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作者郭叢斌、徐柱柱、張首登。
問題的提出
教育質量是教育事業發展的永恒主題。隨著高等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高等教育已經實現從大眾化向普及化方向發展。“上大學不難、上好大學太難”越來越成為社會共識,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精英大學入學機會分布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超級中學憑借極高的“北清錄取率”成為近些年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
對于超級中學的形成原因,有學者認為是重點學校制度的實施。受該制度的影響,省內少數重點高中獲得了優先發展權,擁有比本省其他高中更為優越的師資力量和生源質量以及更充裕的經費投入[1]。與此同時,為緩解優質高中教育資源供不應求的問題,政府開始鼓勵名校與民校聯合辦學[2],這為公辦名校辦民校打開了方便之門,結果卻適得其反,進一步加劇了少部分優質高中的壟斷。除此之外,這些學校因其采用公辦民辦混合辦學的形式,擁有了更多、更大、更為寬松自主的經費使用權,他們憑借充裕的教育經費,采用靈活的經濟手段,支付遠高于公立學校的高額工資以獎勵優秀教師,充分調動了本校教師的教學積極性;變相“挖走”其他學校的優秀骨干教師,進一步鞏固并擴大其在優秀師資方面的領先優勢。隨著時間的積累,這些學校規模越來越大,生源越來越好,師資越來越強,精英大學錄取率節節高升,最終發展成名副其實的超級中學。
超級中學在形成之初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底層子女實現代際向上流動的機會[1]。另一些學者則指出,隨著超級中學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其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容忽視,例如,超級中學嚴重破壞了區域內高中教育生態[2]、強化了高中階段的應試教育現象[3]、加劇了教育不公平[4]。總體來看,既有研究主要關注超級中學對本省教育生態、高中教育功能及教育公平等方面的負面影響,相形之下,探究超級中學及其導致的教育壟斷對其所在省份高中教育整體質量的影響的研究較少。
有鑒于此,本文將以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連續11年理科一本錄取分數線、北大及中科大在各省的理科錄取分數線作為衡量高中教育質量的指標,并根據超級中學占本省精英大學錄取名額的比例構建教育壟斷指數,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超級中學造成的教育壟斷及其變化趨勢,以及其對本省高中教育質量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測量指標及模型設定
(一)測量指標
1.超級中學的界定
本文借鑒黃曉婷等的研究[5],根據國內公認的頂尖高校A大學(A大學學科齊全,在各種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均處于國內前列)2007-2017級來自31個省、市、自治區的本科生調查數據,將A大學錄取人數占比超出生源省份平均值2個標準差以上的高中定義為該省的超級中學。
2.教育壟斷指數(Educational Monopoly Index)
參考產業經濟學中壟斷的定義[6],本文構建了教育壟斷指數(EMI),用于衡量超級中學等高中寡頭對教育資源配置(本文主要指精英大學招生計劃名額)的壟斷程度。EMI的操作化定義為省內各個超級中學所占的A大學錄取名額的比例之和。EMI值界于0到1之間,其數值越高,則代表精英大學錄取機會過度集中于省內少數幾所超級中學,其他高中的精英大學錄取名額則被大量擠占,當地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校際分布就越不均衡。
3.高中教育質量
高考作為各省衡量高中教育質量(產出)最為系統和客觀的標準化測試,考生所獲得的考試成績可以較好地反映當地的教育質量。因此,每年由考試分數和招生計劃共同決定的一本分數線及精英大學錄取分數線在較大程度上也是刻畫各省市高中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當然,各省市一本分數線還與該省高考錄取率、考生平均能力以及高考改卷的給分標準有關,但這些因素在同一省份內總體而言相對較為穩定,每年變化相對較小,因而可以通過省份固定效應加以控制。此外,各省市一本分數線也與每個省的高考難度有關。本文借鑒郭叢斌和張首登的研究思路[7],使用二本分數線占高考總分的比值作為衡量高考難度的指標,該比值越大則表示高考難度越小,反之則難度越大。綜上,在一本錄取率變化較小的情況下,控制高考改卷的給分標準及高考難度等因素的影響,各省每年高考錄取分數線的波動在較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年份各省市高中教育質量的變化特點,用錄取分數線的變化反映本省高中教育質量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北大清華和華東五校是中國精英大學的代表,其在各省份的錄取分數線能夠較好地反映該地區高中教育質量的最高水平。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最終選取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錄取分數線分別代表北大清華和華東五校的錄取分數線水平,先將北大錄取分數線作為因變量建立模型進行分析,而后再利用中科大的錄取分數線進行穩健性檢驗。
