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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索羅斯有著非常復雜的網絡和業務范疇，其底層的理念是猶太商人的邪惡世界觀——企圖用多層多類型的操作系統來奴役和控制整個世界。他要將猶太人的歷史觀強加到所有民族頭上，所以到處貼標簽。并且，索羅斯希望一個又一個的國家成為國際機構的附庸，而這些國際機構將由他來定義和操縱。索羅斯基金會以在世界范圍內將“封閉社會”發展成為“開放社會”作為活動目標，為在他國發動“顏色革命”奠定社會基礎。

索羅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之一，估計凈資產超過250億美元（曾居全球富豪榜第29位）。他將自己在金融業工作中賺取的大部分財富捐給了開放社會基金會，該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在100多個國家為民主和人權事業提供財政支持。索羅斯出生在布達佩斯的一個上層中產階級猶太家庭，在納粹占領匈牙利的時候幸存下來。二戰后，索羅斯移居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他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學生，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啟發了索羅斯基金會的名稱。索羅斯通過在華爾街和歐洲的投資和對沖基金發家致富。他的基金會最初被稱為開放社會基金，于1979年開始為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的黑人學生提供獎學金。他很快就專注于促進前共產主義東歐國家的民主，包括他的家鄉匈牙利。1991年蘇聯解體后，索羅斯認為這是一個在曾經被共產主義統治的國家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機會。這一年，他在布達佩斯成立了中歐大學，這是一所旨在促進更多國家和平演變和國際合作的學校。

索羅斯有著非常復雜的網絡和業務范疇，其底層的理念是猶太商人的邪惡世界觀——企圖用多層多類型的操作系統來奴役和控制整個世界。僅2003到2004年，索羅斯就向527個政治團體捐款，他成立的開放基金會在70多個國家都有分支機構。

索羅斯的權力早已滲透了諸多國家機器。格魯吉亞安全委員會秘書，是索羅斯格魯吉亞開放基金會的執行董事。關于顏色革命，格魯吉亞前外交大臣薩洛梅祖拉比希維利說，索羅斯基金會等機構是民主化的搖籃，所有被索羅斯基金會吸引的非政府組織無疑都在進行這場革命。她認為，革命后，索羅斯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被整合為政權。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禁止了索羅斯的基金會。匈牙利，索羅斯的祖籍地，宣布索羅斯是國家的敵人。馬其頓致力于反索羅斯。另外索羅斯還支持世界各地的分裂運動，科索沃，塞浦路斯，以及索馬里蘭等地都是。索羅斯在美國本土還致力于毒品合法化，同時，索羅斯也游說美國政府禁止華為。2014年，索羅斯在烏克蘭建立基金會，致力于烏克蘭和俄羅斯翻臉。

在美國，猶太財閥勢力已經將政治正確深刻地刻入到國家機器當中。在美國可以隨意批判總統，那只是愚民和娛民的工具人而已。如果批評索羅斯，那就立刻會被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

索羅斯同樣代表猶太勢力，在深刻地控制美國政府。2004年，他說，將喬治·布什趕下臺是“我生命中的核心重點”。而且他向試圖擊敗布什的團體交付了近2400萬美元......，在Move On.org的幫助下，通過將布什比作希特勒。他一直是奧巴馬總統和克林頓夫婦背后的資金和傀儡。美國也有不少人士認為，索羅斯是所有種族紛爭和破壞的幕后推手，資助自奧巴馬時代以來出現的國內恐怖分子，從潮汐基金會（......formerly Acorn）開始。索羅斯要將猶太人的歷史觀強加到所有民族頭上，所以到處貼標簽。并且，索羅斯希望一個又一個的國家成為國際機構的附庸，而這些國際機構將由索羅斯來定義和操縱。用他的話說，“只要存在超越國界的集體利益，國家的主權就必須服從于國際法和國際機構”。奧巴馬和希拉里以及民主黨機構的其他成員已經簽署了這一愿景。還有一些RINO的人也在聽從他的金錢和愿景。

制造出更多放棄主權、民族身份或邊界的國家是索羅斯的目標。而僅有的障礙幾乎只有中國，俄羅斯，朝鮮。在世界各地，已經發生的一些“顏色革命”，其中許多都是由喬治索羅斯直接或間接資助的：這意味著，他們是由納稅人的錢資助的。

