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無數將士奔赴前線，血灑疆場。他們身后不僅是民族、家園，還有無法割舍的骨肉親情。留在后方牽扯情感的是年齡尚幼的子女無人照料，很多孩子剛出生就不得不托付給當地鄉親收留。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為了撫養將軍烈士的遺孤，出征將士的子女以及戰區難童的安置問題，迫切建一所集中撫養和教育的場所，已刻不容緩。1938年9月，經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決定，在延安成立戰時兒童保育院。為躲避日軍飛機的轟炸，又遷院到幾十里外的安塞縣吊兒溝。《新中華報》發表社論：“保育我們后代的戰士。”毛澤東為該院題詞：“兒童萬歲”。在經費極度緊張，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邊區領導，從自己微薄的津貼中共捐贈863元，邊區政府機關捐贈1000元，邊區政府撥經費200元，并規定每月撥款經費100元。在前線和國統區工作的領導也撥了一部分經費。11月，保育院兒童由開始入院的86人，年底將邊區中學附屬小學又并入保育院，成立小學部、幼稚部，保育院增至280人。1940年9月，又遷新址楊家嶺后山李家洼（今延安卷煙廠路）院內開設乳兒部，又將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托兒所并入保育院，規模不斷擴大。1945年改為第一保育院，共接收2500多名兒童。第三任院長丁彤曾回憶說：我還記得孩子們唱著《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我們離開爸爸，離開媽媽，我們失掉了土地，失掉了老家，我們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他的軍閥。我們要打到他！打到他才可以回老家，才可以見到爸爸媽媽。”還會唱《跟著毛主席天天向上》和《我愛總司令》等歌曲。1940年春，為了解決中央領導和將領的后顧之憂，在距離中共中央駐地的蘭家坪山坡上，騰出6孔窯洞成立延安“中央托兒所”，開始接收七名孩子，在此撫育成長。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謝覺哉的女兒謝定定、王首道的女兒王蘇云、還有賈麗麗、傅維芳、小胖。后來在前線與日軍作戰的將領也紛紛把孩子送來，有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鄧小平的女兒鄧琳、左權的女兒左太北、楊勇的兒子李小平、黃鎮的女兒黃文、黃浩、白堅的兒子白克明等……一下子增加了幾十個孩子。1942年這里又修建20孔窯洞，名將的子女成為托兒所的一大特色。當年這些幼童，在新中國建立幾十年許多成為國家領導人、軍中高級將領、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都曾在這里度過自己的童年，如今早已年邁。1941~1942年，陜甘寧邊區紅色中心遭到國民黨軍事和經濟的嚴密封鎖，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一片硝煙之中。但是，保育院和中央托兒所的孩子依然能享受一周七天，每天四餐的美食。食物、菜蛋、水果搭配合理，一應俱全。一首由作曲家關鶴巖譜曲，鮑侃填詞，耳熟能詳的兒歌《丟手絹》那旋律簡明，朗朗上口卻充滿童真的歌曲，伴著歡快的節奏從簡陋的窯洞、土院中流傳出來。滾鐵環、學防線、跳圈舞、趴戰壕、學打仗……，一幕幕浸漫兒時的記憶、動人的畫面，讓浪漫、傳奇、和諧的畫卷綻放在延安這片厚重而堅實的黃土地上空。后來這首《丟手絹》的兒歌也成為幾代中國人的童年記憶。也伴隨著我，度過幸福的童年、少年時代。正值延安最為困難的艱苦時期，經費難以維持。在香港的愛國人士宋慶齡聯系遠在美國的洛杉磯愛國華僑組織募捐，將一批又一批幼兒急需的物品。通過重慶八路軍轉送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又在國民黨的眼皮底下送往延安。代乳粉、魚肝油、衣服、被褥、玩具、藥品、疫苗等，為了感謝他們國際主義精神和無私的援助。毛澤東在《解放日報》題詞：“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從此，兒童的安全健康和成長，成為陜甘寧邊區的共識。1942年5月，中央決定將中央托兒所改為“洛杉磯托兒所”。
