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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某論壇的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據報道，“產官學三界眾星云集……重量級人物出席，陣容超豪華，與會人員的發言相當精彩犀利。”會上討論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能看到問題并不難，難的是能真正把握問題的癥結和原因，并能正確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會者大都是影響高層決策的人，甚至本身就是參加頂層設計的人，他們的看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將決定中國經濟政策未來的走向。遺憾的是，對于問題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與他們的認識存在差距，有些甚至是本質上的不同。有鑒于此，下面提出自己的看法與之進行討論。

一、杠桿率過高與經濟改革的關系

據媒體報道，第一個發言人的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他的發言命題是《大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他的發言大致談到了兩個問題：一是杠桿率過高的原因，二是出路何在。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對于中國過高的杠桿率，這位先生展開了下面的邏輯：“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所以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這就出現了一些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大量投資去拉動的，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過高的杠桿率，造成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如果要降杠桿，那么增長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那么杠桿就上來了，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幾率就增大了。”

這里我不討論這位先生的“翹翹板”說是否客觀，也不討論“翹翹板”的原因究竟何在——對此我已有專文分析。我要討論的是，按照這位先生的邏輯，既然導致“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的原因在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那么中國的改革“到位了”，就不會再有“‘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就不會再“造成過高的杠桿率”，就不會再“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于是問題就來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標準，美國應當是“經濟改革已經到位”的楷模。那么請問這位先生，美國是不是就不再處于“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之中了呢？是不是就沒有“過高的杠桿率”了呢？是不是從此就告別“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了呢？對于我的問題，歷史和現實是最好的老師，因為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后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早已做出了結論。

在這里，我順便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樣本數據：“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蘭德公司就曾向五角大樓提交了一份報告，評估通過發動一場戰爭來轉嫁危機的可行性。試圖以一場世界性的大戰，來化解困擾美國的危機，這種思想在美國精英中十分流行。2010年10月，在華盛頓的一個經濟論壇上，分屬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的諾貝爾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與曾任里根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在談到未來經濟前景時，一致認為必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已經對解決美國嚴峻的經濟問題失去了作用，只有再打一個大規模戰爭，否則沒有辦法讓國家走出困境。”這個樣本的意義在于：如果市場經濟的楷模——美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到位”了，那么，它又何來次貸危機？沒有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克魯格曼和費爾德斯坦為何要鼓動美國政府“只有再打一個大規模戰爭”，才能轉嫁危機呢？

接下來看第二個問題：出路何在？對于“過高的杠桿率”和“系統性風險的隱患”，這位先生說：“有沒有出路呢？其實是有辦法的。關鍵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就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對于這位先生的“歸根到底”，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在于：在杠桿率和金融風險的真正原因都沒有得到準確把握的情形下，任何改革措施都有可能流于表皮，而不得要領。我給出的理由或許會被西方經濟學范式判定為缺乏學術規范的嚴謹——那也只好由他去了，因為我實在是不想把一個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政府的關系

在這個論壇上，某重要官員的發言討論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題。他說：“‘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杠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現在很多的做法卻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這位先生做了比較負面的評價。對此，他給出了如下理由：“為了‘去產能’就給各省下指標，這是用傳統辦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桿’，屬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并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那么，什么才是這位先生心目中“真正的改革”呢？從經濟學的邏輯上看，既然這位先生批判了“計劃經濟”的“傳統做法”，那么，“真正的改革”就只能是“市場經濟”的做法，即讓市場自動出清。用他的話說：“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言外之意，在之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市場沒有起作用。

順便插一句，要說資歷，市場經濟的做法比計劃經濟要深得多。事實上，如果從16世紀荷蘭資產階級革命算起，市場經濟已經有了400多年的歷史；如果從1825年英國第一次經濟危機開始算起，“市場出清”的做法已經有了近200年的歷史。而如果從1955年中國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到1992年中國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止，“計劃經濟”的做法在中國也不到40年時間。所以，這位先生把“計劃經濟”的措施定義為“傳統做法”，似乎市場經濟的做法天然比計劃經濟的做法更加“先進”，我以為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偏見。當然我們要從計劃經濟實踐中汲取必要的經驗教訓，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范圍，容另文討論。

