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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論】石冀平：

　　高校政治理論教育何以重要及幾個真問題

　　【摘要】高校政治理論教育是一場爭奪戰，其重要性的認知主體不僅是決策層，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是更重要的認知主體。目前真正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信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社會理想的政治理論教師所占比例堪憂，而實現立場轉換的首要途徑就是社會實踐。政治理論教師首先而且更應當成為社會實踐的主體。要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教學安排，本源性根本性的理論搞清了弄懂了，“流”的內容才能順理成章掌握。

　　一、高校政治理論教育何以重要

　　本文的政治理論教育主要指政治理論教學。該范疇的重要性在決策層發布的權威文本中給予了充分反映，各級執行機構也在措施安排上力圖體現之，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由此而來關于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探討性研究似乎不足，大量研究集中于如何搞好政治理論教育，偶一涉及這一問題也往往是泛泛之論。然而充分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是真正搞好政治理論教育的根本前提。目前政治理論教學的實際狀況和總體效果遠未達到較為合意的程度，而在力圖提高合意程度的諸多探討和實際措施中似乎忽略了這個根本前提。這實際體現了一種基本思路：政治理論教育的問題不在于對重要性認識不足（或者說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識），而在于具體操作和實現路徑。這一思路的問題在于：它將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問題已經解決或基本解決當做一個現實前提，而其依據主要是決策層發布的權威文本的承諾及各級執行機構的表態和措施。可是實際上這個前提并不具備完全的現實性，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它仍是制約政治理論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個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何在；二是體認這種重要性的主體是誰？就此談一點認識。

　　關于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權威表述中原則性話語多，缺乏理論開掘。由于這種表述體現于官方文件，屬于決策性文本，因此這種現象尚屬正常可以理解。可是政治理論教育工作者則不應滿足于這種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權威表述和承諾，要進行理論開掘，為進一步加深認識提供理論支持。

　　這種理論開掘的起點似乎應從政治理論教育的制度背景考慮，這種制度背景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基本制度不但為政治理論教育的合法性提供基本依據，而且也是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基本支撐點。這首先是由社會主義制度形態的基本歷史特點——公有制決定的。公有制目前基本是一個邊緣性話題，在政策實踐中也是一個被虛置的議題。但它畢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社會主張，因此只要聲稱還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公有制起碼應當是討論問題的背景和支撐點，這在學理上和政治上都是站得住的。自階級社會以來，以往的社會形態更迭并未觸及私有制本身，只是改變了它的社會形式。由其決定的基本社會觀念——私有觀念及其衍生觀念也未有本質改變。這種延續了幾千年的基本制度和觀念形態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這種慣性導致了對私有制及其觀念形態的自然的社會默認。例如建國初期，勞動者雖然獲得了政治解放，但階級自在性甚為明顯，連誰養活誰的問題都搞不清。他們普遍認為剝削者富有是命好或有本事，自身受剝削卻認為是剝削者養活自己。這一幕歷史對老一代政治工作人員應當是記憶深刻的。這就是典型的由歷史慣性造成的社會默認，這種默認形成了私有觀念及其衍生觀念的自然的社會傳承，它無需構建和塑造。所以一個無人關注但頗有理論意蘊的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不提培養資本主義的接班人？由此可得到解釋的線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鞏固的過程本質上是擺脫這一歷史慣性的過程，與幾千年形成的歷史慣性脫軌（馬克思稱之為“徹底決裂”）需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形成自身的歷史傳承，社會主義作為新生的不成熟的歷史形態，這種傳承很難自然產生。需要傳承主體的塑造并形成歷史延續，這就是通常所講的接班人的培養問題。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歷史擺脫幾千年私有制發展軌跡的根本性變革，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歷史發展形態。它的歷史延續性從根本上取決于社會主義傳承主體的延續性，而社會主義的傳承主體并不會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生成，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為社會主義的延續提供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傳承主體的延續性必須以培養和塑造來保證。現代性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社會文化精英是維持和傳導社會價值認同的主導力量，因此他們首先是也必須是培養和塑造社會主義傳承主體的主要對象。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首系于此，這已為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巨大挫折所證明。文化精英的主要塑造領域是高等教育領域，主導蘇聯東歐回歸資本主義私有制歷史軌跡的黨政精英幾乎無一不是高等教育所培養，中國目前主張回歸資本主義的主流文化精英也是如此。在此高校政治理論教育作為重要的塑造手段顯然難脫干系，同時也從反面證明了這一手段運用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主義傳承的延續性，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首創于世界上少數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這一歷史背景本身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命運多舛。一種新社會形態的歷史運行績效與其初始狀態有高度的相關性。歷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力圖在初始狀態不佳的背景下與千年私有制和其觀念形態脫軌，并依此追求現代化，必然困難重重。其中至少有兩方面可以詮釋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

