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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近14億人口的大國，農村人口占大頭，人均耕地面積只占世界人口平均土地的37.3%。糧食安全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現在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遷出，大量的農田被拋荒，農村已經是老人農業了。將來怎么辦？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怎么解決？這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了。

 筆者當過農民。本文不談政治，不談主義，不談路線，不討論姓社姓資，以農民的實踐來總結1949年以后中國農村的成就和教訓，進而探討農村今后的發展方向。

一 、土地改革

  中國的農業經歷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短暫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再回到集體所有分散經營的承包制。
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掌握在少數地主手里。解放后，經過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多數人是擁護的。但近幾年竟然有人否定、攻擊土改，把土改說成罪惡，居然還有一部攻擊土改的流氓小說獲得國際什么獎，這也是更多的攻擊土改的人有了底氣。
           我不評論土改的正確與否，讓事實說話。漢代晁錯說：“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晁錯告訴我們，人饑餓而沒飯吃，寒冷而沒衣穿，慈母也不能養育孩子，君王怎么能有人民？他所處的漢朝還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的條件下說的。那末，到了人多地少而土地又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又會是什么局面？共和國建立之初，曾剿滅200萬土匪。或有人問，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當土匪？他們去做工、經商、種田不是很好嗎？可是在農耕時代，沒有工廠，沒有多少商品可供流通，且沒有資本、沒有土地的人去哪里做工、經商？去哪里種田呢？當長工、做佃戶娶不起老婆養不活家人，當土匪是無奈的選擇。那末解放后為什么一次剿匪就解決了兩千多年解決不了的匪患呢？因為土地改革，人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工商業的發展也同時提供了就業渠道。不當土匪也能生活，誰會去冒那種讓人深惡痛絕的風險呢？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土改，就沒有沒有和平建設的內部環境，更不會有今天的中國崛起！不知那位文豪懂得這社會發展的大局？

