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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之際，多種負面評價此起彼伏，不是“一帶一路”出了問題，而是西方國家的心態出了問題。當然，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建設不應給國際社會的印象都是重資產、硬聯通項目，也需要多些輕資產、軟聯通項目，特別是要有扎實的學理支撐、話語權支撐。

據《經濟學人》報道稱，非洲整體目前的債務率為50%。按國際標準來看，這個數字并不是很高，然而由于去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經濟增長放緩，非洲國家的稅收收入看起來很難償還債務以及逐年增長的利息。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發出警告稱，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正在陷入“債務危機”。對此，印度以及西方國家習慣性地聯想到這與“一帶一路”有關。

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瑪·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債權帝國主義》（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的評論文章，勾勒中國借用主權債務強迫他國依附的“帝國主義形象”。文中提及中國近年來“一帶一路”的重資產項目，如斯里蘭卡漢班托塔、希臘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亞蒙巴薩等海上港口要沖，驚呼中國正在使“從阿根廷到納米比亞再到老撾等許多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文章的論述邏輯是：中國迫使這些國家為避免債務違約，痛苦地選擇讓中國控制本國資源，并喪失本國主權。作者將中國描述成“一個新帝國巨人，用天鵝絨手套隱藏著鐵拳，壓制著那些小國”，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旨在實現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計劃。

 “一帶一路”是“新型全球化”，不同于“傳統全球化”。后者即世界體系理論所敘述的西方現代化，而“一帶一路”要實現共同現代化。世界體系理論是美國社會學家沃勒斯坦首次提出的理論。他認為，“一體化”與“不平等”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兩個最主要特征。首先，世界性勞動分工體系與世界性商品交換關系兩條主線將各個國家牢固地粘結在龐大的世界經濟網中。但是，一體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邊緣―邊緣的層級結構表明了世界經濟體的極端不平等性。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居于體系的“中心”，一些中等發達程度的國家屬于體系的“半邊緣”，某些東歐國家、大批落后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處于體系的“邊緣”。“中心”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進行經濟剝削，從而以制度話語權維護其政治優越地位。

“一帶一路”是“新型全球化”，基本邏輯是“去中心”，將邊緣激活成為節點，徹底消除“孤島”，由此將節點連接為全球網格，從而體現公平與普惠發展。因此，“一帶一路”本質上是反對依附關系或結盟政治的，更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徑。在過去五年，“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大多數項目建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如中亞五國、中東歐十六國等。這些國家很多是“內鎖國”（老撾、埃塞俄比亞、捷克等），即鎖在大陸腹地，無法連通海洋，無法享受全球化所帶來的福利，“一帶一路”的五通建設即要將內鎖國變為陸聯國，使其成為全球化網格中不可或缺的節點，這充分體現中國全球治理觀中所強調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為什么說“中國債權帝國主義”是一個偽命題，需要聚焦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優先領域，但不是唯一。在過去，就西方國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資（FDI）并不一定意味著跨國資本到別國投資建廠。很多資金可能只是出于避稅或尋求高杠桿收益的目的流入他國。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希望以點帶面，不僅能夠走出去，更希望走進去，即幫助相關國家提升其產業基礎以及可持續發展能力。因此，可以發現公路、鐵路、電站、港口等基礎設施項目之后，中國企業致力于推動產能合作項目以及健康、醫療、教育等民生項目，如產業園區建設，幫助這些國家發展產業基礎，一是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而是出口導向，幫助這些國家換取外匯。同時，中國投資會帶動當地私營部門投資，推動私營部門發展，實現經濟現代化。

筆者6月份去埃塞俄比亞調研，讓埃塞官員選擇，但他們心目中，以下項目，他們滿意度最高的是：1、亞吉鐵路；2、亞的斯亞貝巴輕軌；3、東方工業園；4、其他。對方選擇最多的是亞吉鐵路。原因是亞吉鐵路在對方看來真正實現了國家之間的聯通，使內陸國家埃塞俄比亞聯通了吉布提，從而有了出海口。埃塞是內陸國家，95%的進出口貨物通過吉布提港轉運，亞吉鐵路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極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的運輸時間從公路運輸的5-7天降至15個小時。對吉布提來說，亞吉鐵路將有效擴大吉布提港輻射范圍和吞吐效率，奠定其非洲之角物流中樞的地位。亞吉鐵路是非洲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代表性項目，被媒體譽為“新時期的坦贊鐵路”。

有了中國企業、中國產業園，相關國家不僅解決了就業，也有了外匯。例如，華堅國際輕工業城在埃塞是非常受歡迎的企業。非洲園區大多不提供食宿，而華堅為員工提供吃、住、車輛接送等福利。埃塞老百姓愛吃英吉拉（英吉拉是埃塞俄比亞的傳統主食，有3000年的歷史，外觀類似大攤餅，味道偏酸），這里無上限，想吃多少吃多少。員工宿舍一間房有兩張上下鋪，可以住四個人（筆者在埃塞期間，首都到處可見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截至2017年底，華堅成為中國在埃塞最大規模的民營企業，已累計出口創匯超過1.22億美元，為當地解決了7500多人就業。該企業年產超過500萬雙女鞋，是埃塞最大的鞋業出口企業，占埃塞鞋業出口的65%以上。

