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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貿易+科技”雙重壓制步步升級，中美博弈走向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美國媒體驚呼：中美冷戰來了！《經濟學人》大幅標題：新的冷戰來臨（A new kind of cold war）。紐約時報、彭博、金融時報等相繼使用了科技冷戰（Tech Cold War）一詞，紐約時報稱，“數字鐵幕”（Digital IronCurtain）正在中美間徐徐落下。

網絡空間時代，兩極對抗、陣營對壘、意識形態對抗驅動的美蘇冷戰似乎難以重演。但美國在大選驅使、政治極化、民粹主義疊加的背景下，以中國為對手，制造新摩擦、挑起新對抗的態勢已然明朗。新時代最具網絡特征，在遏制中國的工具箱中，網絡戰將是美國的最優選擇。近期人民日報等媒體接連發表系列文章，披露美國可能將人類社會引入網絡戰爭泥潭的種種行徑。網絡空間風乍起，戰鼓聲聲催人醒！網絡空間新時代，中美之間一場新對抗是否難以避免？中國如何做好應對？都需要我們作為“扛得住、過得去”的置頂選項。

一、長期來看，網絡空間新時代為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可行選擇

網絡空間新時代，世界已經有劇變。自20世紀初期開始的全球化進程，被信息化推入快車道，網絡空間新時代已經來臨。威廉·麥克尼爾在《麥克尼爾全球史》中認為，人類社會變革的驅動力是人類文明之間交互聯系的“網絡”，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普及，這個世界性的網絡聯系更加緊密，將深刻重塑人類社會競爭與合作的模式。約瑟夫·奈在《論權力》中認為，信息能夠提供關鍵的權力資源，信息革命正在改變權力的本質，將導致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我們應當看到，互聯網技術改變信息流程只是這場世界劇變的起始，網絡空間的影響正逐步向各個領域蔓延。網絡空間新時代的特征，是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的交融發展。信息變化為源頭，導致權力變化，再依次傳導到其他領域，人類思維模式、社會資源形態、利益獲取渠道、競爭合作模式乃至國際權力格局都將隨之變化。伴隨著技術的進步，這種“漣漪式”的化學反應不斷加速。盡管我們尚處于網絡空間新時代的起點，但未來的趨勢已經初現端倪。

隨著中美摩擦加劇，美國國際安全專家、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舊作《注定一戰：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再次大熱。盡管作者自己承認書名有標題黨嫌疑，其本人對中美前景仍持樂觀態度，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人們傾向于將中美關系的未來概括為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但是在網絡空間新時代，這種套用并不必然。

網絡空間新時代大國關系發生變化：生存沖突可能性降低，意識形態分歧可以管控，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發展趨勢。大陸時代，國家發展取決于土地、人口、礦產資源；海洋時代，國家發展取決于殖民地、航線、貿易權，上述要素均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國家的發展史是一部零和博弈史。網絡空間打破了信息、空間、文化、心理的物理束縛，“一切可被聯接”、“一切近在咫尺”，將人類文明拉升到新的層次。網絡空間不僅為全球化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物質載體，同時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融合，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思想模式逐步磨合，網絡-合作-共贏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國家發展核心要素從土地、資源等“不可再生要素”，逐漸轉向信息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能力、人才資源、全球資源網絡利用能力，尤其是大數據等“可再生要素”。這些資源的獲取不再需要堅船利炮、武力征服，開放、合作日益成為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獲取途徑，大國間原本的零和博弈競爭模式將轉化為合作模式。大國之間沖突的源頭從有限資源的零和博弈，轉向國家意識形態的慣性摩擦，而這種摩擦可以管控，同時會逐步減弱。傳統歷史上的守成者和崛起者，因為網絡空間因此逐步轉變為參與者和合作者，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因而具備現實基礎，這是不可逆轉的潮流趨勢。