言歸正傳。在產能過剩日益嚴重的新常態下，市場究竟如何“出清”呢？所謂“市場出清”是指：在市場調節供給和需求的過程中，市場價格機制能夠自動地消除供給大于需求或供給小于需求的情況，實現市場在短期內自發地趨于供給等于需求的均衡狀態。為了便于大家理解“市場出清”，我舉個例子。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消息，2016年1月，任志強在“樂居創新峰會”上稱，房地產最大的問題在于，有相當一部分庫存是無法消化的。他說：“以全國房地產一年近13億平方米的銷售面積來看，接近7億平方米的庫存并不算多。但問題在于，這其中有大量庫存屬于很難消化的部分。換句話說，只能炸掉，不會因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任先生的“炸樓說”令很多人感到困惑：這不就是過去“把牛奶倒入大海”的翻版嗎？然而，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邏輯，不論是“把牛奶倒入大海”還是把樓房“炸掉”，如此冷酷無情的做法都是“市場出清”的標準做法。正如馬克思所說：“相互聯系和不可分離的因素彼此脫離，因此它們的統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實現，它們的相互聯系要通過對它們彼此的獨立性發生作用的暴力來實現。此外，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以暴力方式實現統一。”所謂“以暴力方式實現統一”，就是經濟危機。奇怪的是，現代經濟學家既要拒絕經濟危機，又不要凱恩斯主義摻和，怎么辦呢？現代經濟學家說：“那就讓市場自動出清吧！”問題是，規模化的“市場出清”不還是一次經濟危機嗎？

“市場出清”當然解決不了由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帶來的根本頑疾，但是強制性的“暴力去產能”就是熊彼特所說的“破壞性創造”，由此為定期清零“過剩供給”提供了一條現實路徑。或許在現代經濟學看來，這就是供給學派比凱恩斯主義更具有理論徹底性的原因之所在。這讓我想起了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批判。他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同時又希望消除這些禍害。正如‘共產主義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他們愿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可笑的是，篤信現代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仍然長進不大，他們愿意“只要市場經濟，但是不要市場經濟危機”。他們居然天真地以為，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始終搞不明白，“只能炸掉”的“市場出清”并不是對經濟危機的拒絕，而只是對經濟危機的順從和認可罷了。如此而已。

說白了，“市場出清”就是通過經濟危機的暴力方式重新洗牌，從而讓過去的繁榮歸零。問題在于，這恰恰是很多現代經濟學家認為必須避免，而且也是市場自己能夠避免的后果。可是面對日益嚴重的過剩產能和過高的杠桿率，要避免市場經濟爆發危機，對不起，那就只好人為制造一次規模化的“出清”，一次可控的自覺的經濟危機，也就是“三去”：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這或許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諦所在。所以在我看來，雖然在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新供給學派”與“真正的改革者”是一致的，但二者還是存在著如下區別：是“讓市場自動出清”呢，還是讓政府在“市場出清”中也出演一個角色？其實，問題不在于什么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在于我們能否“只要市場經濟，但是不要市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不管你是誰，只要選擇了市場經濟，那么你就得面對具有必然性的經濟危機。至于你是選擇“真正的改革”，還是選擇“計劃經濟”的傳統做法，都不會改變“以暴力方式實現供求統一”的邏輯。換言之，“市場出清”也好，“行政干預”也罷，只要是市場經濟，其結果都是“以暴力實現供求關系的暫時統一”。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通常的解讀是：“通過創新，提升并增加有效供給”。在這個解讀之外，我有必要補充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讀：“通過人為制造可控危機的辦法，從而化解危機”。面對有關市場自動出清的呼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認可并展開“只能炸掉”之類的暴力去產能呢？對于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這與其是一個經濟學的純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事關民生且關乎執政基礎的現實問題。在我看來，有政府參與的“市場出清”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道理很簡單：有政府參與的“市場出清”比沒有政府參與的市場出清，無疑要理性得多。

