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紀念十月革命103周年的時候,我們重發三年前周新城老師的這篇力作。這有助于正確理解十月革命道路對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刻意義,也藉此表達我們對作者——這位近故的堅強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的深切懷念和崇高敬意。
【摘 要】2017年是十月革命爆發100周年,紀念十月革命意義重大。現今談論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需要理清三方面問題:一是實事求是地評價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個結晶——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三是實事求是地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十月革命道路的關系。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取得了偉大成就。“走俄國人的路”,就是走十月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和發展。
2017年是十月革命爆發100周年,紀念十月革命意義重大。因為時間過得越久,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越是彰顯出來。
一、十月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意義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是沒有異議的。毛澤東明確指出: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十月革命“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就是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按照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就是進入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中國人民對十月革命懷有深厚的感情,因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民一直在探尋救國的道路,努力向西方學習,但始終無法成功。正當人們彷徨、迷茫,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人“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取得了偉大成就。“走俄國人的路”,就是走十月革命道路。事實證明,這條路是走對了。
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有人懷疑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確性,他們把我國的改革理解為“去蘇聯化”,改革就是與蘇聯對著干,凡是蘇聯干的,都是錯的,都要改。有的觀點甚至認為,必須徹底否定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否定得越徹底越好,并且列舉了一系列中國實行的與蘇聯不一樣的做法,以此證明改革就是拋棄“俄國人的路”,即十月革命道路。至于中國與蘇聯共同的東西卻一概不提,例如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按勞分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本質的東西。還有觀點赤裸裸地提出,我國一開始提出“走俄國人的路”,就背離了“人類文明的正道”,這是歷史的迷誤,改革就是“去蘇聯化”,扭轉方向走上英美資本主義道路。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蘇聯、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復辟了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一大批人(包括一些黨員甚至領導干部)患上了“低潮綜合癥”,喪失了社會主義的信念,懷疑和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成了相當普遍的認識。他們認為,十月革命的故鄉都放棄了十月革命道路,我們還能走這條道路嗎?在這種氛圍下,人們不再紀念十月革命了。這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
十月革命是永遠值得紀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矛盾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闡述了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制度的基本輪廓。但這還只是科學的預見,只是一種理想。十月革命使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俄國付諸實施,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也從一種理想變成了現實,整個世界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十月革命道路的本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共產黨在醞釀寫作批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觀點的文章時,強調“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具體的發展道路,但從基本原理來說,都離不開并且都必須遵循十月革命的普遍規律。一切修正主義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正是要否定這些基本經驗、普遍規律和共同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普遍規律,是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循的,任何國家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背離十月革命道路,必然葬送社會主義事業。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證明了這一點。
在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作斗爭時,中國共產黨對所有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途徑有一個經典的表述:“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特點。因此,每個民族都經歷著階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著基本點相同、具體形式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這個“共同的基本規律”,這個共同的“基本點”,就是十月革命道路。
中國共產黨八大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把我們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其根據就在這里。這就是我們一定要捍衛十月革命道路的道理,也是我們要紀念十月革命的緣由。
在蘇聯已經復辟資本主義、我國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背景下,談論十月革命道路有沒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靈不靈的問題,主要同以下三個問題有關:一是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個結晶,如果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必須否定,那就談不上十月革命道路的意義了;二是如何分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如果說“十月革命的結晶”——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必然走向資本主義復辟,那十月革命道路就是錯誤的,毫無意義;三是如何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十月革命道路的關系,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十月革命道路沒有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一個“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那么也就談不上十月革命的普遍意義了。
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形成一開始,圍繞如何評價這一模式的問題,就一直存在著爭論。十月革命剛剛取得勝利,帝國主義就感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威脅,他們發動了十四國武裝干涉,力圖把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隨后,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又挾大半個歐洲的實力對蘇聯發動進攻。軍事干涉失敗后,帝國主義就開始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他們對蘇聯展開了強大的意識形態攻勢,各種歪曲、誣蔑、攻擊的言論層出不窮。他們利用從蘇聯叛逃出去的人撰寫各種材料,抹黑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連篇累牘,不勝枚舉。這是由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很好理解,期望他們贊揚蘇聯社會主義,比登天還難。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有兩次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高潮。
