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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驅動歷史轉變的車輪

一、我們的主要敵人變了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走過千山萬水、歷盡千難萬險、九死一生、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會師落下腳。下一步怎么辦？如何認識面臨的形勢？如何突破困境？如何確定黨的策略方針，如何確定軍事戰略方向？這是一個亟需決定的重大問題，是必須召開最高層會議決定的問題。

先講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事業的規矩。黨的方針政策和重大問題決策，不是領袖個人來決定的，而是要經過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然后各主要領導根據既定方針原則和分工組織實施。

12月17日至25日，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的瓦窯堡，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人員包括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和陜北紅軍的領導同志，張聞天主持會議。會上，聽取剛到陜北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主要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統一戰線。毛主席做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還做了政治問題的主題發言。當時，與共產國際聯系已經中斷一年多了，實際上，在聽到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前，黨中央已經開始這驅動策略轉變的車輪，與共產國際七大的策略方向一致。

為什么這么說呢？早在11月13日，還沒有見到從蘇聯回來的張浩時，毛主席就為中央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吞并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愿意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愿意實際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組織。在瓦窯堡會議上，多數同志贊成毛主席的主張，最后通過了兩個決議：一個是《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還有一個是《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不要小看了這次會議，它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會議確定的策略方針和軍事路線，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不失時機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及時調整黨的策略方針，領導中國革命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也是從此開始，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歷史新的歷史階段的主動引領者、改變者，推動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同時實現了人民革命力量的爆炸式發展。

瓦窯堡會議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因為，會議在分析形勢任務的時候，并沒有局限于周邊和眼前的強大敵人，而是著眼于全中國全民族的危難，認識到一個重大改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了！中國和日本，中華民族和日本侵略者之間，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

此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階級矛盾。從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一面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一面是代表廣大工農群眾的中國共產黨，二者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主要矛盾。

從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汪精衛和國民黨軍閥對工農群眾的一系列屠殺，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工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戰爭，打破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進剿”“會剿”和“圍剿”，再到二萬五千里長征突破圍追堵截，都是圍繞這個主要矛盾展開的。

在瓦窯堡會議召開時，紅軍面前的主要敵人，還是企圖徹底消滅紅軍的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正在調集力量消滅我們，主要敵人、主要矛盾怎么一下就變了呢？有研究者說，陜北根據地周圍地區，蔣介石部署了50多萬軍隊，紅軍長征到了陜北也是死地，如果不是后來發生西安事變，共產黨和紅軍也完蛋了，以此證明不是蔣介石錯了，而是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錯了，這種說法顯然有些一廂情愿。事實上，在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分析形勢時，竟然沒有把國民黨軍當成主要敵人，真的有點不可思議，甚至有點異想天開。

為什么給大家講這個問題？主要是想與大家一起體會一下，毛主席是如何分析認識問題的，是什么樣的思想方法和底層邏輯。面臨虎狼環伺、大軍壓境的局面，形勢極為險惡，但毛主席在分析形勢時，卻對眼前的大敵沒有看得那么重，而把與紅軍相隔千里之處的日寇，作為主要敵人放在了首位，確定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已經下降為次要矛盾，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奇特見識你能理解嗎？而且還不只是說說算了，還以此為根本依據，對黨的策略方針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調整。

毛主席為什么如此判斷形勢？從根本上來講，是從國家和民族面臨的整體形勢來看黨和紅軍所處環境的。這樣判斷正確嗎？應當是完全正確的。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領東北4省后，也就是在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之后，又把魔掌伸向華北。從年初開始，就制造了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華北5省自治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要把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這5個省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華北事變愈演愈烈，日本進一步吞并中國的步驟已經開始實施，而蔣介石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讓，與之簽訂了的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在華北這些地區，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撤出中國軍隊，撤換中國官員，取消國民黨黨部，禁止一切反日活動。日本人先是在冀東成立漢奸政府，還在北平成立親日的華北自治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還派員參加。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罪惡企圖已經昭然若揭，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已經顯現，而蔣介石政府依舊堅持對日妥協投降，依舊堅持打內戰。

因此，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大規模學生運動，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南京、西安、重慶等十幾個大城市的學生、工人包括各界群眾紛紛響應，要求蔣介石不再倒行逆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說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使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階級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抗日救亡，成為中華民族除漢奸賣國賊之外的共同呼聲，這就使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可能和大勢所趨。

中央紅軍是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的，剛落腳兩天，毛主席就從一個東北軍俘虜身上捕捉到這個變化。他在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昨日捉到東北軍俘虜，發2元錢回家，他說東三省、熱河失去，回什么家！時任甘肅省主席的于學忠聲明，退出東三省是上級的命令。可見，反帝革命在全國醞釀，現在的形勢和環境均已變化，我們應當接受新的形勢來工作。于學忠是張學良的左右手，曾是東北軍第一軍軍長，后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國民黨軍陸軍二級上將。他們的表現，反映了東北軍被迫撤出東北，背井離鄉、流亡關內后，對蔣介石的對立情緒和抗日要求。

緊接著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的消息傳來，那些參加的學生大都不是工農子弟，而是社會其他階級的子弟，說明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包括中上層都堅決要求抗日，已經忍無可忍。