就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而言，經濟政策著力點從著重于供給側轉向需求側，或已成為未來的趨勢。就此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驗教訓值得人們進一步總結。在我看來，這位先生對供給側改革效果的負面評價是否客觀，可以進一步討論。但是，如果認為沒有政府參與的“市場出清”才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唯一選項，那么我料定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順利推進將會障礙重重。

三、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在這個論壇上，另一位重要官員的發言被冠以如下標題：“很多金融機構用政治正確代替市場規律，減政才能夠大規模減稅”。把“政治正確”與“市場規律”對立起來，好像市場經濟與政治全然無關。這樣的看法顯然值得商榷。馬克思主義早就科學地揭示了政治與經濟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市場規律本身就是這個社會的“政治正確”，所謂“用政治正確代替市場規律”的說法，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所以，十八大以來的中央反復強調：沒有離開經濟的政治，也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把市場規律與政治正確對立起來，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其實，即使是這位先生所倡言的改革，也依然離不開政治。他說：“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地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簡政放權”與“政治”是什么關系？“減政減權減稅減費”與“政治”是什么關系？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本來，“減政減權減稅減費”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明擺著的事實，可有人卻視而不見。所以，對于其中的政治，有必要做一些分析。這位先生倡言的改革，關注點集中在“減政減權減稅減費”上面，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減法”邏輯是一致的。但是我以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減法”只不過是具體做法而已，怎么減？減什么？與政治大有關系。什么關系？在“做減法”的背后，其實是有立場選擇的：是以資本的利益為導向，還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為導向？換言之，是以資本的利益為取舍，還是以人民為中心？這就是“講政治”！

一旦說到“政治”，一旦明確“立場”，有人或許會質疑：“難道資本的利益與勞動的利益不共戴天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的利益與勞動的利益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辯證地看，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中，二者的利益或有交集，也有一致的地方。然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二者的利益畢竟不能混為一談。也就是說，資本的利益并不能涵蓋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下，簡政放權，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當然必要，但是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眼點不能僅僅是為了資本的“減政減權減稅減費”，因為這些“減法”雖然能為社會減負，但主要還是為資本減負，而不是為廣大勞動者減負；這些減法的目的主要還是提升資本的利潤率，而不是提升廣大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那么，“做減法”就更應該發展公益教育、公共醫療，并提升社保水平和勞動者的消費能力，而不僅僅是為資本減負。更何況，如果沒有大眾需求的認可和支撐，不論怎樣“減政減權減稅減費”，提升資本利潤率的“減法”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堅持辯證法的兩點論。就供給側結構而言，改革的著力點既要“做減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也要“做加法”甚至“做乘法”（補短板）。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已形成基本共識。問題的關鍵是，短板究竟在哪里？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說法認為，短板是馬桶蓋（國人海淘馬桶蓋），是資本利潤率太低，是社會各個階層的經濟負擔過重。我認為，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經濟負擔的確過重。但是，負擔過重的根源和癥結，不在于馬桶蓋的質量低劣，不在于資本的利潤太低，而在于人民大眾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和養老。因此，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要義不是消極等待“市場出清”，不是僅僅從資本的立場出發去“做減法”，而是必須為廣大勞動者的負擔“做減法”。具體來講，當務之急，政府應當在供求兩端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供給側而言，優化供給結構與其把眼光聚焦在馬桶蓋上，與其殫精竭慮地為資本做減法，不如把著力點用在人民大眾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和養老上。比如，房地產的供給結構如何優化？除了被動的限購以外，現在的決策空間基本被鎖定在市場自發調節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已經束手無策。其實，如果加入政府的元素和能量，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加減乘除”可以大有作為，未必就只能任由“市場自發出清”了事。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很少有不被房地產給綁架了的國家經濟。中國經濟也有“成也房地產，敗也房地產”的說法。但是，德國的低房價和新加坡的組屋，卻提供了值得思考的經驗。這些國家為什么沒有出現房地產綁架經濟的情況？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房地產不能任由市場說了算。各國當然有各自的國情，但只要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經驗，我們就應當借鑒——關鍵是如何把惡性膨脹的房地產泡沫變得無利可圖。在我看來，有些地方公租房改革的效果事半功倍，為什么就不能在全國推廣？好的做法不在于它是否符合經濟學教科書，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國情，是否得到民眾擁護，是否能解決問題。