眾所周知，在一些國家發生“顏色革命”的準備和進行過程中，非政府組織（NGO）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大量的支持、幫助反對派的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組織具體實施的。尤其在“顏色革命”中充當急先鋒的美西方非政府組織，如“愛因斯坦研究所”“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宗教自由基金會”“OTPOＲ”“自由之家”“國際共和研究所”“索羅斯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最典型的是索羅斯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它是由美國金融炒家索羅斯創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OSI, Open Society Institute）是其執行機構，其宗旨是為推廣西方民主價值觀。索羅斯積極參與“顏色革命”，在中亞國家的政治風波中推波助瀾，“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成為美國參與滲透和顛覆他國政權、推進非暴力更迭政權的標志性人物之一。

蘇聯解體后，索羅斯基金會開始在中亞國家設立分支機構：1990年，在烏克蘭創建國際復興基金會，從1990年到2004年在烏克蘭共投入資金8200萬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輔設立總部外，還在24個地區開設了分支機構；1992年，進入摩爾多瓦；1993年，在吉爾吉斯斯坦，重點扶持該國的獨立媒體，并以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為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正式進入外高加索，目前，除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設有“國際索羅斯科教計劃”中心等4大機構外，還在4個地區設有分支機構；1995年和1996年，分別進入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1997年，將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也納入其全球網絡。

因此，21世紀初，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烏克蘭 、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發生了所謂的“顏色革命”，索羅斯基金會便參與其中。2016年末至 2017 年初，馬其頓、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等東南歐國家政府和媒體頻頻發聲，指責索羅斯基金會煽動民眾對現政權的敵對情緒，推波助瀾激化社會矛盾，批評以索羅斯基金會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是造成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和暴力沖突的重要原因。21世紀以來，開放社會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也開始進入中國。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人員，以“扶貧”“技術開發”等名義開展工作，他們從經濟、政治、社會中不斷凸顯產生的各種問題入手，全面切入我國各個領域，其中不排除部分具有西方國家政府背景和很強政治意圖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開展非法政治活動。

索羅斯基金會在創立之初即以在世界范圍內致力于將“封閉社會”發展成為“開放社會”作為其活動目標。索羅斯本人極大地繼承了波普爾的哲學思想并將其貫穿于索羅斯基金會的各項活動中，并鼓吹“開放社會”的正當性和唯一正確性。

首先，索羅斯在表面上繼承了波普爾的思想，鼓吹“開放社會”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而且“開放社會”必須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自由、法治的社會。當地政府及公共服務改革計劃就是索羅斯基金會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內制定的眾多計劃中的一項。這一計劃不僅創立了實力雄厚的研究網絡以向當地政府機構提供高質量的培訓工作，還支持圍繞法制改革、反腐敗、決策制定中的公共參與、公共服務等當地政府問題的深層研究，向當地政府轉型提供技術支持和咨詢，同時資助當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團的發展，其目的就是創建更強、更有效的可以長期、有效滲透到當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團。索羅斯認為只有完全實現自由市場經濟 , 這個國家才可以充分獲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經濟與商業發展計劃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催化劑, 并加速了當地傳統經濟的結構性變化。這是索羅斯控制他國的第一步策略。

第二，索羅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庫基金就是在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內打造一個獨立的政策中心，即通過識別和分析政府各項政策來顛覆這些政府。使這些國家進入盎撒人議定程序之中的民主化進程，然后監督當地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之后，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就可以參與當地政府的角色，進行干政，并誘導當地公眾表達意見，在該類國家煽風點火，從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終目標就是在這些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索羅斯的邪惡計劃，不僅在這些國家內部煽動公眾情緒，引發輿論危機、引導社會撕裂，并對其給予大量的資金援助和關注，此外還對這些國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人文社科類型的專業當中栽培“敵對勢力”，通過各種學術交換、學術會議、學術沙龍等形式，培養相關專家，引導當地民眾對政府的政策制定進行異議和反對，確保其能對當地政府的政策制定進行最致命的影響。思想庫基金每年還會資助超過十名來自包括烏克蘭 、格魯吉亞在內的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員在中東歐最重要的智囊團里進行三個月以上的學習研究，以不斷培養有意愿、有能力影響社會公共生活的年輕一代，為“開放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添磚加瓦。