中美關系也將因網絡空間而發生變化，共同利益擴大與慣性思維摩擦并存。首先從兩國利益而言，共同利益空間不斷擴大，傳統利益沖突降低。核平衡使得熱戰成本高昂，兩者走向極端沖突的可能性很低。根據《經濟學人》報道，1987年美蘇雙邊貿易額為每年20億美元，不到美國與世界貿易總額的0.25%，而201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每天20億美元，占美國全球貿易額的13%。中美兩國經濟體量加總約占全球GDP的40%。雙方都是信息化與全球化的受益者，盡管中間存在雜音和波折，利益交集仍在不斷擴大。其次從外部挑戰而言，共同風險快速增長，甚至有短期加劇的可能，這將擠壓中美走向合作。在網絡空間條件下，核平衡、恐怖主義、太空軍事化、貧富分化等傳統威脅與新興威脅疊加，共同安全受到挑戰，需要中美聯合面對的風險將不斷增多，部分領域風險存在爆炸式增長的危險，這種不確定性將迫使中美在某個關鍵節點上攜手合作。最后從意識形態摩擦而言，美國意識形態斗爭意識上漲，但中國無意進行意識形態對抗，這種分歧可以通過溝通和對話管控。中國始終強調制度的多樣性和包容性，認為多樣性是世界前進的動力和源泉。而美國某些派別又在醞釀重操“意識形態”武器，用以挑動爭端。對于美國而言，既是政治需要，又有慣性使然。假如雙方共同選擇溝通和對話，隨著兩國文化的進一步交融，分歧終將淡化。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間會有起伏反復。

在網絡空間條件下，中美之間不能簡單化為一個守成者面對新崛起者的零和博弈游戲，世界的變化為中美提供了比對抗更好的選擇，長期來看，合作的可能大于對抗的可能。但美國內部的政策取向是最大變量，中間充滿變化和轉折。對網絡空間時代中美的未來，應當謹慎樂觀。

二、短期來看，網絡空間實力尚不均衡，網絡戰將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首選工具

歷史是多重因素角力的過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大勢所趨，但構建過程必然不是一帆風順。我們曾經思考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提出用“三個相互”來概括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路徑：相互確保利益、相互對等制衡、相互維護安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立要以實力平衡為基礎，中美網絡安全實力需要對等制衡。回顧二戰后國際格局的相對穩定，正是通過核武器的相互摧毀保證了戰略平衡，通過區域結盟的安全觀來實現基本均勢，通過全球化貿易往來實現利益共享。而在網絡空間中，目前國家實力處于極度不平衡狀態。我們曾指出：“美國在網絡空間所具備的優勢比在傳統空間的優勢總和還要大得多”。

美國國內針對中國有不同派別，短期內存在遏制升級的可能。當前美國大選在即，對中國持強硬立場已經成為了華盛頓的政治時髦，例如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先前稱“中國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因壓力又改口稱“中國將成為一種挑戰”。很多學者認為美國國內對于遏制中國已經形成全面共識，應當說在對華強硬趨于共識的趨勢下，尚且派中有派。當前美國政治意識形態極化趨勢達到巔峰，外加特朗普依賴民粹、崇尚獨斷、反對建制、缺乏穩定性的個性特征，美國政壇進入一個左右搖擺、相互分裂、各部門各行其是的階段，實用主義盛行。明確表示要遏制中國的派別，核心觀點也存在差異，除了彭斯、班農、斯金納等公開表達“堅決遏制中國”的極端右翼份子之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仍然不希望完全切斷中美聯系，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仍然是美國后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于美國商界而言，直接與中國做生意的獲利顯然遠遠大于雙方反目，他們更期待的是借機修正中國對美的貿易政策使其獲得更大收益。而對于“沉默的大多數”美國普通民眾而言，他們更關注的是本國精英對自身利益的蔑視、工作機會被移民奪取、收入逐步降低，中國只是發泄以上情緒的出口之一。根據大西洋月刊報道，皮尤中心在今年1月份針對民主黨人什么是華盛頓的首要任務時，中國議題在18個選項中僅排名17。民主黨候選人更關心的是醫保法案、教育、環境和墮胎。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民眾的關注重點。中美關系專家傅立民、歷史學家傅高義在近期的演講中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種現狀表明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并不是鐵板一塊，但是在各方力量的博弈過程中，不排除極端強硬派暫時占上風的情形發生，遏制中國的措施仍有可能短期升級。