二 、集體化

    土地改革使農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從根本上解放了農業的生產力但是，一家一戶的生產仍然制約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耕牛、大型農具不是每戶都有條件添置，且每戶都配備耕牛和齊全的農具也是一種資源浪費。每戶一頭牛，且不說沒那么多牛，每戶養牛，則要占用大量的勞動力，反而不利于農業生產，而且，有些生產靠單個勞力不便進行，尤其農忙搶收。于是出現了互助形式，共用耕牛農具和生產協作。這樣也為一部分勞力較弱及疾病之災的家庭保證了正常生產。農業受環境制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要發展，必須興建水利設施，這也是一家一戶不能辦到的。為了便于興建水利設施和發展初級工商業，于是出現了合作社形式的集體，繼而發展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這種集政府職能和領導農業生產機構于1982年解散，代之為鄉鎮政府。
對于人民公社這段歷史，現在人們仍然褒貶不一。本人就自己的切身感受談一談人民公社的成敗。
          新中國是在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解放初期，全國90%以上的地方沒有公路，更談不上電力，水利設施極度缺乏，很多的地方靠天收。在人民公社時期，所有農村利用農閑，修建了較為完善的水利設施，初步完成了縣鄉公路網。紅旗渠正是 這一時期的標志工程之一。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的千百年來的水患得到遏制。這些都是依靠集體的組織、協作完成的。在國家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辦好這些事，像現在這樣依靠國家投資建設，是無法做到的。而且一家一戶的單干，是無法調動那么多勞力進行建設，因為這家人去參加建設，就無法進行自家的農業生產。集體時期的糧食產量也成倍提高。筆者生活的生產隊，解放初期的水稻畝產量400斤左右，到農業生產責任制前，已達到800斤以上。這其中有推廣綠肥種植和雙季稻栽培的作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靠自己的積累辦起了學校，基本達到初中普及教育，掃除了新一代文盲，辦起了合作醫療，消滅了血吸蟲，農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積累了資金，有了初步的工業生產的家底。后來鄉鎮集體企業發展比較好的地方，都是依靠那時的家底起步的。
          人民公社時期有沒有問題呢？有。如果一點問題沒有，解散人民公社就沒理由了。現在有人炒作人民公社時期餓死三千萬人、四千萬人，大概說需要那么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底有沒有餓死人?有。但被無限放大了。為什么餓死人？一是天災，二是人禍。天災我就不說了，有氣象資料可查。我重點說人禍。我是1956年出生的，經歷了大食堂，確實餓過肚子。我家鄉是大別山區，那時人口基數少，人均田地不足一畝。雖然饑荒，但并沒有餓死人，也沒有逃荒的。只是那期間出生率很低。
          人禍是怎么產生的？是浮夸風、命令風和瞎指揮。大煉鋼鐵，毀掉了山林，荒廢了農田。虛報產量、放衛星，把幾塊田里的稻子搬到一個田里，應付上級檢查。由于一部分勞力被抽調去煉鋼鐵和各類工程，致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而且 強制推行不合理的密植，要求像做幾何圖案一樣插秧，導致嚴重耽誤農時，前面栽插的稻子開始孕穗，后面還在栽插誤了農時的老秧苗，結果造成人為的大面積減產，而且還有虛報產量導致國家征購上升，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如果不是毛主席給六級干部的信得到傳達，其后果說難以想象的。近年來，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把責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不免困惑。我作為生于饑荒年代的人，不知道是誰的責任。我記事后聽大人說，曾希圣在安徽當省委書記，他是浮夸風、命令風、瞎指揮的罪魁（這是有檔案可查的），盡管他打擊同志，捂蓋子，但最終被處分，文革被批斗。由于經歷了饑荒，我對曾希圣頗有微詞。但是不知為什么，1978年，曾希圣被平反了，追悼詞說：“曾希圣同志說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并為其恢復名譽。”我不知道所謂的不實之詞是指安徽沒有饑荒還是饑荒沒他的責任。雖然過去了三十多年，我還要問一聲黨中央：為什么要為曾希圣平反？是不是他搞浮夸風、命令風、瞎指揮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
由于人民公社時期確實出現過人禍，由于人民公社時期全國人民還沒有完全解決溫飽，也就為后來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依據。
          對人民公社的歷史要客觀的評價。農業集體化有沒有優越性？有。在抗御大的自然災害方面，集體的優越性是單干無法比的。1969年，沿江多省生發生特大洪災，我家鄉大河兩岸的部分農戶的房屋、和幾百畝良田全化作沙洲。由于是集體，無家可歸的社員立即得到安置，集體迅速為他們建好了瓦房。被毀的農田經過兩冬兩春的苦干，得到全面恢復，其防災能力比以前得到加強。可以想象，在國家還不富裕，在全國大范圍的災害降臨時，如果是一家一戶的單干，是無法面對的。房子沒了，田地毀了，沒吃、沒住、沒穿，拿什么蓋房子，分散的零星勞動力怎么能恢復被洪水毀掉的命根子—寶貴的農田？
          集體化有沒有問題？也有。偷奸耍滑的出勤不出力的有沒有？也有。一人擁有幾畝土地還要去要飯，是很說明問題的。集體化的農村，是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所有制。其實就是眾多股東的農業公司。其利益分配不是以股份分紅，而是以勞動多少進行分配。一個公司經營得好壞，并不干公司這個合作體制的事。如同政府官員中有腐敗分子，并不是政府這個機構有問題，而是那個領導有問題，總不至于因為政府機關有腐敗分子，就要解散政府。成敗是公司經營的內容是否得當，公司的領導和員工的素質是決定公司興衰的主要因素。不是天下人都辦不好公司，也不是天下人都能辦好公司。所以，一個集體單位沒經營好，并不是所有制出了問題，是指導下面集體的領導以及那個集體的領導和成員自身素質有問題。那時的農民，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除了會出力、會種田（不是科學種田）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會，就是具備農業機械化的經濟條件，能使用的人都很少。那時中國還不具備經商和勞動的市場，農民也就不可能離開農村去發展。當時領導農村的縣、區、公社的領導也是大老粗，其中也有投機分子，因此瞎指揮的較多。最制約集體經濟發展的是上面約束太多、攤派太多，非農部門都可以無償向農民派工、征調物資。以糧為綱，限制多種經營發展，學大寨不是學艱苦奮斗的精神，而是教條的不因地制宜的照搬照抄，搞大工程。農民實際從事農副業生產的時間只占實際勞動的一半。太多的沒有實際收入的勞動參與實際收入分配，必然造成農民的收入難以提高。如此折騰，集體當然難以搞好，拿此政策強加于任何公司，都能將其破產。但即使這樣，仍然有一部分集體經營得有聲有色。如：大寨、華西村、劉莊、南街村等集體已經成為世界農村的榜樣。筆者生活的農村說閉塞的山區，人均耕地不足0.5畝，1973-1974年間，搞大隊核算，由于公社修水庫，按勞取酬、多勞多得，部分勞力一年的工分高達700個，在如此高水分的情況下，分紅率扣除積累仍然達到每個工0.70元。人均糧食達到500斤。所以，我們那兒不存在外去要飯的問題，而且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這就給人帶來疑問了，為什么某地人均四五畝耕地，卻要領導開介紹信外出要飯，而我們那兒條件那么差卻溫飽無憂？一句話，還是領導問題。凡是集體搞得好的，是那個黨支部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一個無私心而且有智慧的領導，他也能讓一群農民嗷嗷叫，一個好的團支部也能讓農民青年熱血沸騰，那個時代，入黨、入團是很自豪的。所謂集體養懶人，只能說是那個無能的、自私的領導帶出來的。