第二件事：就需求側而言，堵住“腐敗消費”之后，必須暢通“健康消費”的渠道。堵住腐敗消費是“做減法”，暢通健康消費是“做加法”。什么是健康消費？健康消費就是事關民生的消費，也就是人民群眾的生存消費、發展消費以及享受消費。總之，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消費，就是健康消費；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消費——比如少數人的腐敗消費和奢侈消費，就是畸形消費。反腐倡廉的目的，不是要壓制民眾的正常消費和健康消費，而是要壓制腐敗消費和畸形消費。進一步說，反腐不僅僅是要抑制腐敗消費，更要把少數人的腐敗消費轉換成多數人的健康消費。暢通和發展健康消費，就是要大力增加、而不是縮小民眾的有效需求；就是要大力提升、而不是壓制民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水平。鼓勵和促進健康消費的路徑很多，關鍵是要明確和擺正立場。這個立場就是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的“人民立場”——政治立場。只要立場擺正了，健康消費就會取代腐敗消費的“空場”，成為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必須強調的是，促進健康消費的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因為只有提升和擴大健康消費，我們黨所承諾的人民立場才能真正落到實處，老百姓才會真實感受到反腐倡廉帶來的積極變化，人民群眾才會真心誠意地支持反腐倡廉，堅定不移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但凡主張“政治與經濟無關”的人，未必就真的“不講政治”，區別在于究竟應當講什么政治。這位先生說：“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注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這當然是對十九大精神的曲解。所謂“取消所有制的分類”，這里面難道沒有政治嗎？請問這位先生，如果“取消所有制分類”，甚至把公有制徹底私有化了，單靠私有制能夠解決中國民眾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和養老問題嗎？

四、“解放思想”與基本立場的關系

這個論壇反復強調要“解放思想”，我舉雙手贊成。問題在于，我們究竟是站在資本的立場上“解放思想”，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解放思想”？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與這個論壇有著不同看法。如果站在資本立場上“解放思想”，那么改革的邏輯必然是“逢馬必反，逢私必贊”，改革的方向必然指向徹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場化，由此衍生出來的“加減乘除”就會以資本利潤的馬首是瞻。其結果，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利益關系嚴重失衡，新“三座大山”積重難返。如果站在人民立場上“解放思想”，那么改革的邏輯必然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改革的方向必然是指向不斷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由此制定的“加減乘除”就會以人民為中心。其結果，利益關系失衡得到糾正，民心民氣得到提振，世風民風得到改善，黨的執政基礎得到夯實，黨的執政地位得到鞏固，黨的全面領導落到實處。

怎樣站在“以人民中心”的立場上解放思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里僅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我認為以下的經驗教訓值得進一步討論。