美國將優先選擇網絡戰來遏制中國。在美國遏制中國的工具箱中，貿易戰、金融戰未必能夠成為終極選擇，因為中美的經濟和金融領域早已深度綁定。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自5月6日特朗普宣布加征關稅以來，自美國國債收益降至2017年10月以來最低水平，美股創下今年來最差月度表現。道瓊斯指數連續第六周下跌，創2011年來最長下跌周期。就特朗普加征關稅而言，全部懲罰性關稅僅占美國GDP的1%。各大機構近期紛紛下調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世界銀行判斷美國關稅措施可能會導致明年全球GDP減少0.5%,美聯儲紐估計，特朗普的關稅將使普通美國家庭一年多花費831美元。根據CNN報道，包括沃爾瑪在內的600多家美國企業聯名上書特朗普，要求他停止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因為這會讓“美國再失去200萬個工作崗位，并給一個美國四口之家平添2000美元的生活成本，還將令美國GDP下跌1個百分點。”。近期中美股市的反映也證明了，開啟貿易戰、金融戰將是“殺敵一千，自損九百”的自殺式打法。經過將近一年來的測試，美國對華強硬派一定會選擇美國具有單邊優勢、容易制造事端、摩擦成本較低的工具來遏制中國，而網絡戰就是最佳選擇。首先美國開展網絡戰的組織體系和技術手段已經完備，并已積累大量實戰經驗，美國的網絡戰已經不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黑客攻擊，而是以網絡空間為戰域，綜合多種手段，實現網絡攻擊、技術封鎖、實體壓制的綜合戰法，具備單邊優勢；其次宣揚“中國技術超越論”在美國內有市場，容易引發各方面焦慮，形成共識；最后網絡戰具有隱秘性，難以追蹤溯源，不易發現，摩擦成本低。近期美國對中國5G技術及相關企業的壓制，其實質是網絡空間科技戰，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優勢地位。

三、美國具備實力，可以隨時對中國開啟一場不宣而戰的“網絡空間侵略戰”

自克林頓始，美國歷屆總統均高度重視網絡戰力量的建設，將其作為美國對他國戰略優勢提升的重要途徑，到特朗普政府達到巔峰。2018年9月20日，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網絡戰略》，被稱為15年來首份完整清晰的美國國家網絡戰略?2016年底即部署完畢的133支網絡部隊不斷發展，已經具備實戰能力，并開展了一系列實戰檢驗。美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相對完備的網絡戰戰略戰術，并多次付諸實戰。參照過去實例，對美國可能采取的網絡戰法進行簡單梳理：

一是輿論擾亂：通過網絡虛假新聞散播，引發民眾不滿。根據《今日俄羅斯》報道，2019年2月，美國政府指責委內瑞拉政府為阻止美國提供的“人道主義”救援物資進入委內瑞拉，放火焚燒了運輸物資的車隊。美國多家主流媒體通過各種網絡媒體進行了廣泛宣傳，將矛頭指向委內瑞拉政府。事后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和委內瑞拉當地多家媒體公布監控錄像顯示，引發物資車輛著火的火源來自美國支持的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的支持者。

二是網絡滲透：利用網絡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資助扶植反對勢力，引發顏色革命。2019年4月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大學出版了《支援抵抗：戰略和有效性》報告，梳理了二戰以來美國支持他國抵抗勢力開展顛覆活動的47 個案例。美國通過干預局勢、脅迫政府和政權更迭來操縱“顏色革命” 已經駕輕就熟。根據多方報道顯示，2009年至2011年的伊朗“綠色革命”、突尼斯“維基革命”、埃及“臉譜革命”，均系美國政府借助谷歌、推特、臉書等平臺，通過網絡技術工具支持、輿論引導宣教、網上動員等形式，策動網上反抗轉為街頭政治，干預他國政治，破壞主權完整。

