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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捷｜赫魯曉夫為何要完全否定斯大林？

點擊：作者：張捷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4-11-11 18:45:36

從前文所述我們看到，赫魯曉夫堅決要求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為此使用了各種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實真相、顛倒是非和造謠惑眾。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當年曾受過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為什么他對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過去崇拜過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達到什么目的?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回顧一下赫魯曉夫的歷史，了解這個人過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權力頂峰的，有什么樣的性格特點，他這樣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

赫魯曉夫于1894年出生于庫爾斯克農村，14歲那年隨全家來到烏克蘭頓巴斯礦區，先在德國人開的一家工廠里當學徒，后在礦區一家發電廠做金屬裝配工。應該指出，關于他當過礦工之說不確。1918年他參加了紅軍，不久成為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他本人曾在與劇作家沙特羅夫談話時這樣說：“您知道，我是怎樣成為共產黨員的?那時把我們這些年輕的士兵，年輕的紅軍戰士趕到一個劇院去開會，說有一位中央來的同志要講話。出來一個矮小的，比我還要矮小的紅頭發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開口講話，我一下子覺得豁然開朗起來。從這時起，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個講話的人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這就是說，他是由布哈林領進門的。他在回憶錄里用贊揚的語氣回憶起了布哈林，說他這一代人是讀著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成長的，說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

國內戰爭結束后，赫魯曉夫在頓巴斯礦區工作。在20年代初黨內斗爭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邊，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轉向。根據卡岡諾維奇回憶，1925年他以烏克蘭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到頓巴斯視察，然后參加了州黨代會。這時大會代表赫魯曉夫來找他，求他幫忙。他記得赫魯曉夫當時對他說：“我在這里工作很困難。原因是1923-1924年間我支持過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承認了，我甚至被選為區委書記。但是他們對我總是揪住不放……我請求您這位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幫個忙，把我調到別的地方去。”卡岡諾維奇見他能坦率地承認錯誤，便答應考慮他的工作調動問題，不久便把他安排到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機關工作，后來又把他派往基輔，他在那里被選為州委組織部長。1929年赫魯曉夫萌發了上大學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業學院，但知道通不過入學考試，便又去找已調回莫斯科的卡岡諾維奇幫忙，卡岡諾維奇答應了。赫魯曉夫入學后，沒有認真學習專業知識，立即投入到學院內反對右傾分子的斗爭中去，表現得非常積極。這時他已把他崇拜過的偶像完全拋棄了。當時擔任莫斯科州委書記并兼任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卡岡諾維奇便決定提拔他為學院黨支部書記。他還碰上了后來對他的前途產生重大影響的機遇。這時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正好也在工業學院學習，是黨組織的一個干部，經常與赫魯曉夫碰頭。她對赫魯曉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當卡岡諾維奇要調赫魯曉夫到莫斯科市委擔任領導職務而同斯大林商量時，斯大林欣然同意，這與阿利盧耶娃常在他面前稱贊赫魯曉夫不無關系。從此赫魯曉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岡諾維奇在回憶往事時說：

現在還有人問我，你舉薦赫魯曉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說，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著他從1925年成長為邊疆區和州一級重要領導人的。他為我們的國家和黨做了有益的事，同時也有錯誤和缺點，這是誰也免不了的。然而聯共(布)中央第一書記的這個“高位”對他來說太高了……有這樣的人，他們一旦登上了高位就頭腦發昏。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人。他身居最高職位后頭腦就發起昏來了，便開始胡鬧，這對他本人、尤其對黨和國家是很危險的，何況他明顯地缺乏堅定性和文化理論修養。

卡岡諾維奇的這段話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說的，他在談到那個忘恩負義、把他打成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的赫魯曉夫時還是比較冷靜和客觀的，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卻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卡岡諾維奇，他這樣寫道：

像卡岡諾維奇這樣善于阿諛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說為了斯大林的某種事業的利益必須這樣做，他就會把親生父親給殺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岡諾維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會喊得嗓門比誰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處逮捕和揭露“敵人”。

