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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隆國強

后起國家如何開展創新？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一直存在兩種不同思路：一種是延續“進口替代”的思路，在采取保護措施的條件下開展創新，這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實踐過；還有一種思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條件下，用開放的視野、開放的政策，通過整合全球資源、全球市場來推動創新。我們把后者稱為開放式創新。

從歷史上看，這兩種創新各有所長。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強調并大力推進開放式創新。

開放式創新是中國適應全球化形勢、

抓住全球化機遇的要求

為什么強調開放式創新？因為只有推進開放式創新，我們才能把握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戰略性機遇。

發展中國家是追趕型經濟。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今這些發達國家——包括工業革命以來領先世界的英國、現在的美國，都沒有像中國這樣經歷過長達幾十年的8%乃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長期；而追趕型經濟體，特別是成功的追趕型經濟體，往往會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經歷一段高速增長，像戰后的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大陸，都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之所以出現這種差別，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后起的追趕型經濟體通過引進、吸收，在此基礎上推進創新，加速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就比別人跑得快，有的經濟學家稱之為“壓縮式增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這是因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驅動力是技術，只有后起的追趕型經濟體才能通過學習、引進先進技術實現跨越式增長。

因此，要發揮我們的后發優勢，必須堅持開放。假如我們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封閉起來，實際上是在重復走發達國家靠自己推動技術創新的道路。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很難想象一個完全封閉的經濟體能夠實現持續幾十年的高速、跨越式增長。

經濟全球化為我們帶來了諸多開放發展的機遇。在過去很長時期內，我們是以“引進來”為主，包括曾經希望“以市場換技術”。在這方面，有成功的行業，比如高鐵就是通過引進技術而實現再創新的成功經驗；也有不太成功的行業，把市場讓出去了，卻并沒有實現技術進步。實際上，通過開放，比引進技術更重要的是引進了示范、引進了競爭，讓企業在先進技術和產品面前感受到競爭壓力，迫使其通過學習、模仿與創新進行追趕。

當前，“引進來”面臨著許多新的機遇，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因素就是人才。近年來，人才正在加速向中國匯聚，既有大規模的留學歸國人才，也有很多國際人才。

另外，我們觀察到，中國企業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和全球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去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1800多億美元，已經超過“引進來”的外商投資。這些對外投資活動是多元的，有去買資源的，有去買技術的，有去開拓市場的，而其中對我們的技術創新最有意義的，就是對于具有先進研發能力的技術創新型企業的并購。比如，前些年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吉利并購了沃爾沃。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有人說進行這種并購的都是大企業，跟小企業沒有關系。其實不是這樣。前段時間我調研的南方一家民營企業，原來是做汽車內裝飾的，幾年前并購了德國一家汽車電子企業。如今，這家中國企業通過整合國際國內市場，已經成為國內汽車電子行業的領軍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被它并購的這家德國企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銷售額三年翻了兩番。其秘訣就是通過并購，把德國企業的技術、產品和中國的市場有機整合起來，它本身的研發能力、產品質量也獲得大大的提升。可見，對外整合全球資源，并不完全是大企業的專利。

不管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我們用一種開放的視野來整合全球的研發資源和市場資源，會使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大幅提升，讓中國企業快速成長為能夠整合全球資源的中資跨國公司。

全球化時代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全球化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也主要是跨國公司在享受全球化的紅利。中國參與全球化，過去的方式比較單一，就是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產品；現在，我們可以全方位地參與全球化，不僅“引進來”，還要“走出去”。當我們的企業越來越多地成為整合全球資源的跨國公司，我們的國家也就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全球治理，引導全球規則的走向。

我們今天所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通過創新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推進我們的產業結構升級。而開放式創新是適應全球化形勢，使我們的企業抓住全球化機遇開展創新的必然選擇。

開放式創新是中國抓住新技術革命

這一戰略性機遇的要求

回顧人類的歷史，2500年前發生了農業革命，解決了人類的吃飯問題，人類可以定居下來了。250年前又發生了工業革命。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一百年的發展創造了比人類有史以來一切經濟活動創造的還要多的物質財富。這是什么原因？就是技術進步促成了工業革命，而資本主義的誕生又是生產力大發展帶來的生產關系變革。

我們看到，過去的250年，新技術革命并不是以每年都一樣的平均速度來發展的，它是一輪一輪的，從蒸汽機革命到電力革命、化學革命，等等。今天，我們面臨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這一輪技術革命同工業革命以來的前幾輪技術革命畫等號，這輪技術革命的意義遠遠超過前幾輪。因為信息技術的滲透力無所不在，它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

如果說過去250年是工業時代的話，如今我們正在進入信息時代。未來的變化會是什么樣的？這是我們很難設想的。假如是在200年前，很容易判斷再過30年會怎樣，但是今天，我們就很難判斷30年后的地球會怎樣、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會怎樣，因為它的變化太快了，技術革命正在加速演變。