第三，索羅斯基金會所推行的大眾傳媒發展計劃打著為了提升這些國家的包括電視臺、廣播、報紙、廣播網、通訊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傳媒業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的幌子，實際上進行對喉舌的控制和對宣傳機構當地影響。這一計劃對傳播西方“開放社會”價值觀念的媒體出版物的發行給予支持，對違背西方新聞相關原則的行為進行監督和反擊。索羅斯還對這些國家整體的傳媒體制發起進攻, 除了建立許多自我管理機制的媒體外, 還積極促進這些國家媒體所有權的變更, 打破當地政府對媒體的壟斷地位，從而實現媒體所有權多元化的政策轉變，為社會上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得以傳播創造制度性條件。除此之外，還特別為那些反對黨的媒體出版物和記者提供資金和培訓并支持當地獨立媒體工會的建立、加強廣播頻率的可準入性。2003年，該計劃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形成了一個新的公眾委員會，以幫助非政府組織參與到電視和廣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發展中，從而使當地媒體最大化地為其所用。

第一是蠱惑青年。索羅斯基金會所做的蠱惑工作潛移默化、貫穿始末。索羅斯基金會除了在這些國家全面開展強化民主、增強法制建設、資助獨立傳媒的創建等工作外，還十分注意這些國家青少年的教育事業以及娛樂事業。在索羅斯基金會大力宣傳和有意渲染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國家已經發生的進步，也不理解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發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關注與他們理想的民主政體的巨大差距，最終在“顏色革命”中沖鋒陷陣，舉起了反政府和反本民族的旗幟。

第二是干涉內政。每年索羅斯基金會的工作報告都會對所謂的影響民主化進程的事件進行評論，還會對這些國家一年內的各項民主化、法制、人權等建設進行評估并根據這些工作帶來的監督結果對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調整。“顏色革命”中，索羅斯基金會更密切關注這些國家國內各種動態信息，及時利用新聞媒體、網絡等各種傳播手段，對當地政府及其政治體制進行抹黑和歪曲。還對當地居民就有關如何做理性選舉人進行培訓，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普世價值來讓群眾認為對他們的理論深信不疑。索羅斯基金會還會推出針對選舉工作的專項監督計劃，如烏克蘭全民監督委員會，就是索羅斯搞的，目的是讓烏克蘭成為西方價值觀的附庸，永遠喪失其獨立自主的文化觀。

第三是出資支持非法政治活動。索羅斯及其組織，特別善于潛伏和做長時期的準備。蟄伏之后，利用選舉、或是該國某項政策發布、或是發生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社會輿情危機的機會，或是利用民族矛盾，蠱惑并組織該國民眾進行街頭抗議活動，推動“顏色革命”。在格、烏、吉三國，均是在執政黨贏得大選之后，反對派不接受選舉結果并組織支持者上街進行游行示威，直至重新進行選舉，反對派成功上臺。在格魯吉亞，薩卡什維利在廣場上召集了大概3000多人站了36個小時，絕大多數人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獲得每天5美元的“工資”。當時格魯吉亞月平均工資只有23美元。在烏克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橙色革命”中很多參加街頭政治活動的民眾并非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是由于生活困難，參加街頭游行示威活動每天可以從索羅斯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獲得幾美元的“工資”。在吉爾吉斯斯坦議會選舉之前, 索羅斯基金會早就安排人員到各地關注選舉進展，特別是在南部反對派勢力強大的地區，在阿卡耶夫當選總統之后，積極組織當地民眾走上街頭進行游行示威活動，要求總統下臺。索羅斯出資雇傭民眾參加游行示威活動，不僅是街頭政治活動的幕后支持者，也是直接的組織者。在推翻原來選舉結果，幫助反對派最終贏得選舉、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索羅斯的支持和直接介入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第四是善于以非法和灰色地帶的方式搜集情報。索羅斯及其下屬機構非常善于非法的、灰色地帶的情報搜集活動，對格、烏、吉三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群眾思想狀態、文化思想的變化等各個領域進行調查研究，寫出研究報告，供美國政府參考。自由之家在其2003年的年度報告中稱，該組織對前蘇聯和東歐轉軌國家的一些研究報告和建議幫助美國政府確立了對中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戰略。在“顏色革命”期間，索羅斯下屬的開放社會研究所密切關注相關方面的信息，并且迅速分析，根據最新進展提出配套方案。在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前夕，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的成員就在該地區活動。當烏政府鎮壓暴亂時，索羅斯的爪牙們廣泛收集政府及軍隊的資料，并在當地及中亞地區的媒體上大力抨擊烏總統卡里莫夫。索羅斯的組織動用了大量資金用于收買當地情報人員及信息分析，而且還吸引了大量美國志愿者參加，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有其分支機構和志愿者。他們與當地美國使館保持密切聯系，并按照該組織在沖突地區的“緊急預案”做出反應。

