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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樹軍：全球化時代，如何縮減不公正的路徑

點擊：  作者：歐樹軍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6-01-06 09:01:55

 

 

　　比雷埃夫斯港

　　導言：中國走向世界

 

　　理解新時期的公平、正義觀念和現實，需要放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這個大背景下。中國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在這個宏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社會內部產生了不少有關公平、正義的思想和實踐困惑。而實踐層面、政策層面的困惑很可能源于思想觀念上的模糊不清。

 

　　我們已經初步實現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對世界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的海外投資遍布亞非拉、歐洲和北美地區，高鐵戰略已經成為“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支撐，并為沿線國家所矚目。隨著中國的和平復興，我們正在被動或主動地重新參與到世界秩序主導權的競爭當中。作為“世界工廠”，世界制造業的超級大國，我們的出口已經不是以紡織、服裝、鞋帽為主了，機電設備等中高端產品也已行銷世界。美國標榜自由，但卻“Made in China”，也就是說，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離不開中國的生產力了。很多歐美普通家庭如果沒有中國的商品，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中國正在走向世界，商品出口、能源輸入、資本輸出的重要通道的戰略意義愈加凸顯。如果沒有這些通道，我們就無法順暢的行走世界。英國和美國在自己主導世界進程的時代，同樣離不開這些通道，這就會出現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之間的競爭。這是我們今天討論“全球化時代的公正觀”的一個新起點。

 

　　不同的公正觀

 

　　我們今天有什么樣的公正觀，這和我們今天的世界影響力以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密切相關。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通道珍珠鏈”中，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比雷埃夫斯港對于我們今天討論公正問題有什么意義呢？首先，比雷埃夫斯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通往地中海各口岸的重要支點，而今天已經主要是由中國企業在運營。其次，比雷埃夫斯港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神圣性。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源頭，美國這樣的“新羅馬帝國”常常把自己的制度、文明追溯到希臘，而比雷埃夫斯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發源地。在柏拉圖對話體著作《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以及同胞之間的對話，就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展開的。這場影響至今的對話從“什么是正義”開始，進而反復追問什么是好的生活、好的共同體、好的政治。

 

　　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第一種公正觀，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主張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機制是由城邦當中最有德性、最有智慧的人，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的人來設定，由士兵充當護衛者、農民工匠充當生產者，由此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秩序。這是西方社會第一種重要的公正觀，即基于德性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的啟示意義在于，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都可能看到很多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那我們每個人還要不要堅守美德，堅持正義，持之以恒地過一種正義的生活。

　　第二種公正觀是基于福利的公正觀。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興起以后，英國大搞圈地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1795年5月6日，兩個英國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館制定了一部影響了英國資本主義文明進程的法律，即，斯品漢姆蘭法。它從來沒有經過國會的批準，也不是普通法傳統中的法官通過先例造法，實際上沒有發生相應案件，完全是兩位法官“制定了這部法律”。但它卻的確在英國全境被執行了，從1795年開始，一直到1834年被廢止。

 

　　在這部法律中，兩位法官出于父愛般地家長式保守主義，人道而仁慈地，將面包價格與工人工資掛鉤，明確保障工人個人有權獲得足以維持其溫飽狀態的合理工資；不僅如此，他的妻子、子女也有權獲得溫飽保障，所需費用都根據面包價格計算。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工人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溫飽，就可以獲得額外補助。這在英國歷史第一次創造了工資外的補助保障制度，并使工人的工資變成了最低生存工資，同時也成為最低家庭生存工資。看上去，沒有什么比這更能體現家長式的父愛主義治理原則了。

 

　　那么，誰為這樣一種法律買單呢？很簡單，兩位法官給了兩個選項：一個是工人及其家人的勞動所得，一個是來自濟貧稅的政府補助。前者是對雇主說的，不是必須的；后者是對政府說的，是必須的。因此，結果就是，雇主可以用任何價格來雇傭勞動者，因為政府負責補貼工資的不足部分；勞動者也可以終日“磨洋工”，因為不干活也可以獲得補貼。

 

