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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亮：地主到底是好是壞？

點擊：  作者：唐德亮    來源：紅色文化網 微信號  發(fā)布時間:2021-05-26 11:49:52

 

文壇風云變幻莫測。昨天紅的，今天變成黑；昨天黑的，今天有人又把染成紅。九十年代以降，為漢奸涂脂抹粉已見慣不怪，為封建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大唱贊歌已成時尚，甚至還有為流氓惡霸西門慶爭故里的。過去，作家藝術家們曾成功地塑造出一批壞地主藝術典型，八十年代后，隨著文化多元化的大潮，有一些作家藝術家，如劉震云、嚴歌苓、陳忠實、莫言、周同賓、高滿堂等則“很合時宜”“趕時宜”地寫出了一些“好地主”的形象。與此同時，還有人為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鳴不平，認為他們并沒作品中所描述表現(xiàn)的那么壞，而是被夸大了。

 

地主到底是好是壞？“壞地主”“惡霸地主”多還是“好地主”多？似乎又成了一個問題。現(xiàn)實生活是復雜的、多色調的，我不懷疑確有“開明地主”、“革命地主”、“進步地主”、“善心地主”、“軟弱地主”、“勤勞節(jié)儉地主”、“好心地主”，有既做了不少好事又做了不少壞事即“亦好亦壞、不好不壞”的“中間地主”，有“先壞后好”或“先好后壞”的地主，當然也確有本非地主的“錯劃地主”……但如果文壇又來個大翻盆，大顛覆，大解構，放眼全是“好地主”，從“一片黑”一下變成“一片白”“一片紅”，那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則決非正?，F(xiàn)象，也不符合歷史真實。

 

今天的讀者離地主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了。為避立論偏頗，還是拿清朝和解放前的作家作品作例證吧。清朝“乾隆盛世”時的作家曹雪芹，肯定沒有學過馬列，更不懂階級論，因為那時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還沒誕生呢!況且曹雪芹本身就是個官宦與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創(chuàng)作的代表中國古典文學高峰的巨著《紅樓夢》就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別是賈家這個大地主家族的事情。賈家里頭的賈政、賈母、賈赦、王夫人、賈珍、賈璉、王熙鳳無疑就是大地主，是剝削者，整日過著“烈火烹油，鮮花著錦”、“鐘鳴鼎食”、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生活，“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即系這四家大地主、巨富的真實寫照。他們一餐飯吃去幾十兩銀子，一碗萊要十幾只雞作原料。正如劉姥姥說的，賈家的一席螃蟹宴就夠“莊家人過上一年了”。有錢人花天酒地不足為奇，關鍵要看這些錢是怎么得來的。賈家的收入，主要靠對農民的殘酷剝削。第五十三回寫黑山村莊頭烏進孝在災年向賈府交租，交了幾千兩銀子、上千石米、幾萬斤炭，以及大量的豬、羊、雞、鴨、魚、鹿子、干果、山珍海味，烏進孝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著直到八月，竟一連沒有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的地方，連人帶房，并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可這并沒能打動地主賈珍，他說：“這夠做什么的？”“不和你們要，找誰去？”從作品中我們得知，賈家榮、寧二府一年的地租收入約為八萬兩白銀之多。據清朝《吳江縣志》記載，當時“每畝繳租下至八斗，上至一石五斗，間有一石八斗者”。清初蘇杭地區(qū)“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剝削之重，可見一斑。其次是高利盤剝。如王熙鳳，挪扣奴隸們的月錢去放高利貸，不到一年，就賺了上千兩銀子。不僅如此，他們都是一些滿口“仁義道德”實則心狠手辣的家伙?！都t樓夢》所描寫的四大家族幾年間直接殘害至死的就達三十五人?？滴跄觊g大司寇朱之弻在奏疏中供認：“八旗仆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yǎng)不備，饑寒切于中，鞭撲加于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見《清稗類抄》第三十九冊)“饑寒切于中，鞭撲加于外”可謂說了真話，實際是被逼殺殘害。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作家巴金創(chuàng)作名著《家》時，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家》之成功除了塑造出覺慧、覺新、鳴鳳、琴、梅表姐等人的形象外，還成功地塑造出高老太爺這一典型。高老太爺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他口口聲聲要“拼此殘年極力衛(wèi)道”，保守頑固，但又窮奢極欲，專橫獨斷，荒淫殘暴，扼殺青年一代的愛情，逼死鳴鳳，是個殺人不見血的人物。巴金說：“高老太爺就是封建統(tǒng)治的君主，他還有整個舊禮教作他的統(tǒng)治的理論根據。他就是我的祖父，經濟權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處理年輕人生死的大權也捏在他的手里。不單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爺們全走著這樣的道路。他們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蓋著多少傾軋、斗爭和悲劇，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掙扎而終于不免滅亡。”1921年2月，中共還未誕生，現(xiàn)代著名詩人劉大白(曾任民國教育部代部長)就創(chuàng)作了一首揭露地主的詩歌《田主來》。這是一首敘事詩，描寫農民在田主(即地主)的壓迫下痛苦悲慘之情狀。請讀：