第五是通過國際訪學和留學來進行思想播種。索羅斯資助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在社會精英和青年學生中培植親西方的力量，尋找中意的代理人。索羅斯親自辦的一所中歐大學，實際上意識形態鮮明，如果可以按照其計劃寫作，就比較容易獲得獎學金。相反，如果寫作和研究中，反對了西方的意識形態，那便無法畢業，甚至還會遭到社會性死亡和學術界鎮壓。索羅斯通過各類培訓、交流等手段，邀請相應國家的官員、學者、律師、記者等到西方國家訪問，資助青年學生到美國留學，使其回國后成為“顏色革命”的中堅力量。外國非政府組織重點物色反對派領袖人物，并在其國內塑造其開明、民主的形象，予以全力扶持。例如，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就曾經在美國留學，接受了系統的民主斗爭的方法、技巧培訓。索羅斯曾設立訪問學者課程，以吸引正在從事“民主改革”的學者和來自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的人員。據統計，從1993年到2005年，已有9萬多獨聯體各國官員、學生得到資助去美國訪問，其中許多人被培養成為從事“顏色革命”的骨干。有些人回國后， 在參與本國立法、制定社會經濟綱領乃至編制教材時都力求體現西方價值觀。索羅斯舉辦各種有針對性的培訓班、研討會，傳授非暴力政治斗爭特別是選舉策略和技巧，廣泛聯絡反政府力量，特別注重對政治熱情高和事關未來政治走向的年輕人的“民主塑造”。通過此種培訓、交流活動，索羅斯在一些國家營造了民主氣氛，培養扶持了代理人，為“顏色革命”做準備。

第六是強勢施壓當地政府。索羅斯基金會通常對目標國進行兩方面的施壓。一方面，作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索羅斯基金會大打公益牌，在這個階段往往能夠獲得民眾和崇拜西方者的信任與好感，再利用公眾力量、所謂公民力量向當地政府施壓。索羅斯基金會網絡具有極強的滲透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將發生在這些國家內部的事件國際化，使該國的國際形象成為可以被索羅斯操縱的對象，從而對當地政府造成巨大威脅。當地政府只要沒有按照索羅斯所規劃的路徑發展、進行主動的和平演變，只要在國際行為中不按照西方世界和猶太財團的利益行事，那么索羅斯基金會馬上就會在國際上制造輿論風暴，向這些國家施壓直到其做出改變。另一方面，索羅斯基金會還借助物質杠桿進行施壓。“顏色革命”發生國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社會制度等各方面發展都比較滯后、不夠成熟，或許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來達到恢復本國經濟的目標。在不對稱性的相互依賴中，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常常將相互依賴作為一種權力來源，在某問題上討價還價甚至借之影響其他問題。索羅斯基金會在為這些國家的教育、衛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經濟、人力等物質援助時，將其與所關注的問題掛鉤，迫使這些國家政府以索羅斯基金會所設立的目標進行社會改革，從而為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創造更有利的社會環境，最終發動政變。