就債務與發展的關系而言，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有債務，有發展。第二種，有債務，無發展。第三種，無債務，無發展。“一帶一路”建設，不希望看到第二種、第三種，而是要努力做到第一種模式。不怕有債務，關鍵是債務要能夠解決關鍵問題。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城市，在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有大量政府債務，甚至很多領導最初為此飽受質疑。但要讓時間來檢驗成效，即投資能不能找準發展“痛點”，讓老百姓有實實在在獲得感，能夠讓相關項目產生“化學反應”。有經濟發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沒有經濟發展一定解決不了問題。

第二，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沒有投資，沒有健康的跨境資本流動就不會有經濟復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資本流動進入低谷期。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8月的報告，全球跨境資本流動（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債券和股票投資、銀行借貸和其他投資）相比2007年縮水65%，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規模由1.8萬億美元下降至近1萬億美元。在一個“去全球化”的時代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再像以前那樣跑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資，而紛紛提出“XX優先”的口號。本國的工人就業比海外投資更加重要。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動力熄火，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卻與日俱增，穩定在1200億美元的規模。

筆者去年12月赴荷蘭、捷克、奧地利調研，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普遍看好中國同奧地利以及中國同中東歐的合作前景。他們認為，中東歐經濟向好有幾個主要原因：第一，就整個地區而言，前幾年投資少，是因為沒有信心，現在經濟總體形勢向好，故投資加大。第二，企業很長一段時間推遲投資，但不能不投資，現在進入投資風口。可見，投資以及健康的資本流動是擺脫經濟危機的重要路徑。與之相反，美國發動“史詩級”的貿易戰，不僅不利于企業放手投資，更減弱了各國的經濟粘性，必然導致政治保守以及民粹主義抬頭，這對全球經濟而言是“雪上加霜”。

剪羊毛不是健康的資本流動，是美國霸權的具體體現。簡單的說，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先向某國投入大量“熱錢”，炒高該國的房地產、股市、期市、匯市等，當泡沫吹大后再將熱錢迅速抽走，造成民眾恐慌和跟風撤出，造成該國股市、房市暴跌，引發經濟危機。然后這些金融資本再以極低的價格收購該國的核心資產，洗劫該國積累的財富，國際金融資本則賺的盆滿缽滿。最后，通過剪羊毛，國際金融資本還會控制該國經濟，以達到間接控制該國政治的目的。在實踐中，美國交替使用量化寬松與加息兩手政策，維護其美元霸權，通過美元剪羊毛收割別國。

第一手，量化寬松，即持續注入流動性，向市場投放大量貨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政府的貸款量已從570億美元激增到2016年的2600億美元。其主要原因為，西方國家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影響國際投資機構將業務方向轉至發展中國家。其中，非洲國家是重頭。放貸機構希望為非洲國家提供更多的貸款，以獲得更高的利率回報。

第二手，美元加息，即美元升值導致各國外儲縮水。4月以來美元的升值，正對阿根廷、土耳其、俄羅斯、南非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產生顯著影響，其中尤以阿根廷為重。阿根廷政府為了穩住匯率、八天之內連續加息三次，將其基準利率從27.25%上調至40%，但市場依然沒有明顯穩定跡象。在歷史上，阿根廷曾遭遇過三次嚴重的債務危機，第一次在19世紀末，第二次在20世紀80年代，第三次是2001年。

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那次、還是本次的阿根廷債務危機，均發生在美元加息和縮表（縮減資產負債表）周期。美聯儲近期表態，稱今年將會加息三至四次；與此同時，作為全球債市風向標的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也突破3%——強勢美元會讓美國在全球資本爭奪戰中處于優勢地位，這使得美元加速從新興市場撤出，并流向美國。

最近，英國朱比利債務活動研究機構公布的一份數據表明，南部非洲一些國家的債務在過去兩年內增加了50%，為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該數據指出，導致歷次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和美國利率回升所致，“歷史似乎正在重演，自2014年來，大宗商品價格指數下跌幅度已超過40%，而美元升值幅度已達15%”。對所有新興市場來說，美元加息意味著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將會不斷提高，而且外資將加快從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撤離，其貨幣很可能將短期內大幅貶值，沒有外匯從國際市場購買所需產品，更直接停滯其出國，經濟出現惡性循環。

在埃塞期間，筆者得知中國車企紛紛落地埃塞市場。埃塞每年大概有18000臺各種車輛的進口，大部分為二手車，在為數不多的大約3000臺新車銷售中，力帆汽車的銷售總量占據了約三分之一的份額。但是，力帆已經很長時間關停了生產線。其實企業不是缺乏訂單，當地也不缺乏需求，力帆在埃塞的工廠年產能有3千至5千臺，但實際年產量只有1千臺左右，主要是因為埃塞現在外匯不足，導致企業無法申請到足夠的外匯進口零部件。