按理，統治中國的蔣介石更能認識到亡國危機，日本人的矛頭直接對著全中國全民族的，而不幸的是蔣介石卻沒有這種強烈認識，沒有把這個主要矛盾擺到主要位置，依然堅持內戰不停，全力消滅共產黨和其他反對勢力，甚至不惜犧牲民族利益、冒著亡國的危險與日本人合作“反共”。當國家統治者對民族危亡都不上心的時候，激起全民族、全社會的憤怒和抗爭，最后完全失去人心，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則不同，當時我們雖然是中國社會沒有統治權的、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卻在華北事變和全國民眾的反應中，迅速抓住并認定中日之間這個主要矛盾，成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代表者，在歷史轉折關頭贏得了主動和先機。

在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關頭，客觀分析復雜紛紜的形勢，科學確立面臨的主要矛盾，然后集中全力去解決主要矛盾，這是我們黨的不斷走向勝利的一條根本經驗，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個根本特點。這里特別強調一下，大家一定要重視我們黨對主要矛盾的認定，一定不能漠視這個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實踐中，主要矛盾變化絕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概念，更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說辭，而是一個分量極重的具有根本性的客觀定位，是進行大轉變的前奏和依據。認定的主要矛盾變化了，必然帶來黨的工作重點、策略路線和著力方向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并且決定著一個歷史時期的主題。

【一二·九學生運動（新華網）】

主要矛盾變了，緊接著就是對黨的策略路線進行一系列重大調整改變。

最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的主要敵人變了。由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轉變為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的漢奸賣國賊。認定我們的主要敵人變化并不容易，這是一個極其沉重的選擇。在瓦窯堡會議開會時，雙方還處在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中，那是有著血海深仇的對手啊！

毛主席的愛妻楊開慧、小弟毛澤覃、還有妹妹毛澤建和妹夫陳芬，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當時都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在短短幾年里殺害了；徐海東一家66人慘死于國民黨的槍口之下，其中27個近親，39個遠房親戚，連雙目失明的老母親、哥哥嫂嫂、侄兒侄女都未幸免；賀龍家的洪家關村被血洗3次，村里只被認定為革命烈士的就有109人，他父親是身中多彈掉進深潭中淹死的，15歲的弟弟被放在大蒸鍋中活活蒸死，兩個姐姐在戰場上犧牲；在紅軍革命隊伍中，還有無數被殺害的同志和親人，而且還繼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屠殺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前這個兇惡的敵人不但不再是主要敵人了，而且還成了可以團結的對象，你能想得通、能接受嗎？這個轉變，不是一般人和一般團隊能夠做到的。蔣介石就做不到，日本人如此直接地挑戰他這個國家統治者，他也做不到，而被他千方百計要斬盡殺絕的共產黨、毛主席卻做到了，這是什么樣的氣度和胸懷哪！

主要矛盾變了，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也變了。由開展階級斗爭轉變為階級聯盟，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是要變中國為殖民地；而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當時蔣介石不抗日，反抗日，所以這個賣國賊頭子就是蔣介石。

沒有直接點名蔣介石是賣國賊，這里隱含著一個變化伏線：當時蔣介石反對抗日，他就是賣國賊，我們就反蔣抗日；如果蔣介石有可能抗日，我們就盡力爭取他，逼蔣抗日；如果蔣介石決心抗日，我們就聯蔣抗日；如果蔣介石與日本人勾勾搭搭，我們就想辦法讓他動搖不了，拉蔣抗日。種種可能都有，實際上后來都出現了，但只要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還未解決，我們就是這樣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的成分定位變了。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由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和雇農入黨，變成了同時大量吸收一切為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入黨，要在組織發展中反對關門主義傾向，這個問題當時講得很重，指導思想要轉變。1935年10月到陜北，11月恢復中央黨校，12月招生，第一期培訓的是陜北干部，就是學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一整套政策，以便通過他們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

土地革命的政策也變了。由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富農的財產，改變為小地主除群眾痛恨者外不沒收，富農土地和財產不沒收，聯合或中立富農，后來又改為地主對農民減租減息，只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財產。這在當時也是有爭論的，因為我們反帝反封建，反封建主要是打倒地主階級，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口號改變涉及同廣大農民的關系，不通過土地革命發動主要人口農民，他們會跟著共產黨抗日嗎？尤其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未形成時，大家更多地傾向于不改變土地革命的政策。

人民革命戰爭的性質定位也變了。由國共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戰爭，轉變為中日之間的民族戰爭，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國民黨軍還在圍剿我們怎么辦？就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想辦法爭取他們不再打內戰，然后紅軍白軍聯合起來打日本，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

政權名稱改變了。由瑞金開始建立的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從而更加充分地表明，我們建立的政權不只代表工人農民，還是代表中華民族的政權，民族資產階級也包含在內，因為他們也主張抗日，民主革命的動力基本上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現在又增加了民族資產階級。

軍隊的性質和名稱也變了。由工農武裝改為全民族的武裝，是中國人民抗日先鋒隊，名稱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統一戰線形成后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新四軍等。甚至連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也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軍事上的總方針也變了。會議決定，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很快，很快又發展到“爭取迅速對日直接作戰”。會議確定，把作戰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因為日本鬼子在那個方向。

回顧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啟迪是什么？

第一，認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非同小可，具有劃時代性質。

第二，抓主要矛盾需要從全局、大局和大眾民意出發，要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做到了，而蔣介石卻認識不到，最后是在自己部下發動的西安事變中，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才被迫認可了抗日這個主要矛盾。

第三，不失時機地以主要矛盾為根本依據，果斷調整方針政策和行動方向，是爭取歷史主動、下好先手棋的必要條件。

后來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因此贏得了主動，掌握了時局轉換的領導權，從此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勝利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