三 、農業生產責任制

  1982年，中國農村全面推行“大包干”責任制，人民公社全面解散。奇跡出現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溫飽問題一下子迎刃而解了。于是，有人說，“大包干”充分顯示了活力，一包就靈。我不否認大“大包干”后的成果。糧票取消了，物資豐富了，廣大農村煥然一新。但是，“大包干”后的農村并不是媒體宣傳的“富得流油”。黨中央三番五次的說“三農問題”，可見“大包干”的活力并不持久。那末，當初呈現活力的，后來為什么沒后勁？這里有個客觀條件，大包干是適得其時。集體時期，農業的肥料來源主要是有限的農家肥，每畝只能分配到幾斤化肥，沒有高效農藥，沒有現在的優良品種。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來勒緊褲帶建設的大型化肥廠都相繼投產，有了肥料的滿足和良種以及農業科技的推廣，才使糧食產量產生飛躍。如果沒有這艱苦奮斗換來的有利條件，無論把土地怎么細分，甚至讓“充滿活力”的同志也承包一份土地，仍然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也許有人會問，你要否定責任制嗎？回答：我不全面否定。至少在那個人均四五畝土地尚且要外出討飯，至今仍然沒起色的地方應該實行“大包干”。而且各級領導要以人民的真正幸福為標準的責任制。要廢除干部不作為還能終生為官的官員制。還有那種以糧為綱的限制經營的政策取消得好。
          按理說，充滿生機活力的“大包干”責任制實行后，農村經濟應該持續穩定增長，為什么后來那么的收入反而停滯不前或下降？原因是：1.集體原有的企業被私人承包，由于賺到錢就吃光分光，不留積累，不能擴大再生產，生產流動資金全靠貸款，遇到緊縮銀根，企業立即倒閉。還有基層銀行、信用社的貸款成本高得出奇，貸款要付回扣。這也是鄉村企業不能發展的因素之一。2.農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糧食生產不同于其他行業，任你使用什么魔法，加大多少投入，一畝地也產不出超噸糧的，所謂高產只能在少數試驗田。投入越大，意味著成本越高，效益只能越低。農資的成本在增加，勞動力成本咋增加。1995年的糧食畝產量和1985沒有多大區別，糧食的售價變化也不大，而農資價格漲了幾倍。整個市場物價漲了幾倍十幾倍，亦即在生活水平不提高的情況下，比1985年要多支出幾倍十幾倍，加上教育、醫療費用百倍的增長及地方政府亂收費，農民靠種田已經無法生活。特別要指出的是，1992年以后到取消農業稅之前，廣大農村掀起一股新的浮夸風。官員們曲解鄧小平同志的跨越式發展，虛報工農業產值，虛報農民的收入。鄉村調查統計農民的收入，專找高收入的調查統計。計算收入，不扣除成本，統計糧食收入，不扣除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費用，統計養豬收入，不扣除仔豬和飼料及防治生豬疾病的成本。統計鄉鎮企業產值數倍虛報。我一個戰友在區辦花崗巖加工廠當廠長，該廠一年產值30多萬，統計上報時，上面要求報百萬。那位廠長有抵觸，一位曾在當地當過鄉書記的副縣長專門找他開導“要深刻領會小平同志的跨越式發展”。后來該廠的產值被上報到100多萬。由于有了工農業產值的高水分，第二年的各種稅費則以此為依據進行征收，窮人和富人一樣攤稅費，窮人為富人繳稅。 當農民種田生活倍感艱難，紛紛涌向城市時，卻被當做盲流驅趕，勞務證、暫住證五花八門的收費黑手都一齊伸向農民。農村基層政府的腐敗也從這時開始蔓延。鄉鎮干部人數急劇膨脹，而干部并沒有實際工作可做，唯一的任務是收稅費和計劃生育。政府給下面的扶貧資金被截留私分，撥下來的各項工程的資金也是雁過撥毛，最終導致豆腐渣工程層出不窮。老百姓向上反映，沒人理會。村民舉報村干貪污，電話打到縣反貪局，回答是這個不歸他們管。當然，這些問題和大包干無關。無論是集體還是單干，政府官員一旦由為人民服務變為寄生蟲，都是人民的災難。
          好在我們的黨和政府及時發現了問題，鄭重提出‘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由于城市的發展和國家建設為廣大農民提供了勞動市場，也由于政府關注了拖欠農民工工資，大部分農民找到了活路，加上取消了各種稅費，并實行種糧補貼，也截斷了無節制的吃農坑農的黑手，使黨和政府重新回到農民心中。應該承認現在的最高農村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要指出的是，這種進步并不是“大包干”帶來的，這是城市工業發展帶來成果。沒有工廠就業，沒有城市的勞動市場和工程建設的用工需求，在那一畝三分地里是建不起來新農村的。相反，“大包干”的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已經制約了農業的發展，推行土地流轉，已經說明問題了。由于農業分散的經營，已經造成農民兩頭難。靠種田無法滿足今天的消費，去打工，又要荒廢農田。即種田又打工，不說來去奔波的開銷，打短工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所以不少人已經將土地拋荒。現在的農業已經是老齡農業和婦女農業了。再過10年還有沒有農業勞動力？
農業的出路在于機械化，農業人口大量城鎮化也是必然趨勢。土地養不活那么多人，大部分人最終要告別土地。（但只能循序漸進，萬萬不可急躁冒進）。一家一戶的耕作，嚴重制約著機械化的發展，機械不便在小片土地耕作，且倒騰過來倒騰過去的農機耕作，把油耗和時間浪費在耕作轉移的路上，增加了農業成本。在有限平原地區，一家一戶的祖墳只能立在各自的大田中央（因為沒有公共墓地），也不利于機械化生產。特別是公共建設遇到了瓶頸，修公路、辦企業，那些土地就成了金不換。沈浩下去當書記，曾經舉步維艱。不少農村地區的建房已經無序，宅基地都選擇在路邊的良田。而且沒有規劃，東一棟西一座，造成大量空地浪費。在山區，那些良田是多少代祖先流血流汗開墾出來的，是留給子孫生存的基業，現在幾年功夫全那么敗掉了。按道理，承包土地是責任制，其責任是保護好所承包的土地，并在土地上合理生產。現在是有承包而無責任，拋荒、亂建房，大概不是大包干的初衷吧？