 

一聲田主來，

爸爸眉頭皺不開。

一聲田主到，

媽媽心頭畢剝跳。

爸爸忙掃地，

媽媽忙上灶：

米在桶，酒在壇，

魚在盆，肉在籃；

照例要租雞：

沒有怎么辦？——

本來預備兩只雞：

一只被賊偷，一只遭狗咬；

另買又沒錢，真真不得了！——

阿二來！/和你商量好不好？

外婆給你那只老婆雞，

養(yǎng)到三年也太老，

不如借給我，

明年還你一只雄雞能報曉！’

媽媽淚一揩，

阿二唇一翹：‘譬如賊偷和狗咬，

憑他楦得大肚飽。

別說什么借和還，

雄雞雌雞都不要。

勤的餓，惰的飽，

世間哪里有公道！

辛苦種了一年田，

田主偏來當債討。

大斗重秤十足一，

額外浮收還說少。

更添阿二一只雞，

也不值得再計較！

賊是暗地偷，

狗是背地咬，

都是乘人不見到。

怎像田主兇得很，

明吞面搶真強盜！’

媽媽手亂搖：

阿二別懊惱！

小心田主聽見了，

明年田腳都難保！

 

從這首詩中可知，地主剝削農民，除了沉重的地租，還花樣繁多，比如要在佃農家吃一頓。不但須有米酒、魚、肉好好招待，還須另送兩只租雞。偏偏這一家本來預備的兩只雞，一只被賊偷了，一只被狗咬了，媽媽急得沒法，只得向阿二商借外婆送給他的一只老母雞去完租。阿二的結論是：地主比賊更惡，比狗更兇，明吞面搶真強盜！地主的卑鄙、兇惡，農民的惶恐緊張，在詩中都表現(xiàn)得形象生動。詩人在“萬家墨面沒蒿萊”時代寫下這一首詩，用樸實生動并富有生活氣息的語言表達了作者對農民的深深同情，并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的本質。1949年從大陸敗退去臺灣定居的江蘇作家蔡文甫(其二哥是國民黨鄉(xiāng)長)在其自傳《天生的凡夫俗子》一書中，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農民為何參加革命，如此寫道：“因為佃農終年辛勞，收獲甚少，所以共黨宣傳打倒地主，普受歡迎。”的確，如果地主大多數都是好的，農民生活也是好的，中國革命會發(fā)生么？千千萬萬農民會甘冒殺頭坐牢之危造反么？會發(fā)生振臂一呼，億萬人“云集景從”的波瀾壯闊情景么？中國革命能取得成功嗎？

 

中國的作家如此描述地主，那么外國又如何？蘇聯(lián)等社會主義國家不說，咱們看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誕生)英國詩人林頓《反對地主主義的真憑實據》一詩是怎么寫的：