　　因此，這部法律實際上是將濟貧稅補貼不恰當地嵌入了勞資關系，看上去是補貼勞動者，實質上是補貼雇主。一場致命的脫嵌運動隨之展開。勞動生產率很快就下降至赤貧工人的生產力水平，雇主又借此拒絕提高工資；工人的工資可以無限低，而且也必然無限低，從而導致大眾“一旦依賴救濟，就永遠依賴救濟”。最終，本來是用來阻止資本主義對英國社會結構的破壞作用，用來延緩普通工人的無產化的斯品漢姆蘭法，卻導致了大眾的赤貧化。他們在脫嵌運動中向著馬太效應的底端無限降低，最后甚至失去了“人形”；而雇主們則又一次處于托嵌運動的頂端，他們朝向馬太效應云端的迅速前進，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反而受到了嵌入機制的錯誤鼓勵。

 

　　這部看上去符合福利主義的法律及其所蘊含的公正觀念，實際上并沒有緩解反倒激化了貧富分化，大量勞動者并沒有真正得到補貼。但是，這種基于福利的公正觀畢竟開啟了理解公正問題的一個新方向，一個由政府來承擔社會保障責任的新方向，這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起源。

 

　　第三種公正觀是基于自由或者權利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實際上也是在英國圈地運動以來的原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它的創造者包括很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杰里米·邊沁就是其中一位。邊沁去世以后被做成了木乃伊，存放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大學學院把他認作創校董事，每次開董事會需要表決的時候，就把這個木乃伊抬到會議室，實際上邊沁并沒有創立這個學校，校方只是由此表達對其思想成就的尊重。假如10個董事出現5：5的表決僵局，就假設邊沁投贊成票，他是永遠投贊成票的。如果已經產生了多數，就不用他投票了，但每次開會都會把他抬出來放在那，這件事聽起來當然是非常怪異的。

 

　　那么，邊沁為什么這樣被英國人尊重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提出了基于自由或權利的公正觀，也就是功利自由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聽起來是非常高貴、非常美好、非常人道的。但是，邊沁提出這種基于自由或權利的公正觀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又是如何解決問題的呢？首先，與基于福利的公正觀一樣，這種基于自由或權利的公正觀也是為了解決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嚴峻的貧富分化。其次，他用了什么方式來實踐這套理論呢？他發明了一種新的社會控制機制——圓形敞視監獄。監獄看守處在面向所有囚室的中心位置，可以監視所有囚犯的活動，這些犯人因此就會自覺約束自己的行動，自覺遵守監獄規則。而且，這并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實驗，邊沁還有個兄弟，把他的想法付諸了實踐，設計并建造了一種圓形敞視工廠，把一些有勞動能力的窮人、流浪漢、乞丐等放在里面做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勞動能力。而且按照英國當時的法律，他雇傭這些人還可以拿補貼。浪費這些人的勞動能力，被視為是一種犯罪。顯然，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落在實踐層面就很不高貴、很不美好、很不人道了。邊沁的思想又為后人進一步發展，自由和權利背后有個核心的假設，即每個人都是自身最佳利益的最佳判斷者，而且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個人主義的觀念，本質上是排斥一切外在限制的，無論這種限制是來自政府、來自法律還是來自他人。所以，這種觀念在安頓人心、維系社會、存續文化上常常捉襟見肘。

 

邊沁

　　我們講生存權、發展權是人類社會整體和每個人個體的基本權利。那么，生態環保是不是一種基本權利？福利是不是？上網是不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拆遷戶獲得公平補償是一種權利，如果釘子戶要求巨額補償是不是一種正當的權利？個人主義的自由觀或者權利觀念，在現實中往往傾向于基于市場交換的經濟自由主義，其極端版本更是把商品交換邏輯適用于非經濟領域，沒有什么不可以買賣。因為“我”是自主的，“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自己可以管理自己。如果你對“我”征稅，你就侵犯了“我”的財產權；如果你強迫“我”勞動，你就侵犯了“我”的勞動權，你就可能把“我”變成奴隸——這個奴隸不是美國歷史上黑人那種種族奴隸，是一種職業上的奴隸，也就是“工資奴隸”。所以，基于自由和權利的公正觀強調政府不能夠干預市場，政府不能隨意征稅，政府在絕大多數場合下不能侵犯公民的權利，尤其是財產權。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書是這種觀念的產物。比如，更接近于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放任主義就主張一切都是由市場說了算，一切都可以由買方和賣方通過交換完成。可以看出，基于自由的公正觀對于政府和市場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的主張，是和基于福利的公正觀非常不同的。

 