　　一是初始狀態不佳會使這一狀態的改觀有一個較長的過程，經濟可能較長時期處于困窘狀態。同時以低初始狀態為起點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出錯幾率不但較高，而且糾錯代價也較大，因此對社會主義的認同不但要有一個過程，而且這一過程也很難自發產生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質疑，對此就需要正確的理論詮釋。另一方面低初始狀態也是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甚至直接攻擊的有利切入點。西方國家攜百年工業化之優勢，經濟實力成為其意識形態的最佳展示平臺。對物質生活豐裕的欽羨導致盲目的精神價值認同——“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是一種普遍的形而上學的認識邏輯，多數文化精英亦不能免俗。這就更加凸顯了理性詮釋及其對這種詮釋進行宣導的重要性。當然這種詮釋必須是正確的，這種宣導必須是有效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教訓的。從當年對社會主義的普遍認同到當今之現狀，其起點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門洞開后，西方物質豐裕對國人尤其是對文化和權力精英的強烈心理沖擊。當時某權威理論部門的一位領導給我們這些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作訪歐報告，當談到人家當垃圾扔掉的電視都比他家的好時，全場一片傾羨之情，心理沖擊之大至今記憶猶新。當然問題不在于國門洞開，而在于洞開之后面對西方物質文明優勢所導致的意識形態沖擊，如何給予正確的理論詮釋并進行有效地宣導，從而在人民尤其是文化精英階層形成正確的共識。可是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主流理論詮釋卻是將“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從邏輯上轉換為“富裕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以物質豐裕程度作為判讀主義之優劣的線性邏輯，恰與西方國家利用其物質文明優勢對社會主義進行的攻心戰略相吻合。事實上，初始狀態不佳決定了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可能達到西方國家的物質豐裕程度，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先天劣勢。將這方面的劣勢與西方這方面的優勢上升到制度比較的層面，只能是越比越喪氣，以致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選擇產生疑問甚至否定。然而初始狀態不佳是建國初期就面臨的問題，當時的基本理論詮釋是：首先承認這種劣勢，既“一窮二白”。但同時指出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扭轉這種劣勢。這種理論引導曾使我們整個民族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毫無沮喪之氣，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從而使我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解放初期我們就將貧窮與富裕上升到制度比較層面進行理論詮釋和引導，包括文化精英在內的民眾會有多少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選擇會是社會主義道路嗎？目前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文化精英中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度遠非當年可比是一個不應回避的事實，也是一個教訓。它不但證明了政治理論教育對低初始狀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重要性，更證明了正確的政治理論教育更重要。也就是說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前提是它必須正確，否則會適得其反。而這也正是被忽略的重要問題，此問題后文還將涉及。

　　當然，上面關于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是基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與私有制及其觀念徹底決裂這樣一種理論前提的，它訴諸的是一種與私有制歷史軌跡完全脫軌的社會主義。而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于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和受其制約的多元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長期存在，決定了這是一種“在軌”狀態的社會主義。但是只要這種社會主義是以“脫軌”為方向，或者說仍以科學社會主義對私有制的徹底否定為最終歷史選擇（提出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可以看做是對此的一種嚴肅的政治承諾），那么多元化的現實不但不能否定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更加確證了它的重要性。因為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看，這種多元化的本質還是二元化：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這是兩種歷史指向，它決定著中國的兩種歷史前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在軌”狀態的長期性，或者說多元化現實的長期性，決定了以社會主義為指向的歷史任務長期需要傳承者來承當，尤其需要一代代認同社會主義歷史指向的文化精英來承擔。這種傳承一旦斷裂，社會主義指向的歷史性探索就會功敗垂成，蘇東之變已為前車。然而多元化現實的合法性存在確實使這種斷裂具有現實可能性，并且也會使這種可能性大于當年的蘇東國家（因為在蘇東國家多元化并不合法，起碼直接宣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合法）。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以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為本質特點的所謂多元化狀態是市場化后的一種無奈的現實。對它的包容并不意味著對它的倡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必須倡導社會主義，這必須是毫不含糊長期堅持的，尤其在培養文化精英的高等教育領域更是如此。應當清楚認識并且明確指出高校政治理論教育就是一場爭奪戰，這是其重要性的本質之所在。