索羅斯在全球所推行的價值體系是一套純粹的西方價值觀，并且從未真正考慮所施加的國家，其目的只是為了鞏固西方五百年以來的霸權地位，妄圖將西方的霸權和所獲好處永久化、正義化。因此，索羅斯對非西方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混亂。索羅斯的所作的事情，假借基金會名義，使得很多天真的發展中國家的人以為其是獨立學者身份，其中并無美國官方勢力干預，同時還會指責那些敢于懷疑索羅斯的背后就是猶太財團控制下的美國政府和其妄圖推廣的新世界秩序的人們。真相恰恰是因為索羅斯創建基金會，可以使得索羅斯在美國被免稅。美國稅法第501款概括了25種符合免稅條件的非政府組織類型，索羅斯基金會就在免稅范圍之內。索羅斯本人就曾坦言：“創設這個基金會，動機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稅花招，你把財產交給信托，然后每年提撥一部分的金額到慈善信托。經過若干年的提撥后，本金可以留給自己的后代，不必繳遺產稅或贈與稅，所以這是我為小孩設立的信托。”這也是當今中國富人們的同類花招。

另一方面，索羅斯要代替猶太財團和深層政府去控制和改變的這些國家。往往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重要，又多為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出產國，向來是美國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環，而向外輸出民主更是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這一點上，索羅斯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可謂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因此索羅斯基金會自身遍及全球的網絡系統又可以為美國提供現成的平臺，自然成為美國政府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的首選借助對象。1993年至2003年，美國用于幫助獨聯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專項援助就有90億美元，其中提供給各國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 , 而3/4以上都是提供給這些國家的私有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等民間機構的。

首先，索羅斯曾經試圖做空香港就是對中國發起的前哨戰。世界上的戰爭多種多樣，各個方面都有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關鍵命脈，軍事戰爭、糧食戰、科技戰還有金融戰，無硝煙的戰場里，也充斥著無限的可能。索羅斯阻擊各個新興資金體系，阻擊地區的貨幣，無視人民生存問題。索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在南亞和東南亞開啟了一種作戰模式“金融閃電戰”，而他給自己的金融阻擊理論叫做“立體阻擊理論”，即通過快速買賣的方式，讓一國貨幣或是股市相繼貶值，隨后再看當地的選擇，救貨幣還是救股市。

日本房地產經濟泡沫爆發后，亞洲出現了一股金融風暴，此時的索羅斯對亞洲金融張開大口。拿泰國為例，索羅斯最開始便是做空泰銖，拿美元做抵押，向泰國銀行低價借入泰銖；隨后又將泰銖在泰國國內，兌換成美元，給全泰國人民造成一種“泰銖不值錢，美元大熱”的幻覺；最后泰國國內因美元外匯儲備不夠，不得不限制兌換美元，即提高兌換比例，原來25泰銖換1美元，現在必須要50泰銖才換1美元。泰國銀行和群眾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而當時的泰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反手之力。索羅斯將手中的好幾百億的泰銖，全都拿去還債給泰國銀行。若是此前用10億美元換了250億的泰銖，現在的他只要用5億美元，來償還250億的泰銖，前后凈利潤5億美元。而泰國的美元儲備不足，在國際市場上交易時期，若是不能按時交付美元，則會導致一些國際上的不良影響，其他國家不愿和你做交易。泰國想要重振的經濟也就此破滅。所以在國際上以高比例的泰銖換美元，讓泰銖徹底貶值。隨后索羅斯在東南亞，開啟了一場美元洗禮，包括了印尼、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東南亞人都知道索羅斯要做什么，但是卻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直到1997年，索羅斯將目光看向了剛剛回歸中國的香港，上世紀末年，香港經濟一路起飛，甚至有望成為新的亞洲“四小龍”，而與上次選擇泰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選泰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泰國受到日本經濟泡沫的影響，外債高達900億美元，索羅斯通過“美元”大熱的假象，讓泰國群眾紛紛拋出泰銖兌換美元，讓泰國陷入了債務危機，不得不高比例兌換美元，來彌補美元不足帶來的影響。1997年香港，經濟結構相對穩定，外匯儲備高達1000億，甚至在匯率上也是和美元聯動，隨時跟著漲幅。但是索羅斯還是看到了一個矛盾點，那就是香港虛高的房地產和股市。索羅斯認為，他只要搞垮其中一個香港市場，就能穩坐釣魚臺。如果讓香港群眾，大量地去取錢，讓香港銀行沒有錢給群眾，則會出現什么情況呢？索羅斯簡單地認為，拆借銀行資本，能夠讓這一想法成為現實。