四. 出路在哪
        農業的改革已經進入讓人困惑的時期。 國家在推進土地流轉，專家在高叫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說要回歸集體。鄧小平同志說：“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道。”（《鄧小平年譜（1975年——1997年）》下，第967、1338、1349-1350頁）。我們到底聽誰的？我認為，農村問題不能依靠不懂做工也不懂種田的專家來頂層設計。

          我這里不引用權威言論，舉幾個例子供制訂農村政策的人們參考。1.有一個大力士，力扛千斤，單個勞動，他確實能創造比平常人多的財富。但一次他要搬運一個大石頭，卻無能為力。而一群力氣不大的人，在一個人的指揮、帶領下，搬走了很多那樣大和更大的石頭。2.兩支人數、裝備、戰術能力完全相同的軍隊交戰，甲軍統一指揮，集體協同作戰，乙軍采取單打獨斗。勝負如何，由讀者推定。3. 一比較富裕的農民決定辦一個工廠，需100萬資金，但盤算一下，資金不夠 ，只能作罷。另外20個不富裕的農民在一個有智慧的人帶領下，共籌集80萬就把工廠辦起來了。他們通過內部調節，廠房的土地不用買，建廠房是大家自己出工建造的。而且廠子建好投產后，大家即是工廠的所有者，也是勞動者。
          有人鼓勵資本下鄉，甚至引進外資去控制中國農業。當然，資本下鄉，地里也能長出糧食。但是，資本所有者不會種田，他依靠的仍然是農民。土地在資本手里，種什么是資本家決定。土地流轉到資本家手里，必然有土地成本，這個成本最終要消化到消費者身上。資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全國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糧食的價格則由資本家決定。糧食價格失控，必然導致整個物價失控。農業生產受氣候制約，很難保證不出現天災，當國家不能把握糧食市場時，一旦缺糧，或謠言缺糧，都會造成動蕩，富人會搶購，窮人可能搶劫。那樣就會天下大亂。農村人口城鎮化，必須走一步看一步， 總之要保證就業 。土地應該有誰經營？應該有土地所有權者經營。大包干的承包人是土地的責任人，如果他實際放棄了經營，也就是放棄了責任，也就是放棄了承包權。為什么他還要享受地租和政府補貼？土地所有者應該無條件收回荒廢土地，然后交給任何愿意種田的農民甚至是城市人規模經營，并允許戶口進入。對交出土地農民，允許其回鄉參與生產，以勞動參與分配。這樣，就降低了農業成本，也給基層政府那些領工資混日子的官員找到到一份責任—鄉鎮政府必須保證土地無荒廢。具備經營條件的集體，應該由集體經營。
         資本可以到農業投資，而不是買地。投資者可以成為土地集體所有的一員，但不能成為土地最終所有者。不能有繼承和轉租轉讓的權利。土地所有者不能向種田人收取任何資費。土地集體所有制永遠不能變。一旦變了，就沒有回頭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