　　關于體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主體性問題，是指哪些人或那些群體應當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這也是決定政治理論教育成效的重要前提。然而這個問題的研究即使不是盲區也幾乎是空白，至少是處于邊緣地帶。原因可能在于高校設置政治理論教育始終是以威權操作的形式進行的，所以體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被認為是領導或決策層的事，或者說體認主體就是領導或決策層。只要他們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就行了，所以這個問題沒有理論意蘊和研究價值。然而問題遠非這么簡單，目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的現狀沒有實質性改觀，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前提性問題沒有解決有關。而之所以沒有解決又與對這個前提性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到位密切相關。為此略做拋磚引玉之談。

　　高校政治理論教育主要涉及四個群體：決策者，執行決策者，具體實施者和實施對象。決策層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長期以來一般比較強調執行決策者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程度，既各高校領導層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視。把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主要與高校領導層掛鉤并非沒有道理，但卻存在巨大的視角偏差。實際上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認知主體應當是政治理論教育的直接實施者和實施對象，既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如果這兩個群體并不真正體認或認同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再好的決策意圖和領導方略其實效性也會大打折扣。因為讓我講和我要講，讓我聽和我要聽這種主動和被動的區別所產生的效應是有很大差異的。可是目前有多少高校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真正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說官話，實事求是地講，答案應當是不樂觀的。相當一部分教師和學生連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都不真正認同，何談重要性。當然這并不是為高校領導層開脫，他們在這方面的問題同樣嚴重。我國的基本制度決定了我們應當辦的是社會主義大學，因此高校的領導應是有堅定社會主義立場和高度政治覺悟的教育家。任何國家的主流教育都不可能是反體制的，而是為維護社會體制培養人才的。那種所謂純學術的沒有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的教育家根本不存在，近年來被主流學術界捧的山響的胡適，在中國社會大變局中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選擇不是眾所周知嗎？可是現在連辦社會主義大學都不敢理直氣壯地提，單純提教育家辦學。以至于借反對大學行政化之名從而為大學非政治化開路的喧囂此起彼伏[1]，甚至一些不明就里的高校領導（個別人可能是知其就里的）也跟著起哄，毫無政治敏感性。目前高校領導層的任用事實上也是以具體工作能力和學術地位作標準。在此背景下選任的高校領導，有多少真正認知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盡管如此，筆者還是認為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還是最重要的。目前領導層的所謂重視無非是多給幾個錢考察考察，多給幾個課題項目等等，政治理論教師似乎也頗重于此。這是沒出息沒能力的表現，政治理論教育的功能是以理服人，與錢無關。只要教師和學生真正認知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成為教與學的主體。不管領導層重視程度如何，搞好政治理論教育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上面的認識符合實際的話，那么如何使教師和學生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就確實是一個前提性課題，在當前的大環境下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但首先要指出的是，使學生初步認識到接受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應是政治理論教師的首要任務。有效完成這個任務是真正高水平政治理論教師素質的首要體現，也會為其后的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而目前的教學程式往往一上來就是這門課的研究對象或教學內容。可是政治理論課與其他課程不同，學生對該課重要性的認識幾乎不可能自發具備，也就是說政治理論課在學生中的基礎認知并不理想，所以這種教學程式是有缺陷的。那么有無可能使學生初步認識接受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回答是肯定的。關鍵在于政治理論教師自身要有這種主體意識，成為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主體。而這在根本上取決于教師的政治素質，由此引出下面的問題。

　　二、誰更應該成為社會實踐的主體以及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實踐

　　目前高校政治理論課非常強調實踐環節，這本身是正確的。但是社會實踐主體的主要指向是學生，政治理論教師的角色則是社會實踐的指導者，這是極大的誤區。社會實踐也是一種教育形式，那么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這一教育的基本通則在此同樣適用，既指導社會實踐者首先要進行社會實踐，而且作為指導者其社會實踐的深度和廣度應高于被指導者——學生。政治理論教師首先應是社會實踐的主體，具體分析起來這起碼是由以下幾點決定的。

