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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授的感慨

在某專家群里，談到當下的學風，中央黨校三農問題專家徐教授感慨地說：

“大致印象是，改革開放前十多年，學術期刊上冠以‘商榷’副題的論文很多，讀起來很有意思。2000年以后，商榷的學術論文越來越少，基本上都是在自說自話。”

我和徐教授是同時代人，對于他的感慨，我深有同感——以至于沒有經過他的認可，我就把他的感慨引用在這里了，伏請徐教授海涵。

二、前輩的學風

新中國之前的學風如何？

有人說，民國時期崇尚學術自由。

是否如此？我沒研究，不知道，不妄議。

有一點我是知道的，民國時期，閱讀《資本論》是要坐牢的，宣傳《資本論》是要殺頭的。如果今天這個《資本論》研討會在民國時期召開，在座的諸位都得下大獄。

作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50后，我且有幸忝列學界，對于新中國的學風，還是有一些切身感受可以分享的。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甚至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的80年代和90年代，尊重、提倡有針對性的商榷討論，可以說是學術界的主流風尚。

即便在前三十年政治運動的氛圍中，除了個別時期某些偏激的做法外【1】，只要不逾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基本紅線，學界基本上還是尊重和提倡商榷討論的。

尤其令我敬佩的是，在那個時期，學界前輩們之間的商榷對事不對人。他們在論戰中或許是對手，在事業和生活中卻往往是同志和朋友。

三、今天的學風

今天的學風呢？

“基本上都是在自說自話”，徐教授的這個感慨是不是事實？在座的學界同仁比我清楚。如果有人對徐教授的這個判斷存疑，我建議他去翻翻主流刊物刊登的主流文章好了。

為什么今天“商榷性論文”很少見了？個中原由，在座的各位或許見仁見智。然而有一點大家心知肚明：雖然點名道姓的商榷很少見了，但山頭、碼頭和圈子卻并不少見。

表面上看，學術界是一派和諧的盛世景象；然而“自說自話”的背后，卻是主流刊物上的偽問題泛濫成災【2】。

說到“自說自話”，且慢，學界的中青年同仁多半會有些委屈，他們說：“趙老師，不是我們回避商榷性的學術討論，即便我們寫出來了，估計也發不出來吧？”

確實如此。所以面對他們的委屈，我也只有無語。

四、馬學界的傳統

然而公允地講，在馬學界，尊重和提倡商榷討論的學風，這種優良傳統今天仍然延續下來了。

看看我敬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程恩富老師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海派經濟學》，以及丁堡駿教授主編的《當代經濟研究》，其中點名道姓的有針性的商榷討論，并不少見。

還有《政治經濟學評論》《河北經貿大學學報》，它們敢于刊登與主流觀點商榷的文章，在馬學界也享有盛譽。

我不是說，沒有商榷就不能做學問了。我的意思是說，商榷討論是學術進步的催化劑；“在商榷中互相提高”，這是一種學術境界。

這里，我要給劉愛文、李治國、吳文、劉仁營等教授的商榷精神點贊。

我還要給劉召峰教授定期組織學術討論點贊。

我尤其要給馬擁軍教授點贊——在群里討論“對象性”的含義時，馬擁軍教授提供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文本，就令我受益匪淺。

作為馬學界的一份子，我也努力追求“在商榷中提高”的境界。“雖不能至”，理當盡力而為。

比如拙文：《“從抽象到具體”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嗎》（載《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11期），就是以李佃來教授為對象的商榷文章。

五、為何是李教授

我之所以把李佃來教授作為商榷對象，并非針對他個人，只是覺得他的說法比較典型，有代表性而已。

李佃來認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然而在我看來，李佃來對《資本論》研究方法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

尤其是，李佃來特意引用了馬克思那段著名的論述（“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作為自己的論據。在我來看，他的這個論據或許誤讀了馬克思有關“兩條道路”的含義。

所以，拙文（《“從抽象到具體”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嗎》，載《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11期）商榷討論的對象，便指向了李佃來教授。

六、在商榷中深化

前幾天我在知網查閱文獻，偶然讀到李佃來教授發表的新作：《關于〈資本論〉創作方法再探析》，簡稱《再探析》【3】。

我注意到，從之前的“研究方法”到現在的“創作方法”，李教授把《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合二為一，然后放進了《資本論》的“創作方法”。

《資本論》的“創作方法”，這個提法算不算是李佃來教授的回應？我不知道。但他提出的“創作方法”，應該是由來有自。

在我的閱讀范圍里，馬克思著重論證的，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別。

所以，李教授提出《資本論》的“創作方法”，或是在認識上的一個深化，其創意值得認真對待。

在我看來，學術商榷與認識深化相輔相成，認識在商榷中不斷得到深化。

七、有什么意義？

有人不解：“今天還在糾纏《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有什么意義？”

我記得，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俄國學者考夫曼，曾經專門糾纏過《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他說：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

馬克思對考夫曼的這個說法，給予了高度認可：“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

馬克思為什么如此在意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不同？

馬克思為什么勞神費力去討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馬克思為什么把《資本論》的研究方法確認為“嚴格的實在論”？

那些質問“有什么意義”的人，應當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八、“半句都不頂”

