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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 侯潤芳）在當前復雜形勢下，高層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那么，如何構建“國內大循環”？在新京報貝殼財經主辦的夏季峰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談到這一話題時表示，在他理解來看，內循環應該包括八個要點。“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八個問題解決好，中國經濟就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調整。若能如此，我們就不怕美國的脫鉤、封鎖和搗亂。”余永定說。

余永定表示，關于“內循環”的提法，他認為可能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對上世紀80年代初的“大進大出”的發展戰略調整。以他理解來看，內循環應該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進一步降低GDP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從全世界來看，在大國中，中國的對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占GDP比重來衡量，2019年中國的對外依存度是17.4%，美國是12.2%(2018)，日本是14.7%(2019)。事實上，十幾年前中國就已經開始朝著更加依賴國內市場的方向努力了，中國的對外依存度在2006年達到35.2%的峰值，以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中國確實有必要進一步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度，提高對國內市場的依賴度。

第二，加速對國際貿易失衡的糾正。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而且多年來也是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2018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為3511億美元，高居世界榜首。德國的貿易順差位居第二，為2752億美元，明顯落后于中國。日本自2014年之后已經基本是貿易逆差國。凈出口（貿易順差）對GDP比不僅是衡量對外依存度的重要指標，而且是衡量一個國家貿易失衡的重要指標。長期保持貿易順差不僅導致順差國資源跨界配置的錯配，而且極易引起貿易沖突。中國凈出口對GDP比也有了很大下降。2007年中國凈出口占GDP的比8.7%，2018年和2019年分別為0.77%和1.49%。2006年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14.3%，2008年以后，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總體來說是負的。2018年是-7.4%，但2019年是11%。2019年的情況顯示，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依存度已經大大下降，但當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外需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是可觀的。

第三，進一步調整中國的發展戰略。過去我們實際上執行的發展戰略是出口導向政策，同時也有進口替代成分，但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也就是說，要盡可能地出口，利用我們的成本優勢，出口換匯。今后我們應該繼續重視貿易，繼續重視出口，但由于貿易戰和美國的封鎖，未來在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和某些涉及國家安全的產品的生產上，我們可能不得不更多實行進口替代。 “中國制造2025”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意愿的反應。

第四，為了適應發展戰略的變化，對引資政策、外貿政策、匯率政策都要進行相應調整。在引資政策上，堅持國民待遇的政策、堅持競爭中性。我們過去實行了不少出口鼓勵政策，如出口退稅。過去，在不違背WTO規則的情況下，實行出口鼓勵政策是正確的。但凡事都有個度，例如，出口退稅率如果超過了應有的度，出口鼓勵政策就是錯誤的。另外，中國應該盡快實現匯率的清潔浮動，盡可能少地干預外匯市場。我們的許多對外經濟政策，說到底，是通過惡化中國自己的貿易條件來擴大出口。這些做法不利于面對國內市場的企業，扭曲了資源配置。只有調整發展戰略，并相應調整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匯率政策才能真正落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調整。

第五，要對中國海外資產的結構進行調整。中國是海外資產的凈持有國，擁有大約2萬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但是我們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資收入，十幾年來都是負的。這就相當于年年把錢存到銀行，不但不能從銀行收到利息，而且要向銀行付利息。美國則正好相反，美國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凈負債是9萬億美元，但是每年都收取利息。這樣等于說，負債累累的美國反倒成了債權國。而中國之所以作為凈債權國，卻要向美國這樣的債務國付息。這所有出現這種荒誕的情況是因為盡管中國擁有近2萬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但中國負債（主要是FDI）的成本很高，資產（主要是以美國國債為主的外匯儲備）的回報率卻很低。除海外資產負債結構畸形之外，令人扼腕的是，盡管中國持續輸出資本，中國的海外凈資產卻不見增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的海外凈資產接近兩萬億美元，但到2016年底中國的海外凈資產卻大約只為1.75萬億美元。此外，中國的海外資產主要是美元、以美元計價，其安全性完全取決于美國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及中美之間的政治關系。

中國的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隨著人口的老齡化，中國的對外經濟部門就有可能變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沉重包袱而不是重要推動力。

第六，大大提高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術引進。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已經越來越難以通過引資或其他方式引入國外先進技術。為了加強自主創新能力，中國必須對整個教育和科研體系進行必要調整，培養出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科學、技術人才。不僅如此，我們必須改變觀念，不再迷信于外國企業的技術能力，而讓中國企業能夠有機會參與到各種高新技術重大項目的研發過程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國必須建立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

第七，調整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和參與度。一方面，我們還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產業鏈的分工。另一方面，考慮到形勢的變化，我們需要對自己產業鏈中的位置和產業鏈本身進行調整，更多強調本地化、讓更多的產業鏈環節和終端留在或靠近本國市場。除了更多強調產業鏈的本地化外，我們還要加強對產業鏈的控制力。美國想把中國踢出全球產業鏈，但我們有反制措施，使得美國知難而退，以保證我們 CHIPS 不會被踢出去。

我們制造業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業轉到東南亞去了，既然企業可以挪到東南亞國家，為什么不鼓勵企業挪到成本較低的中國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支持企業向內陸轉移，向胡煥庸線的西北方轉移，使中國制造業從沿海地區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區延伸，讓中國的制造業在全國有更均衡的分布，讓更多的產業環節留在中國。重慶能夠做到的，其他地區也應該能夠做到。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在構建內循環格局上，一定要深化市場改革，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作用，同時注意發揮體制優勢，發揮政府必要的指導作用。

“如果我們能夠把上述問題解決好，中國經濟就會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調整。若能如此，我們就不怕美國的脫鉤、封鎖和搗亂。中國經濟就可以在可持續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十年、二十年，直至我們逼近或者趕上美國，實現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夢想。”余永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