　　首先是政治理論教師的來源構成。近三十年來，隨著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知識階層與基層勞動群眾相結合的培養理念的退幕，高等教育的培養程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理論教師的構成主體主要是從家門到校門的“兩門”教師，他們幾乎毫無社會實踐尤其是基層社會實踐的經歷。讓這些自身都沒有社會實踐經歷的教師來組織和指導學生社會實踐是很滑稽的事情，也頗為難為他們。

　　第二點更重要，既目前政治理論教師的基本政治素質狀況也決定了他們更應成為社會實踐的主體。高校政治理論教育的體系和內容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核心的。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它理論體系的根本理論品質（“與時俱進”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之一，但它不構成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理論的本質區別）。這一品質決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同和接受必須以無產階級立場或勞動人民立場的確立為前提。雖然“無產階級立場或勞動人民立場”早已被逐出主流學術的廟堂，甚至已經外在于主流政治話語的系譜，但事實并不因此而改變。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是立于無產階級立場之上創立他們的理論的，同樣站在非無產階級立場上是不可能信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然也不可能是合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職業傳播者。回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黨性和階級性這一根本理論品質，就不是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不可能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根本理論品質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單純是一個知識體系，它的傳播和傳授效果不單純取決于所謂教學技巧和技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與傳授者的立場所決定的政治素質相關聯。以筆者在教學一線數十年的所見所聞，痛感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整體政治素質才是高校政治理論教育的真正軟肋。將提高政治理論教師學術素養作為提高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基本路徑選擇連標也治不了，基本是徒費資源。真正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信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社會理想的政治理論教師所占比例堪憂才是真問題。這件“皇帝的新衣”一直沒被撕破，或者說不允許撕破。不正視問題就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多年來如何提高高校政治理論教育效果的所謂論文和課題不是汗牛充棟，也是連篇累牘，真觸及這個根本問題了嗎？當然現在強調的重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似乎只要認同這個理論就行。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果本質上真是源與流的關系，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這個“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流”的認同和理解就是走型的，在實際教學實踐中則往往表現為選擇性傳授。如講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對改革開放大講特講，對四項基本原則一帶而過，甚至根本不講，事實上只講了一個基本點。再如講基本經濟制度時，談到發展非公經濟的必要性時可以講得口沫四濺，對公有制為主體則不屑一顧，甚至有語含譏諷者。這是不是較普遍的現象？官方認定的所謂骨干教師中有沒有這種現象？大家心知肚明，但如果就此問及各級政治理論教學負責者斷無一個承認的。對政治理論教師而言，信奉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個單純個人信仰問題，也是其政治素質的基本指癥。這種政治素質的形成必須以立場問題的解決為前提，而實現立場轉換的首要途徑就是社會實踐。問題是最需要什么樣的社會實踐？