索羅斯很快開始大量拆借港幣，并做空恒指，為攻擊香港做準備。誰都知道索羅斯和西方資本行業要做什么。索羅斯和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瑞士等“聯軍”企圖通過做空香港股市，再讓港幣崩盤的方式，來讓香港經濟蕭條。一直到1998年的7月，此時的香港與西方資本主義鏖戰了半年多，8月西方想通過致命一擊，讓香港徹底“陣亡”，此時的港府發聲：若今日保不住香港，我們以死謝罪。甚至當時剛剛回歸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都有向北京中央求助的意向。一邊做空港股，一邊讓西方媒體高喊著：香港必敗，讓香港陷入一個恐慌之中。1998年8月7日，香港在五天內，蒸發了大約2500億港幣的市值，而此時的專家表示，若是5天內不做出重大決定，香港這回真的要輸。

當時的西方資本，給香港留下了兩條路，一是實施外匯管制，二是取消和美國的匯率聯動制。但不論是哪條路，讓香港經濟“死亡”都只是時間上的事情。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和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痛定思痛一晚上后，做出最后決定，政府調用外匯儲備入市，與國際炒家放手一搏。這也就是說，政府正式介入了這一場“戰爭”，香港一直打著自由市場的地位也即將不保。1998年8月14號，決定香港未來的一天終于到來，1000多億的外匯儲備進入香港市場，讓香港股市重新振作。而這也是給予索羅斯和西方資本的致命打擊。他們從來沒想過，香港會放棄自由市場的地位，來和他們搏殺，但是作戰還沒有結束。一直到1998年的8月27日，最終決戰才分出勝負。一年多的戰斗，最后索羅斯還是拿走了8億港元的利潤，而港府則凈賺100多億。這也充分說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取代計劃經濟的長處。

其次，港大曾受索羅斯秘密捐款，索羅斯妄圖將香港打造為“顏色革命”橋頭堡。這是一條在西方被證實的消息，中文網絡也曾爆出，比如中國青年網，但很快消失。不由得讓人懷疑局勢的復雜性。香港《文匯報》曾在2015年5月發報道稱，該報近期接到的可靠消息顯示，港大法律學院即將接受一筆涉及索羅斯的秘密捐款。而面對記者的查詢，港大發言人僅在電郵中稱：“目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并沒有向索羅斯基金會申請資助。”對索羅斯本人是否捐款和以什么名義捐款等問題并未回應。港大校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鐘樹根說，“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涉嫌違規處理捐款，已反映港大在這方面存在漏洞，如索羅斯的秘密捐款消息屬實，港大可謂“糊涂上加糊涂”，他不排除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條例傳召有關人士作供。本身是港大校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表示，近年的數據顯示，包括港大在內的香港多所院校都有外國資金滲入，操控學界。所謂“開放社會”或“援助扶貧”只是表面裝飾，索羅斯的真正意圖是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通過國家政權更替，為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而港大一旦讓外國資金有機會滲透，將使公眾質疑其隨時可能成為“顏色革命橋頭堡”。

索羅斯1998年狙擊香港大敗后，一直視香港為眼中釘。有消息指出，索羅斯又企圖做空港股謀利，此番更與叛國亂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聯手策動金融戰配合顏色革命。而外資投行集體下調香港經濟預測及惠譽下調香港信貸評級，更是配合索羅斯之舉。相關消息認為，香港動亂持續數月，運作資金以億元計，作為全球顏色革命的最大金主，索羅斯對當前香港局勢深度介入，香港金融市場更須未雨綢繆，防范風險。在毫無預兆下，港交所電子交易系統（HKATS）于9月5日出現嚴重故障，并決定下午二時起暫停衍生產品市場交易，港交所解釋供應商提供的交易系統軟件出現問題所致。有消息指，港交所“趁機”打大鱷，而這個大鱷就是企圖卷土重來的索羅斯。消息稱，索羅斯一直對1998年做空香港大敗心有不甘，此番再藉暴亂卷土重來，不僅準備足資金發動金融戰，配合搞顏色革命。索羅斯利用其控制的基金會，通過壹傳媒黎智英支持近期亂港行動，出人工、出裝備，煽動青年上街，目的是讓香港持續動蕩，令香港金融市場大幅向下甚至崩盤，進而謀取暴利。