(二)模型設定
為探討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對該省高中教育質量是否存在顯著影響,本文采用加入了省份與時間固定效應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如各省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業經費、人均GDP、高考報考人數、貧困地區專項計劃招生人數和高考難度。
實證研究結果
(一)各省超級中學對精英大學錄取人數的壟斷情況
1.各省超級中學數量的分布情況
表1展現了2007-2017年全國各省市超級中學的數量。本文根據各省市這11年超級中學的平均數量,將其劃分為“單頭壟斷”(均值=1)、“雙頭壟斷”(均值=2)和“三頭壟斷”(均值=3)三類,其中,屬于“單頭壟斷”的有12個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如甘肅、青海、海南、西藏、云南、貴州等地;屬于“雙頭壟斷”的有13個省份,主要集中在中東部地區,如陜西、黑龍江、安徽、上海等地;屬于“三頭壟斷”的有6個省份,主要分布于教育與經濟較發達或人口眾多的省份,如江蘇、浙江、北京、湖南、山東和河南。
2.各省超級中學對A大學錄取機會的壟斷情況
如表2所示,本文將各省超級中學的壟斷程度分成4個層級:輕度壟斷型、中度壟斷型、高度壟斷型和嚴重壟斷型。全國超級中學壟斷指數的均值為0.34,這意味著從全國范圍內來看,34%的A大學錄取機會被各省超級中學所瓜分。從四個壟斷層級省份的分布來看,全國有26個省份屬于“中度壟斷型”及以上,換句話說,在我國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超級中學包攬本省25%以上A大學錄取名額的省市有26個。相形之下,屬于“輕度壟斷型”的省份僅有5個,主要是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和山東、安徽、河南等人口大省。
從EMI值的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我國超級中學的壟斷程度在2012年有明顯下降,這可能與2012年國家實行的貧困地區專項計劃有關。從各省份變化趨勢來看,屬于“高度壟斷型”和“嚴重壟斷型”省份的教育壟斷程度日趨嚴重。此外,結合表1對各省超級中學數量分布狀況的描述可以發現,各省EMI值與超級中學數量表現出一定的負相關關系。較之于東部地區,中西部省份的超級中學數量更少,但其EMI值更大。
(二)各省高中教育質量的基本情況
本部分以各省理科一本線為例來分析探討各省高中教育質量的相關問題。根據各省一本線均值與全國平均值的關系,本文將全國31個省分為如下三個類型:歷年一本線均值低于全國平均值-0.7個標準差以下的為“低分錄取”省份;歷年一本線均值在全國平均值±0.7個標準差以內的為“常規錄取”省份;歷年一本線均值在全國平均值+0.7個標準差以上的則為“高分錄取”省份。
通過分析發現,全國有21個省份屬于“常規錄取”類型,涵蓋東、中、西部地區;屬于“低分錄取”類型的則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寧夏、新疆等5個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省份;還有5個省份屬于“高分錄取”,如河南、河北、山東、廣東等人口大省。此外,結合前文對教育壟斷指數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超級中學教育壟斷指數與理科一本線的變化趨勢大致相反,即超級中學教育壟斷指數越高,省內普通理科一本分數線越有可能會隨之下降(見圖1)。
圖1 全國各省高中教育壟斷指數(EMI)平均位次與一本線排名變化趨勢線
(三)教育壟斷對各省高中教育質量的影響
1.教育壟斷指數對各省理科一本錄取分數線的影響
表3中所有模型的因變量均為理科一本錄取分數線。總體來看,教育壟斷指數對理科一本分數線的影響顯著為負。其中,模型(1)顯示,僅加入省份與年份固定效應時,教育壟斷指數對理科一本分數線的負向影響最大,教育壟斷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理科一本分數線將下降39.4分。當模型(2)中加入高考難度后,模型的解釋力由74.8%上升到87.5%,教育壟斷指數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從39.4下降到15.9,說明高考難度對理科一本線也具有顯著影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壟斷指數對理科一本線的負面影響。模型(6)中,在控制省內教育、經濟等因素的情況下,教育壟斷指數每提高1個單位,理科一本線顯著下降15.6分。從各控制變量來看,高考報考人數和貧困地區專項計劃招生人數的增加、高考難度的降低以及人均GDP的增長都會顯著提高各省的理科一本分數線。