一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實際上也就是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因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斯大林參與創立的,而且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定型和發展起來的。這個秘密報告,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反蘇反共的浪潮,社會主義陣營還發生了波匈事件。
對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接連寫了兩篇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全面分析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科學評價了斯大林的功過是非,回擊了敵對勢力的進攻,穩定了大局。這兩篇文章力挽狂瀾,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我們應該十分重視當時毛澤東的分析方法和結論,他關于蘇聯問題的觀點是得到一致贊同的,是全黨智慧的結晶。現今討論蘇聯問題,仍然應該以這兩篇文章的思想為指導。把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分析斥之為“左”,嗤之以鼻,是不嚴肅、不慎重的。
二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他打著改革的旗號,攻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扭曲了社會主義,搞的是“專制社會主義”,已經遭到了“戰略性失敗”。戈爾巴喬夫提出,必須根本改變社會制度,要炸毀過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切。同赫魯曉夫相比,戈爾巴喬夫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方面走得更遠了,在他的領導下,當時蘇聯形成了一種氛圍:誰咒罵社會主義,他就是改革派,罵得越兇,越得到贊揚。如果堅持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作實事求是的分析,那就是保守派,是“社會主義守靈人”,就要受到批判、圍攻。列寧格勒工學院的安德烈耶娃文章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這次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浪潮的后果更為嚴重了: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遭到顛覆,社會制度從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生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迅速惡化,國際地位降到二流、三流的水平。戈爾巴喬夫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思想對中國的某些人產生了很大影響,至今也沒有完全消除。我們國內某些人談論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基本上照搬戈爾巴喬夫的觀點和邏輯,甚至連用語都一樣。
那么應該怎樣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分析問題當然要從客觀事實,而非主觀想象出發。這似乎是常識,不需要強調。然而,在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卻經常有人罔顧事實,制造了不少謊言、謠言。據美國學者格雷弗考證,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就是由61個謊言組成的,許多攻擊斯大林的東西,完全不符合實際。攻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最有力的根據莫過于肅反擴大化了,這最容易俘獲人們的同情心。有人憑借想象,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描繪成恐怖專橫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人人自危,“戰戰兢兢、唯唯諾諾”,其依據就是肅反殺了5000萬人。這個數字怎么來的?最早也許是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里講的,但他并沒有提出什么根據,只是當時從反共、反斯大林的狂熱出發編造出來的。當然這個數字最符合西方的需要了,所以一出來,就被他們利用了,到處添油加醋地宣傳,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把它概括成“五千萬冤魂”。這位大人物一說,就算定論了。談到這個問題時有不少觀點往往引用布熱津斯基的材料得出結論:蘇聯是“瘋子國家”。然而這個說法也太離譜了,違背了常識。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人口是1.6億,如果冤殺了5000萬人的話,那3個多人中就有1個人被殺,這能做得到嗎?按照這個說法,蘇聯戰前人口也就只剩下1億左右了。可是戰爭爆發前夜的蘇聯人口是1.9億人,這多出的近9000萬人是哪兒來的呢?可見,所謂“五千萬冤魂”純屬虛構。
究竟蘇聯肅反擴大化錯殺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權威的統計。時隔多年,恐怕也很難統計清楚了。但我們可以從肅反總的數據看出大體的輪廓。據1954年蘇聯內務部起草的給赫魯曉夫的報告,1921年至1954年期間,因反革命罪判處了377738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642980人,判處25年以下勞改和監禁的2369220人,判處流放和驅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應得,多少是錯判的,該報告沒有分析。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緬采夫和雅科夫列夫為首的清查委員會進行復查,最后確定,從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有385390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827995人。想來,作為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雅科夫列夫是不會有意減少這一數字的。
應科學分析斯大林的肅反問題,從中吸取教訓。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做的。20世紀60年代初,針對赫魯曉夫借肅反問題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中共曾經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蘇聯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斯大林的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了一部分社會主義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許多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個人專斷地決定許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嚴重的錯誤。……斯大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5]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肅反,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進攻的時候,有國內“第五縱隊”配合,衛國戰爭要艱難得多。
即使從事實出發,也不見得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還需要有正確的分析方法。社會現象是復雜的,社會發展充滿了矛盾,可以為某個結論找到任何數量的材料。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涉及各個方面,情況那么復雜,時間又比較長,要找點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犯錯誤的材料是不難的。有人在討論時喜歡講“真相”,從檔案里拋出一些材料,似乎就把人鎮住了。其實,光憑一些材料,沒有正確的方法,很容易變成“瞎子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第一,要全面分析,既看到錯誤,也看到成績,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第二,要分清主流和支流。這就需要像列寧指出的那樣把握總體性、基礎性的材料,能夠反映事物本質的材料。
對于總體性和基礎性材料,我們不能不承認兩個基本事實:第一,沙俄原來是十分落后的國家,1913年(沙俄經濟最好的年份)俄國的工業總產值只及美國的6.9%,英國的22%,在世界上排列第五位。經過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到1983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業總產值相當于美國的80%,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這一成就,連以反共著稱的丘吉爾也不得不佩服。他在斯大林去世時說,斯大林接手的是馬拉犁的落后農業國,他離去的時候蘇聯已經成為擁有原子彈的強大工業國。這一成就還是在蘇聯遭到兩次世界大戰嚴重破壞下取得的,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很難實現的。
第二,1941年,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進攻蘇聯,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蘇聯人民在共產黨和斯大林的領導下,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團結一致,英勇抗敵,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如果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樣,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人人自危、“戰戰兢兢”、終日惶恐,豈能戰勝強大的法西斯德國?