　　多年來，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主流文化精英利用其話語權優勢竭力強調所謂自身主體意識的形成。而實際形成的是脫離人民大眾尤其是基層勞動者的精英意識。他們漠視基層勞動群眾的疾苦，將其視為所謂發展的“代價”，他們烘托出了藐視基層勞動群眾的社會文化氛圍及其表癥符號——弱勢群體，以至于從事直接物質財富創造的工農業生產勞動再無社會自豪感可言，只是一種弱勢的象征和無奈的選擇。毋庸諱言，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政治理論課教師具有這種精英意識的也不在少數，這并不以其從事的職業為轉移，這是由立場決定的。坦率地講就是不具備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需要全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對人文知識分子更是如此。社會主義不僅需要物質構建，也需要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認同的重構，其中人文知識分子的作用至關重要，這已為國際共運的反面經驗證實。蘇東劇變中人文知識精英的作為是有目共睹的，近些年來中國一些人文知識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甚而對中國革命的詰責和其產生的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物質基礎先天羸弱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誕生于而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如此）而言，培養認同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群體，并使之成為知識分子的主體部分始終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課題，蘇聯社會主義在這方面的失敗有其必然性，因為它歷來搞得是精英治國，精英培養失敗必然國將不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則探索出知識分子與基本勞動群眾相結合的培養路徑，這種探索雖然在具體形式上有簡單化的缺陷，但成效是顯著的，基本方向是應當肯定的。可惜的是這一培養路徑不但事實上被基本放棄，而且一旦觸及也往往是妖魔化的控訴，知識分子面向基層工作或從事一定時期的直接生產勞動幾乎都被斥之為“發配和勞改”。這幾乎成為指控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相結合這一培養路徑的經典主流話語。在這種話語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輕視勞動和勞動群眾的精英意識必然成為主流意識。目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愿意面向基層，更不愿意面向勞動，本質上并不是就業觀念問題，而是精英意識問題。知識分子的精英立場和精英意識的重新主流化標志著培養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目標的喪失，這一喪失將會在未來產生嚴重的歷史后果。當然這并非完全無法彌補，首先就要理直氣壯地擯棄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相結合是被“發配和勞改”的歷史指控。因為這種指控是荒謬的，它與剝削階級精英意識如出一轍。知識分子在基層參加一定時期的勞動只是和勞動群眾結合的一種方式，如果這就是“發配和勞改”，那么廣大勞動人民豈不是一輩子在發配和勞改，世世代代在發配和勞改？在剝削階級歷史視野中勞動是一種恥辱，是所謂下等人干的營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就是要改變這個邏輯，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并不輸理，沒什么可躲閃的。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除語言學和考古學等極少數學科外，大多數都含有意識形態意蘊，有些學科本身就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應首先提出培養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目標，不能簡單地提培養人才。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分化以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超脫于階級立場和意識形態之外的所謂知識分子群體，人文知識分子更是如此。然而多年卻一直對此采取幼稚的浪漫主義態度，認為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不要與立場和意識形態掛鉤，要唯才是舉。這種態度用在科技知識分子身上尚有道理可言，因為縱使立場和思想意識有問題的人，其科技方面的一技之長也有可用之處。用在具有意識形態因素的人文知識分子身上則為大失誤。在這方面的失誤（鄧小平曾用“一手硬，一手軟”概括之）的后果已經顯現出來，君不見學經濟學的將私有制市場經濟和其理論體系神圣化，儼然成為學界的主流；學歷史的則將論證歷代勞動者反壓迫斗爭乃至中國革命的非正當性搞成了顯學，甚至公然為帝國主義侵略張目；學文學的一方面貶斥影響過幾代人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創作，一方面對反共文人甚至漢奸文人抬舉備至；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公立大學培養的（起碼本科教育是），頭頂官方給予的種種學銜和職稱，甚至得到主流媒體的幫襯和造勢，對社會尤其對年輕一代的影響極大。這類人文知識分子如果都是西方培養，由西方政府發俸祿并由西方媒體替其造勢才似乎更正常一些，但事實并非如此。這就是執政黨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問題了。決策層顯然意識到了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但這里起碼有兩個問題：其一什么樣的人文知識分子才可能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是這種價值觀的首要接受主體應當是誰？顯然是人文知識分子，因為在任何社會他們都始終是社會價值觀的主要倡導者和傳播者。如果其主體部分不認同不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多元化的背景下這并非不可能），這種價值觀構建的再完善，也很難成為社會主導價值觀。這兩點最終還是回歸到培養什么樣的人文知識分子問題上。

　　剝削階級作為統治者的社會中，培養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人文知識分子群體的核心做法就是精英意識的灌輸，“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種做法與少數剝削者統治多數人的社會本質相一致，當然有效。但是如果中國真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此條雖貴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但已完全被理論文本放逐），這套做法就與社會主義本質不吻合，這套做法培養的是一種對社會主義反叛性的文化力量。因此應在明確提出培養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前提下，重新肯定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相結合的方向，并切實落實“教育法”要求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在人文知識分子的培養上尤其要強調這一點，這是解決立場問題的基礎。

　　政治理論課教師是人文知識分子的一個特殊群體，這種特殊性體現在他們從事的職業性工作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導。有效宣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前提是認同馬克思主義，而缺乏勞動人民立場很難認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立論基礎——唯物史觀就是訴諸于勞動者的，這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關鍵所在。可是多年來連這個本質性問題都不敢提了或不愿意提了，一提“立場”就怕被斥為“左”。結果一涉及政治理論課的效果問題，就只從教學內容，理論素養等方面考慮。無非是調整一下教學內容，辦辦所謂教學骨干培訓班。這套思路事實上是以政治理論教師以立場為核心的政治素質沒有問題，至少沒有大問題為假設的。然而這個假設不完全真實。這個問題將隨著政治理論課教師群體的新老交替而更加突出。目前高校引進政治理論教師博士學位是基本學術條件，政治素質則以是否是黨員為標準。可是實事求是地講，當今黨員這一政治身份與政治素質的相關度是很低的，很多人是將其作為求職或升職的砝碼，這也是“皇帝的新衣”。