劉伯承元帥、鄧小平兩家人和孩子們在延安留念（1943.7）1944年6月，延安迎來了一批中外記者參觀抗戰時期的洛杉磯托兒所。孩子們為遠道而來的客人演出一臺臺精彩的節目。曾有一位路透社的記者在報道中這樣寫的“……這里有一塊神奇的土地，這里有一群普通而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這年秋，奔赴前線的干部子女，大量烈士子女的增加。在延安小砭溝又成立了第二保育院，最小僅1歲多，最大的才6歲多，短短一年時間入院的孩子就達到136名。在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首長也經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們。同他們一起聯歡、互動，題詞，給保育生很大的鼓舞，逢年過節還把烈士子女接到自己身邊過節。1945年8月18日，劉伯承元帥的女兒劉華北，年僅6歲在中央托兒所被害。那時正值重慶談判前，劉元帥率大部隊開赴晉東南，準備與國軍進行一場生死戰。所以，戴笠的特務把魔爪伸向延安，中央托兒所的孩子就成了國民黨的目標。19日劉元帥接到保育院的電話，得知女兒被害的噩耗，劉元帥難以置信，急速返回延安。他強忍悲痛，摸了摸孩子的小手，貼了貼孩子的小臉，忍著淚水安葬女兒后。他不僅是孩子的父親，更是戰場上的將領，他絕不能讓敵人的陰謀得逞，反而激起他的斗志，火速趕赴前線參加“上黨戰役”。至今80年了，這一疑案仍未破解。直到1986年，劉伯承元帥臨終之前，躺在病床上含淚提起女兒被害之時仍然很難過。對身邊的人說：“我這輩子無愧于人民，無愧于黨，只是心里還有件事放不下……女兒的案子沒能破，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啊！”中央托兒所這突發事件，被悲劇籠罩，不能讓孩子們留下心里陰影，保育生開始疏導孩子們驚怕、低落、封閉的情緒，將孩子們身心出現的搏動，慢慢引導到健康之路。同時，更嚴格，加強對保育生審查、管理和安全保衛工作。
蘭家坪“洛杉磯托兒所”孩子們在做游戲（1942.9）
陜甘寧邊區戰時“第二保育院”（1944）
193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負責保育院工作并制定工作政策措施，公布《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其中關于保育工作的指示為：“保育對象為邊區黨政干部子弟、烈士遺孤和戰區難童，實行全部免費學前教育。”“實行普及免費兒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識教育兒童，造就中華民族的優秀后代。”教育方針是：“鍛煉兒童革命的觀點與作風；培養兒童活撥愉快的心情，健康堅實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實的個性；增進兒童知識、訓練手腦并用，使之成為未來新中國健全的主人。”1938年8月，在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關懷下，由陜甘寧邊區政府創辦的第一所邊區中學，就誕生在離延安城三十公里外，四面環山的洼草峁山腰的吊兒溝。這里遠離日本飛機轟炸肆虐。隨著保育院孩子們一天天長大，1938年夏~1947年，這里先后成立陜甘寧邊區中學、魯迅師范、魯迅師范小學、邊區中學附屬小學、邊區師范、行知中學、第四后方醫院等。謝子長的兒子謝紹明、劉志丹的女兒劉力貞、高崗的兒子高毅、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志、任遠行、烈士李碩勛的兒子李鵬，還有海外華僑、朝鮮學生。學校給每個學生發1元津貼，2角學習費，每人發一個小木板，吃穿全部免費。除學習外，還參加勞動和體育運動。1938年毛澤東題詞“好好的保育兒童”；1947年又為行知中學學生任遠志題詞“光明在前”；1940年朱德總司令題詞“耐心培養小孩子，保育后代”……在這里師生們創作了許多文藝作品，曾譜寫了一首紅色搖籃曲《八月十五月兒圓》，賈芝創作的《內戰陰謀家》等，吊兒溝舊址曾是諸多學校的前身。如：延安中學的歷史沿革和變遷，1938年8月曾是陜甘寧邊區中學，先后15次易名，14次搬遷。11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而遷至吊兒溝，改為延安中學。1939年6月延安中學與魯藝師范合并，更名為陜甘寧邊區師范學校。1943年2月搬遷師范又與富縣師范合并，成立延安師范，因邊區機構縮編又與其它學校合并，成立綜合性的延安大學，校長周揚。而中學部又與自然科學院合并，院長徐特立。該校先后成立“毛澤東青年團”，青年學生自己創辦的《先鋒》、《更花》等雜志。
吊兒溝第一師范中學舊址（1938）
1944年8月~1946年8月，延安中學又與延安師范合并，校址在橋兒溝。1946年9月~1948年1月，行知中學又遷橋兒溝、羅家坪、吊兒溝。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學校分兩部分。一部分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兵團第四后方醫院，在吊兒溝成立又改名“工學團”，隨陜甘寧邊區政府轉戰陜北。1947年8月，子長中學并入行知中學，米脂中學、綏德師范又組成延大附中，最后并入延安大學。1948年2月~6月，行知中學又返回陜北與分區黨校合并。4月解放軍收復延安，該校又遷回延安，重建行知中學。1949年7月行知中學又與延中合并，校址在王家坪女子大學的舊址。1950~1951年正式更名為“陜西省延安中學”，從此走向正規劃。