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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和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存在著內在聯系，表現為堅持以人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從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來認識政治安全、對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作系統設計這三個方面的一致性。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材料”，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結合時代發展、各種安全風險因素的變化，在繼承、吸收這些“思想材料”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安全觀的創新。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我國安全和發展環境復雜多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任務繁重艱巨的形勢，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安全觀拓展了對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的理解，所包含的安全要素在范圍上遠遠超出了以往，其創新方面得到了國內學術界關注與肯定。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2014年6月30日刊登題為《習近平安全觀的毛澤東主義淵源》（作者香農·蒂耶齊）的文章，指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與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有一定的繼承關系。一些外媒在解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和外交活動時也多次討論習近平與毛澤東的相似之處。雖然有些說法不一定準確，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任何新的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更為重要的是，雖然當前國際環境和時代條件發生變化，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要素也有所不同，但由于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對立并沒有改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西化”“分化”戰略沒有變，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都沒有變，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沒有變，中國共產黨執政面臨著“四大危險”，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認識、分析國際國內形勢，都決定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與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必然有內在聯系。

　　這種聯系體現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基本規律。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與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在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人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從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來認識政治安全、對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作系統設計這三個方面。

　　一、在維護國家安全價值取向上的一致性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崇高價值追求為指導，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最高原則，貫穿于黨的一切工作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思考國家安全時，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和路徑上，始終立足于實現人民權利和利益，回答了“為了誰”、“相信誰”和“依靠誰”的問題，顯示了以人民為本的國家安全價值取向。這一取向貫穿在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和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

　　從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來看，以人民為本的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明確新中國國家制度的職能就是通過對敵人實行專政，來保護人民政權的安全和人民民主權利、根本利益的實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國家制度作了安排。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

　　“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以及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并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

　　因此，“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

　　其二，依靠人民群眾來維護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毛澤東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主張通過發揚人民民主，動員和吸收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積極性。

　　因此，他強調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經濟領域貫徹民主管理的原則、在文化上要尊重和實現人民的權利，特別是掌握思想文化陣地的領導權，對外要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路線，“不但要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

　　同時，依靠人民群眾來推動人民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強人民群眾對政府機關、對黨員干部的監督，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腐化變質。

　　其三，通過教育人民群眾，造就社會主義事業合格接班人。毛澤東深信，只要有千百萬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斗爭實踐中逐步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得到健康發展。

　　他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特別是要求青年把學習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經風雨、見世面，以成為“有覺悟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在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取向也得到了充分彰顯。

　　其一，將國家安全問題置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中考量。

　　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

　　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就是書寫這篇大文章的重要一筆。只有防止國家被侵略、被顛覆、被分裂的危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才有可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人民群眾才可能有穩定安寧的生活。

　　其二，凸顯了社會安全的重要性。

　　習近平強調要“重視國民安全，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實國家安全的群眾基礎”。

　　要求“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大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力度，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完善和落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體制機制，完善和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預防和減少利益沖突。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更好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其三，維護國家安全要教育人民、依靠人民。

　　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國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國家安全意識”。

　　反恐工作“要堅持專群結合、依靠群眾，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動”。

　　這些觀點突出了人民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強調了人民群眾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力量，表明在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要把為了群眾與相信群眾、動員群眾結合起來，構筑國家安全的人民防線。

　　二、在把握國家安全重點上的一致性

　　國家安全關系一個國家的基本利益，是由多種安全要素在相互作用中構成的系統。在國家安全體系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事關全局，主要以主權獨立、政權穩定、制度有效、意識形態認同和執政有序等狀況形式表現出來。無論是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還是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都顯示出對政治安全基本一致的理解。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過程中，面對冷戰國際格局和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的敵視和威脅，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作出了“發動戰爭與和平演變是帝國主義企圖消滅社會主義的兩手”的基本判斷。他始終圍繞如何抵御外國侵略和破壞，以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如何防止人民政權和中國共產黨蛻化變質，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個重大問題，來思考國家安全問題，不僅確立起政治安全在國家安全體系中極為重要的地位，而且確定了人民政權安全和社會主義制度鞏固是政治安全的基本內涵。