 

毛驢有得吃，踩莊稼的牛

嘴邊也不掛口套：

他們卻讓勞動著的人

挨餓，孤零零死掉。

富家之犬有他的狗窩，

從早到晚吃肉片，

世上只有勞動的人們

沒人管，死得可憐。

據說我們是天之驕子，

同樣是上帝所生；

制造人間法律的權威

嘲弄了天律的神圣。

我們比下賤的牲口還要苦：

牲口殘廢或老年，

宰掉了事；只有老工人

沒人管，死得可憐。

可悲的青春，壯年的活力，

不到頂點便衰竭；

結了婚，我們詛咒那一天，

或生男育女的時刻

弱者和受苦人的上帝啊，

請俯視這哀號的人間，

別再讓你的勞動人民

沒人管，死得可憐!

 

這首詩從勞動人民的角度，揭露了地主的殘酷與狠毒。出身于地主的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果戈里1842年(馬克思主義還沒誕生)出版的長篇小說《死魂靈》第一部就生動地描寫了幾個壞地主的形象：有胡鬧、無賴、不講信義、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毫無道德的惡少式地主羅士特來夫，有積極鉆營、嚴格監(jiān)督農奴勞動、買賣農奴而又愚鈍多疑的女地主科羅磻契加，有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毫無價值、寄生蟲式的廢物地主瑪尼羅夫，有熊一樣兇殘的地主梭巴開維支，有貪婪吝嗇的地主潑留希金……這些地主沒一個好東西，簡直一個比一個更壞。這部作品因其真實地刻劃出這些地主的“死魂靈”、“臭魂靈”、“壞魂靈”、“惡魂靈”，所以一經出版，便轟動文壇，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名著。

 

上世紀四、五、六、七十年代，我國文壇曾出現(xiàn)過《白毛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紅色娘子軍》、《高玉寶》、《閃閃的紅星》等經典名著名作，賀敬之、丁玲、周立波、梁斌、馮德英、浩然等名家成功塑造出黃世仁、錢文貴、韓老六、馮蘭池、王維一、馬小辮、南霸天、莫懷仁、周扒皮、胡漢三等燴炙人口的藝術典型，他們未必全是真人真事，但卻都是源于生活、有生活原型或集中概括了生活中的地主階級本質特征而塑造出來的不朽藝術形象，是典型的“這一個”。再說近年頗引人爭議的劉文彩。此人乃實有其人，文革中對他的描寫亦確有個別失實與過于夸張之處(如冷月英與水牢)，但大體還是靠譜的。劉文彩靠販賣煙土起家，他強迫農民種罌粟，繼而收煙苗稅、煙土稅、經紀稅、紅燈捐，看到扁擔，他要征“扁擔捐”；看到草鞋，，他又要征“草鞋捐”；對不種罌粟的農民，就收“懶稅”，使川南人民飽受其害。1932年，劉文彩從宜賓出逃前，兩天就搜括20萬銀元。劉文彩的荒淫無恥也令人發(fā)指：有時，他會鼓動一群蕩女在他的房子里跳裸體舞，他坐在沙發(fā)椅上觀看取樂。興到高潮，劉文彩欲火中燒，拋出幾只金戒指，讓美女搶著玩。誰拾得金戒指，他就上去擁抱誰，當場和她們淫樂……1927年，劉文彩派兵捕殺了屏山縣領導六千農民抗煙厘捐的農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徐經邦；1928年3月，劉文彩派軍警特務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qū)區(qū)委書記李筱文和敘府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勛，并鎮(zhèn)壓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屠殺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鎮(zhèn)壓了川南工農革命軍，殺害革命軍領導和戰(zhàn)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驚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員梁戈、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孔方新等五名黨的領導干部慘遭其槍殺；1948年7月12日，劉文彩命令其護家武裝和安仁鎮(zhèn)警察武裝襲擊我黨川南武工委，犧牲二人，其中一人是從延安派回來的八路軍連長朱英漢。同年9月25日，劉文彩下令將武工委主任肖汝霖和民盟成員徐達人槍殺并暴尸于縣城南門示眾。1998年9月25日，大邑縣委縣政府舉行了肖汝霖、朱英漢、徐達人三烈士犧牲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縣委書記發(fā)言聲討了劉文彩殺害革命烈士的罪行。這樣一個血債累累的大惡霸，文革中對他的宣傳雖有夸大失實，他也確實做過一兩件善事，但不能以小德掩大污，黑惡頭目劉漢也做過幾件善事呢。四川漢龍集團（其董事會主席就是劉漢）捐資52萬元建成了一間學校并命名“劉漢希望小學”。媒體與一些機構還將他捧為四川“首善”?，F(xiàn)在有人想借劉文彩做過一兩件善事就全盤為他翻案，卻是居心叵測。中宣部于2000年初發(fā)文指出不能為劉文彩平反?！度嗣袢請蟆芬舶l(fā)表《怎讓沉渣又泛起》一文，針對為劉文彩涂脂抹粉的行徑，指出這是“顛倒黑白，善惡不分”，“拜倒在歷史惡魔腳下”。誠哉斯言。