我們并不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犯過許多錯誤,蘇聯的制度也有許多弊病。但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前鑒,一切都要自己探索。蘇聯這樣的大國,情況復雜,又在帝國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環境險惡,任務緊迫,犯一些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對這些錯誤、弊病,我們應該怎么分析呢?
第一,要擺正位置。在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歷史中,相對于成績,錯誤和弊病是第二位的。針對1956年出現的反蘇反共浪潮,毛澤東明確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歷史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就是基本結論。這一結論是科學的,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這一結論。蘇東劇變以后,在談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時,我們仍然堅持毛澤東的判斷。1993年7月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會議上指出:“前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他們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我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于過,前蘇聯對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亂。”“功大于過”,基本意思還是“三七開”。全盤否定斯大林,才導致蘇聯的動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判斷。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培訓班上談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明確指出:“蘇聯模式的形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曾經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蘇聯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多次談到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危害,指出,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斯大林,一路否下去,一夜之間就會“城頭變幻大王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分析和判斷是一以貫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開”,成績是第一位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反對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采取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
第二,要分析產生錯誤的根源,研究糾正錯誤的辦法。毛澤東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嚴格地把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即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區分開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政治上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公有制、按勞分配,思想上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決不能否定;具體制度則要具體分析。有的是正確的,我們應當學習和堅持;有的只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在蘇聯條件下也是錯誤的,必須揚棄。更多的情況是,有的具體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但隨著條件的變化不再符合社會發展需要了,必須及時進行改革。總的來說,有對有錯,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所犯的錯誤,并不是基本制度,而是具體制度層面導致的。因此,糾正錯誤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只是要求對具體制度進行改革,調整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改進工作作風。
第三,對待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應該有一個正確態度,不應簡單地加以指責、嘲笑,而應總結教訓,以便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實踐,無論是正確的經驗,還是錯誤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我們是在前人經驗基礎上推進社會主義實踐的。列寧曾經嚴肅批評那種“對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缺點采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人,說他們是“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毛澤東一再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誰也不能避免犯錯。人們的主觀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觀實際完全一致。重要的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繼續前進。因此,利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失誤就輕易地將其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
有的觀點以“為蘇聯模式辯護”為由,否認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和方法,否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但問題是,為蘇聯社會主義辯護何錯之有?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站出來為斯大林辯護,就是理直氣壯的。那時滿世界都在批判“斯大林主義”,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我們明確表態說:“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我們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就是為社會主義辯護,為無產階級專政辯護,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辯護。現今,面對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浪潮,我們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確方面(這是主要的方面)辯護,也應該是理直氣壯的,這是為十月革命道路辯護,為社會主義辯護,是不輸理的。
在當前條件下,討論十月革命有沒有意義、十月革命道路對不對,往往與分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這一歷史性事件聯系在一起。有觀點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在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必然引發政治動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按照這種看法,十月革命道路就是錯誤的,毫無意義。
上文論及,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第二位的。蘇聯的基本制度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弊病和錯誤是在具體制度的環節上出現的,它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證明社會主義失敗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一再表示,蘇聯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領導集體放棄了十月革命道路,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推行了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在即,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蘇聯東歐的變化,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這就是說,蘇東劇變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引起的,不是十月革命道路的錯,而是放棄科學社會主義、背離十月革命道路的惡果,是搞民主社會主義導致的。
1993年8月,江澤民在使節會議上講話指出,東歐演變、蘇聯解體,說到底,是因為執政的共產黨出了問題,背棄了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共產主義的目標、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因此才導致政治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錯誤。
1998年12月,江澤民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十分深刻!