　　為應對“帝國主義企圖消滅社會主義的兩手”，毛澤東形成了把保護國土安全、主權安全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把建設社會主義與保衛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思路。他認為，中國應保持戰備狀態來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無論哪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同時也要積極解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蛻化變質這一問題，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揚人民民主，加強思想宣傳工作、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要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防止在黨內形成特權階層，“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把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與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結合起來的大安全觀，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它所構建的安全體系，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于一體。這一安全體系較改革開放以前的國家安全體系更為豐富、復雜。在這個安全體系中，政治安全仍是重點，列于十一種安全要素之首。同時，總體國家安全觀根據當前我國面臨的西方“西化”戰略、國家認同危機、領土爭端、黨內腐敗、社會失穩、國家統一難題和網絡信息安全等多種因素的挑戰，明確政治安全的內涵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包括意識形態安全、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得到強調。

　　從習近平在多種場合的講話看，他是把政治安全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中來思考，我國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生態、信息等多個方面的發展，都具有拱衛政治安全的功能。具體而言，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動有序民主參與、推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不斷改善民生，以增進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遏制分裂主義;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嚴明黨的規章制度，提升黨的精神狀態，改善黨的工作作風，遏制黨內腐敗，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增進人民群眾對黨的認同和支持，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推動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創新，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改進和加強思想宣傳工作，回應批判錯誤思想思潮，提高網絡輿論引導水平，以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和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關于政治安全地位、內涵和要求的基本一致的思考，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資”強“社”弱的國際環境、對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矛盾沖突的深刻認識。

　　三、在設計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上的一致性

　　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和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都遵循了唯物辯證法，不僅從總體上把握國家安全，認識各安全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且在設計的國家安全保障路徑和措施上都有系統性特點。

　　對照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與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可以看到兩者對國家安全保障體系的設計有以下共同方面：

　　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為國家安全提供物質基礎；

　　加強軍事建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形成強大的作戰能力，為國家安全提供軍事保障；

　　堅決打擊和防范各種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鞏固國家的政治安全；

　　正確處理國內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和宗教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營造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保持和鞏固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反對黨內貪污腐敗現象，防止干部脫離群眾，打造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堅定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營造有利于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環境。

　　這六個方面體現了國家“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實際構成了中國國家安全保障的基本體系，也說明要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形成密切關聯和有機銜接。

　　當然，由于全球化條件下大量非傳統安全因素的出現，總體國家安全觀關于安全保障體系的設計，比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更為豐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包含了對維護信息安全、生態安全、核安全等等的新思考，如倡導建設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中國自主選擇網絡管理模式，建設網絡管理領導體制、完善網絡管理法律制度，提升自有過硬的網絡技術，維護網絡空間主權；從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的結合上認識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加強生態保護立法、環保科技創新與運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兩個目標的有機融合，和平利用核能，實施科學有效管理，發展先進安全核能技術，同時妥善應對核恐怖主義和核擴散，推動核安全的國際合作，保障核安全。由此，總體國家安全觀將傳統安全保障和非傳統安全保障的途徑、手段結合起來。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維護國家安全的具體路徑，總體國家安全觀與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有所不同。對于維護政治安全，毛澤東主要從發揚民主、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和黨的建設等方面探索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蛻化變質的有效方法，這一思路是正確的。但是，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關于新中國政治安全的憂患不斷加深，對當時國內矛盾的性質和程度的估計日益偏離實際，最終選擇了群眾運動、“大民主”的方式，意在“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但實踐證明，良好的愿望會因為錯誤的方式難以實現，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恰恰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風險。

　　總體國家安全觀繼承了毛澤東維護政治安全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新思路，即：加強國家安全領域立法，以《國家安全法》為統領，建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為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奠定法律基礎；國家安全機關和相關部門依法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積極向人民群眾宣傳國家安全相關法律，使人民群眾形成國家安全意識，自覺遵循國家安全法律法規；對于違反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行為，必須依法處置。這一思路表明，遵循法治軌道將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路徑。

　　綜合而言，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人國家安全理論奠立了重要基礎，其以人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從兩個方面關注政治安全、系統設計安全保障等寶貴的“思想材料”，為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所吸收、繼承，由此形成兩者的內在聯系。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結合時代、實踐的變化，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國家安全觀的創新。

　　（作者：楊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研究；來源：察網摘錄自《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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