　　第四種公正觀是基于需要的公正觀。亞當·斯密寫了一本《國富論》，被公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中國最早引入西方政治經濟思想也可以說是從《國富論》開始的，嚴復把它翻譯為《原富》。有一張漫畫把亞當·斯密稱為資本主義之父，把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之父，描繪了馬克思在天堂遇到亞當·斯密的場景。亞當·斯密說：“卡爾，你的唯物辯證法很深刻，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概括非常精辟，你的資本論嚇到了很多資本家。”馬克思回答說：“哪里，哪里，我只是在揭示、批判社會的不公正現象，盡我自己的責任。”馬克思對社會不公的批判實際上是基于人之為人的全面需要。每個人都有一系列基本需求，社會學家馬斯洛把它概括成幾個層次：一是生理的需要，比如衣食住行；二是安全的需要，防止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威脅；三是社會交往的需要；四是獲得他人尊重的需要。最高的一層，說的是自我實現。獲得尊重可能有很多方式，比如有人希望通過外在的物質獲得別人的尊重，有人希望通過內在的修養獲得別人的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我們今天講中國夢，每個人對于中國夢都會有自己的理解。

 

　　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基于需要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對人的基本假設在于人是一個整體的人，人不僅僅只是一種經濟動物，還是一個社會動物、倫理動物和政治動物；他不僅僅想賺錢養活家人和自己，他還想有充足的時間學習文化，可以學學哲學，讀讀書，有閑暇享受生活。這種基于“人的基本而全面的需要”的公正觀，可以說就是社會主義公正觀。“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其中的“需”指的是需要，并不是要求。需要可能更多是生理性的、安全性的、社會交往性的。但是，“要求”不是基本的需要，不是每個人的必需品，它是在短期內出現的特殊要求，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經常發生變動，每個人的理解都很可能不一樣。所以，基于需要的公正觀，說的是基于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必需品的公正觀。

 

亞當·斯密

 

　　在當代社會的思想潮流中，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所說的幾種公正觀，基于德性的公正觀，基于福利的公正觀，基于自由或權利的公正觀以及基于需要的公正觀，彼此競爭。因此，當我們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必然包含公正觀時，究竟是指哪一種或幾種公正觀及其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都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不公正現象：中國與世界

 

　　在現實生活當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會看到很多不公正現象，這也是今天我們之所以追求公正的原因。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迪的《21世紀的資本論》有個核心論據，梳理了18世紀以來的資本-勞動收益比例，發現了一個普遍趨勢：在二戰結束后的二十五年中，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的資本收益是下降的，勞動收益是上升的；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相反的現象，資本收益在不斷上升，勞動收益相對而言沒有什么變化，所以這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過去四十多年來貧富分化的程度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變得越來越大。

 

皮凱蒂與《21世紀的資本論》

 

　　回到社會主義陣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和蘇聯劇變之后，這些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都經歷了劇烈的經濟倒退和嚴重的社會失序，不到半數的國家用了15年時間才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另一半即便過了15年也沒有恢復到1989-1992年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總量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超過蘇聯，后來超過了俄羅斯。發展到今天，中國步入了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而言的中等收入國家階段。社會上有很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說中等收入國家可能突然發現自己面前有各種各樣的陷阱，比如人口、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社會等等方面會出現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

 

　　其中，非常值得警惕的無疑是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人均收入之間、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一線大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之間，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城市治理水平、社會管理水平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始終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大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在社會保障上的財政投入越來越大，比如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險的參保人數、覆蓋面都在不斷擴大，保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如果用最常用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3-2004年在下降，2004-2006年在上升，2006年-2007年再下降，2007年-2008年又上升，從2008年中期又開始下降，現在接近0.45左右，這說明中國當下的貧富差距仍然處在一個不令人滿意的區間，我們仍然任重而道遠。

 

　　縮減不公正的不同路徑

 

　　如何縮減不公？首要的問題在于縮小經濟和社會意義上的不公平現象。根據思想理論界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如何建構更為合理、更為公正的經濟社會制度。

 

　　第一，極小極大化還是極大極小化。極小極大化是指讓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獲得最大的收入，比如扶貧政策。極大極小化是指“劫富濟貧”，通過對富人征收財產稅減小貧富差距。這兩種原則需要協調不同群體尤其是窮人與富人的不同利益，各有利弊，要在取舍。

 

　　第二，縮小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的絕對差距還是相對差距。在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收益比例嚴重失調。就美國而言，在過去近五十年中，在五等家庭收入中，收入越高的群體，其家庭財富和可支配收入也越高，而且越往上增幅越大，越往下增幅越小甚至基本停滯、沒有增加；階層的固化愈加明顯，中下階層的上升渠道和可能性都大大縮減了。

 