第一個問題：“價值實現”為什么重要？薩伊說：“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其實“悠悠萬事，需求為大”，這是市場經濟的法則。需求之所以成了市場經濟的法則，乃是因為“價值實現”（生產出來的價值得到市場認可和接受）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于“價值生產”的重要性，甚至越來越超過了“價值生產”的重要性。這里面的邏輯是：生產力越不發展，價值生產就越重要；生產力越發展，價值實現就越重要。這是生產力惹的禍嗎？不是，而是生產關系惹的禍。導致“價值實現”成為問題，其根源不在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于生產關系的“不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價值實現”之所以成為難題，是因為“價值實現”不僅經常被磕磕碰碰的流通過程打斷，而且周期性地被“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演化成經濟危機。而“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軟肋所在。

第二個問題：何謂“基本需求”？我要澄清一個誤區：說到需求，就必須討論“基本需求”，而不能像某些人那樣——只拿馬桶蓋說事。需求的內容、需求的層次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需求的內涵以及層次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古代社會的需求與現代社會的需求有很大的區別。這個區別，不僅表現在現代社會的需求內容遠比古代社會更為豐富，還表現在現代社會的基本需求、必要需求，大多屬于古代社會的奢侈需求（比如電視、手機和汽車）。總之，過去的需求與現在的需求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因此，要把握一個社會的需求狀況，就必須把握這個社會的基本需求和必要需求。無視社會的基本需求，拿某些非基本需求和非必要需求說事，由此得出的判斷能科學嗎？

第三個問題：當下國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我以為不是馬桶蓋，而是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和養老，也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幾座大山”。這些需求的狀況究竟如何？老百姓的感受最為真切。有人說，現在中國“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如果從“絕對需求”（不考慮購買力限制的需求）的角度看，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需求“充足”得很，但是若從“有效需求”（有購買力的需求）的角度看，這些需求卻嚴重不足。如果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那么請問：怎么能說“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呢？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需求，為什么是今天民眾的基本需求呢？道理很簡單，這些需求決定著廣大民眾衣食住行的數量和質量。換言之，這些需求中的任何一項如果出了問題，都會嚴重威脅民眾的基本生存。2014年，房租、醫療、教育和個人護理等服務消費，足足占了美國消費的三分之二。中國的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消費所占比例，只會比美國更高。

第四個問題：供給側改革能不能拒絕政府作為？舉個現實的例子，現在幼兒教育供給奇缺，居民小區開設的公益幼兒園嚴重不足。如果一個小區有100個幼兒，公益幼兒園卻只有40個名額，那60個幼兒咋辦？有人說：“不是有市場競爭嗎？”問題在于：“私立幼兒園倒是很多，但費用太高，且質量低下。”如果說，這是供給側的問題（有效供給不足），那么，市場與政府誰該負責呢？有人說“政府干預不到位”；有人說“政府辦更多的公益幼兒園，只能降低效率”；有人說“市場唯利是圖，盲目競爭”；有人說“限制私立幼兒園市場定價，不符合市場競爭的邏輯”；有人說“高收費的私立幼兒園本身就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上述爭論的分歧在于：問題的癥結到底是供給側結構不夠優化呢，還是需求側沒有購買力呢？我們身處市場經濟之中，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下談供給側結構改革，如果不敢強調政府的作用，甚至否定并拒絕政府的作用，這樣的供給側改革，恐怕就只能是理想主義而已。在教育產業化和醫療市場化的背景下，現在的學校和醫院的“供給”不可謂不多，可是為什么廣大民眾卻仍然感到不滿意呢？如果不能站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并從體制和機制上在供給側結構做文章，那么，對需求側投入再多的錢，也會被盲目的市場化吸噬殆盡。

最后強調一句：我們之所以必須站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上解放思想，其原因就在于，這個論壇所批判的體制和機制的問題，很多并不是私有化和市場化不徹底，而恰恰是放任徹底私有化所帶來的問題，是市場經濟本身內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做出何種判斷，不僅取決于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更取決于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所以，供給側結構改革，不僅僅是減稅簡政以提升資本的利潤率，更理應發展公益教育、公共醫療，并提升社保水平，而不是發誓要將私有化和市場化進行到底。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常務副主編、教授；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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