種改革使得“蘇聯改造成為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國家”，它符合西方的需要。難怪西方領導人要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并建議英國女王授予他“榮譽爵士”稱號，以表彰他改革的“巨大成就”。這從反面充分說明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觀（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