　　要提高以立場為核心的政治素質必須從基礎抓起，讓政治理論教師首先成為社會實踐的主體。為此建議應聘政治理論教師者必須要有最基層的工作經歷至少一年，現任政治理論教師無此經歷者應分批下基層實踐一年，并將其作為職稱評聘的基本條件。這不但有利于勞動人民立場的形成，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經過真正的基層實踐再站到講臺高談闊論時才會有真實感和充實感，教學會有一個新境界。至于目前這種半旅游式的所謂社會調查或社會實踐基本是浪費金錢，應盡量少搞。主管部門也不要沉溺于五花八門的所謂社會實踐調查報告，搞各種各樣的評獎。而應扎扎實實地創設一種制度，提供體制性條件，組織推動政治理論教師真正成為社會實踐的主體。這是培養一支政治素質真正合格的政治理論教師隊伍的基礎工作，也是改善高校政治理論教育的根本之道。

　　三、政治理論課應當姓“理”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由于在力圖提高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思路和措施安排上存在兩種值得討論的傾向和情況。一是強調學生的社會實踐和教學多媒體的運用；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兩門課的課時安排比例明顯失衡。就此談點認識。

　　就大學生的社會實踐而言，目前不管實效如何，都在搞。而且直接與政治理論課掛鉤，課時從政治理論課中劃出，實踐指導之責也由政治理論課教師擔當。社會實踐對大學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當然應當搞。問題是應當怎樣搞和由誰主導。這與政治理論課和社會實踐的功能定位相關，政治理論課的主要功能應是向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灌輸，它本質上應當姓“理”，它解決的是理性認識問題。而社會實踐的本質功能并不是使學生增加一些社會感性認識，而應是促使學生形成勞動人民立場，弱化乃至消解精英意識，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由于現在提樹立為人民服務意識頗不時髦，且有涉“左”之嫌，所以不妨略做展開。當前大學要培養所謂獨立意識，要倡導思想自由之說甚囂塵上，甚至權威人士也給予肯定性的表態。但不管誰表態，作為學術議題還是可以討論的。所謂人的意識和思想無非是人的所思所想，它只能被影響，不可能由外部強制來主導，人頭腦想什么誰能管得了？在此意義上意識從來都是獨立的，思想從來都是自由的。事實上自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時期開始，到當今國內自由派人士追求的所謂思想自由，實際是要求表達他們思想的自由，所謂倡導獨立意識實際是主張不受干預地傳播其意識形態的自由，總之是要求表達尤其是傳播他們的思想意識的自由。誠如某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所說，他一直在思想上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年他獲罪成為右派分子的原因卻并不在于這樣想，而在于他將這種想法表達出來了。他們這類人主張的思想自由實際還是思想表達的自由。然而自人類社會以階級統治作為社會存在形態以來，這種意義的思想自由真正存在過嗎？可能存在嗎？國內自由派可以對此裝傻充愣，執政者絕不能冒這個傻氣。現在提培養大學生為人民服務意識也好，愛國主義意識也罷，自由派就會拿人的思想自由或獨立意識說事，實際上他們的思想也不是自由的，也是有邊界的，超出他們認同的意識形態就會被歸入不自由不獨立的范疇。事實是根本沒有什么純粹的脫離外部環境的自由意識獨立意識，從來都是社會存在和社會影響決定人的意識，因此要理直氣壯地提培養大學生的為人民服務意識，要種莊稼就不能聽蝲蝲蛄叫。

　　政治理論課與社會實踐雖然培養目標一致，但畢竟功能定位不同，將社會實踐與政治理論課掛鉤是角色混同。不但不能充分體現政治理論課的本質功能，強化其理論灌輸的特有優勢，而且由于政治理論教師自身普遍缺乏社會實踐背景又不掌握社會實踐資源，本身就不是合意的社會實踐主導者。事實上也弱化了社會實踐的功能，所謂社會實踐多是流于形式。社會實踐的主體內容不應當僅僅是社會調查更不應是走馬觀花式的參觀，而應是以角色轉換求得切身體驗。看十天不如干一天，過去實行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法（雖然“教育法”仍這樣要求，但事實上已經放棄了）既是如此，這才是更具本質意義的社會實踐。當然現在實踐形式可以多樣化，但以角色轉換求得切身體驗這一本質特點不應變。顯然實施這樣的社會實踐模式遠非政治理論教師所能承擔，它需要權威機構整合學校和社會資源，需要高校組建專門的社會實踐組織機構，形成校內外結合的社會實踐體系。當然政治理論課教師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但只應是參與者和協助者。他們的主要職責還是搞好理論教學，使政治理論課體現出姓“理”的本質。