第三，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輻射范圍：“一帶一路”在美國、印度等國基本沒有項目，但這些國家的債務也很高。2018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全球債務規模已經膨脹至創紀錄的164萬億美元，這一趨勢可能令各國更難應對下一次經濟衰退，或是在融資狀況收緊時更難償還債務。IMF指出，全球債務現在是每年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價值的兩倍多，占全球GDP總值的225%，現在比上一個債務高峰期——2009年的債務水平高出12%。

很多國家擔心，美國的事態發展令人堪憂，因為該國除了以更快速度增加債務之外，還在加息，導致借貸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導致違約激增，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加重的重要原因。2018年6月26日，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公布最新的長期預算展望報告指出，美國公共債務目前占GDP的78%，處于二戰后不久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一年之后，美國債務規模增長一萬多億，美國全國債務規模首度超過21萬億美元大關。IMF最新報告顯示，到2023年，美國債務與GDP的比率預計將擴大至116.9%，而意大利將縮小至116.6%；就財政負擔而言，美國也將“領先”莫桑比克和布隆迪；日本債務與GDP的比率為全球最高，預計將連續第六年收窄，但到2023年仍居首位，達到229.6%。

隨著經濟放緩，印度企業大量出現無法償還貸款的問題，尤其是電力、鋼鐵和電信公司。根據印度NSDL的數據，截至2018年4月底，印度凈流出資本2.44億美元。與此同時，包括印度銀行和印度工業發展銀行在內的很多銀行均在拋售自身資產，以應對高企的債務和嚴重的不良貸款。

一句話，美印等國自身債務水平不低，卻將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歸咎于“一帶一路”，是典型的“不厚道”。

第四，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實踐效果：“一帶一路”要打造“贏聯盟”，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中國落后貧窮過，對“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罵”感同身受。只有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才希望建立“依附關系”，中國希望合作共贏，這不是中國的策略，而是中國的歷史觀、格局觀、價值觀。

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認為，非洲靠自身難以避免此次危機。西方資本是“有事就溜”，而中國人希望患難與共，從長遠大局看待利益得失。目前，非洲仍將需要大量投資來建設基礎設施進而推動發展。但非洲目前是全球財政收入占GDP比率最低的大陸，基建投資所需的大量資金很難依靠非洲自給自足，需要找到負責任的合作者。

在幾內亞，中國魏橋攜手新加坡韋立國際集團、煙臺港、幾內亞UMS公司組成魏橋贏聯盟經濟聯合體，在幾內亞博凱地區建設鋁土礦出口基地。礦區周邊農村大都不通電不通水。過去，村民喝的是雨水、坑水，贏聯盟為當地村民打了井，喝上了干凈的水。村里有很多人在礦上作工，掙到了錢，蓋起了房子。中企還在村里辦了一個婦女技術培訓班，學習電工。

就環境保護而言，在開采完畢的礦區，每隔三米就種植著一株腰果樹，平均樹高已達50公分，成活率80%以上。贏聯盟在開采礦石之前，就把地表土堆存起來，開采完畢后，再把地表土復填，趁雨季到來之前種上腰果、芒果等經濟樹木，總計復墾面積達85萬平方米。魏橋非洲項目負責人介紹說：“等樹木長成之后，中國企業就把這片腰果林免費送給村民。”

三年來，贏聯盟為所在地居民修路、修橋、打水井、安路燈、維修學校房屋，進駐僅僅兩年多，就為周邊137個村莊打了80多口壓水井。魏橋打算未來三年，投資800萬美元，為企業周圍200個村莊解決通電、吃水困難。幾內亞總理接受記者采訪，“‘一帶一路’倡議是多邊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國經濟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發展，中國的參與增強了國際行動的執行力。中國企業在幾的投資激發了其他投資者的信心。”

有數據顯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政府負債構成比例為：38%來自商業銀行、36%的債務屬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還有26%的債務來源于其他國家政府。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屬于后者，債務數量不大，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小。

 “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之際，多種負面評價此起彼伏，不是“一帶一路”出了問題，而是西方國家的心態出了問題。當然，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建設不應給國際社會的印象都是重資產、硬聯通項目，也需要多些輕資產、軟聯通項目，特別是要有扎實的學理支撐、話語權支撐。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于《FT中文網》2018年8月6日，原題目為：《“一帶一路”造“債權危機”？》

趙磊，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關系與國家統一研究室主任、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企業青聯委員、中央黨校“一帶一路”重點研究課題主持人，【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起人、首席專家。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網絡智庫”專家委員，“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中國外交、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

出版專著《一帶一路：中國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數十篇“一帶一路”研究報告上報中央，是多部委與省市“一帶一路”規劃的特聘專家，并為數十個省市委中心組、央企中心組講授《“一帶一路”與中國跨越式發展》、《“一帶一路”的文化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糾正“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錯誤認知》、《找準“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痛點》、《“一帶一路”需要什么樣的中國城市》、《“一帶一路”需要什么樣的中國企業》、《在西歐尋求“一帶一路”突破口》、《“一帶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經濟學中的“一帶一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