【索羅斯企圖做空港股謀利，與叛國亂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連手策動金融戰配合顏色革命（大公報制圖）】

“據報道，‘占中’黑手戴耀廷下周將重啟特首選舉公投，原來他與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成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關系千絲萬縷。”

【圖源：環球網】

“‘開放’早于2015年已活躍于戴耀廷現職的港大法學院及曾任副主任的港大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所‘泵水’機構又屢次幫戴耀廷出書，‘開放’指辦的攝影展作品更激化兩地矛盾。‘開放’東亞項目總監Thomas Kellogg曾于去年底出席港大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辦的法律研討會，與港大法律學院教授往來頻密。唯此名法律學者動機殊不簡單，根據網站DC LEAKS披露的‘開放’機密文件，Thomas Kellogg于'開放'會議提出研究制定計劃，推動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

“DC LEAKS去年六月披露二千五百多份‘開放’向全球幾百名政客提供資金、策劃、贊助各地異見者或組織的機密文件，有港媒翻閱其中一份涉及2015年2月19至20日亞太區董事會的會議紀錄，東亞項目總監Thomas Kellogg在會議上提出，研究以接受‘開放’資助的合作伙伴作為推動機制的可行性；又研究制定推動計劃，影響主要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印尼、新加坡等。”

“索羅斯曾公開承認，旗下的基金會參與東歐多國包括1998年斯洛伐克，1999年克羅地亞，2000年南斯拉夫的政權變動，基金發揮作用推倒梅奇亞爾，圖季曼及米洛舍維奇等政權。”

可見，索羅斯從來就沒有放棄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的念頭，并實實在在地干了，而且是屢次干。香港亂局的背后，總是少不了他的黑手。當然，不只是香港，索羅斯對西藏的興趣也很大：

香港《明報》曾發表文章，題目是《美暗中策動西藏“顏色革命”》，作者是《石油戰爭》一書作者、現居德國的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威廉•恩達爾。文章摘要如下：

美國在北京奧運前夕煽動西藏騷亂，顯然決心跟北京玩一場極端危險的地緣政治游戲，顯示布什政府近來破壞中國穩定的策略升級。布什去年10月首次公開會見dalai喇嘛，為今次西藏行動開了綠燈。這場“顏色革命”的幕后策劃人耳熟能詳，包括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中情局門面機構“自由之家”（自由之家的主席包柏漪是“國際聲援西zang運動”成員）以及紹羅什（又譯索羅斯）出錢的“利眾基金會”。

同樣，索羅斯對于華為也非常有興趣。據環球時報消息，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晚宴時發出警告稱，一旦中國企業主導了5G技術的發展，將會對世界各國形成“無法化解的威脅”。他表示，如果中興和華為這些公司在5G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它們將給世界各國帶來不可接受的安全風險。他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ML）領域是一個危險的對手，而在5G領域，未來幾年將是決定中美誰能領銜的關鍵，當前的狀況對美國是有利的。索羅斯稱，因為華為在5G市場上競爭所需的核心零部件要受制于30多家美國企業，因此只要華為仍在“實體清單”中，它就會缺乏關鍵的技術支持，實力會被嚴重削弱，中國在5G市場上的競爭力也會跟著弱化。索羅斯還列舉了中興的例子，稱特朗普解除了對中興的限制，如果他對華為也這么做，那這家公司就很可能會鞏固它在5G市場上的領先地位。索羅斯寫道：“如果共和黨人允許特朗普為這家電信巨頭紓困，那他們就是背棄最基本的民主職責。”

【環球網報道截屏】

中國的征信制度也成了索羅斯攻擊的對象，他認為這會威脅到自己旗下“開放社會基金”提倡的主張。這不是索羅斯第一次公開表態要求打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曾回應過他在達沃斯上的類似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