三是毀癱設施：對電力系統等網絡基礎設施進行攻擊，造成民用設施癱瘓，引發社會動蕩。2019年3月7日下午，委內瑞拉遭遇全國大規模停電，全國23個州中18個州陷入停電狀態。停電、斷水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大量企業關閉，公共設施癱瘓，整個社會完全陷入了混亂無序，堪比戰后滿目瘡痍。事件發生后，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指責美國通過網絡攻擊了電力設施，宣稱對該國電力系統發起的“網絡攻擊”來自美國芝加哥和休斯敦。目前仍未看到證實美國對委內瑞拉的電力設施進行網絡攻擊的直接證據，但各大媒體和網絡安全專家紛紛對此發表評論，知名學者Kalev Leetaru于2019年3月9日在《福布斯》撰文指出，盡管尚未有證據直接表明，但“美國遙控干預其電網是實際可行的”。

四是竊取信息：通過技術手段進入私人網絡，竊聽機密，盜取信息。除了斯諾登“棱鏡門”事件解密之外，維基解密2016年2月23日凌晨公布的多份秘密文件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網絡監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等多名領導人的對話。德國明鏡周刊披露，200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啟動了代號為“射擊巨人”的情報搜集項目，成功進入華為公司內網，獲取了海量的內部隱私信息、電子郵件和源代碼。2019年3月7日，華為召開外媒記者會，透露已知曉美國政府涉嫌入侵華為服務器。

五是精確打擊：對特定目標進行網絡特種作戰，對特定目標甚至他國科技體系進行精準打擊。2019年2月27日，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國防部官員向外界宣稱，美國網絡戰司令部組織所屬部隊對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羅斯網絡研究機構進行了網絡攻擊和封鎖行動，聲稱該機構干預了美國大選。俄羅斯隨即開展與全球互聯網“斷網”演習，以保障本國網絡安全。同時美國通過網絡精準打擊、科技制裁等手段重創一國科技工業體。綜合紐約時報、明鏡周刊報道，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工業系統進行了多次網絡攻擊。2010年，伊朗核設施及工業系統感染了“震網”病毒，造成其1000多臺離心機癱瘓，導致其核發展進程至少延誤2年以上。據伊朗媒體報道，2018年11月其基礎設施和戰略網絡遭到了比“震網”病毒更猛烈、更先進、更復雜的網絡攻擊。綜合美國對伊朗的經濟、金融制裁手段，以上攻擊對其核工業體系造成了重大損失，使得關鍵工業體系發展滯后于預期。當前美國對中國威脅采取高科技企業制裁、核心技術封鎖等手段，其實質也是為了滯后我網絡空間科技發展。

六是網攻配合：配合常規作戰進行網絡攻擊。《解放軍報》報道，2016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向網戰司令部下達了第一個軍事任務：打擊“伊斯蘭國”。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沃克稱：“我們在朝他們扔網絡炸彈，以前我們從沒這么做過。”英國《金融時報》則引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的網絡安全專家彼得·辛格的話說：“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我們不僅在使用這種能力，而且還承認我們正在使用這種能力。”他表示，這是“網絡戰正常化”的一部分。

七是誘發軍備：引發網絡空間軍備競賽。根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2016年底，中央情報局直屬的網絡情報中心擁有超過5000名員工，總共設計了超過1000個木馬、病毒和其他“武器化惡意代碼”。除了美國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美軍網軍也在開發自己的網絡武器。2015年“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稱，美國開發的網絡武器多達2000種，是世界上頭號網絡武器大國。”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橫掃全球“WannaCry”勒索病毒、2019年5月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遭受的網絡攻擊，均為美國網絡武器庫泄露造成。除了虛擬的網絡代碼武器，人工智能領域與網絡空間緊密關聯，美國在人工智能武器化方面也進行了大量投入，2017年7月12日，應美國情報高級研究計劃局（IARPA）要求，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布《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報告，建議美國在人工智能武器方面進一步加大投入。2018年4月，美國退役軍人保羅·沙雷的新作《無人軍團》（Army of None）顯示，僅在無人機領域，美國軍方在2011年的年度投入就已經達到了60億美元，是911事件之前的20倍。