據我所了解，今天的育才學校、東北203醫院以及北京、西安等地的育才小學、保小、保育院、安塞縣政府等等，他們的前身都是在吊兒溝舊址。一定要銘記歷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1946年秋，戰爭的硝煙已經蔓延到延安，黨中央決定保育院兒童、工作人員全部轉移到安全的地方。當地百姓準備孩子們出發的工具和其它物資，規定一頭牲口兩個筐，一邊一個娃，用生命來保護這群革命后代。在出發前院長張熾昌做了大量心理輔導和實地演習訓練。為能在危難中保護孩子的生命，并立下：“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一定要在”的誓言。并教孩子們如何自救，躲避敵人的炮彈……孩子們坐在搖籃的馱床里，開始了漫長的輾轉遷移。11月11日，第一批第二保育院136名孩子撤往太行山解放區。經過陜北高原冰天雪地，寒風刺骨，翻越深不見底的懸崖。抵御敵機的轟炸、掃射，承受馬匹受驚、狂奔，黃昏時到達黃河邊。河面只有兩艘船只來回擺渡，將孩子們全部送到河對面。保育員用自己的生命，一路艱辛跋涉，多次闖過危險、驚嚇、傷痛，保護這些小生命。1947年2月中旬，經過三個多月艱苦、心血、困難終于到達太行解放區的山西襄坦絲南里信村。3月奉命又轉移到河北，1949年9月，保育員和孩子們經過3000多里的長征路程，100多個日日夜夜，無一孩子傷亡及延安保育員全部安全乘火車到達北平，更名為“北京六一幼兒園”。
1947年初，洛杉磯托兒所，在院長丑子岡的帶領下撤離延安，到達瓦窯堡。休整三個月，向黃河以東轉移。在半夜通過敵人封鎖線一個孩子突然啼哭，敵人的子彈向這里射過來。緊急情況下院長迅速捂著孩子的嘴，警衛員緊緊拽著受驚的毛驢。在有驚無險的黑夜里，艱難地穿過封鎖線，安全過黃河到達山西的三交鎮。1948年3月，奉命由部隊護送向河北轉移，一路人背，馬馱。5月安全到達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歷經兩年、途徑三省一市，十幾個縣，幾十個村莊。一路處于“上有飛機轟炸掃射，后有敵軍圍追堵截”，僅靠人背馬馱和徒步行轉千溝萬峪， 崇山峻嶺之中。最大六、七歲，最小還在襁褓之中，最終到達北京。1947年1月，第一保育院220個孩子，在院長楊芝芳帶隊向綏德土地岔轉移并休整一個月。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通過危機四伏的敵占區和高山懸崖渡過黃河，到達山西離石。1948年4月22日，解放軍收復延安。其中：一部分北上，另一部分由楊院長帶領又返回延安。1949年9月又隨陜甘寧邊區政府遷到西安，改名西北兒童保育院。1955年2月又改名西安“第一保育院”。延安保育院1937年~1947年，先后接收嬰幼兒近3000多名，成為共產黨名副其實的“紅色搖籃”。當年的保育院是無數戰士心中的搖籃，是大人們心中的圣地，也是孩子們在戰爭時期溫暖的港灣。清晨，驅車又一次來到離市區三十公里外的吊兒溝革命舊址，土地革命前，這里曾是一個地主的莊園。有十幾孔窯洞，是一個不能忘記，也不可忽視的地方。它隱蔽、偏僻、寂靜，曾是紅軍小學、中學、師范的誕生地。這里的學生不僅要學習文化知識，也要到幾十里外的農村開展掃盲工作。同時，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響應黨中央、毛澤東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一邊學習，一邊勞動的大生產運動。經過幾年的奮斗努力，糧食自給自足，學校每周也可以吃上羊肉、小米、玉米飯和各種蔬菜。生活和學習環境大幅度有所改善。
下午，我又走進城北延煙路李家洼“第一保育院”舊址。望著簡陋的土窯洞，陳舊的門窗，斑駁的墻壁，更是感慨萬千。面前透著樸實、不張揚、不炫耀，渾厚、堅固的建筑與黃土地血肉相連，密不可分，渾然一體。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一部光照日月、啟迪后人的經典；一段烽火歲月，催人淚下，撼動靈魂的故事；原始、滄桑的遺跡，來探尋跋涉的經歷，堅韌不屈的真諦。我深深地感悟：從那一孔孔土窯洞里，從閉塞的山洼里，空氣依然彌漫著燃燒、革命豪情的信念和理想的氣息。希望的種子在愛的呵護與召喚中成長，這里為曾經弱小的生命撐起一片愛的天地。他們走出紅色的土地，在風霜雨雪的歷史長河中，歷練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智、開拓創新的精神和無私的奉獻。一批又一批國家棟梁，堅實的基石和各界領導人才，為中華民族做出杰出貢獻，帶領國家走向繁榮、輝煌，那一顆顆沸騰的心從未走遠。因為這里是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吸取奮斗力量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知青；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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