面對這一輪新技術革命，任何國家稍微打一個盹或者走錯了技術路線，都會落在后面。這當中有許多慘痛的教訓。不過，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也不必擔心自己是不是某種技術的發明者，關鍵是要把技術用好。我們看到，當智能手機出現的時候，一些曾經赫赫有名的公司從行業里退出去了。所以，對待技術進步，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挑戰之中存在機遇。作為后發經濟體，更應該把它看作機遇，把握好機遇，順勢而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15年開展“信息化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課題研究時提出了“2+2”戰略，即要重視兩大領域、兩種創新。所謂“兩大領域”，一個是新技術領域，包括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等；另一個是運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也就是傳統領域的信息化、數字化改造。實際上，對于任何一個大的經濟體來說，新技術領域從占比上看永遠只是一小部分，90%以上是傳統領域。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正在使傳統領域從產品到生產方式都發生著深刻變化。比如汽車行業，我們現在所說的高檔車，高檔體現在哪兒？是引擎更高級了，還是輪胎更高級了？都不是，而是它的信息化水平越來越高，高檔車跟低檔車的區別更多是在汽車電子方面。傳統行業很多創新和增值就體現在數字技術在傳統產品當中的應用。未來還會出現人們已經預見到的無人駕駛汽車。當然，汽車業發展還會伴隨著另一個重要的技術進步，就是新能源技術。新技術革命已經在改變和打破既有的產業格局，這為后來者提供了重要的機遇。

同時我們還看到，傳統產品的生產過程、生產方式也在發生著改變。德國提出“工業4.0” ，實質就是生產方式的革命。美國提出“工業互聯網”，我們提出“中國制造2025”，既包含著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也包含著生產方式如何適應信息化時代的需要。

我們在地方調研時參觀過一些“示范工廠”，大多實現了自動化，車間成為無人車間，全是機器人、機器手。但在我看來，這還不是“工業4.0”所指的新制造方式的本意。我理解的數字化發展，更多的是制造的平臺化。像德國博世智能制造的工廠更強調“以人為本”，把機器和人結合起來，有的環節他們覺得用人更合算，同時還要考慮社會影響，也就是就業問題。這就是在以人為中心的背景下推進工業4.0，思考工業4.0的最終目標是什么。大企業把整個產業鏈，從研發到生產到物流到服務，所有生產環節都實現平臺化。所以，我們對工業4.0生產方式的變化還要加深理解，真正把握它的內涵，適應技術進步的趨勢。我們想要“彎道超車”（也有人說叫“換道超車”），其實就是一種追趕的機遇。

除了“兩大領域”，還有“兩種創新”。一種是技術創新，一種是商業模式創新，這兩者在很多情況下是很難區分的。信息技術的進步帶來商業模式的創新，在我們身邊有許多實例。比如共享單車，沒有數字化技術是做不到的，它通過采用信息技術解決了老百姓生活中的現實需要，同時也體現了商業模式創新。我們坐在屋子里想的“創新”非常多，這些創新可能有95%失敗了，剩下的經過市場檢驗的是5%甚至更少。而每一個成功的創新恰恰是對應了真實的市場需求。共享單車之所以能夠很快風靡起來，從供給側說，是信息技術為它提供了支撐和保障；從需求側說，是解決了中國特別是大城市當中“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中國市場取得的成功，也會鼓舞這些企業“走出去”，把創新的商業模式推向國際市場。

只有用開放的視野，我們才能把握住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這些機會。新技術革命在全世界是同步的，哪個國家關起門來，一定會被新技術革命的潮流拋在后面。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信息技術，對信息技術革命非常敏銳，出臺了多種戰略和措施來加以推進。

推進開放式創新，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

全新體制機制作保障

中國經濟在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階段，更多是依靠低成本參與全球競爭，并有能夠動員資源的體制做保障。現在，我們要轉變為以創新為主要動力，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勢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適應新技術革命、適應創新的體制機制。無論是在宏觀上還是微觀主體上都需要變化，體制機制的變化會引導人的行為變化。

以往我們在追求規模、追求快速工業化的時候，有很多的體制機制優勢和政策優勢。如今面臨著轉向以創新為驅動的新階段，需要深化改革，包括國企改革，關鍵是要調動從決策者到所有員工的創新積極性，解決創新的動力問題。

創新的動力來自哪里？從根本上看，來自市場的競爭壓力。所以我們說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既是市場經濟的要義，也是轉向創新驅動為主的現實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采取準入限制保護，都會削弱被保護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從宏觀層面說，深化改革就是要為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營造一個良好市場環境；同時，對于創新成果給予足夠的保護，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等。從微觀層面說，也有很多需要創新的方面。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前30多年改革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此調動了這部分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釋放了他們的活力。當我們進入以創新為驅動的發展階段，需要調動什么人的積極性？這就需要認識到創新的主體是誰——是知識型的勞動力，包括企業的管理者、各種專業人士、技術型工人等。平心而論，我們的知識型勞動力還受到原有體制機制的諸多束縛。所以，改革的重點就是適應創新的需要，把這些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活力激發出來，使他們有更充足的動力推動創新。

總之，我們強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要靠創新驅動，在這樣一個新時期，應當圍繞著如何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來深化改革，使我們民族蘊藏的巨大創新活力充分迸發，讓中國經濟在新的發展階段持續具有新的增長動力。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副主任、研究員，本文是作者6月17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7中國資本峰會”上的主旨演講，車海剛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刊發前經作者審定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志2017年第15期，原題為《中國需要推進開放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