　　運用多媒體目前被當做提高教學效果的重要手段而被廣為提倡，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實際意義。但多媒體畢竟只是一種輔助教學手段，不適當地過度使用可能會喧賓奪主，造成“理論功底不夠，多媒體來湊”的現象。這也是政治理論課本質上要姓“理”的問題。缺乏理性認識和理性辨別能力，課堂上通過多媒體產生的感官效果就是短命的，當時可以激動一下，一遇到現實問題或風波就會動搖迷惑。政治理論課主要還是要用理論魅力影響吸引學生，多媒體應是提高吸引力的手段，而不能游離于理論邏輯之外追求感官效果，更不能用大量的多媒體播放代替講授（這種現象并不少見）。理論功底、教學水平和課堂教學效果過去是線性關系，理論功底和教學水平直接決定課堂教學效果。但多媒體出現后，課堂教學效果可以直接體現在感官效果上，而理論影響效果短期內又很難考察認定。因此理論功底和教學水平可能與課堂教學效果存在某種脫鉤，這種脫鉤又會由于外在評價標準比較注重短期的課堂感官效果而使教師（尤其是善用多媒體的青年教師）在教學路向選擇上偏重于多媒體技巧的運用，忽視理論功底和真實教學水平的提高，從而強化了政治理論課不姓“理”的傾向。這并非危言聳聽，目前政治理論教師真正潛心鉆研理論，真想打牢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有多少？在教學一線了解實際情況的人應是有感覺的。

　　其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兩門課的課時安排明顯失衡，前者過少后者過多。此安排不管是誰定的，并不事關政治原則，可以討論也必須討論。因為它與教學效果直接相關。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這門課的課時之所以多，應當是基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政治定位很高，這當然是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實應當是學習的重中之重。但重點不一定是難點，按教育學的規律，教學時數的安排不應當以課程的政治重要性為基本依據，教學時數的設置應以課程內容的涵蓋面尤其是難易程度為主要依據，這是一個公認的標準。如果以此為依據和標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的課時數應當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的課時再均衡一下。雖然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政治地位和理論地位從實踐的角度看最重要，但是應當指出該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不但理論內容切合中國實際，而且理論表述方式也是中國化的。毛澤東同志歷來主張理論要有中國氣派，他也確實如此。毛澤東思想完全是中國化語言和表達方式，非常好懂。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就教材內容而言，除了領導人的具體論斷外，基本上是各項決議的文本匯編而且與中國現實有直接聯系，抽象的理論邏輯和理論表述基本沒有。在教學上運用一些輔助材料和輔助手段（如多媒體）講解這種文件式的又與現實直接聯系的內容，很容易講也很容易被理解，并不真正需要那么多課時。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則不同，首先理論涵蓋面廣，包括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并且其突出特點是它是用學術語言構造的理論體系，理論邏輯較為抽象。它也并不直接觀照中國現實，直觀性不強。而且講授對象是大學生，他們慣于理性思維，只能用理論魅力感染他們。這顯然不是像解放初期用猴變人向勞動者宣傳歷史唯物主義那樣簡單。這決定了該課程無論講授還是學生理解方面都是有難度的，課時過少根本達不到使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目的，甚至連基本了解都很難做到。

　　當然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時安排較多，還可能與當前大學生實際思想狀況和他們對該理論體系的認同度有關。這種問題確實存在，在部分學生中間，在某些方面可能還比較突出。這種問題的存在并不是理論體系本身的問題，與課時安排的多寡更無關系，至少沒有直接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因在于理論與現實問題的非對稱狀況。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張公有制為主體，而理論界可以公開表達私有化的主張，并在各類媒體的推動下漸成主流。在具體所有制改革實踐中，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否存在雖然受到廣泛關注和質疑，但至今未有實證數據澄清。發展私有經濟的政策空間不斷加大，發展公有經濟的具體政策多年來未見一條，倒是改制之聲不絕于耳。但理論教材上卻是權威文本的承諾：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這對的上嗎？對不上的東西講得清嗎？講不清的事情能指望解決學生的實際思想疑惑嗎？如果說一般教師講不清是水平問題，可是連高層理論宣傳部門編寫的據稱能回答現實的重大疑惑問題的讀本中，在此重大問題上也是顧左右而言它。明明現實的疑惑是現在公有制是否真占主體地位，回答卻是重復權威文本的承諾：我們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及為什么要堅持。再如以私有制為基礎，以多黨制和多元化為政治架構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訴諸于半官方的出版物，不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立，而且已經涉嫌違憲，實際超出了言論自由的范疇。一些媒體和出版物長期對毛澤東同志本人及以毛澤東同志為歷史形象的中國革命任意貶損，甚至為帝國主義侵略史辯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是這些卻受到了高度的政治寬容和組織寬容，理論教材上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似乎是空話。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嚴重不對稱狀況不但對學生，而且對政治理論教師也產生了不利影響，這能不影響教學效果嗎？可是這顯然不是靠加大課時量能解決的，藥不對癥加大藥的劑量是無效的。