　　第三，保障形式平等還是實質平等。平等不意味著公正。平等是什么？形式上的平等比如所有人都有選舉權，所有人都有合法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所有人都有接受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權利。也就是說，所有人的起點是平等的，給大家一樣的資源。比如，三個人在看球，一個高個子，一個矮個子，一個小孩，給他們三個人同樣的支撐物才是平等的，但并不公正，矮個子可能還是看不到，而高個子并不需要支撐。公正是什么？公正是高個子不用給他資源，比如高收入階層不用參加公共醫療、公共教育，他可以完全享受市場化；對于收入越少的那個階層的人，應該給他更多的資源，這才叫公正。對保守主義者來說，給每個人同樣的資源就是對的，你的社會地位，你的知識，你的智慧，你的教育，你的修養，你的品格，都應該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好的，自然的就是遺傳或者傳承下來的。如果政府通過強制手段，通過稅收，通過再分配這種方式，去給低收入群體補償，就違背了這種自然的公正，所以這對于保守主義者來說是不好的。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保守主義者的方案恰恰是不合理的，在有組織的、有秩序的工業化資本主義階段，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沒有稅收、再分配等等收入調節手段，整個社會就會倒退，出現馬克思所批評的社會不公，這個社會不公最形象地說法就是：“百萬富翁有住別墅的自由，乞丐有睡下水道的自由”。從排斥政府干預到要求政府干預，這是美國自由主義在面臨并試圖解決現代社會的種種困境時發生的非常重要的轉向。

 

　　第四，兼顧公平和效率。如果只是基于自由，尤其是基于市場交換的經濟自由，就會認為經濟活動只追求效率，就是做大蛋糕，認為只要做大蛋糕，中等收益以下的人群就必然收益。但是資本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增值，如果只講究效率，它往往會走向嚴重的不平等。所以必須要公平，縮小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這樣的政策才是合理的、公正的。

 

　　第五，追求更廣泛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在政治上，除了用收入再分配來修正初次分配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以外，還需要追求更廣泛的民主。“三個臭皮匠趕上一個諸葛亮”。不能僅僅強調專家精英在法律和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專業化，還應該發揮普通百姓的作用，讓他們有同等的話語權，也就是說要有更廣泛的民主。突破狹隘的、只關注選票的精英式民主，建構更廣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完善選舉過程中的民主，還要落實基層民主的各個環節，讓人們除了選舉日的投票以外，還可以在兩次選舉之間，有充分的渠道對于影響自身生活質量和長遠福祉的事務擁有決定權。在經濟上，需要建構更符合社會主義要求和政治自主性要求的政治-經濟關系、政府-市場關系、權力-資本關系。總體原則是讓政治支配經濟，政府主導市場，權力約束資本，勞動支配資本，而不是相反。

 

　　結論：如何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顯然，致力于解決人們普遍關心的貧富差距問題，是朝向“大同”這一理想社會的重要一步。 “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大同社會理念是非常獨特的中國價值觀，也為中國的革命者所認同。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幾萬萬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夠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

 

　　今天，我們強調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割裂，不能用前一個三十年否定后一個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一個三十年去否定前一個三十年。如果與今天我們時代的主題做個關聯，我們可以說，既不能用基于德性的公正觀去否定基于福利的公正觀，也不能用基于自由或權力的公正觀去否定基于需要的公正觀。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在必需品、消費品和奢侈品背后的不同的人群的需要和需求之間作出恰當的區分。只有恰當的區分，才能夠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

 

　　從公正的角度來說，如果市場邏輯超出經濟領域，去支配倫理關系、社會關系、政治關系，如果走向商品交換決定一切的這個極端，如果這種極端又變成了一種政策理念，去主導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涉及絕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共同意愿、人心安定和長遠福祉的經濟社會政策，就違背了基于需要的公正觀。這是尤其值得反思和高度警惕的，否則我們就無法在各種價值理念的交鋒當中探尋出更為合情合理的社會主義公正觀。

 

　　事實上，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的根本在于社會主義，這是思想觀念層面最大的正能量，而公平、正義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今天中國社會內部的很多困惑、迷茫和抱怨，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多了，而恰恰是因為在某些領域還不夠社會主義。由于中國內部問題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我們尤其需要探索出一條更為合情合理的公正道路，如此才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對于世界各國人民而言更具普遍性的制度。只有真正縮小人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方可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而這又取決于我們是否對中國文明、中國制度、中國道路及其過去、現在與未來有足夠的信心。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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