2.教育壟斷指數對各省精英大學錄取分數線的影響
為分析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對代表各省普通高中教育質量最高水平的精英大學錄取分數線的影響。本文還建立了以北大理科錄取分數線為因變量的模型,自變量與表3一致,逐步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與理科一本線的回歸結果相似,教育壟斷指數對北大理科錄取線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高考難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這一負面影響。根據模型(6),在控制了相關因素后,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北大理科錄取分數線顯著下降21分,比理科一本分數線下降的幅度(16分)足足高出5分。可見,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不利于各省普通高中教育質量最高水平的提升,且這種負面影響比對各省高中教育質量的總體影響還要更大一些。
為進一步檢驗超級中學教育壟斷程度對各省精英大學錄取分數線影響的穩健性,本文還以中科大作為另一所精英大學的代表,將其理科錄取分數線作為模型因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逐步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了相關因素后,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中科大理科錄取分數線也會顯著降低21.5分,下降幅度與北大理科錄取分數線基本相同。這與前文結論基本一致,表明本文采用的回歸模型具有較強的穩健性,研究結論較為可靠。
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一直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近年來,“考試機器加工廠”、“尖子生掐光、好教師挖光、清北指標占光”等超級中學的報道頻頻見諸報端。關于超級中學的利弊,學界也有諸多討論,支持者往往以弱勢地區的超級中學為例,將其定義為本地教育的搖籃[8];反對者則認為,僅靠幾所超級中學提升區域教育質量不太現實[9],相反,超級中學不利于一般高中擴大招生規模、提高教學質量,嚴重影響了當地整體辦學規模擴大與質量提升[10]。
本文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超級中學造成的教育壟斷現象較為嚴重;內地有26個省份都屬于中度壟斷型及以上,其中在西部省份長期為一所高中單頭壟斷,在大部分中部和東部省份則為兩所超級中學瓜分,超過三所超級中學的主要是教育與經濟較發達或人口眾多的省份;各省教育壟斷指數名次與理科一本線名次大體上呈現相反的變化趨勢,隨著超級中學教育壟斷程度的提高,本省高中教育質量將會顯著下降,且超級中學的教育壟斷對北大和中科大等精英大學理科錄取分數線的負面影響要明顯大于對各省理科一本線的影響。
事實上,決定一個省高中教育質量的絕對不是少數幾所超級中學,而是占一個省絕大多數的縣級高中及普通地市級高中等非超級中學。超級中學光輝形象的背后,是以犧牲本省縣級中學的發展空間、縣級中學的教育質量,拉低全省總體教育質量為代價的。而這些縣級高中教育質量的整體下降最終會引起本省高中教育質量的全面下滑。一方面,這些弱勢高中在超級中學的擠壓下,陷入優秀生源與骨干教師流失、教育經費投入減少的發展困境,教育教學質量嚴重下滑;每年極低的一本上線率與超級中學的超高北清率形成的強烈反差,又進一步加深了當地學生與家長,乃至地方政府對其教育質量的不良印象;隨著時間積累及各類教育資源投入的兩極分化,縣中日趨沒落,超級中學愈發超級,省域內校際差異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教育生態嚴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縣中等弱勢高中在高考成績上的長期弱勢表現,其在家長與學生心目中的口碑難以在短期內扭轉,本校老師與學生的教學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好苗子都走了再怎么辦也辦不過超級中學”等悲觀思想在弱勢高中盛行[11],這些使得提升縣中教育質量的難度巨大,從而也會進一步挫傷地方政府投資縣級高中教育的積極性。此外,縣級高中是弱勢家庭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主要渠道,縣級高中教育質量的下降將會嚴重阻礙弱勢家庭子女的代際流動,長此以往將會造成階層固化,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綜上所述,要想提高高中教育質量,必須限制超級中學對省內優質生源和師資的壟斷和集中、打破“唯分是舉”的一元化評價模式、引導學生和家長理性選擇教育資源、增加各類專項計劃招生名額等,讓各類高中在公平公正的教育環境下開展有序競爭。