如果學界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已經達成共識，那么糾纏這個問題確實沒有意義。

遺憾的是，盡管馬克思確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可是直到今天，有馬學者依然表示：堅決反對。

就連李佃來教授的《再探析》，也依然把“實在論”的方法貶低為“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認為“實在論”不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毛主席曾經講：“有人說，我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什么一句頂一萬句！我的話一句都不頂，半句都不頂！”

看來馬克思也一樣，說了也是白說。

即便馬克思簽字確認《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也不頂用。

所以，繼續商榷仍有意義。

針對李佃來的《再探析》，接下來我繼續商榷如下。

李佃來認為：“從具體到抽象”的實證方法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所以不能作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我要與之商榷的是：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實證主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就不要“實證”。

正如科學不等于“科學主義”，經驗不等于“經驗主義”，客觀不等于“客觀主義”——實證，也不等于“實證主義”。

為了與科學主義劃清界限，就連科學也不能提了；為了與經驗主義撇清關系，就連經驗也成了貶義詞了；為了與客觀主義分清敵我，就連客觀也準不講了；為了與實證主義勢不兩立，就連實證也避之唯恐不及。這不是馬克思主義對待科學和實證的態度。

那么馬克思主義又是怎么看待“經驗”和“實證”的呢？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 

——（歷史唯物主義）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AI從大數據中進行深度學習的過程，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就是“實證”展開的過程嗎？

所以，不要一看到“實證”二字，就把它與“實證主義”混為一談。“實證”與“實證主義”不是一回事。實證是科學的起碼要求，也是馬克思一再強調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重要區別所在。

請問，如果《資本論》的研究方法離開了“經驗實證”，那么它又如何與形而上學的“哲學思辨”劃清界限呢？

如果連“經驗”和“實證”都避之唯恐不及，還奢談什么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

李佃來認為， “從抽象到具體”是辯證的思維過程。如果不承認“從抽象到具體”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那就否定了馬克思的辯證法。

我要與之商榷的是：“從抽象到具體”不等于辯證法，尤其是不等于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因為“從抽象到具體”并不是馬克思的專利，唯物辯證的“從抽象到具體”才是馬克思的專利：

（1）“從抽象到具體”的運思邏輯既可以是“辯證邏輯”，也可以是“形式邏輯”。西方經濟學的“從抽象到具體”，就是數理邏輯（數學化的形式邏輯）的運思過程，而非辯證邏輯的運思過程。“從抽象到具體”當然是辯證法的重要環節，但是，斷言一切“抽象到具體”過程都必然是辯證思維過程，這是對“抽象到具體”方法的誤解，是把馬克思的“抽象到具體”與一般意義上的“抽象到具體”混為一談了。由此可見，“從抽象到具體”并不是馬克思的專利，唯物辯證的“從抽象到具體”才是馬克思的專利。

（2）“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既可以是“唯物”的，也可以是“唯心”的。比如黑格爾的辯證法，就是從“絕對真理”的抽象范疇出發的唯心辯證法（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提出的“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就是從最初的“純有”范疇，到最后的“絕對理念”范疇的推演過程) 。由于懸置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這種建立在唯心基礎上的“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法只能是形而上學的臆想。倘若馬克思也像黑格爾那樣，懸置或撇開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那么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又有什么區別呢?

（3）“從抽象到具體”固然是唯物辯證法的重要環節，但并不是唯物辯證法的全部環節。黑格爾辯證法的過程并不缺少“從抽象到具體”的環節，但是恰恰缺少了“從具體到抽象”的環節。黑格爾辯證法的這個缺陷提醒我們，“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涵蓋不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更不能代替“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

（4）李佃來認為，辯證法只存在于“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我認為，這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誤讀。如果說在《資本論》中，只有“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才是辯證過程，那就奇怪了，難道馬克思“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就不是辯證過程了么? 只講“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法，不講“從具體到抽象”的辯證法; 只強調“從抽象到具體”，卻矮化“從具體到抽象”，這樣的辯證法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但不是馬克思的辯證法。

總之，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不僅建立在“唯物”的基礎上，而且也是“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的對立統一，它既包括“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法，也包括“從具體到抽象”的辯證法。

十一、結 語

我與李佃來的分歧，這里不再重復。

討論我們之間分歧的拙文：《“從抽象到具體”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嗎》，已經發表在《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11期。讀者可以對照李教授的觀點，做一個比較。

最后補充兩點：

其一，那些惡意詆毀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不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不在商榷范圍之內，故應當堅決抵制并給予揭露批判。二者的區別，容另文討論。

其二，我誠懇呼吁，馬學界的刊物專門開設商榷欄目，以推動并引領良好的學風。

注：

【1】比如上世紀70年代，我因閱讀魯迅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被有人當作反動小說“上告”。很多普通群眾認為這純屬“上綱上線”，上面也認為這就是一個笑話，最后不了了之。可見，“相信黨，相信群眾”是有道理的。

【2】比如在經濟學界，證明“放P為什么不脫褲子”之類的智障假設，居然卷成了選題之王（參網文：《趙磊：放P為什么不用脫褲子——來自現代經濟學的證據》）。

【3】李佃來《關于〈資本論〉創作方法再探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11期。

（作者：趙磊，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趙磊教授在“第13屆《資本論》與當代經濟問題學術研討會”的發言文稿；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