八是規則控制：加緊網絡戰規則研究，占據網絡戰爭法律規則高點。美國為了主導網絡戰的國際法規則制定權，通過北約卓越合作網絡防御中心（NATO CCD COE）支持，歷時四年，于2013年出版了《塔林手冊》（全稱《塔林網絡戰國際法手冊》）對網絡戰適用國際法問題進行了學術研討，并于2017年發布了《塔林手冊》2.0版。盡管這是一次學術行為，但通過塔林手冊的編制，美國強調將現行國際法規則適用于網絡空間，在解釋套用中，對“武力”、“自衛權”等概念進行了狹義和限定性解釋，試圖憑借其技術優勢，建立以其意志主導的網絡戰爭國際法示范體系，搶占規則高點。而到2014年10月21日，美國干脆直接推出了《網絡空間聯合作戰條令》。作戰條令不同于一般法律文件，其條文更多是作戰實力的標志，是網絡攻防基本套路的規范。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美國網絡戰爭準備已經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九是網絡抹黑：對其他國家網絡空間行為污名化，試圖占據網絡空間道德高點。2014年5月，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5名中國軍方人士，指控他們通過網絡竊取美國公司商業機密，首開美國政府公開控告外國政府公務人員實施網絡黑客犯罪的先河。自此開始，美國相關機構對中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污名化”戰略，試圖給中國扣上“網絡竊密者”、“網絡軍備競賽倡導者”、“網絡空間最大威脅”的帽子，但始終未拿出有力證據。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伊朗、朝鮮先后都成為了美國網絡空間污名化戰略的目標。美國企圖以此方式將自身扮演成為“網絡安全受害者”，在國際網絡治理體系中占有優勢，同時進一步加大網絡戰資源投入。

綜合以上分析，美國已經完成了網絡戰的戰略制定、力量編制、實戰演練相關準備，業已形成綜合新聞戰、政治戰、基礎設施攻擊戰、信息竊取戰、科技戰、網絡特種戰、網絡攻擊戰等多元形態集于一體的網絡戰作戰能力，率先挑起網絡軍備競賽，加緊搶占網絡戰規則和道德雙重高點，早已厲兵秣馬，磨刀霍霍，一場對中國的網絡空間綜合侵略，正在悄然展開。

四、穩操四張“勝券”，堅定打贏對美“網絡空間保衛戰”的信心決心

中國期待和平，但敢戰方能言和。面對美國具備隨時開啟一場對我網絡空間侵略戰的危急態勢，我們只有做好打贏一場對美“網絡空間保衛戰”的準備，才能確保贏得戰略上的主動，贏得網絡空間大國合作的應有地位，這是反抗霸權侵略，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正義之戰！這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關鍵之戰！這是關系人類網絡空間發展方向的道義之戰！我們只能勝利，別無選擇！

怎么贏，需要戰略、戰役、戰術多個層面的應對之策，一篇文章無法細述。結合當前現狀，有四張“勝券”應當在握。

第一張：高舉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大旗，團結一切和平力量，共同捍衛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方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一理。亨廷頓曾經提出美國衰落的五個標志：1957年蘇聯衛星上天、1960年代尼克松宣布多極化、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20世紀70年代蘇聯擴張、20世紀80年代后期里根政府財政和貿易赤字，后來學者又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但與之相比，今天美國放下了人類科技道義的大旗，試圖利用網絡空間的單邊優勢，制造紛爭不斷的網絡空間，這是美國真正衰落的標志。我們應當看到，美國曾經一度倡導為了人類的發展而推動科技進步，這種道義力量既為美國聚攏全球科技資源起到助推作用，同時也為人類科技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產品，功不可沒。而如今，美國被狹隘的意識形態捆綁，試圖用封閉取代開放，用壓制取代競爭，用所謂的一己安全換取網絡空間的共同不安全，已經違背了自己過去所倡導的價值觀，逆歷史潮流而動。