2001年4月2日,江澤民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原因,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是難逃歷史責任的。由于蘇共放棄了上述對社會主義制度來說生死攸關的東西,蘇聯就被葬送了。
從這些講話中無論如何得不出“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引起的”這一結論,與之相反,蘇聯演變恰恰是放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所體現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結果。蘇聯演變的悲劇,不能證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恰恰證明了背棄十月革命道路會造成什么樣的嚴重后果。
蘇聯放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背離十月革命道路,集中體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上。改革是一個好字眼。社會主義是存在矛盾的,必須通過改革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發展。不改革,社會主義就容易僵化停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正確的,關鍵是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樣子,也就是正確認識改革的對象和目標。不同路線指導下,改革的性質完全不一樣。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講改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按照什么路線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
我們來看一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吧。
戈爾巴喬夫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遭到了“戰略性失敗”,原因是它存在“三壟斷”:政治上,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這是政治壟斷,不民主,排除了其他政黨掌握政權的可能;經濟上,公有制占統治地位,這是經濟壟斷,排除了人們選擇其他所有制的可能;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占指導地位,這是思想壟斷,排除了吸收先進文化的可能。“三壟斷”導致“三異化”:政治壟斷導致人與政治、政權的異化,經濟壟斷導致人與財產、所有制的異化,思想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改革就是消除壟斷、克服異化,這完全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路。按照這個思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政治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輪流執政;經濟上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他所譴責的、要改變的正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要拋棄的正是十月革命道路。經過短短6年時間的改革,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就瓦解了,很快就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最終導致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悲慘結局。背棄十月革命道路的嚴重后果,從反面證明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十月革命道路是一條光明大道,是正確的,背棄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某些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主張我國改革應該是“去蘇聯化”的觀點,其依據和戈爾巴喬夫一樣,也是譴責“三壟斷”,進而要求根本改變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他們借著批判蘇聯來表達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例如,他們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礙著黨章、憲法,不好直截了當地說,于是就借著蘇聯問題來說,猛批蘇聯的共產黨領導是政治壟斷,不民主,導致蘇聯垮臺。言外之意,中國也必須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否則也要垮臺。針對這種方法和觀點,我們應該保持高度警惕。
總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十月革命道路,毫不動搖地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個普遍規律是違背不得的。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有這樣一個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點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從本質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就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次上,即十月革命道路的具體實施層次上,才具有中國特色。科學社會主義、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和“源頭”,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共性。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當前中國具體條件下怎么實現,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國條件下怎么走,必須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探索,在這個層次上具有中國特色,與其他國家不同,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社會主義的共性與特殊性的結合。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繼續和發展。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關系問題上,顯然有不同看法。有的觀點試圖割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十月革命道路的聯系。有的觀點甚至提出,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多樣化,除了科學社會主義之外,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流派有民主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類觀點錯誤百出。
第一,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一出現,不同階級就賦予它不同的內涵,就有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共產黨宣言》里就批判過封建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以及工人階級不成熟階段的空想社會主義。“多樣化”并不是當今時代社會主義運動特有的,早已有之。不能把多樣化看作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獨有特征。
第二,更應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一個流派,并非同民主社會主義相并列。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棵大樹的根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他為社會主義確定了一個判斷標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丟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制度。它不是一個標簽,不是自己說是社會主義就真的是社會主義了。只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能叫社會主義,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盡管自稱是社會主義,也是假冒的社會主義。例如民主社會主義,它只是要求對資本主義作點改良,如果一定要叫什么社會主義,那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像西方學者說的那樣是什么“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始終堅持十月革命道路。
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并沒有原則意義的事情上,有的觀點大做文章,認為這表明我們“不滿足于有中國特色了”,而要成為一個“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與當前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成果,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什么“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
第三,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對著干”的“全新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的不同時間段,它們之間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具體實現,走的都是一條道路,都是十月革命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本質上說,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社會主義”。只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層次上,才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有的觀點批評“走俄國人的路”是教條主義,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對的。其實,“走俄國人的路”與“走自己的路”都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他是就不同層次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的。就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要建立的基本制度這個層次來說,毛澤東強調要“走俄國人的路”,也就是走十月革命道路,決不能走英美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中共總結28年斗爭經驗得出的結論;就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國條件下如何具體實施這個層次來說,毛澤東強調必須結合中國具體條件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決不能照搬別國的做法。因此,這兩個提法是不矛盾的,不能用“走自己的路”來否定“走俄國人的路”。
我們還應當堅持八大的提法: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和發展。
(作者生前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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