把他們兩人的話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兩人品格的不同。其實，赫魯曉夫的種種表現恰好說明，他的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從了解情況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魯曉夫的實際表現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雖有較強的活動能力，但缺乏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的最起碼的文化知識、理論素養和道德觀念，談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為人粗野，有時蠻不講理。他的適應能力很強，善于變化。他文化水平不高，連一個小學生都應掌握的拼寫法也沒有學好，謝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時把“οзнакомиться”(意為“知悉”)寫成“азнакοмица”。無怪乎他從不親自動筆，只進行口授。但是他練就一張利嘴，能滔滔不絕地發表煽動性很強的講話和編造各種故事。此人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容易激動，有時達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點連他自己也承認。他在與劇作家沙特羅夫的談話中說：

我沒有受過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頭腦里應該有兩個學院講授的知識。而我只上到教會小學四年級，沒有接著上中學，直接上了大學，沒有畢業。經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許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們當中的人。

這些話是他晚年說的，總算還有一點自責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勁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這個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據了解情況的人說，斯大林邀請政治局委員們到他的別墅聚會時，常常拿赫魯曉夫取樂，強迫他跳烏克蘭的戈帕克舞。這時赫魯曉夫只好扭動他胖乎乎的身軀，跳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著巴掌。有人說，斯大林常讓赫魯曉夫扮演小丑的角色，這未免言過其實，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這似乎是確實的。由此看來，斯大林在給自己的《傳略》填寫的話中沒有把赫魯曉夫列入黨的領導核心的名單，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魯曉夫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開頭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對斯大林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和領袖懷有崇敬之心。但是隨著直接接觸的增多，對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認斯大林有高人一頭之處，另一方面又認為他有“某種無法歸入任何范疇的野蠻的東西”，逐漸產生一種敬畏和恐懼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膽戰心驚，擔心出差錯而獲咎。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對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著，心里肯定是不滿的。同時他把自己與某些受到處置的人相比，覺得斯大林對自己還可以。因此他對斯大林的態度是充滿矛盾的。當劇作家沙特羅夫問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時，他回答說：

不是個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對待我要比對待別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幾乎認為我是他的“寵兒”。我家只有兒媳一人坐過牢。他有時把我稱為波蘭特務，叫我赫魯曉夫斯基，強迫我跳舞，總的說來，就這些。與別人的遭遇無法相比。

那么這里又要問，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魯曉夫作那個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呢?一位名叫阿爾帕托夫的學者的說法比較簡單，他把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行為稱為“奴仆找死去的老爺報仇”。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謝米恰斯內依也說，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魯曉夫，甚至糟踐他。可以感覺到，長期積累的怨氣一旦得到發泄的機會，他什么話說不出來?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里實際上是在與斯大林“算個人的舊賬”，說他“沒有真正譴責破壞法制的行為和赫魯曉夫自己也參加的30年代的鎮壓行動，對斯大林作了絕對主觀的評價，把發生所有消極現象的責任全部推給斯大林”。

政論家布爾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聽了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的錄音后說：“赫魯曉夫深受斯大林主義的傷害。這里什么都攪和在一起：既有對領袖的神秘的恐懼，又有無辜者的鮮血引起的心悸。這里有感到自己對被毀滅的生命負有責任的感覺，也有幾十年來蓄積在心中、就要像鍋中的蒸汽那樣噴發出來的反抗。”他還說，這是因為“赫魯曉夫本人也雙手沾滿了鮮血”。赫魯曉夫自己在同沙特羅夫談話時也承認這一點。當沙特羅夫問他對什么事感到后悔時，他回答道：

最感到后悔的是讓許多人流了血。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當時我虔誠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

在布爾拉茨基看來，赫魯曉夫發動對斯大林的批判，既是為了卸掉多年來壓在自己心頭的重負，求得自己內心的安寧，也是對斯大林的反抗。

歷史學家葉麥利揚諾夫認為赫魯曉夫制造關于斯大林的神話的目的有三個：第一，通過秘密報告首次披露大規模鎮壓的行為，推脫自己對許多無辜者被殺和被關押的責任;第二，力圖表明是他使國家擺脫了恐懼，讓代表們相信，只有他當政，才能保證不發生各種違法行為;第三，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名單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給自己騰出位置，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