 

如果說新時期以前的經典名著中地主形象過于單一，而新時期以來的地主形象則過于“人性化”，“人性”到脫離歷史真實且令人難以置信。有評論家就指出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和公公孫懷清的形象十分虛假，那樣的人與事在那樣的年代根本不可能發(fā)生。陳忠實的《白鹿原》中的地主白嘉軒與鹿子霖，鹿子霖是從頭到腳、從里到外都壞透了的，而族長白嘉軒則表面是披著仁義道德儒衣的封建衛(wèi)道士，宣稱“耕讀傳家”“學為好人”，實質上冷酷、專橫、殘忍、卑劣。他強令白興兒等人把手伸進滾燙的水中，斷然拒絕兒子白孝文在斷炊時的求救，巧取豪奪鹿子霖的寶地，大種毒品鴉片牟取暴利，按他制定的《鄉(xiāng)約》嚴懲田小娥、使她被毒打致死，成為封建禮教與宗法制度的犧牲品，用封建“綱常名教”控制白鹿原的農民……。這是另一種惡。白嘉軒與鹿子霖是兩個有新意與深度的壞地主形象，只可惜作者對浸淫封建毒汁的白嘉軒持欣賞態(tài)度，說他“負載了這個民族最優(yōu)秀的精神”，未能像魯迅先生那樣揭穿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質，誤導了廣大讀者。

 

《死魂靈》第一部獲得成功后，果戈里又創(chuàng)作了《死魂靈》第二部。第二部《死魂靈》一反第一部，寫了幾個“好地主”形象。殊料書稿出來后，友人都說主要幾個“好地主”人物形象虛假，果戈里自己也覺得不真實，于是將書稿付之一炬。果戈里不愧為有藝術良知的世界級大作家。

 

魯迅先生說：“這人肉的筵宴現(xiàn)在還在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xiàn)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這“人肉筵宴”的“廚房”雖早已在一九四九年被毀壞，但總是有人在為惡霸地主的亡靈招魂，總有人把地主們全寫成“好地主”，還有人妄圖重建“人肉筵宴”的“廚房”并在實施行動，難怪乎他們要不斷發(fā)表文章、出版書籍并在文藝作品中(如高滿堂編劇的電視劇《闖關東》)改寫歷史，拼命美化地主、丑化長工與貧農；又如電視劇《打狗棍》竟把一個地主少爺、“桿子幫”的首領戴天理塑造成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全河北人民的靈魂”，實在有點離譜甚至荒唐了!

 

（作者：瑤族，當代作家，廣東省作協(xié)詩歌委員會副主任）  原載《文學自由談》2014年第6期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唐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