　　以上兩門課的課時安排問題，從理論層次看也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與流的認識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源，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以前者為源的流。因此就應體現這個源，要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源有基本的理論傳承關系。從掌握理論的規律講，本源性根本性的理論搞清了弄懂了，“流”的內容才能順理成章地掌握。在這方面還是有問題值得探討。譬如現在講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主要是以中國國情為主要理論依據，這當然有道理。但從邏輯上容易受質疑，因為國情在短時段是一個常量，長時段是一個變量。如果用國情作為走什么道路的基本理論解釋，那么基本邏輯推論就只能是國情變了，社會制度走向也可以甚至必然變。那么蘇東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用國情所導致的必然性來解釋，那就沒有吸取教訓可言了。問題不在于這種國情論解釋不對，而在于它缺乏本源性的理論支撐。這種本源性的理論當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首先要從這種本源性理論來解釋，才能順理成章高屋建瓴。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提供基本理論支持，同時也提供了社會主義普世性的理論證明。國內自由派對資本主義的普世性宣傳是訴諸于理論層面的，我們的宣傳則用國情來對應。普世性是理論證明的必然性，國情是特殊性。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是以這種國情特殊性為依據的。以特殊性對必然性是完全不對稱的較量。對慣于理性思維的大學生來講哪個影響力會大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事實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既有社會主義普世性的理論證明，又有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印證，完全應當大講特講。將這個本源性的理論講通了，學生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有了堅實的認知基礎。可是現實是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的課時過少，與其本源性的理論地位極不相稱。

　　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習的重視程度不夠事實上不僅表現在高校政治理論教學上，而是一個較普遍的現象（如經濟學教學領域馬克思經濟學基本邊緣化了）。這與對時代特點的認識有關，全球化被認為是時代的特點。并且認為中國要辦好自己的事也必須融入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但離時代遠，而且也離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現實遠。這種認識刻意回避了全球化的實質是以西方為主導的全方位全球化，它不僅僅涉及經濟，也包括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等等。這種性質的全球化使馬克思主義不是離我們遠了，而是更近了。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歷史科學，它揭示的是歷史規律和歷史必然性。全球化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這種全球化只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才能俯視它應對它，才能不為其所惑更不為其所導。近些年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普世化的意識形態沖擊，連一些曾經宣稱信仰馬克主義的學者也繳械投降隨聲附和，當起了吹鼓手。堅守者則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或中國特色來應對，這種應對有道理也有一定的效果，但顯然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所能賦予的大歷史觀和歷史高度。對較為認同理性思維的大學生來講，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基礎的薄弱會使他們缺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支撐的大的歷史視野，在資本主義占有歷史發展優先權的背景下很難長期抵御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普世化的意識形態沖擊。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同和堅守也很難經得起大的風云變幻。

　　總之政治理論教學首先要姓“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學應給予加強。這方面教學搞扎實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教學才是有源的活水，也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

　　[1]為證明此判斷并非空穴來風，特引著名自由化刊物《鳳凰周刊》2010年09期所刊曹保印“對《國家教育綱要》的10點建議”一文第7點建議：“在明確的時間內，一刀切式清除高校行政化現象，還大學以本來的尊嚴，還學術以本來的自由。對現代大學制度，《綱要》中的提法是‘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這真是太奇怪了。現代大學制度還有中國與外國之分嗎？所謂‘中國特色’事實上是‘中國限制’——‘公辦高等學校要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這類限制下，現代大學制度在中國的成功建設，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夢。”筆者認為這才是由自由化學者發起的大學去行政化呼吁的真實目的。

　　（作者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轉載請注明來源：昆侖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