俄羅斯社會學研究部門“列瓦達中心”主任列瓦達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問題時說：

對赫魯曉夫采取這一行動的動機可作不同解釋，他本人也多次試圖說明這一點。但是所有這些解釋都是缺乏說服力的。這些解釋當中最合理的是這樣的說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們不這樣做就無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這是主要的。

以上的各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魯曉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報告的，本來應該客觀冷靜，不摻雜個人的感情，可是他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興發揮，對斯大林進行無端的攻擊，這確實像是一個受了半輩子氣的奴仆發泄對已故主人的憤恨，或者像布爾拉茨基說的那樣，是多年來蓄積在內心的反抗的總爆發。當然，作為當年大規模鎮壓行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著重講這個問題，也是為了爭取主動，并把全部責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貝利亞身上，為自己開脫。這樣做，也如同列瓦達所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關于這一點，赫魯曉夫自己在回憶錄中也曾談到過。據他的回憶，他在勸說蘇共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同意他作秘密報告時曾說：“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輩子有一次能夠認罪，那么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諒解，也能受到寬容對待。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待是否應該作關于斯大林濫用職權的報告的問題，那么這樣的報告只能在現在的二十大就作。到二十一大時再作就晚了，如果我們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們回答的話。因此最好現在再作一個報告。”這里他也把進行勸說的時間說成“在代表大會開幕后”，實際上可能是在會前討論是否決定作秘密報告時說的。另據他的女兒拉達證實，赫魯曉夫在家里也說過這樣的話：這是唯一的機會，要么我們現在就講，要么讓人民把我們消滅掉，而且他們那樣做是對的。

至于說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的目的這一點，也有一定的根據。上面提到過，他口頭上雖然說個人崇拜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實際上根本不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論述;他雖然提出要恢復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把無限的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里，然而實際上他在準備作秘密報告的過程中就嚴重違背黨內生活的準則和集體領導的原則，而后來當他把黨政大權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駕在黨和人民之上，飛揚跋扈，獨斷專行，并且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為自己做宣傳，唱贊歌。當時也有一些人對他阿諛奉承，贊揚他的“功績”，制造對他的個人崇拜。但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眼里，赫魯曉夫卻是一個丑角一類的人物，他的種種表現，使他獲得了不少雅號。人們根據他的愚昧和無知，稱他為“登上寶座的傻瓜伊萬”;根據他善于滔滔不絕地說空話大話和造謠撒謊，稱他為“饒舌的人”。他對玉米情有獨鐘，不問自然條件如何，要求在蘇聯廣闊領土上普遍種玉米，因而被稱為“玉米迷”。他把黨組織分為工業黨和農業黨，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開始時采取冒險主義的做法，后來倉皇撤退，遭到國際社會的恥笑。而他作為蘇聯政府首腦在聯合國大會上脫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時名揚世界。當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談到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時曾說，毫無疑問，有過個人崇拜，但是也有過值得崇拜的個人。言下之意，赫魯曉夫這樣的人也搞個人崇拜這一套，確實有點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薩爾的信中談到他的劇本《濟金根》時說：“您的《濟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文藝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實際存在的像赫魯曉夫這樣的歷史人物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來自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進來。其中有許多人在革命的洪爐里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和自覺的學習改造，成長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但是也有人抱著個人目的參加革命隊伍，放松甚至不進行自我改造，憑著自己較強的工作能力以及適應環境和迎合領導的本領，在革命隊伍內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為各級領導干部。他們一方面在正確路線的指引和斯大林嚴格的管束下，曾為社會主義建設和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出過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現偏差和錯誤時，由于他們的過分熱心和努力，給事業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同時由于制度上存在種種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監督機制，他們逐漸形成一個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既得利益集團。赫魯曉夫就是這個集團的代表。他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這個集團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現，是這個集團為維護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動。

斯大林逝世后，國際形勢和蘇聯國內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在“冷戰”中做法有所改變，開始對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思想宣傳和思想滲透，并在其內部培養親西方勢力和尋找代理人。而在蘇聯國內，在恢復和發展經濟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30年代和戰后鎮壓行動中的冤假錯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黨內和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希望改變現狀的情緒。在西方的影響下自由主義思潮開始抬頭，這在知識界表現得尤其明顯，而領導集團中相當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想。可以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對個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為了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問題的本質。