人類文明進步到網絡空間新時代，為我們加速進入太空文明時代鋪就了階梯。擁抱世界、開放合作是擋不住的潮流，傳統風險和網絡催化的未知風險疊加，更需要全人類共同面對。在網絡空間新時代創新的未知荒原上，文明發展的一小步，都將基于人類文明積淀和資源協作。無論是多么強大的國家，封閉必然走向衰落。中國在網絡空間中的地位與在現實空間中的地位匹配：是大國而非強國。但中國歷史文化中，素來有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基因，如今時勢催生使然，中國順應大勢，提出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號召全球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中國業已舉起人類文明發展道義大旗，必將團結號召起一切和平力量，共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力量。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就是戰爭的正義性。一邊走封閉威脅的網絡空間霸權之路，一邊走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道義之路，兩者相較，未開戰之前，雙方高下已分。

第二張：客觀理性的民族精神為支撐，保持戰略定力，正確看待美國。

開展偉大斗爭，需要全民族空前的團結和凝聚，客觀理性的民族精神是基礎。客觀來說，美國是二戰后第一強國。約瑟夫·奈在《美國世紀結束了嗎？》中總結，在19世紀末，美國就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強國，開啟了“美國世紀”。二戰后，美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將近一半，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占比四分之一。美國還擁有分權制衡的政治體系、強大的軍事力量、優秀的科技創新能力、超強的世界話語權、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產品……。硬實力、軟實力加巧實力，美國好比班級里的優秀學生，引來羨慕和崇拜的目光理所當然。但貿易戰一開始，一些奇怪的言論甚囂塵上，如“美國是來幫助中國深化改革”的親美論、“中國一定打不過美國，不如投降”的恐美論、“認為中國做得不對，美國打中國活該”的崇美論。事實勝于雄辯，美國沒有閑情逸致來幫中國改革開放，特朗普眼里只有美國選民，中國也不是軟骨頭。以上三種論調，人民日報等媒體及有關學者都有專文分析。但也需要防止意氣用事。

該怎么看待美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葉征主任提出，“崇美媚美恐美要不得，知學防還得要，就是要知美、學美、防美”。中國多次表態，“要打，奉陪到底。愿談，大門敞開。”但這在和平時期容易做到，摩擦期間很難。好比有人來打你，你盡管不愿意打，對方上來先搗你幾拳，你既不能惱羞成怒拼命反攻，也不能跪地乞憐任人宰割，而要先守住門戶，策略反擊，以戰促和。這既需要戰略定力和包容智慧，又需要高超的斗爭經驗和技巧。要實現中華民族斗爭精神的理性升華，需要國家的引導，也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

第三張：牢固樹立國家總體安全觀的發展理念，不抱幻想，不求僥幸。

“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這句話說透了安全和發展的辯證關系，沒有安全的保障，就不會有國家的發展。牢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發展理念，難點在于居安思危，不抱幻想，不求僥幸，做好防范。美國始終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在美國的國家大戰略體系中，國家安全戰略始終居于首要地位，甚至可以說，美國的成功就在于居安思危。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調整法》，其中第603款明確規定，美國總統應當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闡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迄今為止，先后有6位總統、9屆政府向國會提交了17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的核心任務就是提出當前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并提出相應對策。2017年12月，朗普政府公布了最新版的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提到中國33次，俄羅斯25次，首次將中國列為對美構成競爭的大國之首，排在俄羅斯之前，這是前所未有的。后續的一系列事件是該戰略報告的具體實踐。