對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學生與家長以及高校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真正做到杜絕“校中校”,嚴令禁止公辦學校以民辦學校名義進行跨市、縣招生。從本文問題提出部分所述的超級中學形成機制來看,跨區域無限制招生是保障其能夠選拔全省范圍內優秀生源,并借此保持極高的北清錄取率,獲得學生與家長追捧,順利進入良性循環的最主要因素。如果沒有全省生源的補給和支持,很多超級中學也就不再超級,其高考神話也將不復存在。因此,打破超級中學對全省優質生源的壟斷,首先要規范這些學校的招生行為,嚴禁公辦民辦學校混合招生、混合編班、跨區域無限制招生等行為。
第二,綜合評價高中教育質量,推動高中多樣化發展。現階段,一本上線率,尤其是北清錄取率不僅是社會各界評價一所高中辦學質量的主要標準,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熱衷追求的教育“GDP”。因此,改革唯升學的高中教育質量評估方式,對區域內高中進行兼顧學校辦學基礎與辦學特色的增值性評價,支持與鼓勵不同層次高中突顯亮點,辦出特色。這不僅有利于促進高中多樣化發展,形成各類高中百花齊放的新景象,還能引導社會各界在綜合評價高中辦學質量與水平的基礎上,選擇符合自身個性化需求的高中階段教育。另一方面,對區域內所有高中的增值性評價還能引導教育主管部門均衡分配各類教育資源,避免優質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改善弱勢高中辦學條件,促進區域內高中開展公平有序競爭。
第三,做好弱勢高中師資隊伍建設工作,讓好老師留得住、新老師招得來。除優質生源流失問題之外,優秀教師流失和新教師引進困難也是制約弱勢高中發展的重要因素。對此,需要加大弱勢高中教育經費投入力度,實施教師薪酬激勵政策,增加弱勢高中教師收入;在職稱評定、教師編制方面向弱勢學校的優秀教師傾斜,保障學校有足夠經費支持教師外出參加培訓與交流活動。此外,建議由教育行政部門牽頭,采取訂單式培養方式,定期補充弱勢高中師資隊伍;同時鼓勵弱勢高中新入職教師工作三五年后報考在職教育碩士,并在報考條件與學費方面給予政策傾斜,真正讓弱勢高中做到“好老師留得住,新老師招得來”,從而縮小其與超級中學在師資隊伍建設上的差距。
第四,引導學生與家長理性擇校,鼓勵家長為孩子選擇最合適的教育。我國古代的“孟母三遷”與現代版的“擇校熱”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基于同伴效應為孩子選擇更好教育資源的真實寫照。但研究表明,不同學業基礎學生受到同伴能力提升的影響存在差異,對于高水平學生來說,擁有高能力同伴確實能夠提升學業成績;但如果學生本身的學業成績較差,進入較高水平的學校反而不利于其學業發展[12]。因此,家長在選擇學校時,應該綜合考慮到學生學業基礎,避免盲目跟風追求最好的學校。當學生與家長都開始理性看待超級中學時,超級中學學位“一票難求”、錄取標準水漲船高的現象就會有所緩解,進而有助于促進區域內高中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最后,進一步增加各類專項計劃招生名額,提高政策精準性與有效性。自2012年起,為了促進教育公平,我國陸續實施了面向農村等貧困地區的傾斜性招生政策,如國家專項計劃、地方專項計劃與高校專項計劃,這些專項計劃的實施增加了弱勢地區子女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有助于充分發揮教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作用。并且,本研究結果也表明貧困地區專項計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超級中學教育壟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故應該繼續堅持并進一步增加招生名額。但近些年上述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也催生了類似于超級中學的“最強縣中”。2017年河南省鄲城縣的鄲城一高與光山縣的光山二高,共獲得了河南省當年近一半的北大、清華國家專項計劃投放名額[13];另有研究發現,2017年,僅占全國高中總數的0.7%的108所高中,占據了當年全國高校專項計劃35%的錄取名額[14]。這一結果與政策制定初衷相違背,嚴重損害了大部分弱勢家庭子女的利益。因此,在繼續推行各專項計劃的同時,還需考慮政策的精準性與有效性,避免各類專項計劃招生指標向少數學校聚集,被少數學校壟斷。
本文作者:
郭叢斌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徐柱柱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
張首登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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