盡管我們說美國找錯了對手，但面對美國這樣具備高度戰略危機意識和戰略實施能力的對手，我們必須掌握對等制衡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一段總體平穩的發展階段，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國人，沒有經歷過大的動蕩。全社會居安懈怠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些人認為國際形勢將永遠和平，不會再有大的風浪，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有些人認為通過全球化的深度利益綁定，國與國之間將永遠是心平氣和談貿易。例如在芯片領域，曾有專家認為：美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生產供應商，會擔心賣不出去芯片，依靠貿易體系完全可以解決核心技術問題。這種觀點沒有預判到極端情況下的非常規動作，一旦進入緊急狀態，國家將陷入極度危險的尷尬境地。牢固樹立國家總體安全觀的發展理念，就要時常想想，萬一別人來打我時怎么辦。

第四張：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戰略能力，多策并舉，未雨綢繆。

著名戰略大師張文木先生曾說，大國興衰成敗的關鍵在于戰略思維和戰略能力。網絡空間新時代，國與國的競爭首先是國家戰略的競爭，誰在戰略上謀劃早、判斷準、執行快，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權。在對美“網絡空間保衛戰”中，我們面對的是具備強大戰略體系和戰略能力的美國。1986年《戈德華特-尼古拉斯國防部調整法》就初步形成了系統的美軍戰略管理體制，包括明確美軍各戰略間的體系層級關系，規定總統每年向國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對提升美軍戰略管理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多年的歷練，美國已經形成了戰略情報采集、戰略評估、戰略規劃、戰略協同、戰略調整等一體化的戰略管理能力。以網絡空間為例，在戰略規劃上，美國先后頒布了《網絡空間政策評估》、《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空間行動戰略》等一系列戰略性文件，事先從多個層面做好了相關頂層設計。在戰略調整上，當特朗普公開宣稱5G落后的同時，已經開始不斷加大太空力量的投入。特朗普于2019年2月簽署了組建美國“太空軍”的政策指令，宣布太空軍將于2020年成為新軍種。摩根士丹利表示，特朗普提議的“太空力量”可能有助于推動1萬億美元的星際經濟。同時美國加緊布局衛星互聯網，近期SpaceX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利用“獵鷹9”火箭成功將“星鏈”首批60顆衛星送入了軌道，并計劃在2020年代中期發射12000顆衛星，組成全球覆蓋的衛星互聯網絡，衛星互聯網將對網絡空間競爭態勢和力量平衡產生關鍵性影響。

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是中國在網絡空間“見招拆招”的基本能力，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完成。如何在戰略情報采集上加大力量，提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供決策參考；如何在戰略評估上發揮智庫等智力組織的能力，以定性加定量分析的科學分析方法，讓決策更加精準，防止“拍腦袋”；如何在戰略規劃上敢于放開手腳，不僅局限于一個決策方向，在正反多個方面形成多套預案，甚至做一些超前瞻性、與決策者意志相反方向的研究和準備，以便事情轉化時留有余地；如何在戰略協同上加強統籌規劃，大腦發出信號后，五指迅速成拳，避免某一指做“低級紅或高級黑”；如何在戰略調整上及時評判，當形勢發生變化后因時而動，避免一條道走到黑……留給我們的命題還很多。幾個月前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當有專家發布“假如談不成，該怎么辦”的觀點時，即有人指責此舉是“破壞中美貿易談判的良好氛圍”。我們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首要任務就是不能再出現這種言論。

縱觀人類歷史，人們因網絡而聯接彼此、融合發展，在對空間的征服中改造世界，創造未來。網絡空間時代，因為網絡而讓人類第一次擺脫物理空間的束縛，有能力去征服星辰大海，這個偉大的進程，不應當因為某個國家的一己私利而被打斷。

技術的發展永遠出人意料，假如有一天我們在追逐網絡空間、人工智能、太空科技中發生質變，某種有限的資源成為國家發展要素，或長期依賴的核平衡威懾被打破，人類必然重蹈覆轍自相殘殺而走向滅亡嗎？打好對美“網絡空間保衛戰”，是抵制科技霸權的正義之戰，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捍衛人類發展的正確導向，避免人類被技術創新所反噬。中美兩國有智慧的人，都應當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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